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

1939年至1972年战争时期,蒙马特尔区科兰库尔街有一家食品杂货店,门前总排着十四名顾客,久而久之,他们彼此结成友谊,便决定再也不分离了。

“我呀,”一位老人说道,“我不怎么想回家,家里有什么等着我的,没有生火,就孤单一人,每天吃这二百克面包,连点菜也没有。我那老伴,是一个月前走的,倒不全是因为生活困苦,说起来恐怕你们不会相信:她是为了一件狐皮大衣送了命。若不是战争,她还会活在世上,拿她的话说,人不该受这份儿罪。真的,我这也不是发牢骚,可是,我这一生劳碌,到头来剩下什么呢?就是受苦受累了。我当售货员,卖家具用布,干了四十年。看起来,这算不上艰苦的行业,然而,一整天站在那儿,眼睛盯着顾客,脸上总要堆着笑,总要向人解释,一副上心的样子。销售经理就在背后监督,他若是斥责你,不管有没有道理,你只能低头认错,不然的话,就把你开了。挣的钱刚够凑合着过日子。固定工资全交房租了,销售额分红也没有多少。我这就给你们算一算吧,就拿1913年来说,两笔收入加起来,每月也就是一百八十法郎。还得养活三个女儿,就为照管孩子,妻子不能出去挣钱了。她过得同样不顺心:两个女儿身子骨弱,总要有一个生病,还得犯愁,掂掇着怎么用这么点儿钱。这还不算,1914年打仗了,征我去当了普通兵,当然留在后方,可是当了五年兵,几乎没挣什么钱,1919年复员回家,我的工作有人干了。最后,到布拉刊和巴朗德拉商店,总算找到事儿干。那几年,买卖挺兴旺,营业额分红挺多的,几个女儿也开始挣钱了。这回,妻子才对我说,日子总算好起来了。可是我呢,已经快满四十八岁了,眼看着要到退休的年龄。她放手花钱的时候,我就跟她叨咕要省着点儿。我妻子仍旧挺漂亮,当然不那么年轻了,但还是很美,人一打扮好俊俏,只是从前没时间,也没钱罢了。要说她现在想打扮了,倒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其实,她主要还是有点遗憾,也可以说有点想法,想来想去,脑袋里就生了个主意,要买一件银狐皮大衣。她好像随便说说,向我提起来。要知道,人有时就这么说,我有了钱,就一定买下来……她心里也有数,这是异想天开。这也证实了,有一天我对她说,你那件狐皮大衣,归根到底,还是可以买的,结果呢,反倒是她不肯了。不过,这种渴望,总归挥之不去。八九年,小十年过去了,有了不少麻烦,小女儿进了结核病疗养院,一个女婿开始酗酒。至于那件狐皮大衣,我妻子一提起,就当笑话了,但是要知道,那是一种苦笑,我看着心里很难受。一天晚上,从布拉刊商店出来,我遇到从前的老板,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回他那儿干,当销售经理。我,当销售经理,你们想想看,真以为是做梦。可是又一想,我也不免担心。那是1934年,我快到六十三岁了。一到这把年纪,对不对?就没有了争强好胜的念头,已经没有了十足的狠心,这是指挥别人必不可少的。不过,这种事儿,我总不能错过呀。对我来说,这真是个好职位,还不算随之而来的可以沾沾自喜:总算有了出头之日。我妻子也很高兴。你们也了解女人的心思。去商店购物,聊起来,就对旁边的一位女士说,我能给您买到便宜东西,我丈夫在纳达尔商店当销售经理。事实上,我和她一样,都有点飘飘然了。一天晚上,我拎着一包东西回家,正是银狐皮大衣。毛色美极了,我可不是胡乱买一件。当销售员,总会有些关系。我呢,认识一个人,他表兄在斯特拉斯堡大街开皮货店。狐皮大衣花了我两千法郎,但是货真价实。我一打开包装,她的眼泪便流下来了。我从未见过有谁这么高兴。她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她的狐皮大衣倒不怎么常穿,只穿出去过四五次,或许六次:一次婚嫁喜事,一次命名洗礼,再就是到本城讲究的人家用晚餐。星期天出门,有时我就对她说:‘玛丽,穿上吧,这件狐皮大衣。’可是她不穿,生怕磨损了。她用薄绵纸将大衣包好,还放了樟脑丸,装进一只美观的盒子里。每周一次,是星期四,她将大衣挂到窗口透透风,当然,多少也有点让邻居瞧瞧,让人知道她有一件银狐皮大衣。她这样显摆一下,比每天穿在身上还要高兴。那阵子,她遂心如意,我也同样。话说到了1937年,我呢,多么耐劳的人,觉得身体大不如前,人一下子就老了。脑袋昏昏沉沉,整天想睡觉,两条腿也浮肿了。工作算是干到头了,必须辞职,考虑靠自己的积蓄生活了。总共有六万五千法郎,都换成了终身年金。虽说是年金,你们也能猜得出,收入并不丰厚,日子总还是过得去,处处当点儿心就是了。再后来,战火就烧过来了,德国人进了城,赶紧逃难。我们也再三考虑了。卢瓦尔河一带经受了五年战乱,女儿女婿都居住在河那边,我们总不能连面都见不到他们就丧了命。于是,我们上了路,我拎一只箱子,装几件换洗的内衣,我妻子拿着她那狐皮大衣盒子。一个月之后,又回来了。只要是晴天,那还可以,可是一变天,就受不了啦。还有吃饭问题,什么都要花钱,以后的日子恐怕就艰难了。不仅如此,两个女婿还被俘了,一个女儿赶巧要生孩子,总得帮帮他们。这样就入不敷出了。物价一涨再涨,而年金却一动不动。我呢,去年冬天那一折腾,挺不住就病倒了。大夫说:‘您得增加营养。’这是自然,但是钱在哪儿呢?我那口子就说:‘那好吧,你就别操心了,这回总还能对付过去的。’还真说对了,开春之后,我差不多就康复了;然而她呢,眼看着她日渐消瘦。她总是闷闷不乐,两条腿发软,心脏、肠胃,总之,整个人走了下坡路。最后卧床不起了。一个星期四早晨,正是夏末,阳光充足,我上街买东西之前,就对她说:‘玛丽,要不要我把你的狐皮大衣挂到窗口。’她那可怜的头这才从枕头上转向我,眼睛从来没有那么明亮过,她的下颏儿开始抖动,对我说道:‘我的狐皮大衣,我已经卖掉了。’她卖了八百法郎。一个月前她死的时候,我还想过给她买一件,不让她怀着遗憾进入坟墓。我心想,如果不是太贵,也许我还能借到钱。我询了价:一件银狐皮大衣,还是旧货,要卖到上万法郎了。”

“我呢,”一个孩子说,“我肚子饿,总是饿得慌。”

“我呀,”一位少妇说,“我最好也别回家了。我丈夫在西里西亚,在德国俘虏营的勤务班里。他二十八岁,我二十五岁,战争永远也打不完。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去,我的生活里没有他了,而这种生活甚至变得牢固起来。我的手提包里,我的房间里,所有的家具上,全放着他的照片,可是无济于事。现在思考什么,决定什么事,都是我独自一人。从前,一到星期天,我就跟他去看橄榄球赛、足球赛,或者去看自行车赛。我又是鼓掌又是叫喊:‘加油,快呀,把球踢开!’我天天看《汽车》杂志,还对他说:‘喂,马涅好像保持最佳竞技状态。’现在可倒好,每逢星期天,我就去看电影,或者独自闷在家里。等他再回来,我恐怕再也不能让自己相信,体育还能引起我的兴趣,觉得自己甚至都不会去尝试了。他喜欢的那些人,我也不大去看他们了。战前,我们经常去布里奥家,他们也来我们家相聚。布里奥是我丈夫的老同学,他跟一名女演员同居过,还认识一位参议员,曾到纽约逗留了半个月。他把我丈夫当成个傻瓜蛋,管他叫‘脑残哥’和‘呆木鸡’,就当着他的面掐我的大腿,逗得他妻子格格大笑。我们回到家来,丈夫还总对我说:‘布里奥这两口子,是多么讨人喜欢的朋友。’我就应声‘是啊’,而这句‘是啊’是由衷之言,并不是单纯讨他喜欢。现在呢,什么布里奥,哪怕听到他的声音我都受不了。对我的公公婆婆,也是同样情况,我去看望他们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他们已经徒有其名了。生活当中也不拘小节了。躺在床上看书,出门连帽子也不戴,赖在床上不起来,头发披散在背上,没事儿去看看戏,跟人家约会也迟到,还有其他许多小节,从前都特别注意,现在就百无禁忌了。几乎没有走出家门,我就跑了一段什么样的路啊!还有更糟糕的,我一意孤行,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起初那段时间,我还要参考他的想法,我在心里嘀咕,喏,就当他在家呢。现在呢,越来越不考虑了,到头来就心安理得,心里说是啊,当然了,可这有什么呢,事情就是这样。还有一种情况,也同样严重,就是一分钟我也不感到无聊寂寞。一想到他在那么远的地方,我非常痛苦,能看到他回来,什么我都可以付出,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从来就不觉得烦闷。我有自己的一套生活习惯,按照自己的意愿拿捏的一种生活,再也不可能同另一个人的生活融合了。等他回来,当然了,我会尽力做好,不让他看出有什么变化。我还会陪他去看橄榄球,还会去看望布里奥一家和公婆一家,我也尽量不再躺在床上看书了。不过可以肯定,我会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埋怨,时刻想着另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更为率性的生活方式。我已经不是他走时丢下的那个女人了,我好像重新掌握了自身。我能怎么样呢?一对夫妇,还成不了一种化合物。元素一旦分解,再重新放在一起,就不能恢复分解前的化合物了。发动战争的那些人,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我变得严肃了,而且会一直这么严肃,但愿如此。我不会有任何事要求得到别人的原谅,我的头脑是自由的,能够做出判断。我认识一位女子,丈夫一旦成为俘虏,她随即就找了个情夫。可是等丈夫回来时,她并没有丧失去顺从一个男人的兴致。他们的生活很容易就复原如初了。我知道,有些女子结婚晚,三十岁或者更大些,她们的生活已经定了型。这样,她们只能好歹适应。她们无须掩饰多么厌恶橄榄球赛,她们直白地讲出来,也算不上一种背离。没人要求她们说出或者做到她们不相信的事。据说爱情能创造奇迹,我也正是害怕这种话。因为,归根结底,即便我会重新喜欢上自行车赛和布里奥一家人,我也不知道自己希求什么了。我成为现在这种样子,已经心满意足了。我在这儿对你们说的话,也许我应该写信告诉莫里斯,他叫莫里斯。可是我不敢,明知道他正期待同样的生活重新开始的一天。他最近这封信上还对我说:‘你还记得吧?最后那个星期天,我们是在冬季赛场度过的。’你们想想看,我若是如实相告,那对他是多大的打击啊。然而,我作为独身女人,在这段生活中,却学会什么也不隐瞒了。将来,只要他一冲我发火,或者我跟他发脾气,这些话我就会对他讲出来了。怕想还要想。或许,有必要重新学会说假话,现在还来得及。总之,我需要朋友。”

“我呢,”一位年迈的妇人说道,“我再也不相信上帝了。昨天晚上,我拿到两个鸡蛋,实实在在的鸡蛋,走在人行道上一脚踩空,两个全摔碎了。我再也不相信上帝了。”

“我呀,”一位家庭主妇说道,“我总是有点儿怕回家。四个孩子在家等着我呢。大小子十二岁了。第五个孩子1941年死的,吃了一冬天苤蓝,最后让肺结核夺走了命。本来应该天天吃肉,吃有营养的食品。让我到哪儿去弄呢?我丈夫是铁路工人,有空我就去帮帮佣,你们能算得出来,就这么点收入,没法儿买黑市的东西。也可以说,孩子是饿死的。其他几个,身体也都越来越差了。一个个精瘦,可怜的小脸蛋惨白,不是感冒就是嗓子疼,而且有气无力,都有黑眼圈,谁也没有精神玩。我买东西一进家门,四个就全凑到跟前,看我的袋子带回来什么。我就呵斥他们:‘都走开,别围着我转!’他们走开了,始终一声不吭。有时候,我就开不了口,不忍心说他们。昨天回去,口袋还是空的,那真叫空无一物,配给的食品还没运到。看着四个孩子又围拢过来,我的心好像碎了,不由得哭了。这些还不算,连暖气也没有,天又这么冷,上星期,煤气也掐了,整整断了一周,孩子的肚子里一点儿热乎东西都没有。他们冻得皮肤都发青了,眼睛无神,那样子分明在问:我们究竟干了什么坏事啊?还有,满是冻疮和裂口,看看他们的小脚丫就知道了。想买木底皮面鞋,也没那么容易;有购物券也买不起。喏,眼下,四个孩子只有三双鞋,好在总会缺一个,生病了躺在床上,也就解决问题了。有时我就去市政厅,申请补助券,这种券,那种券。本就不应该去,我知道会是什么结果,然而,我看到孩子咳嗽不止,都瘦下去,肚子里没进一点儿食,没法儿就得去申请。门儿也没有,他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嘴里还不干不净,立马打发我走人。我穿戴也不像样,无论转回到哪里,总是同样的遭遇。一个政府官员守着窗口,就是有钱有势的人的一条狗,一看见穷人就龇牙咧嘴。也是的,我生这么多孩子,有什么必要呢?我这纯粹是自己找罪受。四个孩子如果保不住,全死光了,那又碍了谁的事儿呢?反正碍不着政府,当然也碍不着市政厅,更不用说那些阔佬了。我这儿孩子饿得要死,而那些大肥猪,天天吃肉,吃二十法郎一个的鸡蛋、四百法郎一公斤的黄油,还有鸡、火腿,吃得肚子滚圆,把背心都要撑破了。至于服装、皮鞋、帽子,他们哪样都不缺,你们不必担心。有钱人,他们吃得比战前多,他们甚至硬往里塞,生怕给穷苦人留下什么。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昨天在食品杂货店,我就听见两个阔太太交谈。那两个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好家伙,身穿毛皮大衣,戴着金银首饰,还牵着哈巴狗。她们说,现在人就怕短缺了什么,食量比从前增加一倍。她们说:‘在我们家就是这样。’甭跟我说那些有钱人了。全是杀人犯,残害儿童的杀手,就是这码事儿。往前走吧,战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等德国人一走,一笔一笔账就要算了。所有那些红光满面、肚子垂到腰带上的人,大家都有两句话要跟他们讲讲。他们杀害我每一个孩子,我要他们用十条命来抵偿。我还操木底鞋砸他们的脸,打死他们;让他们慢慢死,多吃点儿苦头。那些肥猪,腆着鼓鼓的大肚子,来向我们夸夸其谈,讲什么荣誉、忠诚,以及诸如此类的大话。我嘛,荣誉,等我的孩子不再挨饿了,那么我们就来谈一谈。有时候,我就对我那男人说:‘维克多,你在火车北站,也要搞点儿什么呀;有些职工私拿给俘虏准备的包裹,你也照样干呀。既然人人都只顾自己的肚子,既然富人无视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那么我们就不必顾虑那么多了:人人为己,不择手段。’可是他呢,别打那主意,他是一家之主,正正经经的人。荣誉,就挂在他的口头,好像焦糖粘在牙齿上。就算我们倒霉吧。”

“我呀,”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说道,“你们哪儿知道,我遭遇了什么事。晚上我回家,经过帕土罗街的台阶时,常有个男人,高个子,胡子拉碴,总拿眼睛盯着我,不怀好意的样子,我也说不出那是什么眼神。我母亲倒常说,男人都是下流坯。可是那家伙,真让我害怕。昨天晚上,他就躲在一个墙角,等我经过时,他就扑向我,把我整个身子压倒在石头地上。他还把我的鞋带抢走了。”

“我呢,”一位老小姐说道,“我疲惫得很。生活,现在发生的各种事情,都不大适合我了,也越来越不适合了。我在埃尔梅街开裁缝店,不用说,再也收不了什么活儿了。战前,经营就已经很艰难了。那时,我还能加工连衣裙、大衣、女式套装,也做女式内衣。最多时我雇用五名女工。我的顾客都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女眷。我说的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出现竞争。建起了大百货商店。又有了女式套装专营店,还有连衣裙、短袖衬衫的专营店。而且,制作成衣,大批量生产。那种成衣服装,除了不如我做的结实,其他方面几乎都胜过我的手艺,应当承认,价格还便宜。到头来,我就主要做修补和翻新的活儿了。就剩下一个女工,给的工钱也低。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连布料都没有了。你们会说,还有黑市呀;可是我呢,跟不上潮流。再说了,本钱,我也没有哇。人老了;要想投资黑市,那必须有钱,或者懂得行情,再就是政府官员。战前,我还能收到来料加工。现在完了,几乎没了。那些女士花一千五百法郎买一米的料子,做工也要挑贵的。少于两三千法郎,她们就信不过,而我呢,做工费超出三百法郎,人家就嗤之以鼻了。现在,我是老女裁缝。人家提起我来就这么讲,一个老女裁缝,在埃尔梅街开店,就做点儿不起眼的小活儿。老女裁缝,不错。可是,只往前数上十年,我还给那些体面的老板娘,甚至给警官太太、律师夫人做衣服呢。真跟你们说起来,布克努瓦夫人,市参议员的妻子,她那几条连衣裙全是我做的。一想想就难受,我落到什么地步:就是给这周围的穷人把大人的衣服改小,把旧大衣改为男孩外穿的短裤,修修补补,改改接着穿。人家总归是正规的裁缝,到这种境况真让人痛心。便是这种活儿,足够干的也就罢了,可是不然,还是差得多。我这也算运气好,大家都凭配给票,谁也吃不饱,要不然,我就没得活儿干了。我六十五岁了,从来就没有漂亮的时候,如果说我还得到别人一点称道,也是因为我有手艺,一门真正的手艺,‘杜夏小姐裁缝店,专做女式衣裙、大衣和套装’。直到战前,甚至那时候,那些生意人还都认识我。不管买多么少的一点儿东西,总有笑脸相迎,说话很礼貌:‘您好,杜夏小姐。’如今那些店主,只认钱不认人了。他们不认得穷人了。战争,也许总会有结束的一天,可是我呢,已经被撇到一边,女人会重又与丈夫团聚,男人会重拾他们的旧业,但是,谁也不来跟我讲一讲。我呀,再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

“我呀,”一个男孩说道,“我真希望世界不到中午就毁灭了。我刚刚把家里的面包票全丢了。我妈她还不知道呢。”

“我呢,”一名妓女说道,“我简直烦透了。我是什么人,你们都知道,可也不要瞎猜想。许多人都认为,干这行,就是养肥自己的好手段。当然是这样,你们能看到有些女人白天还拉客,可是那种行径,并不是为我预备的。我呢,还是按常规做事,我的客人,都是中等收入,从每月收入抠出点钱来寻开心。从前,我每月平均起来,能挣上一百法郎,也许还多点儿,但是除此没有别的进项了。我和我那男人,生活节省一点儿,甚至还能存下点儿钱。菲尔南多倒有想法,有朝一日能在马恩河畔盘下一家小酒店。要知道,战前,这也不是办不到的事。而且,爆发战争,国家只要准备好了,也可能是件好事呢。可是法国人,太喜欢享乐了,从上到下,过分放任自流。还犯了不少过错,结果一片混乱。在怪异的战争时期,大家反倒没有太受苦。那时候,街上还煕煕攘攘,男人也不少见,就想找漂亮姐儿。甚至后来,德国人开进巴黎,情况也一样,是一个好时期。他们的所有军人,德国人都派来参观巴黎。现在,军人就少了,旅游期算是结束了。不仅如此,还真没有多少干活的时间。瞧瞧这个季节,六点钟,天就已经黑了,就只好到咖啡馆里兜揽生意。饮料贵得很,里边势必聚了许多女人,可是对顾客来说,却有个气氛问题,跟大街上不一样。这对我也是不利。那么多女人,用淫荡的目光,或者胸脯挑逗人。而我呢,我最好看的部位,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从脚一直到腰部,可是,我总不能坐到桌子上。那些女人,也有的会讲德语,这就容易勾引上德国军人。菲尔南多就想让我学德语,打发我每天早晨去上课。可是我什么也听不懂,也就撂下了。你们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呢,即使行话,我也从来不开窍。这也是教育问题。在我家里,交谈从来不用行话。我那二老,他们根本就不容忍。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干活,干活。中午出来,就取代晚上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也没错。如今,为了挣点儿钱,晚上出来了。给钱也确实涨了一点儿,可是现在什么东西都贵,涨那么点儿就不算什么了。住房要花钱,还养活一个男人,你们总该明白。此外,我穿戴也得像样,要有长丝袜,而他呢,菲尔南多,他穿得也要体面。因为,他爱打扮得漂漂亮亮,应该瞧瞧。哪怕他愿意找点事干干呢。我认识一些女人,她们的男人总能想方设法,到黑市上搞点骗人的把戏。可是他呀,别提了,他胆小如鼠。首先,他也没那个本事。有时候,我实在恼火,心里怪他,用靴子狠劲打他,过后又后悔了,我在心里嘀咕,他天生体质弱,可怜的傻瓜,能干什么呢?你们可能认识他。肯定认识。小矮个儿,瘦瘦的,总穿着栗色大衣,肩膀一高一低,嘴巴像个月牙儿。干我们这行的女人,战前就兴找个畸形的男人做伴,发育不良的,半傻的男人。你们还记得吧?歌儿里是怎么唱的:‘他真是个㞞蛋包,矮腿猎犬一般高。’都是这种精神状态,不吃败仗才怪呢。就因为士气,说别的都瞎扯,不过,这样倒好了。不管怎么说,我那可怜虫,总能在我身边了。他呀,你们尽可放心,绝不会打发他去德国的。”

“我呢,”一位老妇人说道,“这都半个多月了,我一直没能弄到点动物内脏,给我的猫吃,它叫基基。”

“我呀,”一个男人说道,“仁慈上帝他妈的一百个神,倒是给我们酒喝呀,我真是熬不过去了!熬不过去啦!熬不过去啦!他们就配给那么点酒,简直是耍弄我呢。我每天要喝六公升葡萄酒,喝四杯开胃酒,吃完卡芒贝尔干酪之后,还得喝一杯白兰地。那时候,我身体壮得很,跟新桥一样结实,从来没生过一天病,总是出工干活。现在,你们瞧瞧我,才四十五岁,就什么也干不了啦,必然的。管子工这行,我丢下了,浑身总抖个不停,瞧瞧我这双手,总这么颤抖,两条腿也打哆嗦,沉得就跟灌了铅似的,这颗脑袋,动不动就晕乎了。你们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啊?跟你们说,同新桥一样结实。对,我从前那身体,就跟新桥似的。新桥啊,他妈的。可是,没酒喝了。没有酒怎么办呢?你们把酒取消,也就把人给毁了。我就觉得,我这胸膛火烧火燎的。我受不了了,跟你们说,我受不了了。一个星期才配给一公升酒。杀人不眨眼。我那女人,也领一公升酒,你们能想得到,她自己全喝掉,一滴也不给我剩下。前天早晨,我们领回配给酒,到了晚上,我老婆的酒瓶底还留了一杯。我呢,忍不住了,就想拿过来喝掉。其实,我这也是不由自主。好家伙,两个人,都跟疯了似的,她扔盘子,砸了我的脑袋。新桥。哼!他们若是意识到,他们的配给制,能给人造成多大伤害!我那小子快十三岁了,配给酒没他的份儿,可是,他也馋得慌啊。小家伙,从前照顾得多好,从来没有断过酒。才三岁,每顿饭就已经要灌下一杯红酒了。逐渐培养他习惯了。同样也不是害他。喝正好,那就好,过量,就是过分。新桥。九岁上,他每天就能喝一公升了,往往还能喝下一公升半。一个孩子,什么也没有,怎么能长得好呢!特别是我那小子,还不像我这体质。他打小就体弱多病,神经也不强健,身上总生疮化脓。他能支撑着,就全靠每天那一公升小酒了。现在可倒好,只能喝水了。这能不让人气愤吗?新桥。他还行,年龄小,以后总有时间找补回来。我就不一样了,五十多岁的人了,每周只给我一公升。一公升。不成啊,一公升。这么多天等一公升酒。我受不了这种煎熬!”

“我呢,”一名犹太人说,“我是犹太人。”

“我呀,”一名少女说道,“开战那年我十六岁。我还记得我十六岁时候的巴黎。街上人来人往,一片喧闹声,商店、汽车排列望不到头,喇叭里奏着爵士乐,所有男人都二十岁。和女友们走出校门,要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必须高声说话,相互才能听得见,说说笑笑,大嚷大叫。在十字街头,总有警察等着我们,一个个都那么年轻,他们让我们挽着手臂,就像舞会上那样。路边的汽车排成两行,看着我们从中间走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警察同我们分手的时候,还送给我们玫瑰花、茉莉花和勿忘草。我家住在诚心街,美丽的一条路。经过克利希广场,走得很慢,因为人很拥挤,也因为要回报所有人的微笑。街上小伙子一直很多,至少有上千人。他们都穿着各种颜色的皮鞋,兜里露出绸手帕,一张张面孔都像天使。他们那么盯着看我们,时而是蓝眼睛,时而黑眼睛,还有金色睫毛。他们讲的话,不能完全听明白,只听懂几个词:爱情、心、明天,再就是名字,都是我们常见的名字。他们为我们才经过这里,他们就知道总有一天,一定会发生讲不完的事情。他们聚集在咖啡馆露天座上,目光久久地追随我们,朝我们抛来鲜花、鸟形绣花香袋,以及让我们心跳的话语。在科兰库尔桥上,我已经有点陶醉了,头脑里回荡着小伙子们的歌声。记得有一年6月份,也是在桥上,烈日当头,公墓的亡灵散发着草地的花香,后来再也没有闻到那种芳香了。小伙子们成群结队地走来,都穿着光鲜的西装,生活实在太清新了,我冲动起来,不由得高喊一声,双脚也离了地。还是一个女友,雅奈特·古久里埃,一把抱住我的双腿。为此我嗔怪她许久。回家途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科兰库尔街的上坡路。当初,这条街道盘旋爬上蒙马特尔高地,汽车沿人行道排列,形成两条蓝线,弯弯曲曲,如袅袅升起的炊烟,天空则霞光反照,呈现粉红色。如果我记错了,你们就告诉我,不过我记得,那时候一年四季树叶不落。科兰库尔街没有桥上那么多人,但是,小伙子都在窗口,从汽车车门探出身子,尤其爬到树上的人更多。他们的叹息声、情书、歌声,下雨一般朝我们浇下来,而歌声那么温柔,感动得我们泪水盈眶。回到家中,也总能看见五六个表兄弟,说是来看我哥哥的。大家玩耍嬉闹,甚至还搂搂抱抱。这些话,现在我可以讲出来了。夜里,我梦想着通过了中学会考,而且为了奖赏我,女校长要我在蒙马特尔区一百个最漂亮的小伙子当中,挑选一个当终身伴侣。现在,我的十六岁妙龄早已远逝。我哥哥死在战场,我那些表兄弟做了俘虏,我的朋友们都上了火车北站的列车。留下来的年轻人,有时也遇见过,他们的心思并不放在我们身上,也不来看我们了。街道空荡荡的,警察都是老家伙。科兰库尔街几乎也不再盘旋了。冬天,树木光秃秃的。你们认为,战争还要进行很久吗?”

第十四个人一言未发,因为她刚刚猝死,就死在她新结识的朋友中间。死者是一位少妇,丈夫被俘,有三个孩子,受穷,惶恐又劳累。她这些新朋友便去市政厅办理死亡手续。出面交涉的一个人听一名职员说,已没有棺木埋葬十八区的人了。他抗议说,事关一个俘虏的妻子。那职员则强调:“你们让我怎么办?我又不能变成棺材!”大家分头在街区寻找,博尔尼奥棺材铺已经断货。一个糖果店老板愿意提供一口松木棺,要价一万五千法郎。然而,死者的三个遗孤一苏钱也没有,这些朋友也都不是有钱的主儿。一个木匠是个正派人,他提出用胶合板做口棺材,跟松木棺一模一样。这阵工夫,市政厅收到几口棺材,死去的少妇才得以体面地安葬。

这些排队的同伴护送灵柩安葬,他们从公墓出来,到一家咖啡馆落座,每人凭一百克的面包券,买了一份洋姜三明治。大家还没有吃完,其中一个人就指出,他们是十三人同桌吃饭,看来还要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