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四

  安德鲁觉得,如果他闭上眼睛,他完全可以想象自己是在孩子们的学校里开家长和老师的联席会议,或是在生产螺帽、螺栓小公司的董事会上,做着日常的决定。

  说话声不断地流过耳边。

  “我们为这事作个决议,好吗?”

  “主席先生,我提议……”

  “有人附议吗?”

  “……附议。”

  “……有人提议也有人附议……赞成这决议的……”

  一片“赞成”之声。

  “反对的呢?”

  寂然无声。

  “……宣布,决议通过。一致通过决议,停止诺亚·汤森大夫在医院里的一切职务……”

  难道事情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吗?这平淡无奇、一本正经、调子低沉的话带来了最大的悲剧。对一度献身于工作的人来说,这些话标志着其毕生事业突然而可悲的结束。难道找不到合适些的语言,只能用这些卑劣而伪善的话吗?

  安德鲁发现自己泪流满面,但并不感到难为情。他知道围坐在医院董事会会议桌旁的人都在看着他,可他并不想偷偷擦掉眼泪。

  “乔丹大夫,”医务委员会执委会主席体贴地说,“请相信我,我们其余的人和你一样深感痛苦。诺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对于你所做的事很敬佩,我们深知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刚才所做的也同样地不容易,不过同样地必需做。”

  安德鲁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这位主席是埃兹拉·古尔德大夫。他是神经病学专家和内科主任,三年前接替了诺亚·汤森的这个职位。古尔德个子矮小,说话轻声细语,但性格沉静坚强,在圣比德医院很受人尊敬。执委会的其他人是各科主任——外科、妇产科、病理科、小儿科、放射科,还有别的科室。安德鲁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非常熟悉。他们都是通情达理、关心旁人的正人君子。尽管如此,从安德鲁看来,在做他们必需做的事情方面,他们的行动未免拖拉得太久了。

  “主席先生,”伦纳德·斯威廷说,“我应该向执委会报告:估计到有这一决议,我准备好了一份通知以便立即发到全院——各科护士值班室,住院处,药房等等。在通知里,我已自作主张地把汤森大夫的停职说成是‘出于健康欠佳的原因’。我想这样说比具体说要来得谨慎一些。同意吗?”

  古尔德探询地看了大家一眼,一阵低语声表示赞同。

  “同意,”古尔德说。

  “我还要求大家,”院长继续说,“刚才这里通过决议的详细情况,离开这屋子后尽可能不要谈论。”

  一开始,当这些被如此匆忙召集起来的主任医生们知道会议的议题时,曾经惊愕万分。但斯威廷有条不紊地引导着会议的进程,而且在开会之前,他还匆匆和医院的董事长通了电话。董事长弗格斯·麦克奈尔是当地的老资格律师,事务所设在莫里斯城。电话是当着安德鲁的面打的。尽管只听得见这一方的话,但从听筒里传来的变了音的话声中,安德鲁确实听见董事长强调的最后一句话:“把医院保住。”

  “我将尽力而为,”院长回答。

  打完电话,他就走进同他办公室相邻的会议室,随手把门一关,把安德鲁一个人扔在那里。几分钟后,门又打开,安德鲁被叫了进去。

  围坐在会议桌旁的人个个神情严肃。

  “乔丹大夫,”主席古尔德大夫说,“我们听说你指控的性质了。请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安德鲁重述他早先对院长说的话,有时查看他自己记的要点。讲完以后有人提了几个问题,讨论了一会儿,但时间都不长。接着斯威廷拿出已故怀拉齐克的病历档案给大家传阅。他们查阅着病历,看着其中可作为罪证的两条记录,不时悲哀地摇摇头。

  安德鲁分明有这样的印象:尽管执委会成员没估计到今天的事情是这样揭露出来的,但他们对事情本身并不感到意外。

  下一步就是正式决议,剥夺诺亚·汤森在圣比德医院长期享有的地位。

  现在,瘦削的小儿科主任说话了。这个新英格兰人慢条斯理地说,“我们还没有讨论的是,对那死去的年轻人将怎么办。”

  “要知道该怎么办,”院长回答说,“重要的是作一次尸体剖检。开这个会以前,我和死者在堪萨斯的父亲通了电话——死者的姐姐已经在来这里的路上了——死者父亲同意作尸检。我们可不能没有他的同意。因此今天就要解剖了。”斯威廷看了病理科主任一眼,后者表示没问题。

  “好吧,”小儿科主任仍揪住不放,“但我们跟他的亲属说什么呢?”

  “坦白地说,”斯威廷回答,“由于牵涉到法律,这个问题挺微妙,挺有爆炸性。建议你们把事情交给古尔德大夫、交给我,交给麦克奈尔先生决定。麦克奈尔先生就要来了,他还会从法律角度来提出建议。”他又说,“或许,事情过后,我们再向执委会汇报。”

  古尔德大夫问其他人,“这样行吗?”大家点头同意,而且,看来大家还松了一口气。

  或许。安德鲁想:这是个极重要的字眼。或许……我们再向执委会汇报。

  或许我们不汇报了。

  从斯威廷和他的老板麦克奈尔所代表的医院一方来看,毫无疑问是希望一切都秘而不宣的,是希望无辜受害的年轻人怀拉齐克被火化后给遗忘掉的。在某种程度上,安德鲁想,也怪不得斯威廷或麦克奈尔。他们有他们的责任。如果这作为医疗事故的案件上了法庭,陪审团判的赔偿费或经济解决办法定下的数目将大得惊人。保险金是否能抵得过来,安德鲁不清楚也不在乎。他唯一有把握的就是:他本人决不参与掩盖行为。

  一片嘁嘁喳喳的交头接耳声,会议主席连连敲击小木槌让大家注意。

  “现在,”古尔德大夫说,“我们到了最棘手的一步了。”他环视在场的人。“我必须到诺亚·汤森那里去,告诉他这里作出的决定。我知道此刻他还在医院里。有谁愿意和我一块儿去吗?”

  安德鲁说,“我和你一块儿去。”他想,这是他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

  他对诺亚有这点义务。

  “谢谢你,安德鲁。”古尔德点头致谢。

  尽管紧接下来的是可悲而喧闹的场面,但在事后平静下来思考时,安德鲁凭诺亚的镇定态度,直觉地感到诺亚·汤森在等着他们,而且见到他们去了才宽了心。

  埃兹拉·古尔德和安德鲁从电梯里出来,踏上病人住院的这层楼面。这里右边是繁忙的走廊、一间间病室和一个护士值班室。汤森站在走廊的尽头,无所事事,似乎在查看空间。

  他们两人走近他时,他的头动了一下,一看见他们,仿佛要缩到地板下面去似的。他转身走开,一会儿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转了回来,脸上勉强地装出微笑,把两只手腕并得紧紧地伸了过去。

  “你们带手铐来了吗?”汤森问道。

  古尔德一时似乎不知所措,接着说,“诺亚,我必需和你谈谈。咱们到僻静的地方去吧。”

  “何必找僻静地方?”这回答近乎喊叫,而且看来汤森是故意提高嗓门的;一个护士和几个病人好奇地转过头来。“整个医院不是在天黑以前都会知道吗?”

  “好吧,”古尔德平静地说。“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我们就在这里说吧。

  我有责任告诉你,诺亚,医务委员会的执委们开了一个会。大家非常遗憾地作了个决议:停止你在医院里的职务。”“你知不知道”——汤森的声音仍然很高——“我到这医院有多久了?我为这医院干了多少事情?”

  “我知道你来这里已有多年,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干了许多许多事情。”古尔德不安地意识到周围听的人越来越多。“诺亚,我们能不能……”

  “难道所有这些都起不了一点作用?”

  “很遗憾,在发生了这种事的情况下,什么也起不了作用。”

  “问问这里的安德鲁,我干了多少事!问呀,问他呀!”

  “诺亚,”安德鲁说,“我给他们讲了怀拉齐克的事。很抱歉,但我必须讲。”

  “哦,对了!怀拉齐克。”汤森的头抽筋似地点了几点,话也和缓了一些。“那可怜的年轻人。他不该这样惨。我也替怀拉齐克难过。真的。”

  突然,这位老内科医生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叫人相当尴尬。剧烈的抽泣使他浑身抖动。抽泣声时而被不连贯的话所打断。“……第一次……犯错误……确实疏忽了……不会再发生……向你们保证……”

  安德鲁要去扶住汤森,但古尔德比他快。他抓住汤森的胳臂,坚定地说,“诺亚,咱们离开这里吧。你身体不大好。我这就送你回家。”

  汤森还在因抽泣而抖动,总算让人劝着往电梯走去。人们好奇的眼光一直跟着。

  内科主任古尔德把汤森稍稍往前推一点,转身对安德鲁低声说道,“安德鲁,你留在这里。弄清楚诺亚今天看了哪些病人,检查一下他可能写下的医嘱。快些办好这事。一定不能再重复那……你懂了吧?”

  安德鲁点点头。“懂了。”

  他不情愿地看着他们两人离去。

  他们走到电梯旁,汤森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声喊叫,想要不走。说来也叫人不信,突然,他心中什么东西似乎崩溃了,从前的他已经变成碎片,原先的形象也毁了,一切气派、风度已荡然无存。电梯的门一开,古尔德硬是把汤森匆匆推了进去。甚至在电梯门关上以后,还听得见汤森的尖叫声。随着电梯下降,声音才逐渐消逝,留下安德鲁一个人站在一片寂静之中。

  那天晚饭后,安德鲁在家里接到古尔德打来的电话。

  “我要见你,”内科主任说。“就在今晚。你看哪里最方便?如果你愿意,我到你府上来。”

  “不,”安德鲁说。“咱们就在医院里见面吧。”安德鲁觉得,还没到和西莉亚谈诺亚事情的时候,尽管西莉亚和往常一样,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头,但她并不刨根究底。

  安德鲁来到圣比德时,古尔德大夫已在医院拨给他专用的小小办公室里。“请进,”他说。“请把门关上。”

  古尔德拉开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这是违反规定的,我很少这样做。但今晚我觉得有这需要。你一起喝吗?”

  安德鲁感激地说,“我喝,谢谢。”

  古尔德斟了两杯酒,加上冰块,兑上水,两人就默默地喝着。

  接着古尔德说,“我离开你以后,几乎一直和诺亚在一起。有几件事情你应该知道。第一件是——因为这将影响你们的诊所和诺亚的病人——诺亚·汤森永远不能行医了。”

  “眼下他怎样了?”安德鲁问道。

  “你的问题改成‘眼下他在什么地方?’我就好回答了。”古尔德将杯中的剩酒摇晃了一下。“他已经被送到纽瓦克一家幽僻的精神病医院去了。

  据那些精神病专家判断,他将不大可能再离开那里。”

  古尔德在叙述着下午和傍晚的经历,声音都变了。谈到某一处时,他悲哀地说,“我希望永远也不再经历类似的事情了。”

  离开安德鲁以后,古尔德和汤森来到圣比德主要的一层楼,这时内科主任设法把还在尖叫的汤森推进一个没人在内的治疗室,把门锁好后就急忙打电话找本院的精神病医生。精神病医生到来后,两个人才把汤森制服了并给他服下镇静药。显然,汤森这种状况不宜回家。于是精神病医生又匆匆挂了几处电话,后来用救护车把汤森送进纽瓦克的那家精神病医院。古尔德和精神病医生陪着他去。

  他们到医院时,镇静药的作用已过去,汤森变得很狂暴,不得不给他穿上拘束衣。“啊,老天,真吓人哪!”古尔德掏出手绢来擦脸。

  此刻,情况或多或少已趋明朗:诺亚·汤森精神错乱了。

  正如古尔德描述的,“仿佛诺亚不知怎地一直只有躯壳活着——当然,由于他服用麻醉药上瘾,已这样生活很久了。天知道他怎么能设法混过来的,反正他混了过来。忽然,今天发生的事使这躯壳碎了……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起作用,而且,照现在这情况,一切已无可救药了。”

  古尔德接着说,一小时以前,他去看诺亚·汤森的妻子了。

  安德鲁吃了一惊。几天来发生了这么多事,他竟然从没想起过希尔达。

  他问道,“她是怎样对待这件事的?”

  古尔德考虑一会儿才回答。“说不清。她没讲多少话,也没失声痛哭。

  我有个印象,她一直估摸着要出点事情,但又从来不知道究竟要出什么事。

  我想,你最好明天自己去看看她。”

  “嗯,”安德鲁说,“我要去的。”

  古尔德犹豫着。然后他直视着安德鲁说,“还有一件你我必须商量的事情,那就是:死者怀拉齐克怎么办。”

  “我还是现在就告诉你吧,”安德鲁坚定地说,“我根本不想参与任何掩盖行为。”

  “那好,”古尔德表示已听见;他的声音严厉了。“我来问问你:你打算干什么?你要发表公开声明吗?说不定还要向报界发表吧?然后,在有关医疗事故的诉讼中,自愿为起诉一方充当证人?你要帮助某个追着救护车讨大笔事故诉讼费的律师,把汤森太太的钱都抢走吗?而这些钱都是诺亚积攒下来防老用的!你要我们医院负担损害赔偿金吗?这将大大超过我们所能得到的保险金,使我们破产,使我们也许不得不缩小医院范围,甚至关门,你要这样吗?”

  安德鲁争辩说,“上面所讲的事一件也不会发生。”

  “但可能发生。律师的厉害你总读到过不少,总该知道他们在法庭上的能耐。”

  “那不是我操心的问题,”安德鲁坚持说。“重要的是事实。”

  “事实对我们大家都重要,”古尔德回答。“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独有的。

  但有时,在正当理由和特殊情况下,事实也可以遮掩遮掩的。”他变了一副说服人的腔调,“现在仔细地听着,安德鲁,听我把话讲完。”

  内科主任停了一下,把思想集中起来,然后说,“死者的姐姐怀拉齐克小姐今天下午从堪萨斯到了这里,斯威廷见到她了。斯威廷说,她是一个善良的普通女人,比她弟弟大不少,弟弟死了,她当然难过。不过姐弟俩并不非常亲密,而且这样已经好多年了。因此对她说来,丧弟之痛并不深沉。在堪萨斯家里还有一个父亲,但他患震颤性麻痹症,已是晚期,活不了多久。”

  安德鲁说,“我不明白说这些干——”

  “你就只管听吧!”

  古尔德在往下讲以前又停了一会儿。“怀拉齐克的姐姐不是来找麻烦的。

  她没有提很多问题。她甚至主动地说她弟弟的身体从来就不结实。她要将他的遗体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回堪萨斯。但她缺钱,斯威廷和她谈话时发现了这一点。”

  “那么她有权得到帮助。当然这是起码的——”

  “一点儿不错!”我们大家意见完全一致,安德鲁。不仅如此,经济上的帮助可以安排。”

  “怎么安排?”

  “伦纳德和弗格斯·麦克奈尔已经研究好了。今天他们忙了一个下午。

  细节情况就别管了;你我反正都无须知道。但事实是,我们医院的保险公司——我们曾把事情真相秘密地告诉他们——很希望这件事悄悄了结。怀拉齐克原先似乎寄钱去堪萨斯,补助他父亲的医药费用。这笔钱可以继续寄下去,可能还会多给一些。怀拉齐克的丧葬费用由我们出。还可以给一笔抚恤金,数目虽不巨大,但足够他姐姐度过余生了。”

  “如果你们不承认有责任的话,那怎么向她解释这种做法呢?假如她疑心起来呢?”

  “我想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古尔德说,“不过斯威廷和麦克奈尔似乎不这么看,他们俩毕竟都是律师嘛。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小心地处理好这事。

  我还这样想,这同怀拉齐克小姐是什么样的女人有关。最重要的是:这样做不至于需要荒唐地耗资数百万才能把事情解决。”

  “我想,”安德鲁说,“荒唐不荒唐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问题。”

  内科主任不耐烦地作了个手势。“请你记清楚:这件事中没有妻子可牵连,也没有子女将来的教育问题需要考虑——只有个快死的老人,还有个中年妇女,而这妇女将得到合理的照顾。”古尔德停住了,忽然问道,“你在想什么?”因为听到最后一句话时,安德鲁笑了。

  “一个玩世不恭的想法。如果诺亚手里反正要死一个病人,他不可能挑一个比这位更合适的人了。”

  古尔德耸耸肩。“生活里总是有各种机遇。这次恰巧被我们碰上了。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哦,是问你发表不发表公开声明?举不举行记者招待会?”

  安德鲁着恼地说,“当然不。我从来没想过要那样。你知道得非常清楚。”

  “那么你还要干什么呢?你把你所知道的提请医院注意,这事你做得很对。何况你和这事毫无牵连。任何解决办法都不会影响到你。又不要求你撒谎,而且,即使由于任何原因,这件事张扬开了,引起官方对你的询问,你也自然可以讲清事实。”

  “假定这是我的态度,”安德鲁问道,“你们的态度如何呢?你们会告诉怀拉齐克小姐她弟弟死亡的真正原因吗?”

  “不会,”古尔德简洁地回答。接着他又说,“所以说我们有几个人在这件事中牵涉得比你深。这可能是我们该当如此的原因。”

  在随后的沉默中安德鲁想:古尔德刚才的话虽然婉转但很明确,那是承认四年以前安德鲁的做法是对的,是别人错了。当时安德鲁曾想把诺亚·汤森服用麻醉剂上瘾一事摊出来,但被回绝了。安德鲁现在有把握:伦纳德·斯威廷一定把他们俩的谈话告诉了别人。

  毫无疑问,认错只会有这么一次;这类事情绝对不会见之于文字。但至少,安德鲁劝慰自己,总算吸取了一点教训——这包括他自己、斯威廷、古尔德还有另一些人。可惜他们吸取得太晚了,既帮助不了汤森,也没能让怀拉齐克免于一死。

  安德鲁问自己说,那么从现在起,他向何处去呢?回答似乎是:哪儿也不去。

  古尔德刚才讲的话,总的说来很有道理。没有要安德鲁撒谎也是事实;虽然从要求他不去声张这一点看,他是参与了掩盖行为。而从另一方面看,还有什么人可告诉的呢?告诉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不管发生什么事,库尔特·怀拉齐克不会重返人间,而诺亚·汤森已不得不被悲惨地撤离医疗岗位,再也不会危及任何人的生命了。

  “好吧,”安德鲁对内科主任说,“我不再有任何行动了。”

  “谢谢你,”古尔德表示了谢意。他看看表。“这一天真长呀,我该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安德鲁去看望希尔达·汤森。

  汤森六十三,希尔达比他小四岁。以她这样的年龄来说,她还是风韵犹存的。她身材保养得很好;脸上皮肤不松弛;头发虽全部灰白,却剪得短短的,样式很时新。今天她穿得很潇洒,上身是蓝绸外衣,配着白亚麻布的便裤。脖子上戴有细细的金项链。

  安德鲁原以为她会显出紧张不安或是哭过的迹象,但什么也看不出来。

  汤森夫妇在莫里斯城希尔大街上的住宅,是一幢小巧而舒适的两层楼房。离埃尔姆路和富兰克林路路口的诊所不远,在天气好的日子,诺亚·汤森往往走着去。家里没有仆人,希尔达自己开了门,把安德鲁领到起居室里。

  室内的家具都是淡棕色和米色的,从室内可以眺望花园。

  两人就座以后,希尔达干巴巴地问,“你要来点什么吗,安德鲁?要酒还是要茶?”

  他摇摇头。“谢谢,不用了。”接着他说,“希尔达,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说——我非常非常难过。”

  她点点头,仿佛这话不出她所料,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害怕?害怕到这里来见我?”

  “有一点儿,”他承认。

  “我猜是这样。其实没有必要。也不要吃惊和奇怪,就因为我现在没像那些易动感情的女人一样哭泣呀,扭绞双手呀,或做一些其他显示出悲哀的事情。”

  他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简单地应了声,“嗯。”

  希尔达·汤森像没听见似的接着说,“事实上,那些事我都做过了,做得那么频繁,那么长久,现在那些事都已远远抛在后面了。多年来我流了多少眼泪,泪泉都干涸了。我总在想,当我眼看着诺亚毁掉他自己时,我的这颗心就在破碎。只是当我不能使他明白,甚至不能使他听听我的话时,我才渐渐认为我已经没有心了,里面只剩下一块石头。我说的这些有道理吗?”

  “我认为有道理,”安德鲁一边说一边在想:我们每个人是多么不了解别人的痛苦呀!多年来希尔达·汤森一定生活在一堵墙后面,这是一堵忠实地为诺亚打掩护的墙,过去安德鲁从来不知道也从没怀疑到有这堵墙。他也记起古尔德头天晚上说的话。“她没讲多少话……我有个印象,她一直估摸着要出点事情,但又从来不知道究竟要出什么事。”

  “你过去知道诺亚服用麻醉剂的事,”希尔达说,“对吗?”

  “对。”

  她的语气有点责怪的意思。“你是医生,怎么不采取任何措施呢?”

  “我四年前在医院里试过。”

  “那里没有人肯听你的话吗?”

  “差不多是那样吧。”

  “你当时可不可以使把劲儿再试试呢?”

  “可以的,”他说。“现在回头看,我想当时是可以的。”

  她叹了一口气。“或许你使了劲也不会成功。”突然她换了话题。“今天上午我看诺亚去了,不如说试图去看看他。他在发狂。他不认得我。他谁也不认得了。”

  “希尔达,”安德鲁轻柔地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吗?任何事情都行。”

  她不理会这个问题。“西莉亚对于发生的事有没有一点内疚?”

  这问题使他吃惊。“我还没告诉她。今晚我要谈的。至于内疚嘛——”

  “她应该内疚!”这几个字是用狂怒的语气说出来的。希尔达用同样语气继续说,“西莉亚是那贪婪、残忍、牟取暴利、极力推销产品的制药行业中的一份子。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只要能卖出他们的药,只要医生的处方上开他们的药,只要人们服用他们的药,哪怕这些药人家根本不需要。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安德鲁平静地说,“没有医药公司强迫诺亚服用那种药。”

  “也许不是直接地。”希尔达的声音高了。“但正因为各公司用麻醉剂把医生们包围起来,所以诺亚和别人才服用麻醉剂!他们使麻醉剂泛滥成灾!

  让卑劣的、‘真不错啊’的滥肆吹嘘的广告在医生必读的医学杂志上占了一页又一页;用雪片般飞来的邮件、免费旅游、酒宴款待——这一切都为了使医生们想着麻醉剂,总是想着麻醉剂,多多地想着麻醉剂!所有的医药公司,家家都一样,用免费的麻醉药样品将医生们淹没,他们告诉医生,他可以要任何一种麻醉药,要多少给多少,只需开口就行!毫无限制,从来不提任何问题!你知道这些的,安德鲁。”她停了一下。“我要问你件事。”

  他告诉她,“只要我能回答,一定回答。”

  “许许多多推销员——新药推销员——到诊所里来。诺亚一直会见这些人。你不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不定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吃了多少麻醉药吗?都已清楚他是个服用麻醉药上瘾的人吗?”

  安德鲁在回想。他想起诺亚的诊室里,大量杂乱无章的各种厂家包装的药品。“嗯,”他回答说。“嗯,我认为他们很可能知道。”

  “但这也拦不住他们,拦住了吗?混帐东西!他们还是照送不误。诺亚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帮诺亚毁掉他自己。这就是你妻子干的肮脏而腐败的行业,安德鲁,我恨它!”

  “你刚才说的有道理,希尔达,”他承认说。“也许很有道理。而且尽管你说的并不是事情的全貌,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理解?”希尔达·汤森的声音既侮慢又痛苦。“那你什么时候对西莉亚谈谈。说不定她会考虑改行。”

  随后,仿佛一股被抑制的力量终于解放了出来,她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