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钓鱼的男孩》有几个目的。首先，我想用它向我的哥哥们致敬——这是我写给他们的情书。我想讲述一个普世的有关亲情纽带的故事，以及这种纽带断了会怎样。二〇〇九年，我住在塞浦路斯，非常想家，不由得想起了之前父亲对我说的一件事。他说他很高兴看到我的两个哥哥之间的情谊日益深厚。我这两位哥哥是同一年出生的（一个生在一月，另一个生在十一月），从小到大什么都要争。到二〇〇九年时，他们已年近三十，都已工作，但我仍旧记得在我大约九岁时他们将彼此殴至重伤的事。我开始设想，如果当时事情恶化到极端会怎样。于是，阿格伍一家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浮现。之后，我又创造了阿布鲁这个角色，为兄弟俩之间的冲突添柴点火。

至于更为宏大的主题，我希望通过这部小说对非洲，尤其是对尼日利亚的社会政治形势加以评论。在我看来，尼日利亚是个由疯子想出来却让正常人埋单的疯狂的主意。在这里，“疯子”是英国人，而神志清明的是尼日利亚人民（三个没有共同之处的族群同居一地，形成一个“国家”）。英国人参与了非洲领土的争夺，将撒哈拉以南、西非尼日尔河附近地区据为己有。他们无视原住民的利益，一心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一九六〇年，英国人离开，尼日利亚独立，这时三大族群立即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且认为无法共处一国。然而，这种认识来得太晚。尼日利亚境内发现了石油，南方想独立，但资源匮乏的北方不愿意放手。一九六六年，伊博人试图脱离尼日利亚，结果导致了非洲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争。接踵而来的是北方地区的种族大清洗。于是，独立不到三年，整个国家就分崩离析了。如果当时伊博人独立成功，今天的尼日利亚这个失败的政体就可能不存在。然而，战争期间，“疯子”再次干预，帮助北方打赢了战争，将在比夫拉谋求独立的伊博人拉回了尼日利亚。鉴于上述历史背景，我用阿布鲁暗指这个渗透进他人生活、通过言语造成混乱、给人民带来苦难的实体，那有四个儿子的一家人则暗指尼日利亚的主要族群。

在西非各地，像阿布鲁那样被遗弃的人可以在街头游荡，如同野狗般觅食。他们中有许多人遭到汽车碾压，死在公路上。如果我能把阿布鲁的故事讲好，那我就有了一个平台，可以借此发起一项公共行动，给他们一个有人关怀的容身之地。

最后，我还想借此书来评点一下人类最原始的情感之一：恐惧。当恐惧——在我这本书里是对死亡的恐惧——悄悄爬上一个人的心头，结果会如何？它会怎么影响这个人和他周围的人？说到非洲人的迷信，我想通过《钓鱼的男孩》（以及我正在创作的一篇随笔）向读者展示，某些荒诞的想法是如何成为人们心中不可避免的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