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尔默营地退役的那一天，我在曼哈顿第三大道的布兰夫尼酒吧遇到了汤姆·克利福德。

我们吃了咸牛肉和抹了芥末的卷心菜，还喝了很多啤酒给嘴巴降温。汤姆在南布朗克斯区找到了一个爱尔兰人开的提供住宿和早餐的住所——洛根家庭旅馆。在那儿放下行李袋，我就可以回到曼哈顿，等下班后到埃默位于第五十四东大街的公寓里见她。

洛根先生看上去年纪很大，秃顶，红红的脸上肉嘟嘟的，但有一个很年轻的妻子——来自基尔肯尼的诺拉和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他说他在古爱尔兰修道会和哥伦布骑士会里地位很高，我应该清楚他在宗教和道德上的总体立场。他的十二个房客不允许在星期天早上吃早饭，除非能证明自己已经参加了弥撒和圣餐仪式（如果可能的话）。对于那些参加了圣餐仪式并有至少十二名证人证明此事的人来说，早餐会有香肠。当然，每一个房客需要另两个房客证明他参加了圣餐仪式，到处都有证明。

洛根先生因为要花钱买香肠而心烦不已，不得不戴着诺拉的帽子、穿着诺拉的外套将自己伪装起来，拖着腿来到教堂，却发现他的房客中没有一个人参加圣餐仪式。只有内德·吉南和凯文·海斯参加弥撒，其他人都跑到了威利斯大道。他们从后面溜进一家酒吧，在中午营业之前偷着喝酒。当他们带着一股酒气回来吃早饭时，洛根先生想闻闻他们嘴里的味道。他们叫他滚开，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如果他们因为香肠而被人闻到嘴里的味道，就会对清水般的鸡蛋、牛奶、茶和不新鲜的面包感到心满意足。

另外，在洛根先生的家庭旅馆里不能有诅咒或任何形式的吹牛，否则就会被要求停止这类行为并离开。他不允许妻子和孩子——卢克从十二个年轻的爱尔兰房客那里接触到任何可耻的行为。就算我们的床铺可能在地下室，他也会知道可耻的行为。不，的确，建起一个家庭旅馆需要很多年，他不想让十二个来自故国的劳工毁了它。黑人搬到附近破坏社区就已经够糟了，更别提那些没有道德、没有工作、没有父亲的人了，他们的孩子像野人似的在街道上跑来跑去。

每星期的房租是十八美元，含住宿和早餐。如果想要晚饭，那就每天再交一美元。十二个房客睡八张床，那是因为每个人在码头和各种仓库上班的时间都不一样。在地下室的两间屋子里摆上多余的床铺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在星期六的晚上，所有的床铺上才会都有人。那时，你就得和其他人挤一张床。这没什么关系，因为星期六晚上是到圣尼古拉斯大道买醉的时间。你不会介意自己是和男人、女人还是绵羊睡在一起。

我们还有一间浴室，但得带着自己的肥皂。浴室里有两条又长又窄、曾经是白色的毛巾，每条毛巾上都有一条黑线区分上面和下面。就得这样用它们。墙上有个手写的符号，告诉你上面是指肚脐以上的任何部位，下面是指肚脐以下的任何部位，署名是J·洛根的财产。毛巾每两星期换一次，但那些小心遵守规则的房客和可能喝醉酒的房客之间经常有冲突。

来自利敦瓦纳的克里斯·韦恩是年纪最大的房客，四十二岁，在建筑工地工作。他攒钱是为了将二十三岁的女朋友接来，他们就可以在他还有点力气的时候结婚生子。房客们都叫他公爵，因为他的姓带着傻气。他不喝酒不抽烟，每个星期天都去参加弥撒和圣餐仪式，不和我们这些人来往。他黑色鬈发中有一束灰发，由于虔诚和节俭，骨瘦如柴。他有自己的毛巾、肥皂和两条床单，将这些东西装在一个袋子里随身携带，害怕我们会用。每天晚上，他都跪在床边，念整篇的《玫瑰经》。他是唯一有自己的床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不论喝醉与否——能和他一起爬上床，或乘他不在的时候睡他的床，因为那床四周有神圣的气味。他每个工作日的八点到五点上班，每天晚上和洛根夫妇一起吃饭。为此，他们很爱他，因为他每星期给他们额外带来七美元收入，还因为他往瘦小身体里补充的饭菜极其有限。后来，在他开始咳嗽、吐痰，并且手帕上出现血迹的时候，他们就不爱他了，对他说他们们有个孩子，他最好另外找个地方。他说洛根先生是狗娘养的，可怜的杂种，为他感到悲哀，如果洛根先生认为自己真的是那个孩子的父亲，就应该看看自己的房客。如果他还没有彻底眼瞎，就会发现孩子的脸长得和其中一个房客很像。洛根先生挣扎着从扶手椅上站起来，喘着气说，如果不是心脏不好，他一定会当场杀了克里斯·韦恩。他奋力向公爵扑去，但他的心脏不让他这么做，只好听着来自基尔肯尼的诺拉在身旁尖叫，恳求他住手。不然，她就会成为一个带着孤儿的寡妇。

公爵大笑不止，喘着气对诺拉说：别担心，那个孩子不会没有父亲的。没错，父亲不在这屋子里。

他一路咳嗽着离开了屋子，走下楼梯，去了地下室。没有人再看见过他。

从那以后，再住在这儿就很难了。洛根先生怀疑每一个人，时时刻刻冲来自基尔肯尼的诺拉咆哮，拿走其中一条毛巾，从面包店买不新鲜的面包，早餐提供奶粉和鸡蛋，以此来省钱。他想让我们都去忏悔，这样就可以观察我们的脸色，知道公爵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们拒绝了。旅馆里只有四个房客住的时间比较长，足以成为嫌疑人。住得最长的一个房客彼得麦克纳米，当着洛根先生的面说，和诺拉乱搞是他最不想做的事。她因为经营旅馆而变成了骨架子，你都可以听到她上楼时发出的咔嚓咔嚓和当啷当啷声。

洛根先生在扶手椅里喘着气，对彼得说：这伤害了我，彼得，你说我的妻子当啷当啷的。你是在我们这儿住过的最好的房客，尽管我们长期被那个刚离开的假装虔诚的家伙愚弄。感谢上帝。

很抱歉我伤害了你，洛根先生，但诺拉绝不是秀色可餐，这儿没有一个人会在舞池里看她第二眼。

洛根先生看了看屋子里的我们。是这样吗，小伙子们？是这样吗？

是这样，洛根先生。

你肯定吗，彼得？

是的，洛根先生。

那就感谢上帝，彼得。

房客们在码头和仓库工作的收入很可观。汤姆在港口仓库装卸卡车，如果加班，就能拿一倍半或双倍的工资，这样他每星期的收入就会超过一百美元。

彼得·麦克纳米在商业冷藏公司工作，把芝加哥冷藏车上的肉卸下并储存起来。毎个星期五晚上，不管有没有喝醉，他都会扛回家几块牛肉或猪肉，用来代替十八美元的房租。为此，洛根夫妇很喜欢他。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些肉，一些房客很肯定地说，洛根先生把它们卖给了威利斯大道的一家肉店。

所有的房客都喝酒，尽管他们说自己想攒钱回爱尔兰过平静的生活。只有汤姆说他绝不会回去，爱尔兰是悲惨的沼泽地。其他人把这看成人身攻击，说要到外面解决。汤姆笑了。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是这种争斗、酗酒、哀叹爱尔兰、在廉价旅馆里和人共用毛巾的生活。唯一赞同汤姆的人是内德·吉南。对他来说，什么都不重要，因为他消耗的东西和公爵一样多，而且来日无多。他要攒够钱，就可以回到基尔代尔郡的家，在自己出生的房子里死去。他梦到过基尔代尔郡，在那儿，早晨靠在跑马场的围栏上看着马儿训练，一路小跑穿过弥漫在跑道上的薄雾，直到阳光穿透薄雾，将整个世界变成绿色。说起这些的时候，他的眼睛闪闪发亮，脸颊上有一片淡淡的红晕。他微笑着，让人真想走上前去拥抱他，尽管在爱尔兰家庭旅馆，有人可能会对这种行为皱眉头。洛根先生允许他留下来，也不简单。他是那么柔弱，洛根先生简直把他当成儿子来看待，忘了那个婴儿可能会受到咳嗽、痰和血迹的威胁。贝克尔和威廉斯仓库在职人员名单上保留他的名字，让他在办公室里接电话，也不简单，因为他虚弱得连一根羽毛都拿不起来。不接电话的时候，他就学习法语，这样就可以在天堂里和耶稣的小花圣泰雷兹交谈。洛根先生很温柔地对他说，在这件事上，他可能走错路了，在天堂里你得用拉丁语。这让房客们对上帝说什么语言讨论了很长时间。彼得麦克纳米公开表态，支持上帝说希伯来语。洛根先生说，你也许是对的，彼得，他不想反驳这个星期五晚上把星期天要用的肉带回家的人。汤姆·克利福德笑着说，我们都应该复习一下爱尔兰语，以免碰上圣巴特里克和圣布丽吉特。大家都盯着他看，除了对什么都微笑的内德·吉南，当你梦想着基尔代尔郡的马儿的时候，什么都不重要了。

彼得·麦克纳米说，经历了那么多不顺心的事之后，爱尔兰的天气、肺结核、英国人、德·瓦勒拉的统治、唯一神圣罗马天主教会和基督门徒教会，还有现在不得不在码头和仓库累死累活挣几个美元，我们竟然还能活着，真他妈是个奇迹。洛根先生提醒他，来自基尔肯尼的诺拉在场时要注意言辞。彼得说很抱歉，他失控了。

汤姆告诉我，港口仓库有一份卸卡车的活。埃默说，不行，我应该在需要用脑的办公室里工作。汤姆说仓库的工作要比办公室的工作好，办公室的工作收入少，而且得穿西装打领带，坐的时间太长，屁股会变得像教堂门那么大。我愿意在办公室工作，但仓库每星期给我七十五美元。这比我想象的要多。在巴尔的摩酒店，我每星期才拿三十五美元。埃默说，只要我能攒点钱受教育，那没关系。她就是这么说的，因为她家每个人都上过学，不想让我一直干装卸工直到三十五岁就衰老体弱。从我和汤姆对房客的议论中，她知道了酗酒和各种各样的吹牛耍贫，不希望我在可以有所成就的时候把时间浪费在酒吧里。

埃默的头脑很清醒，因为她烟酒不沾，只是为了身体健康偶尔吃点鸡肉。她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一所商学院上学，将来可以在美国谋生，获得成功。我知道她那清醒的头脑对我有好处，但我想挣仓库的钱。我答应她和我自己，总有一天我会去上学。

港口仓库的主人坎贝尔·格罗尔先生拿不准要不要雇用我。我可能太瘦了。随后，他看了看更小更瘦，却是平台上最棒的工人汤姆·克利福德，说如果我能有他一半结实和快速，就得到这份工作了。

平台领班是埃迪·林奇，一个来自布鲁克林区的胖子。对我或汤姆说话的时候，他总是笑笑，装出巴里·菲茨杰拉德的口音。那一点也不好玩，但我不得不微笑，因为他是领班，而我想在每个星期五都拿到七十五美元。

中午时分，我们坐在平台上吃从街角小饭馆里买来的午饭：肝泥长香肠和滴着芥末的洋葱三明治，莱茵金啤凉得我脑门疼。爱尔兰人说着昨晩喝酒的事，为早上遭受的巨大折磨而大笑。意大利人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食物，搞不懂我们怎么能吃肝泥香肠这种垃圾。爱尔兰人受了侮辱，要打一架，可埃迪·林奇说在这个平台上打架的人可以去找工作了。

有一个黑人叫霍勒斯，不和我们坐在一起，只是偶尔笑笑，什么也不说，因为事实就是那样。

五点钟下班，有人说：好了，去喝杯啤酒吧，一杯，就一杯。我们会笑“一杯啤酒”这个想法，然后和码头工人一起去酒吧。他们总是为自己的工会——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是该加入美国橄榄球联盟，还是加入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而打架，不为这个打架时，就为不公平的职业惯例打架。担心自己会在码头地区有麻烦，他们就雇用领班和帮会工头到曼哈顿的各个酒吧去。

有些晚上，我喝酒喝糊涂了，在外面待到很晚，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到布朗克斯区，就索性睡在平台上。流浪汉们在街上用大汽油桶烧火取暖。埃迪·林奇带着巴里·菲茨杰拉德的口音走过来，对我们说：挪挪屁股站起来。即使因为宿醉未醒而不好受，我也想告诉他，屁股的发音要带个平舌的a音。但他来自布鲁克林区，是领班，他说“屁股”时永远是卷舌的。

有时候，码头有晚上卸船的活儿。如果没有足够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就会雇用像我这样的运输工人工会会员。得小心，不能和码头工人谈工作的事，因为他们想都不想就会用打包钩扎你的脑袋，将你推下水陷在船只和码头之间，你就会被挤压得不成形。他们在码头上挣的钱比我们在仓库里挣的多，但工作不稳定，每天都得为工作打仗。我从仓库里带上自己的钩子，但只是用它提货物。我从来没学会用它来做别的事。

在仓库干了三个星期，吃了肝泥香肠，喝了啤酒之后，我比以前更瘦了。埃迪·林奇用他那布鲁克林区的口音说：天哪，我都可以把你和克利福德塞到麻雀的屁股里了，你们两个。

晚上喝酒、在码头干夜班活儿后，我的眼睛又突然发病了，在我不得不从联合水果公司的船上搬运古巴辣椒袋时，就病得更厉害了。有时候，唯一能让我缓解一下的就是啤酒。埃迪·林奇说：上帝啊，这孩子太想喝啤酒了，他都把啤酒往眼睛里倒。

仓库的工资不错，我应该感到满足。只是，我的脑子里除了迷惑和黑暗，什么也没有。第三大道的高架地铁里每天早上挤满了穿西装和套裙的人，他们精力充沛、姿态优美并且快乐，不是看报纸，就是在交谈。我听见他们描述自己的职业规划或吹嘘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如何表现优异，他们会每天工作直到哀老、头发花白，会对子孙们心满意足。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那样的生活。

六月，报纸上到处都是大学毕业典礼的故事和毕业生与家人的幸福照片。我想看看照片，可地铁晃来晃去，颠簸不定，我被甩到乘客身上。他们很高傲地看了我一眼，因为我穿着工作服。我想大声宣布，这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会上学，像他们一样穿西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