我当了一辈子军人，非军人生活只是从小说里知道一二。真正军人的心理与众不同，对于他来说，战争是正义或非正义的，这无关紧要。派我到哪儿去打仗，哪儿进行的就是正义战争，就是非打不可的战争。这次派我去打仗时，也说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我们也这样认为。我本人也站在士兵中间，对他们宣讲保卫我国南方边境的意义，我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一周两次政治学习。难道我能说“我怀疑”？部队可不容忍自由思想。你已经被摆在队伍里了，从今以后，你的一切行动只能听从命令。从早晨到晚上都是如此。

命令：“起床！”

大家起床。

命令：“排队，准备做早操！向左转，跑步走！”

做完了早操。

“解散，可以到树林中稍息五分钟。”

大家解散了。

命令：“排队！”

……

我在兵营里从未见过有谁挂过相片，挂谁的呢？……比方说，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或者列夫·托尔斯泰的相片，我一次也没有见过。挂的是尼古拉·加斯泰洛、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英雄们……

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尉，在自己的房间挂了罗曼·罗兰的相片（是从某本杂志上剪下来的）。部队首长进了屋：“这是什么人？”

“上校同志，这是罗曼·罗兰，法国作家。”

“马上把这个法国人摘掉！难道我们本国的英雄还不够用吗？”

“上校同志……”

“向后转，到仓库去，带着卡尔·马克思像回来！”

“他可是德国人呀！”

“住口！禁闭两昼夜！”

卡尔·马克思与这有什么关系？我对士兵们也说过：这架车床怎么能使用？这是外国制造的。这辆外国牌子的汽车怎么能开？它在咱们的道路上会散架的。世界上最好的产品都是我国制造的：我国的机床，我国的汽车，我国的人民。到了现在，我才开始考虑：为什么日本机床就不能是最好的？为什么法国的卡普伦长袜就不能是最好的？为什么中国姑娘就不能是最好的？我已经五十岁了……

我做了一个梦，我杀了一个人，那个人跪着，手脚着地。他没有抬头，我看不见他的脸，他们长得都一个模样……我心安理得地朝他开了一枪，我看见了他的血，我喊了一声，我醒来时想起了梦里的事……

这儿已经有人写文章谈论政治错误，说这场战争是“勃列日涅夫的冒险行动”，是“罪行”。可是我们当时不能不作战，不能不去死，也不能不杀人。这儿写文章，那边死人。请你们不要评论，你们评论不了！我们保卫了什么？革命？不，我已经不这么想了，我心里已经开始另有想法了。但，我硬是说服自己，我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军事城镇，保卫我国人民。

稻田在燃烧，稻田是用曳光弹烧起来的。稻田滋滋作响，火蔓延得很快，炎热也助长了战火……农民奔来奔去，从田里抢救烧焦了的稻子……我从来没有见过阿富汗孩子哭，孩子们又瘦又小，猜不出他们有几岁。他们穿着肥大的裤子，下边露着两只小脚丫。

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人想把我打死……铅弹没有头脑……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否能习惯这种现象？……那边的西瓜、香瓜足有板凳那么大，用刺刀一捅就碎。死很简单，杀人则要难得多……谁也不谈死人的事……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那是一种游戏规则……收拾行装，准备出击，背包底下留一封写给妻子的信——告别的信。我写道：“把我的手枪钻个孔，留给儿子。”

战斗打响了，录音机还在叫，忘记把它关掉，是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的声音：

在黄色的炎热的非洲，

在它的中心地带，

突然超出工作的安排，

发生了不幸的意外。

“看来要发大水！”

大象说没有弄清青红皂白。

总之是这么一件事，

有个长颈鹿在向羚羊求爱。

“杜什曼”也听维索茨基的歌……夜间，我们埋伏在地，听他们那边在唱：

请脱帽，请脱帽！

我的朋友去了马加丹，

他是自愿去的，自愿去的，

没有押解，不是囚犯。

他们在山里看我国的影片……关于科托夫斯基，关于科夫帕克……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机、一台录音机……他们向我们学习，以便跟我们作战……

我从我们那些被打死的娃娃兵的衣袋里掏出一些信件……照片……契尔尼戈夫的塔尼娅……普斯科夫的马申卡……这些都是在省城照相馆拍的，样式相同……相片下边是一些幼稚的题词：“我像夜莺盼望夏天，盼望你的回信。”“飞吧，带着我的问候飞去，再带着你的回信飞来！”这些相片像一摞纸牌摆在我的办公桌上……一张张漂亮的俄罗斯姑娘的面孔……

我回不到那个世界了……我做过努力，但毫无结果……我的血压高了，缺少工作压力……血中的肾上腺素在闹腾，缺乏尖锐的刺激，对生活的藐视……医生诊断说：血管狭窄……我需要一种节奏，一种能使我厮杀打架的节奏……我现在也想到那边去，但不知到了那边我会有什么感觉……大道上扔着一些被摧毁，被烧坏的军车、坦克、装甲输送车……难道我们在那边只能留下这些玩意儿？

我去了公墓……我想围着“阿富汗人”的坟转一圈……我遇到某人的母亲……

“你走开吧，指挥官。你已经有了白发，你还活着，可是我的好儿子躺在这里……我的好儿子还没有刮过一次胡须……”

不久以前，我的一位朋友去世了，他曾在埃塞俄比亚打过仗。在那炎热的地方，他换了一个肾，他所知道的一切与他一起消失了。另外一位同志讲他怎样去了越南……我也见过到过安哥拉、埃及的人，见过1956年到过匈牙利、1978年到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我们在一起交谈，在别墅院里一起种过小萝卜，钓鱼……我现在是领取养老金的人……我在喀布尔军医院割掉了一个肺……赫梅里尼茨基郊区有个军医院，那里住着被家人拒绝接受的人，也有自己不愿意回家的人……有个小伙子从那个军医院给我写信说：“我没有胳膊，没有腿，早晨醒来，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是人还是动物？有时真想‘喵喵’叫两声或者‘汪汪狂’吠一阵，但我咬紧了牙关……”

我需要一种节奏，一种能够让我厮杀打架的节奏。可是我不知道，我该和谁打架。我已经不能站在自己的娃娃兵当中宣传“我们是最优秀的，我们是最正义的”了。但我坚持认为，我们曾经想当那样的人，可惜没有当成，为什么？

——一位少校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