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格里斯剩下的几个月里，除了看管给养室和从基地图书馆借书看以外，一天中大多数时间我都无所事事。

再也不用送寝具到达豪去了。拉帕波特对人说了我们去难民营的事，结果传到上尉耳中。我们被押送到他的办公室，因为辱没军人的行为受到训斥，还被关了两个星期禁闭。拉帕波特说很抱歉，他并不是想让某个浑蛋去告密，只是为难民营里的妇女感到难过。他对我说，我不应该和韦伯那种人来往，巴克还行，但韦伯就是个人渣。他说我应该集中精力接受教育，犹太人就是这样考虑的。他又怎么能知道有多少次我看着纽约的大学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和他们一样呢？他说我退役的时候，能享受对驻朝美军的优待：可以上大学。但我甚至连高中文凭都没有，那又有什么用呢？他说我不应该光想着为什么有些事不能做，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有些事我能做。

这就是拉帕波特的说话方式。我猜，犹太人就是这样。

我对他说，我得谋生，不能回到纽约上高中。

夜校，拉帕波特说。

那样我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拿到高中文凭？

几年。

不行。连续好几年都白天上班晚上上学，我做不到。我会在一个月内死掉。

那你打算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

所以呢？拉帕波特说。

我的眼睛红红的，满是眼屎。伯迪克军士叫我去医生那儿。军医想知道我上次治疗的情况。我告诉他纽约有位医生说我得了一种来自新几内亚的病。他说，那就是了，那就是你得的病了。士兵，去把你的头发剃掉，两星期后再来。在军队里，将头发剃掉不是多么糟糕的事，因为老得戴着帽子或钢盔，除非到酒吧去。伦格里斯的姑娘们会喊道：哦，爱尔兰人得了花柳病。如果你试着解释那不是花柳病，她们只会拍拍你的脸颊说：不论得不得花柳病，随时恭候。两星期过去了，我的眼睛没见起色。医生说我得回慕尼黑的军队医院观察一下，没有为他犯的大错而道歉，也没有为叫我剃头而道歉。那也许根本不是头皮屑或者来自新几内亚的什么东西。他说现在是危急时期，俄国人在边境集结，我们的部队得身体健康，不想为这个会感染整个欧洲司令部的新几内亚眼病冒险。

他们又把我送上吉普车，但这次司机是一名叫文尼·甘迪亚的古巴下士，患有哮喘，当兵前是个鼓手。让他在军队里待着真是不容易，他的音乐事业进展缓慢，需要挣钱寄给古巴的家人。在基础训练阶段，他们打算将他踢出军队，因为他的肩膀都是骨头，根本扛不了来复枪或点五〇口径的机枪枪管。他在一个箱子上看到一张高洁丝牌护垫的照片，突然灵光一闪。上帝啊，就是它了。他悄悄地将高洁丝牌护垫塞到衬衫下当垫肩，这样就作好了准备，可以迎接军队扔给他的任何东西了。我想起拉帕波特也是这么做的，不知道高洁丝公司知不知道他们正在帮助美军的战斗人员。在前往慕尼黑的路上，文尼用胳膊肘驾驶方向盘，这样就可以用鼓槌敲东西了。他喘着气唱了几段歌，还打着鼓点，蹦蹦哒咚蹦哒咚喉咚蹦：先生，你怎么称呼它？你今晚做什么？他太兴奋了，哮喘发作，喘得太厉害，不得不将吉普车停下，打开人工呼吸器。他头靠方向盘歇着，抬起头来的时候，由于呼吸过度，脸上挂满了泪水。他对我说，我应该感激自己只是眼睛疼。他希望自己得的是眼睛疼而不是哮喘，这样就可以继续打鼓，不用停下来用该死的呼吸器呼吸。眼睛疼不会击倒一名鼓手，只要他能打鼓，他才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瞎了。如果不能打那该死的鼓，活着又有什么用呢？人们不会意识到没有得哮喘的好处。他们坐在一起无病呻吟，抱怨人生，一直能顺畅正常地呼吸、呼吸，还把这当成理所当然。让他们得一天的哮喘，只要一天，他们就会在余生为自己的每一次呼吸而感谢上帝。他说他一定要发明一种可以戴在头上的小玩意儿，某种类似头盔的东西，这样就可以在演出的时候呼吸，在舞台上像小孩子一样呼吸新鲜空气，敲着鼓唱着歌。操，那才是天堂呢。吉恩·克鲁帕、巴迪·里奇，他们就没得哮喘，幸运的家伙。他说，如果我退伍时眼睛还能看得见，就带我到第五十二大街——世界上最伟大的街道的酒吧去。如果我的眼睛看不见，他还是会带我去的。操，你不用看，听声音就可以，伙计。他喘着气，而我拿着根白色拐杖或者牵着条导盲犬，在第五十二大街上走来走去。那不是很有意思吗？我可以和那个盲人雷·查尔斯坐在一起，交换交换意见。文尼大笑起来，使得哮喘又犯了。缓过气来的时候，他说哮喘是个坏东西，如果想到好玩的事儿，就会笑，而这会让人无法呼吸，也让他很恼火。人们笑着四处闲逛，觉得理所当然，从来不会想到得了哮喘去打鼓会是什么样，不能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人们只是不去想那些事。

慕尼黑的军医说，纽约和伦格里斯的医生都是笨蛋。他往我的眼睛里倒了些银白色的酸酸的东西，叫我不要哭哭啼啼，要像个男人。你不是唯一得这种传染病的单位，妈的。我应该庆幸自己不是在朝鲜屁股被打掉的单位，那些在德国的大屁股单位，有一半应该去作战。他叫我向上看，向下看，向右看，向左看，这样就可以让药水滴到眼睛的毎一个角落。他想知道，他们怎么，他们怎么能让这样的两只眼睛来到这个男子汉的队伍里呢？他们派我到德国，真是件好事。如果上了战场，我需要一只导盲犬。我得在医院待几天，如果睁开双眼闭上嘴巴，我会是一个不错的单位。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停地称呼我为一个单位，我怀疑眼科医生是不是有别于其他的医生。

在医院里，最棒的一件事就是即使眼睛不好，我也可以整天看书，一直看到晚上。医生说我应该让眼睛休息一下，叫护理员在下一个通知到来之前，每天往这个单位的眼睛里滴银白色药水。但护理员阿波罗对我说医生是个笨蛋，他拿来一管青霉素药膏，抹到我的眼睑上。他说自己略知一二，以前上过医学院，但因心脏不好退了学。

一天之后，感染消失了。现在，我担心医生会把我送回伦格里斯，那将意味着我再也不能轻松自在地看赞恩·格雷、马克·吐温、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书了。阿波罗叫我不要担心，如果医生来病房，我就用盐揉眼睛。这样，它们看上去就像……

雪地里的两个尿坑，我说。

没错。

我对他说，很久以前，我母亲就让我用盐揉眼睛，让它们看上去像是发炎的样子，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利默里克一个小气吝啬的家伙那儿得到钱买食物了。阿波罗说：是的，但现在是现在。

他想知道我的咖啡和香烟配给份额。很显然，我不用这些东西，而他很乐意用青霉素药膏来交换。否则，医生就会拿着银白色的东西进来，而我也会很快回到伦格里斯清点床单和毯子，直到三个月后退伍为止。阿波罗说慕尼黑到处都是女人，和她们上床很容易，但他要的是些高级的东西，而不是某个炸烂的房子里的妓女。

我所有的不幸都源自赫尔曼·梅尔维尔写的一本书，《皮埃尔》。这本书一点也不像《白鲸》，是那么枯燥乏味，让我在大中午就睡着了。医生将我摇醒，手里挥舞着阿波罗留下的青霉素药膏。

起来，妈的。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个？阿波罗，对不对？那个单位，阿波罗。那个该死的密西西比州蹩脚医学院的辍学生。

他大步走到门口，冲着大厅吼道：阿波罗，快滚到这儿来。远处传来了阿波罗的声音：是的，长官，是的，长官。

你，妈的，你，你给这个单位用了这个药膏？

在某种程度上，长官，是的，长官。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他在受苦，长官，因为眼睛而大声尖叫。

你怎么会因为眼睛而大声尖叫？

我是说，长官，疼痛。他大声尖叫。我会用青霉素。

谁告诉你的？你是他妈的医生吗？

不是，长官。我只是在密西西比州看见他们这么做过。

去你妈的密西西比州，阿波罗。

是的，长官。

你，士兵，你用那样的眼睛看什么书？

《皮埃尔》，长官。

上帝！它讲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长官。我想是关于夹在一个黑发女人和一个金发女人中间左右为难的皮埃尔的故事。他试着在纽约的一间屋子里写书，觉得太冷了，女人们只好用加热过的热砖头来给他暖脚。

上帝。回到你的连队去吧，士兵。如果可以躺在这儿看那样的单位的书，你就能再次成为一个活跃的单位。你，阿波罗，你很幸运，我不把你的屁股交给行刑队。

是的，长官。

解散。

第二天，文尼·甘迪亚开车将我送回到伦格里斯。这次，他没有带着鼓槌开车，他说再也不能这么干了。上次送我到慕尼黑后，他几乎送了命。你不能开车，打鼓，还应付你的哮喘。就这么简单，你得作出选择，而鼓槌就得离开了。如果出了事故，伤到手，不能再演出，他就将自己的头塞到烤炉里。就这么简单。他迫不及待想回到纽约，在第五十二大街——世界上最伟大的街道上四处溜达，要我答应会在纽约和他见面，他要带我到所有伟大的爵士乐酒吧去。不要钱，免费，因为他认识所有人。他们也知道，要是他不得这该死的哮喘，就会跟克鲁帕和里奇同台演出，同台演出。

有一条法律规定我可以申请再服役九个月，同时免服六年的预备役。如果我继续服兵役，他们就不能在美国决定到遥远的地方保卫民主时召我回去。我可以在这个给养室待上九个月，发放床单、毯子、避孕套，到村子里喝啤酒，偶尔带回个姑娘来，从基地图书馆借书看。我可以回到爱尔兰，对奶奶说自己怒气冲冲走出家门时的痛苦；可以到慕尼黑上舞蹈课，这样利默里克所有的女孩都会排着队和佩戴军士肩章（我一定会拥有的）的我跳舞。

但是，埃默来信告诉我，她是如何掰着手指头数我回来的日子。我不能再在德国待上九个月。我从来不知道她是这么喜欢我。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一个女孩这么说。现在，我因为她喜欢我而喜欢上了她。能够被埃默喜欢，我太兴奋了，我写信告诉她我爱她。她告诉我她也爱我。我飞上了天堂。我真想立马整理行李袋，跳上飞机回到她身边。

我写信告诉她，我是多么想她，在伦格里斯闻她信上的香水味。梦想着我们在纽约的生活：每天早上我出门上班，一份温暖的室内工作，坐在桌旁，匆匆写下重要的决定。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早早上床，这样就有很多时间做爱达到高潮。

当然，我不能在信上提到高潮，因为埃默很纯洁。如果她母亲知道我有这种梦想，门就会永远在我面前关上，而我就会被剥夺和唯一一个说喜欢我的女孩来往的机会。

我不能告诉埃默我贪求巴尔的摩酒店的女大学生，以及我和伦格里斯、慕尼黑，还有难民营的姑娘们上床的事。她一定会很吃惊，也许还会告诉她们全家，特别是她的哥哥利亚姆，那会对我的生命构成威胁。

拉帕波特说，在你结婚之前，应该告诉新娘你和其他女孩做过的所有事。巴克说：胡说八道，人生最棒的事就是闭上嘴巴，特别是对将要与之结婚的人。就像在军队一样，绝不说话，绝不主动说话。

韦伯说：我不会对任何人说任何事。拉帕波特叫他滚到一边去。韦伯说他结婚的时候，会为那女孩做一件事，确保自己不得花柳病，因为那东西会传染。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得花柳病。

拉帕波特说：上帝啊，畜生也会有感情。

我回国的头天晚上，巴德·托尔兹饭店有个聚会。军官和军土们带着妻子，那意味着普通士兵不能带他们的德国女朋友，军官的妻子们会不同意。她们知道有些普通士兵的妻子正等着他们回家，和那些可能毁了美好的美国家庭的德国女孩坐在一起不合适。

上尉做了个演讲，说我是他手下最棒的士兵之一。伯迪克军士发表了演讲，颁给我一个卷轴奖状，奖励我严格控制床单、毯子和保护性工具。

当他提到保护性工具时，桌子边传来一阵窃笑。军官们用警告的目光告诉人们：住嘴，我们的妻子在这儿呢。

有一个军官的妻子叫贝琳达，年纪和我相仿。如果她没有丈夫，我可能会借着几杯啤酒给的勇气和她说上几句话。但是用不着，因为她靠过来小声说，所有的军官妻子都认为我很帅。我的脸红得很厉害，只好出去上厕所。当我回来的时候，贝琳达正在和其他的军官妻子说些什么。她们哄堂大笑——看到我，笑得更厉害了。一定是贝琳达说了我什么她们才大笑的，我的脸又红了。我不知道这世上是否还有能让你相信的人。

不知怎的，巴克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小声说：让那些女人都见鬼去吧，迈克，她们不应该那样取笑你。

我知道他是对的，但让我伤心的是，伦格里斯留给我的最后记忆是贝琳达和那些取笑人的军官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