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一支手枪。”

    “我跟这种东西毫无关系,博士先生。”

    “我知道,通过非法途径什么武器都能买到,从折叠刀到火箭炮,可是我只需要一支手枪。”

    “博士先生,我帮不了您的忙,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要一个地址,别的都不需要,我知道您有地址。”哈比希又拿出一张100马克的钞票,说:“弗利茨,您再回忆回忆。”

    珀勒接过钞票,他在考虑,向人提供一个只有在知情人中间才响亮的名字,到底有罪无罪。在红灯区里,武器买卖很平常,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

    珀勒问:“您对俄罗斯艺术有兴趣吗?”

    哈比希一怔,什么意思?俄罗斯艺术?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珀勒的思路,例如,所谓的“卡拉什尼科夫”就是俄式冲锋枪。

    哈比希说:“我喜欢俄罗斯艺术,但要看是什么货色,一张好的古圣像就能引起我的兴趣。”

    “博士先生,有了,我认识一位进口俄罗斯手工艺品的商人,是泰加酒吧间的老板,名叫鲁特金,提起泰加酒吧,人人都知道,那儿有漂亮姑娘,全是俄罗斯女郎。”

    “那位鲁特金卖圣像吗?”

    “有人这么说……”

    “谢谢,弗利茨。”哈比希放心了,“但愿这个点子跟租房的点子一样好。”

    “肯定,博士先生,不过请您另做起我的名字,在红灯区里,保持沉默就像是保了人寿险一样。”

    哈比希很高兴,以至于又往珀勒手里塞了100马克。他准备当天晚上就去造访鲁特金。他让珀勒把他的箱子装上出租汽车,前往罗森街。

    贝尔塔已经在焦急地等他了,她准备好了茶点,要让博士先生从头一天起就感到舒舒服服。贝尔塔此刻已不再考虑为什么这样的贵客会满足于住这样的陋室,人家自有道理。

    哈比希夸奖说:“茶好喝极了,我很少喝到过这么好的茶。果仁蛋糕……也棒极了!”

    晚上,哈比希换了衣服,在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泰加酒吧。路不算远,酒吧就在娱乐区的中心,那儿有杂耍场、小品戏院、性电影院、酒吧间、表演厅、吃店、舞厅咖啡馆,真是一个特殊的天地,其集中的程度哈比希从未见过。相比之下,慕尼黑的夜生活显得土里土气,大为逊色。以前哈比希只是从电视里和画报上知道圣保利,而且也从未有过特别的兴趣。现在他却阴差阳错地来到了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给人的印象是:这位中年男人一辈子没有机会享受,如今要来这儿痛痛快快地寻欢作乐了。

    泰加酒吧门口站着一名穿制服的看门人。哈比希在照片橱窗前面停了下来,看看那些做着色情动作的、半裸的年轻女郎的照片,看门人马上走了过来。

    “怎么样,伙计!要不要亲手摸摸?请进吧,等待您的是俄罗斯的美人!别犹豫了!保证让您跟塔吉亚娜和柳德米拉共度一个难忘的夜晚。”

    “我找一位鲁特金先生。”哈比希一面说一面挣脱看门人扯着他袖子的手,那人立刻放开了他。

    “您找他干吗?”对方的声音几乎有点威胁性。

    “小伙子,这关你屁事!”哈比希在慕尼黑试过这种腔调,在此类环境中真还能很快地沟通。看门人也马上用同样的腔调问:“你认识鲁特金?”

    “最迟10分钟以后,我肯定认识他。”

    “你说实话吧,你是便衣警察?”

    “我像吗?”

    “我们这儿干干净净,所有的姑娘都有证件,不是黑市货。”

    “我不管这些。我要见鲁特金,不要别的。你们尽管把你们的姑娘装在鲜肉集装箱里运到德国来好了。”

    “进去吧。”

    看门人带他走进一个半明半暗的大房间,里面有一长条酒台,墙上蒙着红色的丝绒,房间的尽头是个舞台,台上一对裸体男女正在表演,走过酒台是一扇门,看门人说:“你等着,我去禀报,你叫什么名字?”

    “尼日尼-诺夫哥罗德……”

    “什么乱七八糟的!”看门人进去了。

    哈比希靠着酒台的末端,继续四下张望。酒吧客人很多,只剩下一张空凳。大多数客人是像哈比希这种年龄的男人,喝着啤酒、鸡尾酒或香槟酒,并不在意台上表演什么。女招待员穿着俄罗斯服装,正面看挺正经,盖得严严的,可是从背面看去,就能料到她们还提供什么服务:哥萨克式裤子的背面挖了一个大窟窿,露出姑娘们滚圆的屁股。客人要是愿意付至少300马克,外加饮料费,就可以在旁边的房间里进一步看个究竟。

    酒台后面站着七名姑娘,她们穿得一点也不暴露,这意味着:不许动手!这儿只能喝饮料和谈话。没有别的地方能比在酒台旁边更畅快地谈论人生了,一个男人憋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闷气,可以在这儿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吧女听取的忏悔往往比神甫听的还多,她们所给的“赦免”是理解的微笑。

    哈比希的目光落到了一个吧女身上,她端着一杯墨绿色的鸡尾酒,在跟一个白发男人说笑话。她的一头淡黄的短发,这使她看上去有点淘气。她穿的哥萨克制服很合身。哈比希想,以前顿河边上的姑娘恐怕就是这样的,或者说,这就是想象中的来自草原的俄罗斯女郎。正如一个从未到过德国的美国人,他心目中的德国人都是身穿皮短裤,头戴插有羚羊毛的帽子,爱吃酸菜肘子的家伙。多年以前,哈比希曾和盖尔达一块儿看过电影《日瓦戈医生》,因为当时这部电影很红,他看见那位站在酒台后面的哥萨克女郎时,就想起了影片中的俄罗斯女人。她从哪儿来的?乌克兰,白俄罗斯,还是前苏联的北部地区?

    看门人打断了他的思绪,拍拍他的肩膀说:

    “鲁特金请你进去。举起手来!”

    “干吗举手啊?”

    “不干吗。”看门人熟练地摸摸他的身上,然后点了点头。

    “你以为我是带着武器来见鲁特金的吗?”

    “我什么事都遇到过!进去吧。”

    哈比希进了门,是一间接待室,有一张旧的台球桌,别无他物。在天花板的一角装着一台摄像机,真像一部侦探片的场面。哈比希笑着向镜头打招呼,看来起了作用,他面前发出格格的响声,一扇门自动打开了。

    格利高里-谢苗诺维奇-鲁特金是位31岁的年轻人。同所有发了财的俄国人一样,他穿着十分讲究,白衬衫,淡色领带,以证明他在行为举止上可以与绅士相比;他的黑头发上抹着发蜡,眼睛是棕色的,目光狡黠,似乎总在盘算什么;身材中等,瘦而有力;右手上戴着两枚闪闪发光的钻戒。

    鲁特金在四年以前来到汉堡,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他的护照上写着“年亚林斯克”。这地方在哪儿?反正是在俄国,也许在西伯利亚,谁知道!他自称是卖艺术品的,开了一家小店,橱窗里放着两张假的圣像,还有就是那有名的“玛特露什卡”——一个套一个的木头娃娃。然后他开始在红灯区打起主意来。

    于是就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事情。

    首先是鸨儿界死了两个人,都是额头中枪死在家里。没人听见枪声,因为两人都住在热闹的大街上,估计枪上装有消音器,是职业杀手干的。

    第二件事使圈内人大为恐慌:有个外号叫“拳击师埃德”的人——一个柏林来的老鸨,在圣保利养着九名妓女——被发现死在家里,生殖器被割掉了。人们纷纷猜测,警察一无所获。各种动机都估计到了,就是抓不到嫌疑人,不管怎么样,这起事件作为“割尾巴杀人案”而载入了红灯区的史册。

    在这起令人恶心的案件发生不久之后,一家取名“海妖”的色情酒吧的老板上吊自杀了。此人外号叫“时髦人”乔伊,其实没有理由自杀,他的酒吧生意兴隆,本人从不干坏事,在红灯区颇受欢迎。当地的警察从来没有为他的事而找上门过。这么一位成功者怎么会上吊呢?是忧郁症吗?不可能,因为“时髦人”乔伊在雇用每个姑娘以前,都要亲自测验姑娘是否合格。

    乔伊的遗孀决心尽快离开汉堡,所以她很高兴有位大款愿意买下她的海妖酒吧间。

    买主就是格利高里-谢苗诺维奇-鲁特金。

    很快达成协议,签订合同,鲁特金对酒吧作了一番改造,改名为“泰加”,重新开张。

    红灯区接受了这个事实,不就是多了一个俄国人吗?那又怎么样?他要是能好好与人相处,就让他干吧。不知不觉,埃德的九名妓女成了泰加酒吧的女招待,而从俄国又来了一批新的值得一看的吧女。

    泰加酒吧在圣保利出了名,被人认可了。

    鲁特金用俄语迎接哈比希。自称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的人,总该会说俄语吧。鲁特金坐在写字台后面,眯起眼睛打量着来客。

    哈比希说:“别装了,鲁特金。我不是俄国人。”

    鲁特金用纯正的德语说:“我早就知道了。哪有俄国人叫什么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的!您要干吗?您是谁?”

    “我是从慕尼黑来的哈比希博士。问我要干吗?听说您卖俄罗斯文物?”

    “是的,您要什么样的?”

    “要一张好的圣像……7.65或9毫米的……”

    鲁特金不吭声,往椅子背上一靠说:“这么小,就这么小?是微型圣像,这很难找。”

    “对我来说,‘卡拉什尼科夫’太笨重了,明说吧,鲁特金,我需要一支手枪或者自助手枪,立刻就要。”

    “您要这干吗用?”

    “杀人。”

    “您就这么公开说要杀人?”

    “这儿不是公开场合,就我们俩。哪怕您把我们的谈话录了音。”

    “博士先生,您要杀谁?为什么?”

    哈比希从兜里掏出照片放到桌上。“我找一个女人,就是这个女人,她害死了我儿子罗伯特和我太太盖尔达。鲁特金,您会明白的,我非杀死她不可。我只是缺一支手枪,但可以从您这儿搞到。”

    鲁特金把照片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用一种行家的眼光鉴赏着。

    他夸道:“这女人漂亮,很漂亮。她会杀人吗?哈比希博士,您可以认识成千上百个女人,但每个女人都不一样,谁能相信这个女人会杀人?”他把照片还给了哈比希,“您知道她在汉堡?”

    “据可靠消息,她从慕尼黑逃到了汉堡。”

    “她偏偏逃到了我们这种环境?”

    “这是她的天地。我听我儿子的朋友们说,我儿子跟一个吧女有关系,就是跟她!她来汉堡以后肯定重操旧业,一个吧女不干这个还能干什么呢?”

    鲁特金怀疑地耸耸肩。“您这是大海里捞针,还要我帮您的忙……”

    “我只要您给我一支手枪,别的什么都不要,鲁特金。”

    “您可以得到,用来自卫,但有个条件:您得跟我做笔交易。”

    “您说吧。”

    “我对这个女人有兴趣。她有一张圣母般的脸,但心里藏着杀机。我搜集女人,就像别人搜集啤酒杯垫一样。我的女人里面还没有杀人犯,我觉得这挺好玩的。我的建议是:我帮您找,要是她果真在圣保利哪家酒吧干活,就肯定能找到。我们找到以后,就向您赎买她。”

    哈比希一口拒绝:“我不干,鲁特金!”

    “您看她值多少钱?您说个数吧。”

    “您不能买下我的誓言,几百万都买不下来!”

    “那您没有手枪怎么办?哈比希博士?”

    “汉堡有的是非法武器商,不是您独此一家。”

    “您说得对。”鲁特金不再坚持了,他已经有了打算,他想,你哈比希还来不及找到那个女人,她就会躺在我鲁特金的床上了。我要找遍整个红灯区,只要她在这儿,就跑不了。只是我需要那张照片。“您明天来取您的‘圣像’吧,是一枝9毫米口径的史密斯与威森牌,很好使。咱们一言为定,我帮您找,不准备赎买,好不好?”

    “同意。我在哪儿取武器?”

    “在我这儿,明天晚上10点钟左右。”

    “价钱呢?”

    “给您优惠,1,500马克,包括50发子弹。”

    “我最多要三发,为了保险起见。我不知道,我到那时候会不会手发抖。”

    哈比希同鲁特金握手告别后走向酒台,他渴了,还觉得心里发颤,因为他生平第一次将得到一支手枪,而且还不知道怎么个用法。他必须在海伦坎普太太的家里练习,得加紧练,免得遇到那个女人时心里发慌。拔出枪来,打开保险,扣动扳机,要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他知道,每过一秒钟他的手就会抖得更厉害。

    现在喝杯啤酒平静一下。

    那个梳着马尾式头发、身穿哥萨克制服的俄罗斯吧女向他走来,对他露出职业性的微笑,问道:“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来杯啤酒,有生啤吗?”

    “我们供应的东西多着呢,包括生啤在内。”

    她的声音很好听,有点像在唱歌,特别动人。这时候吧凳上没有什么人了,人们都坐到桌子边,眼睛盯着舞台。台上布置成一个诊疗室,穿一件白大褂的“医生”在给光着身子躺在妇科检查椅上的“女病人”看病,从她的下体内取出一只塑料做的鸡,观众情绪激动,喝彩鼓掌。这个节目是泰加酒吧的保留节目。

    哈比希移开视线,不愿再看这恶心的场面,慕尼黑不可能有这种表演,而在圣保利这还算是比较含蓄的。

    “您不爱看这个?”他听见脑后有人说话,原来是那位金发吧女给他送啤酒来了。

    “不爱看,您怎么知道?”

    “您没有鼓掌。”

    “性表演有美的,也有不美的,这台上的表演绝对看不得。”

    “那您上我们这儿来干吗?”

    “出于好奇,什么都得见识见识。”

    “您很少来圣保利吗?”

    “头一回来。”

    “您感觉怎么样?”

    “我还说不好呢。”

    “您从哪儿来?”

    哈比希扯了个谎:“我从莱茵区来。”

    “是莱茵人!科隆人?”

    “我是波恩人。”

    “我喜欢莱茵人,他们总是很开心,善于与人交往。莱茵人说起笑话来,我会笑得把制服都撑破的。”

    “可惜我不会说笑话……我老记不住笑话,而且说不到点子上。不过,我想问您个问题。”

    “请问吧。”

    哈比希凑过身去说:“也许往后我会经常来这儿,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茜茜-胡伯。”

    “噢!”哈比希禁不住笑了,“我还以为这儿全是俄罗斯女郎呢。”

    “我是半个俄国人。我父亲是奥地利人,阿洛伊斯-胡伯,维也纳人,但我母亲是俄国人……哈尔科夫人。所以老板才雇我,除我以外所有的姑娘都是真正的俄罗斯女郎。”她停住了,哈比希则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您刚才见了我们老板……”

    “您看见了?”

    “站在酒台后面什么都看得见。您是头一回来我们酒吧?”

    “我认识鲁特金先生,他是文物商。”

    “对,他是。”

    “我要买他的一张圣像,18世纪的作品,诺夫哥罗德画派的,太美了,我们还在讨价还价。”

    “那您得有耐心。我们老板厉害得很。”茜茜收回空的啤酒杯,问道:“再来一杯吗?”

    “看您笑得多可爱……好吧!您有一头漂亮的金发,肯定有很多男人向您献殷勤。”

    “习惯了。”

    “您怎么回绝他们呢?”

    “我就说俄语:‘涅特’(不)!或者‘尼彻沃’(别)!这些大多数场合是有效的。您问这干吗?”

    “没什么,随便问问而已。”

    “您上过大学吧?”

    “您怎么看得出来?”

    “从您的谈吐可以看出来。”

    哈比希笑了,他看着她怎么灌生啤,舞台上还在继续表演,哈比希不再往那边瞧了,反正翻来覆去老一套,看多就腻味。茜茜拿着啤酒回来。

    她问:“要我给您叫个姑娘吗?”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打发她。”

    “可她们知道怎么打发您,俄罗斯女人的爱是有名的。”

    “爱?这儿提供的玩意儿叫爱吗?茜茜——我可以这样称呼您吧——您知道什么是爱吗?为了300马克就叉开双腿,先付钱,伙计!快点,完事就走人!这叫做爱?”

    “您说得对。”茜茜拢了拢头发说:“这儿是做买卖,您买的是鲜货。”

    “这话听起来让人伤心。我过去深深爱过一个女人,她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您说的是过去。”

    “我妻子死了,半年以前去世的。”

    “对不起。”她的眼光越过哈比希,开始发愣,“我可以想象您的心情。我也失去了一个我所爱的人。”她心里一阵抽搐,摇摇头说:“我干吗要跟您说这些?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时我还在维也纳。”她又把酒杯收回去,并问:“再来一杯?”

    “不要了,谢谢。现在我饿了。哪儿有好饭馆?”

    “去马克斯……不,还是去‘中国人’奥托那儿,拐个弯就是。您爱吃中国饭吗?”

    “有时候吃,我没有机会去试那些餐馆,我太太做的菜太好吃了。不过我听您的,去‘中国人’奥托那儿。”

    “然后您向我报告吃得好不好。”

    “您是说,我应该再来?茜茜,算您运气,我明天来找鲁特金先生,取我要的圣像。”

    他们的对话一来一去的,像打乒乓球。哈比希挺喜欢茜茜说话时的那种坦率,前几个月他在慕尼黑同那些“女士”打过交道,受到了锻炼。对于他走进的那个世界,他以前虽然有所耳闻,但他对出入那里的人是极端鄙视的。他一直以为,那些逛妓院的男人,有的是花大钱买虚假的爱,有的只是为了泄欲,有的在酒吧里泡上几个小时以弥补日常的无聊。在他这样一个典型的好公民看来,这些人是想掩盖自己某种程度的素质低下,然而,如今他也进入了这个世界,介入了这种放纵和抑郁的生活,他对人的看法彻底地变了。像茜茜这样的女人,在他眼里不再是个大树底下乘凉的人,而是一个辛辛苦苦为生存而搏斗的人。

    “您明天再来,我给您调一杯特种鸡尾酒。”茜茜一面说一面收啤酒的钱,“您喜欢浓的,还是淡的?”

    “来个不浓不淡的吧。”

    “来个‘香料岛’怎么样?”

    哈比希笑了:“那是什么玩意儿?我只知道鸡尾酒应该好喝。好了,我现在就上‘中国人’奥托那儿去。”

    那家中国餐馆是奥托-富尔曼开的,人们之所以叫他“中国人”奥托,是因为他生下来就长着一对斜吊眼。餐厅和厨房都很小,而那位中国厨师和他的下手居然能在布置上搞出许多花样,不能不说是奇迹。坐的是中国式的木雕椅子,头上是五颜六色的玻璃吊顶,上面画着几条张牙舞爪的龙。总而言之,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餐馆就该如此。一进大门摆着一个大鱼缸,里面养着热带鱼,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说明“中国人”奥托也向三合会交了保护费。

    餐馆的座位空着一半,哈比希在最靠里的房间里找了张能够对餐馆一览无余的桌子坐下,点了一道冬笋蘑菇烧猪肉,一杯红葡萄酒。奥托-富尔曼当即走了过来,他有这个习惯,每个客人他都要亲自欢迎,按他的说法是:好话说得越多,客人就吃得越满意。

    奥托说:“您选中我的小饭馆作为美餐一顿的地点,令我十分荣幸。我那不成材的厨师愿竭诚为您效劳。”

    欧洲人如果只是从电影或书籍中了解中国,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古代中国的礼节。不过这办法还真不错,“中国人”奥托的这番话总是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客人们受到奉承,感觉自己就像中国古代的大官一样。

    哈比希报以一笑,说:“我倒要看看有什么出人不意的东西。是茜茜介绍我来的。”

    “是泰加酒吧的那位?那是一朵神仙点化的荷花,只可闻其香,不可近其身。”

    奥托亲自为客人斟红葡萄酒,一面还说:“您真选对了,这是‘龙血酒’。”

    哈比希喝了一口,笑着看了奥托一眼说:“这是‘卡尔特湖’口味的,不知哪个犄角旮旯的产品……”

    “噢,您是品酒专家?”“中国人”奥托有点狼狈,“行家们很少来我这儿,对普通的客人我总是说,这酒产自济南的山区。”

    哈比希大声问道:“那儿有葡萄酒吗?”

    “谁知道。我有次看中国地图,发现济南这个地名挺不错,干吗济南就不能有葡萄酒?谁会查个明白?我的客人永远不会去济南,只要他们相信就行。”奥托向哈比希眨眨眼说:“我在地下室里还有好的勃艮第葡萄酒。”

    “恐怕是哪个西班牙小村子出的吧……”

    “真的,是勃艮第酒。”“中国人”奥托看来喜欢上了哈比希。真有这种事,看见一个人马上就喜欢他了,奥托欣赏哈比希的风度。哈比希也觉得“中国人”奥托可亲,是个机灵鬼,他那套生意经能够让人开心。

    菜做得并不出色,但口味还不算差,勃艮第葡萄酒倒是货真价实。奥托坐在哈比希对面,给他讲圣保利的故事,说有个男人在一次群交之后回到家里,发现自己酒醉之中穿上了别人的裤衩。他老婆看见后问他:“你怎么把维利巴尔德的裤衩穿上了?”维利巴尔德是两口子的邻居。

    哈比希问:“你来圣保利多久了?”这时奥托正准备奉送一小碗热的乌梅酒作为饭后甜食。

    “我出生在这儿。”

    “那你认识的人很多。”

    “所有的人都认识我。”还挺自豪的,确实,谁不知道“中国人”奥托?

    “您也认识那些吧女吗?”

    “这不可能!您知道这儿有多少吧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