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继续往下说。说的时候，有些东西就留在了舌头上。孩子心想，那只能是真相，躺在舌头上像一颗樱桃核，不愿掉进喉咙里。说话的声音一旦爬上耳朵，它就等待着真相。可是沉默之后，孩子想，一切都是谎言，因为真相掉进了喉咙。因为嘴巴没有说出吃了这个词。

    这词孩子说不出口。只说：

    她到过李子树边。在园中小路上她没有踩烂毛毛虫，她的鞋绕开了。

    祖父的眼睛耷拉下来。

    母亲转移方向，这时候从橱里取出针线来。她坐到椅子上，把居家服抚了又抚，直到看得见口袋为止。她把线打了个结。母亲在搞鬼，孩子想。

    母亲缝着一个纽扣。新针迹盖住了旧针迹。母亲搞鬼并非全无由头，她衣服上的纽扣松了。纽扣缝上了最粗的线。电灯泡的光也有一根根的线。

    孩子闭上眼睛。在紧闭的眼睛后面，母亲和祖父高高挂在桌子上方一条由光和线拧成的绳子上。

    用最粗的线缝的纽扣最结实。母亲永远不会丢掉这扣子，孩子想，除非它碎了。

    母亲把剪刀扔进衣橱。第二天及此后每个星期三祖父的理发师都上门来。

    祖父说：我的理发师。

    理发师说：我的剪刀。

    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掉过头发，祖父说。头全秃了，连队理发师就在我那头皮上抹叶汁。头发又长出来了。比先前还漂亮哩，连队理发师冲我说。他爱下棋。连队理发师想到抹叶汁这个主意，是因为我弄了不少叶子茂密的树枝来雕刻棋子。那是同一棵树上的灰叶子和红叶子。木头和叶子一样，颜色也不大相同。我刻的棋子一半深色，一半浅色。浅色的叶子到了深秋才会变暗。树有这两种颜色，那是因为灰色树枝生长每年要晚很多。这两种颜色做我的棋子很不错，祖父说。

    理发师先给祖父剪头发。祖父坐在椅子上，头一动也不动。理发师说：不剪头发，头就成了乱草丛。这时候，母亲用腰带把孩子绑在椅子上。理发师说，不剪指甲，指头就成了铲子。只有死人才有这种指甲。

    松绑，松绑。

    住在四角中的六个女孩，数萝拉的薄雾连袜裤最少。而仅有的这几双在脚踝和腿部粘着指甲油。还有小腿肚那儿。要是萝拉没有及时逮住，破了的针脚还会一路抽丝，因为她自己也得走路呢，走在人行道上或者穿过那个乱蓬蓬的公园。

    怀揣着白衬衫的梦想，萝拉得追逐，得逃跑。这梦想即或在最幸福的时刻也还是和她脸上的地域一样贫瘠。

    有时候萝拉没能逮住抽丝的针脚，因为她在开会。在教席那边，萝拉说，她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喜欢这个词。

    晚上，萝拉把带脚的连袜裤都挂到窗外。它们不会滴水，因为从来不洗。连袜裤挂在窗外，萝拉的脚和腿就像在里面似的，还有脚踝和硬邦邦的脚后跟，鼓出来的小腿肚和膝盖。它们仿佛能自个儿穿越乱蓬蓬的公园，去那黑漆漆的城里。

    四角里有人问：我那指甲剪在哪儿。萝拉说，在大衣口袋里。有人问，哪个大衣口袋。你的。你怎么昨天又拿走了。萝拉说，坐电车了，说着把指甲剪放到床上。

    萝拉总是在电车里修指甲。她经常漫无目的地乘车。在行驶的车内剪剪锉锉，用牙齿把指甲根的皮顶回去，直到每个指甲上出现豆大的白圈圈为止。

    电车靠站，如有人上车，萝拉就把指甲剪放进口袋，望着车门。因为大白天里总是有人这样上车来，好像是相识，萝拉写入本子。可是到了夜里，同一个人这样子上车来，就像是来找我的。

    夜里，当外面路上已无人迹，也没有人再穿越乱蓬蓬的公园时，当风声飕飕，夜空除了响声再无动静时，萝拉就穿上她的薄雾连袜裤。她从外边关上门之前，四角的灯影里只见萝拉有两双脚。有人问，你去哪里。而此时萝拉噔噔噔的脚步声已在长而空荡的走廊里响起。

    也许，头三年我在四角的名字叫做有人。当时除了萝拉都可能叫做有人。在敞亮的四角里，有人不喜欢萝拉。大家全是有人。

    有人走到窗口，看不见下面的路，也看不见萝拉经过。只看到一个一跳一跳的小点。

    萝拉去坐电车。下一站要是有人上车，她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半夜三更只有男人上车，他们刚下中班，从洗衣粉厂和屠宰场回家。他们从黑夜走进车厢的灯光里，萝拉写道，而我看见一个男人，累了一天，他只是他衣衫里的一个影子。他的脑袋里早已没有爱，口袋里早已没有钱。只有偷来的洗衣粉或动物杂碎：牛舌、猪腰或牛犊肝。

    萝拉的男人们在前排椅子上坐下。他们在灯光中打盹，垂着头，铁轨咯吱吱一响，就抽搐一下。间或，他们拉一拉包，贴近自己的身子，萝拉写道，我看见他们脏兮兮的手。为了包的缘故，他们在我脸上瞟一眼。

    就这么短短的一瞥，萝拉便在一个困倦的脑袋中点燃了一把火。他们不再合眼，萝拉写道。

    下一站，有个男人跟着萝拉下车。他的眼睛里带着这座城市的黑暗。以及一条瘦狗的贪婪，萝拉写道。萝拉没有回头，疾步而行。她离开大街，抄近路进入乱蓬蓬的公园，以此招引那些男人。一句话都没有，萝拉写道，我躺到草地上，他把包搁在最长最低的树枝下。没什么好说的。

    夜追逐着风，萝拉一声不吭来来回回甩着头和肚子。头上的叶子簌簌响着，就像很多年前一个半岁大的孩子头上的叶子。那个除了贫穷谁都不想要的第六个孩子。像当年一样，萝拉的腿给树枝划破了。可她的脸从没被划破过。

    几个月来，萝拉每周换一次学生宿舍玻璃展窗中的墙报。她站在大门旁边，在玻璃罩里扭动着屁股。她把死苍蝇吹掉，拿着两只她箱子里的专利长筒袜擦拭玻璃。用一只袜子打湿，用另一只擦干。然后换上新的剪报，将独裁者前一次的讲话揉了，贴上这一次的。完了，萝拉把袜子扔掉。

    为擦玻璃罩，萝拉差不多用完了箱子里全部的专利长筒袜，然后就用别人箱子里的。有人说，这不是你的袜子。萝拉说，你们反正不穿了。

    有个父亲在园子里锄着夏天。孩子站在菜畦边想：父亲懂得生活诀窍。因为父亲将他的愧疚植在最蠢的草里，然后把它们锄掉。刚才孩子还在暗暗希望那些最蠢的草逃离锄头，活过夏天。可是它们逃不掉，因为要等到秋天才会长出白色的羽毛。然后才学飞舞。

    父亲从来用不着逃跑。他是唱着歌一路行进到世上来的。他在世上造了很多坟墓，造完立马走人。一场打输的战争，一个返乡的纳粹党卫军士兵，一件新熨好的夏季衬衫放在橱里，父亲的头上还没有长白发。

    父亲一大早就起来，他爱躺在草地上。躺着看迎来白天的红云。由于清晨跟夜一样寒冷，红云只好将天撕开。白天在上面的天边显现，孤独便潜入下面草地上父亲的脑中。孤独将父亲迅速赶到一个女人温暖的肌肤旁边。他取着暖。他造了坟墓，又很快给女人造了一个孩子。

    父亲将坟墓截在喉咙口，那是衬衫领子和下巴之间喉结的所在。喉结尖尖，闩住了出口。这样坟墓永远也上不来，走不出两片唇。他的嘴喝着乌黑的李子酿的烈酒，他的歌沉甸甸、醉醺醺，赞美着元首。

    锄头在菜畦里有个影子，不跟着锄头一块儿动，影子静静的，望着园中小径。那里有个孩子正在摘青涩的李子，摘满所有的口袋。

    父亲站在锄掉的最蠢的草中间说：青李子吃不得，核还软，会咬到死亡。谁都救不了你，要死人的。高烧会把你身子里面的心烧没了。

    父亲的眼睛模糊了，孩子发现，父亲爱她爱得上瘾，爱得没有节制，曾经造过坟墓的他盼着孩子死去。

    为此，孩子后来吃空了装李子的口袋。每天，只要父亲不注意，孩子就往肚子里塞半树的李子。孩子一边吃一边想，这是在找死。

    然而父亲没注意，孩子也就命不该死。

    最蠢的草就是白乳飞廉。父亲懂得生活诀窍。好比每个念叨死亡的人懂得如何活下去。

    有时我看见萝拉在淋浴室里站着，是下午时分，洗昼浴吧，太晚了点；洗夜浴吧，又太早了点。我看见萝拉背上有一道绳状的痂，股沟上方有一圈圆形的痂。绳子和圆圈活像一个钟摆。

    萝拉迅速转过身来，我看见了镜中的钟摆。它该当当敲响才对啊，因为我进入淋浴间时，萝拉吓了一大跳。

    我心里想，萝拉有擦伤的皮肤，却从来没有爱。有的只是公园地上腹部的撞击。还有身上那些男人的狗眼。他们整天听着洗衣粉从粗管子里往下泻的声音，听着动物的残喘。他们的眼睛一整天都熄着火，只有在萝拉身上的时候才燃烧。

    宿舍里，一个楼层的房间一个挨着一个，住在小四角中的女孩们把自己的吃食都存放在餐室的冰箱里。羊奶酪和香肠，是从家里带来的，还有鸡蛋和芥末。

    我打开冰箱，格子内侧放着一个舌头或一个腰子。舌头都冻干了，腰子裂着褐色的缝。三天之后，格子内侧又空了。

    我观察着萝拉脸上没有脱贫的地域。看不出她是把那些舌头和腰子吃了还是扔了，从颧骨上、嘴角和眼睛里都看不出来。

    无论在食堂还是在运动房，我都没看出萝拉是吃了还是扔了那些屠宰场的杂碎。我很想知道个究竟。我好奇心炽，想羞辱一下萝拉。我左看右看，看得目盲。不管是久久端详还是匆匆一瞥，在她的脸蛋上我总是只见那个地域。当萝拉在烧热的熨斗上煎鸡蛋，用刀刮下来吃的时候，偏让我撞见。萝拉却把刀尖递过来让我尝。可好吃了，萝拉说，不像煎锅里做的那么油腻。吃完，萝拉把熨斗搁在角落里。

    有人说：你吃完把熨斗弄弄干净。萝拉说：反正不能再熨了。

    这种眼光折磨着我。每当我跟萝拉中午在食堂一起排队，继而同桌吃饭，我就想，这种眼光的由来，在于我们吃饭只得到一把汤匙。从来没有叉子，也从来没有刀。所以我们只能用汤匙戳压盘中的肉，再用嘴撕咬成一块一块吃。我想，这种眼光的由来，在于从不让我们用刀切、用叉子扎着吃。在于我们像动物一样进食。

    食堂里大家都饥肠辘辘，萝拉写入本子，一大堆人压抑地、咂吧咂吧地吃着。原本是一只只执拗的羊。在一起就是一群贪吃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