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仓库里有人笑着说出去喝啤酒，一杯，就一杯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更强硬些，能说不。我应该说不，特别是在我应该和埃默一起去看电影或吃鸡块的时候。有时候，喝了几个小时的酒后，我给她打电话，说我得加班。但是她知道得更多。我越撒谎，她的语气就越冷淡。到最后，打电话和撒谎也没有用了。

到了盛夏，汤姆对我说，埃默在和别人来往。她订婚了，戴着未婚夫给她的大戒指。那是布朗克斯区的一个保险推销员。

她不和我通电话，我敲她的门，她不让我进去。我求了她一分钟，告诉她我变了，要改过自新，过体面的生活，不再往肚子里塞肝泥香肠三明治，不再狂喝啤酒直到站都站不住。

她不让我进去。她已经订婚了，手上钻石闪烁。那让我很疯狂，简直想撞墙、抓头发、跪倒在她脚边。我不想跌跌撞撞地离开她回到洛根家庭旅馆，回到一条毛巾、仓库、码头和没日没夜的喝酒中去，而世界上的其他人，包括埃默和她的保险推销员，过着干净的生活。他们有很多毛巾，毕业那天开心快乐，微笑时露出每顿饭后都要刷的完美的美国式牙齿。我想让她接受我，这样就可以谈论我们未来的日子。我会有一套西服，一份办公室的工作，不受外界的诱惑。我们会有自己的公寓。

她不让我进去。她得走了，得去见其他人。我知道那是保险推销员。

他在里面吗？

她说不在，但我知道他在。我喊着说要见他，让那家伙出来。我要和他单挑，我要放倒他。

她在我面前把门关上。我震惊得连眼泪都没了，浑身冰凉；震惊得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就是一扇扇当着我的面关上的门；震惊得甚至没有想起要到布兰夫尼酒吧喝杯啤酒。街上的人从我身边走过，汽车喇叭鸣响，可我觉得是那么寒冷和孤独，就像在监狱里一样。我坐在通往布朗克斯区的第三大道高架地铁里，想着埃默和她的保险推销员。他们喝着茶，嘲笑我蒙羞的样子，是多么干净健康——他们两个，不喝酒，不抽烟，挥手拒绝鸡肉。

我知道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人们坐在起居室里微笑着，无忧无虑。他们抵制诱惑，一起变老，因为能说：不，谢谢。我不想要啤酒，一杯也不要。

我知道埃默这么做，是因为我举止失当，知道她想要的是我，而不是那个也许正抿着茶，用保险故事让她心烦意乱的人。如果我放弃仓库、码头、肝泥香肠、啤酒并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许，她还会再喜欢我，再接受我。我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汤姆告诉我，他们明年才结婚。如果我从明天开始洗心革面，她一定会再接受我的。但我不愿意去想保险推销员几个月来坐在沙发上亲吻她，用爪子乱摸她的肩膀。

当然，他是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徒，这是汤姆告诉我的。当然，在婚礼当晚之前，这个保险推销员会尊重她的纯洁。但我不知道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徒是不是都有着肮脏的头脑，像我那样做过肮脏的梦，特别是保险推销员。我知道埃默的男人在想着他们婚礼当晚要做的事，尽管他会不得不在结婚前向神甫忏悔自己肮脏的思想。不结婚是件好事，我用不着忏悔自己曾在巴伐利亚州，越境到奥地利，有时甚至到瑞士和女人们做过的事。

报纸上有一则职业介绍所刊登的办公室工作的广告：稳定、有保障、高收入、六个星期带薪培训、要求穿西服打领带、退伍老兵优先。

申请表上要求填写高中毕业学校，毕业时间。这逼得我去撒谎：爱尔兰利默里克天主教平信徒社团中学，一九四七年六月。

职业介绍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招工的公司：蓝十字会。

先生，这是什么样的公司？

保险。

但是……

但是什么？

哦，没事了，先生。

的确没事了，我意识到如果被这家保险公司雇用，我的社会地位或许会得到提升，而埃默就会再次接受我。她要做的就是在两个保险推销员之间作出选择，即使另一个已经给了她钻石戒指。

在能再次和她说话之前，我得在蓝十字会完成六个星期的培训课程。办公室在第四大道一栋入口像教堂大门的楼里。有七个人参加了培训课程，都是高中毕业生，其中一个人在朝鲜战争中受了很重的伤，嘴歪到一边，口水流到了肩膀上。过了很多天我们才听懂他说的话。他想为蓝十字会工作，这样就可以帮助那些和他一样受伤的孤独老兵了。上了几天课以后，他发现自己来错地方了。他想去的是红十字会，咒骂教员事先没告诉他。我们很高兴见到他离开，即使他曾为美国受难，但整天和一个嘴巴歪到一边的人坐在一起也不容易。

教员是帕格里奥先生。他对我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正在纽约大学攻读商务硕士学位，第二件事是我们在申请表上填写的信息将会被认真核查。如果有人说自己上过大学但事实上并没有，现在马上改过来。蓝十字会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撒谎。

每天早上我穿上西服、衬衫，打上领带的时候，洛根旅馆里的房客们就都笑，听说我每星期的工资是四十七美元，培训课程结束后涨到五十美元时，就笑得更厉害了。

旅馆里只剩下八个房客了。内德·吉南回基尔代尔郡的家里去看马，后来死了。另外两个要攒钱回家买古老家族农场而出名的人和施拉夫餐厅的女招待结婚了。标注着上面和下面的毛巾还在，但在彼得·麦克纳米出去买了一条自己的毛巾从而引起轰动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用它们了。他说看男人们洗完澡滴嗒着水走来走去，像老狗一样将身子甩干的样子看烦了。那些人可以把一半的工资都花在喝威士忌上，却不去买一条毛巾。一个星期六，当五个房客坐在床上喝着从香农机场运来的免税爱尔兰威士忌，听收音机里的爱尔兰节目边说边唱，为参加当晚的曼哈顿舞会酝酿情绪的时候，他说他再也受不了了。毛巾没用了，他们洗完澡，没有走来走去将身子甩干，而是和着收音机里的乐曲来回旋转，跳起吉格舞。他们玩得正开心，来自基尔肯尼的诺拉来换厕纸，没敲门就进来了。看到眼前这一切，她像女鬼似的尖叫起来，歇斯底里地跑上楼去。洛根先生下楼后发现那些跳舞者光着身子大笑着滚在一起，根本不在乎他和他的吼叫声。洛根先生说他们是爱尔兰和母教的耻辱，真想把这群人光着身子扔到街上去，都是些什么人生的呀？他咕哝着回到楼上，但永远不会将五个每星期付给他十八美元的房客驱逐出去。

彼得拿着自己的毛巾回家时，大家都很惊讶，想借用一下，但他叫他们滚开，把毛巾藏在不同的地方。但藏毛巾是个问题，要弄干毛巾就得挂起来，如果叠起来藏在床垫或浴缸下面，毛巾只会变潮发霉。彼得无法将毛巾挂起来晾干，这让他很痛苦。来自基尔肯尼的诺拉对他说，她可以把毛巾拿到楼上看着它晾干，她和洛根先生对他每个星期五晚上都不忘带回肉来很是感激。那是个不错的方法。可每次彼得上楼拿他的干毛巾，和来自基尔肯尼的诺拉聊上几分钟，洛根先生就会变得狂躁不安，先瞪着他的小儿子卢克，再看看彼得，再回过头来看看儿子。他眉头紧皱，眉毛都碰到一起了。他再也无法忍受了，冲着楼梯向上喊道：拿你的干毛巾下来要花上一天吗，彼得？诺拉还有活儿要干。彼得就会下楼。哦，对不起，洛根先生，真对不起。但这并不能让洛根先生满意。他又看了看小卢克，回头再看了看彼得。我得和你说个事，彼得。我们不再需要你的肉了，你得自己找地方晾毛巾了。诺拉的活儿已经够多了，你还让她站在那儿看着你的毛巾晾干。

那天晚上，洛根夫妇屋里传出尖叫声和吼叫声。第二天早上，洛根先生在彼得的毛巾上别了张让他离开的纸条。在晾毛巾这件事上，他利用洛根一家的好心，却给他们带来了太大的伤害。

彼得并不介意，搬到了长岛表弟家。我们都想他。他为我们开启了毛巾的世界。现在，我们都有了自己的毛巾。它们挂得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很规矩，不用别人的毛巾。在潮湿的地下室里，毛巾永远无法晾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