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雷蒙过去什么话都对父母讲。

听维克多讲述他的故事让她想到了这一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会坐在爸妈卧室的地板上，一边玩弄靠垫的穗子，一边和他们聊学校里的事情。她是个门门功课全优的学生，在数学和科学两门学科上特别有天赋。她的爸爸汤姆是一名实验室的技术人员，他总站在镜子前，拨弄着稀疏的金发，告诉她要继续努力；如果她想将来成为一名博士，那他再开心不过了。洛林是广播电台的广告销售员，她会斜倚在床上，叼着一支烟，说，“小甜心，我真为你骄傲。现在，帮我去拿一根雪糕来，好不好？”

“你应该不需要再吃雪糕了吧，”汤姆会说。

萨拉十二岁时他们离了婚。洛林得到了房子和家具。这以后她想吃多少雪糕就可以吃多少。她还得到了独生女的监护权。汤姆得到的是重新种植的头发，一艘游船，一个年轻的女性朋友，以及梅丽莎。梅丽莎对于花时间和别人的女儿在一起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结了婚，移居到俄亥俄州。

表面上，萨拉站在母亲的一边，说她愿意和“好妈妈”待在一起，因为妈妈还在努力挽回这个家庭。但内心深处，和许多遭遇同样处境的孩子一样，她想念她的爸爸，并且总觉得自己对父母婚姻的失败负有责任。爸爸电话打得越少，她越想他；妈妈越拥抱她，她越是不想被她拥抱。她长得像妈妈，讲起话来像妈妈，到八年级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就是妈妈的翻版，没有人爱，或许也不值得人爱。她饮食过度，身材肥胖，不和其他孩子交往，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学习，因为爸爸赞赏这一点，或许潜意识中她觉得这样做会拉近自己和父亲的距离。她每个学期都把自己的成绩报告单寄给他。有时候他回复她：“好孩子，萨拉。继续努力。”有时候，他没有任何表示。

到了高中，她身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她的生活也几乎一成不变：实验室，书店，周末就在家里的电脑前。她知道一些派对——过去式——但那都是周一早晨在休息室里听其他同学吹嘘而已。有几个和她一起上数学课的男孩子曾经找她玩，她和他们出去过——看电影，学校舞会，游戏机房——甚至还和人亲热过几次，但纯粹是为了证实一下别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但那些男孩慢慢都不再找她了，私下里她倒是觉得如释重负。她从来没有体验过心动的感觉，并且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心动。

伊森改变了一切。他的出现，结束了她一潭死水般的生活。一想到他，她的其他各种想法就都不见了。她可以为了伊森放弃整个世界。而且她确实这样做了。

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想得到她。而且，他最终还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件她一直都害怕的事情：她是个“可悲”的人。这样一来，世界于她而言就是一个无底的深渊。

维克多，那个穿浴袍的老人，把他准备将自己冷冻起来的事情告诉了她，然后她也把她的故事告诉了他。在这个古怪的仓库里，只有他们两个，他们只能向对方倾诉。萨拉觉得又累又糊涂，她觉得维克多可能还知道别的事。然而，一说到伊森，她便越讲越伤心。讲到在汽车库里那最后的时刻，陪伴她的伏特加，悲伤的歌曲和发动的引擎后，她打住了。她不准备承认自己想要自杀。至少不会告诉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他问她怎么会到这个地方的，她说她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她只记得自己醒过来的时候握着一个沙漏。

“我隐约觉得是有人把我抱过来的。”

“抱过来？”

“有个人抱着我。”

“什么人？”

“他是个钟表店的伙计。”

维克多震惊了。

他们听到冷冻舱后面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