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画像高高地挂在地方官书房窗户对面的墙上。画像里祖父的前额和头发因隐藏在旧木镜框深棕色的阴影里而显得模糊不清。祖父那模糊的形象和被抹去的荣誉不断激起孙子卡尔·约瑟夫的好奇心。

有时，在寂静的午后，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市立公园里栗子树的绿荫给这个房间送来了一种阴凉、柔和的安宁气氛。

地方官带领他的委员会成员去城外了。

远处楼梯上传来了亚克斯老头啪嗒啪嗒的拖鞋声，令人惊悚。他穿着毛毡拖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将鞋子、衣服、烟灰缸、烛台和台灯收集在一起擦洗。

卡尔·约瑟夫爬到一张椅子上，凑上前去仔细端详祖父的画像。只见画面被分割成无数深深的阴影和明亮的光斑，众多的线条和墨点在这块亚麻布上划割出上千道折痕， 硬邦邦的干油彩毫无生气。

卡尔·约瑟夫从椅子上走了下来。绿色的树荫在祖父褐色的上衣上晃来晃去。画中的线条和墨点聚合成祖父既模糊而又神秘莫测的面容，有些陌生的眼光，正远远地凝望着昏暗的天花板。

每年暑假，孙子要多次和这位祖父作无声的交谈，但每次都一无所获，因为逝者始终缄默不语。年复一年，夹在黑镜框里的肖像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空洞，仿佛无情的岁月要再一次一点一点地吞噬这位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生命，直到某一天，只剩下一块空白的亚麻画布更加苍白、更加空洞地俯视着他的孙子。

楼下院子里，在木板阳台的阴影中，亚克斯坐在一张小凳上，面前放着一溜儿擦拭过的军用皮靴。每次从斯拉曼太太那里回来，卡尔·约瑟夫就会来到院子里，坐在亚克斯边上。

“亚克斯，给我讲讲祖父的事吧！”

亚克斯随即放下手中的刷子、鞋油和擦布。每次在讲故事之前，他都要搓搓手，仿佛是要抹去干活的劳累和手上的污垢。

“他对我可好哩！”他会千篇一律地这样开头，这样的开场白他已经足足用了二十多次。而后，亚克斯继续讲道：

“我刚来庄园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但我是单身，老爷不喜欢雇用结过婚的人。除了夫人，他从不与其他女人交往，但不久肺炎夺去了夫人的性命。谁都知道他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救过皇帝的命，但他对此事不吭一声。为了纪念他的功勋，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了‘索尔费里诺英雄’几个字。他去世时年纪并不是很大，那是十一月份的一个晚上，大约九点。当天下雪了，下午他还站在院子里问我：‘亚克斯，你把我的毛皮长筒靴放哪儿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但我还是说，‘我去给您取来，老爷！’‘还来得及，明天再取吧！’他说……可是‘明天’他再也不需要毛皮靴了，而我也一直单身。”

情况就是这样。

有一次——那是最后一个暑假了，因为一年后卡尔·约瑟夫就要离开军校去入伍了——地方官说了这样一段告别话：“祝你万事如意！你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记住这一点，你会一帆风顺的！”

上校、全体教官以及所有军官都记得这一点，卡尔·约瑟夫也因此一帆风顺。虽然他骑术不好，地理学也差，几何学也不及格，但毕业时还是获得“优异”成绩，被任命为少尉，分配到第十重骑兵团。

展现在卡尔·约瑟夫眼前的是最后一次庄严的弥撒和即将开启的荣耀。耳畔回响的是上校那震耳欲聋的告别辞。上身穿着天蓝色的军服，上面配有金黄色纽扣；背上挎的是银色的子弹带，上面嵌有一个威风凛凛的猫头鹰饰物；左手拿着骑兵帽；下身穿着鲜红色骑马裤；脚蹬闪闪发光的高筒皮靴，马刺发出的声音悦耳动听；腰佩一把带有大护罩的亮闪闪的军剑。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就这样出现在父亲面前。这次不是星期天。有了少尉身份，他星期三也可以回来。

地方官正坐在他的书房里，对卡尔·约瑟夫说：“随便坐吧！”

他摘下夹鼻眼镜，眨了眨眼睛，站起身来，仔细打量了儿子一番，觉得一切都无可挑剔。他拥抱了儿子，俩人互吻了一下脸颊。

“坐吧！”地方官说着，把少尉按在椅子上。他自己则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在考虑一个合适的开场白。指责，这次肯定是不恰当的，但也不能一开始就赞扬他。

他终于开口道：“现在你应该先了解你所在部队的历史，也要了解你祖父曾服役过的部队历史。我有公务要去维也纳一趟，总共待两天，你可以跟我一起去。”

地方官摇了摇铃，亚克斯进来了。

“叫希尔施维茨小姐，”地方官吩咐道，“今天准备一些酒，如有可能再准备一些牛肉和樱桃丸子。今天用餐时间要推迟二十分钟。”

“是，男爵老爷！”亚克斯一边说，一边朝卡尔·约瑟夫看了看，并小声地对他说：“祝贺您，少爷！”

地方官走到窗边，这个场面令人激动。他听到自己的儿子在他身后正和男仆握手。亚克斯双脚擦着地面，发出沙沙的响声，口中喃喃地说着已故老爷的什么事。亚克斯走出房间后，他才转过身跟儿子说道：“天气很热，是吗？”

“是的，爸爸。”儿子回答道。

“我们出去走走吧！”

“好的，爸爸！”

地方官取过镶有银把手的乌木手杖，戴上手套。平日里，他喜欢用那根黄色的管状手杖，把手套拿在左手上。他随即又戴上那顶丝质礼帽，走出书房，儿子跟在他身后。

父子俩在夏日宁静的公园里安静地散步。小城的警察向他们敬礼，男人们从长凳上站起来向他们问候。同父亲黑色的装扮相比，儿子一身崭新的戎装，显得格外光彩照人。在公园长廊一顶大红太阳伞下，一位金发女郎正在调制草莓味的苏打水。

老人停下来，说：“喝杯清凉饮料挺不错！”他要了两杯苏打水，略带威严地端详着这位金发女郎，而她却痴痴地盯着卡尔·约瑟夫那光彩夺目的戎装，似乎被迷住了。

喝完苏打水，他们继续在公园里散步。有时，地方官会晃动一下他的手杖，似乎是要提醒自己该克制一下兴奋情绪。尽管他今天和往常一样十分严肃、沉默不语，但儿子仍然感受到了父亲难得的愉快心情。他不时发出的咳嗽声带有一丝惬意，让人感觉到了他内心的愉悦。如果有人向他问好，他会迅速脱帽还礼，有时甚至会一反常态地发表一些议论，诸如“礼貌有时也是一种负担！”等。他说出这种出格的话无非是想表露自己对路人惊羡的目光感到十分高兴。

快回到自家门口时，他停住了脚步，将脸转过来对儿子说：“我从小就想当兵，但是你祖父明令禁止我去当兵。现在你没有成为地方官，我感到很高兴！”

“是，爸爸！”卡尔·约瑟夫说。

今天的午餐准备了酒、牛肉和樱桃丸子。希尔施维茨小姐进来了，穿着一般只在星期日才穿的那件灰色绸服。她一见到卡尔·约瑟夫，便立刻收起了严肃的表情。

“我很高兴，”她说，“衷心地祝福您！”“祝福”她用的是德语词“beglückwünschen”。

“‘beglückwünschen’就是‘祝贺’的意思。”地方官为儿子翻译道。

大家开始用餐。

“你不必吃得那么快！”地方官说，“如果我先吃完，我可以等一会儿。”

卡尔·约瑟夫抬头看了父亲一眼。是啊，父亲一定知道要跟上他的用餐速度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他暗自思忖。此刻他仿佛第一次透过老人的盔甲感知到了他那颗跳动的心，窥探到了他脑海深处那神秘莫测的思想。

卡尔·约瑟夫的脸一下子变得绯红。“谢谢，爸爸！”他说。

地方官似乎没听见，继续埋头大口地喝汤。

几天后他们登上了去维也纳的火车。在车上，父子俩各干各的事，儿子读报，父亲看公文。有一次，地方官抬起头说：“我们要在维也纳定做一条正装裤子，你只有两条。”

“谢谢，爸爸！”他们继续埋头于各自的读物。

离维也纳还有不到一刻钟车程的时候，父亲收起公文，儿子立刻把报纸放在一边。地方官看着车窗的玻璃，而后又转过头朝儿子看了几秒钟。他突然说：“你认识斯拉曼卫队长吧！”

这个名字砰的一声敲响了他的记忆，这是对过去时光的一种呼喊。他眼前立即浮现出那条通往宪兵指挥部的道路，低矮的房间，印花连衣裙，宽大而舒适的床；他好像又嗅到了草地的芬芳，也嗅到了斯拉曼太太身上的木樨草香水味。他认真地听着。

“他妻子不在了，非常可怜！”地方官继续说道，“太可怜了，是死于难产。你应该去看看他。”

车厢里突然闷热得难受。卡尔·约瑟夫松开衣领。他绞尽脑汁，想说一句得体的话，但终未开口。他多么希望像个傻孩子一样痛快地哭一场，但喉咙哽住了。嘴唇又干又裂，好像几天都没喝水似的。

他感受到父亲向他投过来的目光，于是赶忙朝窗外看去。维也纳就要到了，而他的痛苦在不断地加剧。他想走到车厢的过道去，以减缓这种令人窒息的痛苦，但他同时意识到无法躲避老人的目光，也无法摆脱这个不幸的消息。他强打精神，说：“我一定去看他！”

“你好像不适应坐火车。” 父亲关切地说道。

“是的，爸爸！”

带着一种难以名状、难以理解的痛苦，卡尔·约瑟夫驱车去了旅馆。这种痛苦好似一条毒蛇一样正在吞噬着他。他吃力地说了一声：“对不起，爸爸！”然后便锁上房门打开行李箱，取出书包，里面放着几封斯拉曼太太的来信。这些信还完好无损地装在信封里，信封上的地址是：霍恩奈斯-摩拉维亚，邮局候领。如天空般湛蓝的信纸还散发着几缕木樨草香水的气味，秀丽的黑字母好似一排整齐的燕子在秩序井然地飞翔。啊，这是死去的斯拉曼太太用那双纤细的手写给他的信啊！对于卡尔·约瑟夫来说，它们似乎是预告她突然死亡的信差，是来自天堂的预期问候。

最后那封信他还没来得及回。体检、谈话、告别、宴会、任命、新军衔和新制服，这一切在蓝色信笺上飞舞的那些娟秀的黑字面前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他的皮肤上还留存着那个死去的女人用双手抚爱过的印痕，他温暖的手心还能感受到她胸脯上的丝丝凉意。他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她做爱后那既疲倦又满足的面容：张开的红嘴唇，洁白的牙齿，娇慵无力的手臂，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恰似一个个琴键弹奏出对性爱的渴求。而此刻蛆虫正在她的胸脯和大腿上肆意地爬着，腐烂也在一点点毁掉她姣好的面容。这种毁灭的景象越是清晰，他的痛苦越是强烈，这种痛苦已经从维也纳飞越到斯拉曼太太所在的区域。她永远地从那儿消失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少尉这么想，我要把她忘掉。她的话是多么温存悦耳，她是一个母亲，她爱我，可是她死了！很明显，他要为她的死负责任，她—— 一个已经死去的肉体——就这样横卧在他生命的门槛上。

这是卡尔·约瑟夫第一次接触到死亡。他对母亲已经没有多少记忆了。除了坟墓、花圈和两张照片以外，他对母亲一无所知。而现在，死亡像一道黑色的闪电，摧毁了他纯真的快乐，烤焦了他无邪的青春，把他推向无边的痛苦之中。等待他的是无尽的哀伤，但他已做好准备要像男子汉一样坚强地承受无法逃脱的命运。

卡尔·约瑟夫把信件扎好，锁上箱子，穿过走廊，敲了敲父亲的房门，走了进去。他听到老人好似从一块玻璃后面传出来的声音：“看来你心肠很软啊！”地方官正对着镜子，忙着打领带。他要到总督府、警察总局和最高地方法院办事。“你陪我一起去吧！”他说。

他们坐的是橡胶轮双驾马车。卡尔·约瑟夫觉得这些街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热闹喜庆。夏日午后金色的阳光普照房屋、树木、有轨电车、行人、警察、绿色长凳、纪念碑和公园，马蹄踏在石子路面上发出一阵阵嗒嗒声，年轻女子好似明媚的亮光一闪而过。士兵们举手敬礼，商店橱窗闪闪发亮，和煦的夏风正吹拂着这座大都市。

这幅美丽的夏景在无精打采的卡尔·约瑟夫眼中荡不起一丝涟漪，父亲的那句话一直在耳边萦绕。老人对此似无察觉，正饶有兴致地给他介绍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迁走的烟草店、新设的电话亭、延伸的公共汽车线路和新增的停车站。现在的城市面貌与他那个时代大不相同。无论是已经消失的，还是保留下来的，他对它们有着深深的眷恋。

他以异常温情的语气，历数着昔日岁月的珍宝，用一只干枯的手一一指着那些留下他美好青春记忆的地方。卡尔·约瑟夫则保持缄默。他的青春才刚刚逝去，他的爱情也已经死亡，可是他的心门再一次被父亲忧伤的怀旧情绪给打开了。

他—— 一个地方官，一个特罗塔，一位传奇的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后裔—— 那坚硬的身体里一定藏着一个十分神秘又非常亲密的人。老人的评语越来越热烈，惊呼越来越频繁，而儿子由习惯养成的顺应声越来越稀少，越来越低沉。

“是的，爸爸！”这句既干巴巴又不失分寸的附和语，多年以来已经在卡尔·约瑟夫的舌尖上练得十分自如，但现在听上去显得既亲切又自信。他的父亲似乎变年轻了，而他却变老了。

他们在地方机关大楼前面下了马车。地方官要进去寻访他的旧日同僚——他的青春见证人。布兰德尔当上了高级警司，司梅卡尔当上了部门首脑，蒙特希茨当上了上校，哈塞尔鲁内当上了公使馆参赞。父子俩逛了一些商店。他们在图赫鲁本街瑞特梅尔商店定制了一双半高筒皮靴，这种靴子色泽不光亮，是山羊皮制的，用于宫廷舞会和官方接见。而后去了维登街，在宫廷及军官缝纫师埃特林格那里定制了一条正装裤子。特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地方官还在宫廷珠宝商沙弗兰斯基那里选购了一支银鼻烟盒，它坚固耐用，背面有凹槽，是一件奢侈品，他让人在上面雕刻了一句：“一生平安。你的父亲。”

他们在人民公园前下了马车，准备喝咖啡。平台上的圆桌在深绿的树荫下光洁发亮，台布上放着蓝色的咖啡杯。音乐一停，就能听见鸟儿欢快的歌声。地方官抬起头，陷入了对往昔的回忆。

他开口说：“我曾在这儿认识过一个姑娘。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他默默地算着，似乎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卡尔·约瑟夫觉得坐在他身边的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一位远古的祖先。

“她叫米齐·施拉格尔。”老人说。他在浓密的栗子树冠下寻觅施拉格尔小姐的身影，仿佛她是树上歌唱的小鸟。

“她还活着吗？”卡尔·约瑟夫很有礼貌地问道，似乎是要为父亲失去的岁月寻找一个寄托。

“但愿她还活着！在我那个年代，你要知道，人们不兴多愁善感。我告别了那个姑娘，也告别了许多朋友……”

他突然停了下来。一个陌生人站到他们的桌旁。这个人戴着一顶软毡帽，打着很松的领带，穿着一件宽大的旧灰色西装，浓密的长发一直披到后颈上，满是灰尘的宽脸上胡子拉碴，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个画家，一副极具夸张色彩的艺术家的典型形象，显得很不真实，好像是从旧画报上走出来的人物。这个陌生人把皮包往桌上一放，看样子是想兜售他的画作，但态度有些傲慢，是贫穷和理想使他游离在现实与超然之间。

“啊，是莫泽吗？”冯·特罗塔老爷说。

画家慢慢撑开那沉重的眼睑，露出明亮的大眼睛，盯了地方官几秒钟，然后伸出一只手说：“特罗塔！”

他随即装模作样地将皮包一摔，摔得桌上的酒杯叮当响，连着大叫三声：“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

他得意扬扬地瞟向邻桌，似乎在期待人们的喝彩。他坐下来，摘下软毡帽，扔到椅子附近的沙堆上，而后一边说“都是一些脏东西”，一边抬起肘把皮包从桌子上推开。接着凑到少尉跟前，皱皱眉，又将身子靠回去，说：“这位，地方官大人，想必是令公子吧？”

“这位是我年轻时的朋友，莫泽教授！”地方官介绍说。

“该死的，真想不到是您啊，地方官大人！”莫泽重复道。这时，他抓住一个侍应生的燕尾服，站起来，很神秘地耳语了一声叫他拿酒来，又坐下去，眼睛盯着侍应生送酒来的方向。终于，侍应生给他端来了半杯斯里洛维茨清酒。他把酒杯凑到鼻子前晃了几下，手臂猛一使劲，好像准备要一口吞下这半杯酒似的。实际上他只呷了一小口酒，而后伸出舌尖把沾在唇上的酒舔掉。

“你来这儿都已经两个星期了，居然没来看我！”他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严厉架势开口说道。

“亲爱的莫泽先生，”冯·特罗塔老爷说，“我是昨天来的，明天就要回去了。”

画家盯着地方官的脸看了很久，然后又举起杯子，像喝水似的咕咚咕咚地把酒喝完了。他想把杯子放回去，但怎么也不能把杯子放进杯碟中，不得不叫卡尔·特罗塔从他手里拿过去把杯子放好。

“谢谢！”画家说。他伸出食指指着少尉说：“跟索尔费里诺英雄简直太像了！只是文静了些，鼻梁没那么高，嘴唇也薄一些！不过，日后可能会有变化……”

“莫泽教授为你祖父画过肖像！”冯·特罗塔老爷解释说。

卡尔·约瑟夫看看父亲，又看看画家，脑海里浮现出父亲的书房天花板下那幅模糊的肖像画。他祖父和这位教授的关系简直不可思议，父亲与莫泽的亲近使他感到愕然。这个陌生人把脏兮兮的大手亲密地放在地方官的条纹裤子上，父亲将大腿缓缓地往后移，以防裤子被弄脏。老人家像往常一样端坐在这里，把身子往后微微一靠，以躲避朝他胸前和面部袭来的酒味。对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他只是笑笑，听之任之。

“你该好好打扮打扮，”画家说，“你怎么弄得这么寒碜！令尊大人可不是这个模样。”

地方官捋捋自己的连鬓胡子，笑笑不语。

“是的，老特罗塔多了不起啊！”画家又开口说。

“结账！”地方官突然低声说，“请你原谅，莫泽，我们有个约会。”

画家坐着没动。父子俩走了。

地方官挽起儿子的手臂。卡尔·约瑟夫从来没有想到父亲的手臂是这么干瘦。父亲的一只戴着深灰色羔羊皮手套的手正微微蜷缩着，亲切地放在他蓝色制服的袖子上。这只干瘪的手经常被硬邦邦的袖口擦得沙沙响；这只愤怒的手只要随便翻翻文件，就能给人以劝解和警告；这只果断的手只要把抽屉往里一推，把钥匙一转，人们就会以为抽屉永远地被锁上了。如果有什么事不合它主人的意，这只不耐烦的手就会在桌子边上击鼓似的敲打个不停；如果屋里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这只生气的手就会去敲打窗玻璃；如果有人把东西忘在家里，这只手就会伸出干瘦的食指；这只冷峻的手会握成拳头，但这只拳头从来都没有伸向其他人；这只轻柔的手会碰碰前额，小心地摘下夹鼻眼镜，再轻轻地握住酒杯；这只悠闲的手会打开烟盒，把弗吉尼亚黑雪茄准确地送到嘴边。这就是父亲的左手，他早已熟悉的左手。可是他仿佛直到现在才认识这只手，一只父辈的手啊！卡尔·约瑟夫真想把这只手紧紧地贴在胸前。

“你看，这个莫泽！”地方官刚一开口却又沉默了，似乎是在寻思一句恰当的评语。最后他说：“他本来可以很有出息的！”

“是的，爸爸！”

“他给你祖父画肖像时才十六岁。我们俩是同龄人！他是我在学校唯一要好的朋友！后来他去画院工作了。是酒害了他。尽管如此，他还是……”地方官停了一会儿，过了几分钟他才说，“在我今天所见的人当中，他算得上是我的朋友！”

“是，——父亲！”

这是约瑟夫第一次喊出“父亲”这个词。“是的，爸爸！”他又迅速地改了口。

天黑了，夜幕笼罩着大街。

“你冷吗，爸爸？”

“一点儿都不冷！”

地方官加快了步伐。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了旅馆附近。

“地方官大人！”他们身后突然有人喊道，显然是画家莫泽跟在他们身后。他们转过身，看见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帽子，低着头，态度十分谦恭。

“请大人原谅！”他说，“我的烟匣子空了，你们走了我才发现的。”他把一只开着的空铁皮烟匣子给他们看。

地方官取出他的雪茄盒。

“我不抽雪茄。”画家说。

卡尔·约瑟夫递给他一个香烟盒。莫泽尴尬地把皮包放在脚前的人行路上，把自己的烟盒装满，并请卡尔·约瑟夫给他点支烟。他用两只手遮着蓝色的火焰。这两只手红红的，黏糊糊的，与其腕关节相比显然太大了些。两只手微微地颤抖着，令人想起那些毫无意义的工具。他的指甲好似刚刚在泥土、粪堆、颜料和烟油里倒腾过的小黑铲一样。

“我们大概再也不会见面了。”他一边说一边俯下身去拿皮包，再站起来时面颊上挂着大滴大滴的泪珠。“永远不能再相见了！”他抽噎着说。

“我到房间去一下。”卡尔·约瑟夫说。说完，他三步并成两步奔上楼去，进了房间，探身窗外，焦急地注视着他的父亲。看到老人在掏皮夹子，莫泽立即用那只可怕的手使劲地抓住老人的肩，并大声喊道：“好吧，弗兰茨，像往常一样，坐在第三排！”

卡尔·约瑟夫又赶忙奔下楼去，他仿佛觉得父亲需要他的保护。教授一边敬礼一边往后退，向地方官作了最后一次问候，昂着头走了。他像一个夜游神似的熟练地越过快车道，到了对面的人行道上，又转过身来，挥了挥手，然后拐进了一个小巷。而后，他又走了出来，大声喊道：“请等一等！”喊声划破了寂静的街道。

他敏捷地跳过快车道，神态自若地来到旅馆前面，看上去似是初来乍到，完全不像是几分钟前才跟他们告别离去的样子。他好像是才见到年轻时的好友似的对特罗塔父子俩抱怨道：“这样的重逢多么令人心酸啊！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并肩坐在第三排凳子上的情景吗？你的希腊语很差，你总是要抄我的作业。假若你是诚实的，那你就当着你儿子面说吧！我不是都给你抄了吗？”他转身对卡尔·约瑟夫说：“令尊大人当年是个很好的小伙子，可他是个胆小鬼，他直到很晚才去妓院找妓女玩，是我一直给他打气，他才敢去的。坦白呀，特罗塔！说实话呀，是我带你去的吧！”

地方官只是笑笑，不开口。画家莫泽摆出一副要发表长篇大论的架势。他把皮包往人行道上一放，摘下帽子，向前伸出一只脚，唠叨起来：“我第一次见你家老爷子是在暑假，你可记得……”

他突然停了下来，两只手连忙去摸口袋，前额上沁出大颗、大颗的汗珠。

“我的钱包不见了！”他一边喊一边抖，身子也晃了起来，“我的钱丢了！”

这时，门房先生从旅馆大门里走出来。他挥了挥镶着金边的便帽，向地方官和少尉请安，脸上露出不快的神情。他怒视着画家似乎是要制止他的大喊大叫，制止他在旅馆前面侮辱客人。地方官把手伸进胸前口袋，画家默不作声。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父亲问儿子。

少尉说：“我陪教授走走。再见，爸爸！”

地方官摘下绸帽，走进旅馆。少尉递给莫泽教授一张钞票，便跟着父亲走了。画家莫泽提起皮包，迈着蹒跚的步子离去了。

夜幕早已笼罩着大街小巷，旅馆大厅也是黑漆漆的。地方官坐在一张皮革座椅上，手里拿着房间钥匙，身旁放着大礼帽和手杖，黑乎乎的一堆。儿子毕恭毕敬地站在他前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像是要报告莫泽的事情已经解决。大厅里的灯还没有点亮，从寂静的黑暗中传来老人的声音：“我们明天坐下午两点十五分的火车回去。”

“是，爸爸！”

“我在听音乐时，突然想起你还得去拜访军乐队长内希瓦尔，当然还得先去探望一下斯拉曼卫队长。你在维也纳还有什么事要办吗？”

“要派人去取裤子和鼻烟盒。”

“还有呢？”

“没有了，爸爸！”

“明天上午你还得去拜访你舅舅，看来你把这事儿忘了。你多久去他那里一次？”

“一年两次，爸爸！”

“好吧！代我向他问好！顺便跟他说一声抱歉！他现在什么样子了，我可怜的斯特兰斯基啊？”

“我上次见他时，他看起来很好。”

地方官抓起他的银手杖，伸出手撑着银弯柄，这通常是他站立的姿势，而现在因为提到了斯特兰斯基的名字，即使坐着也要撑着手杖。

“我还是十九年前见过他，那时他还是个少尉，迷恋上了科佩尔曼小姐，真是无可救药！他偏偏爱上一个姓科佩尔曼的，简直荒唐至极。”他把科佩尔曼这几个字说得特别响亮。

“他们当然攒不够结婚的钱，你母亲说服我拿出了一半的费用。”

“他离开部队了吗？”

“是的，他离开了部队，去了北方铁路局。他现在是什么职务？我想是个铁路官员吧，是吗？”

“是的，爸爸！”

“那我猜对了。他没有让儿子当药剂师吧？”

“是的，爸爸，亚历山大还在读高中。”

“我还听说他腿有点儿跛，对吗？”

“他有一条腿短一些。”

“哦，就是嘛！”老人满意地结束了父子俩的这段对话，仿佛早在十九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亚历山大会跛腿。

他站起身，大厅里所有的灯一下子全亮了，显出他脸上苍白的神色。

“我去取些钱！”他说着就向楼梯走出去。

“我去取，爸爸！”卡尔·约瑟夫说。

“谢谢！”地方官说。

吃糕点时，地方官说：“我建议你到巴卡斯大厅去看看！好像是最近发生的事，你在那里也许会碰到斯梅卡尔。”

第二天上午从十一点到十二点，卡尔·约瑟夫去舅舅斯特兰斯基家拜访。舅舅还在铁路局办公室没有下班，他的妻子——娘家姓科佩尔曼——请卡尔·约瑟夫代她向地方官问好。

卡尔·约瑟夫经过环形大道慢慢地走回旅馆。他拐进图赫劳本大街，叫人把裤子送到旅馆去，又去取了鼻烟盒，鼻烟盒冰冰凉凉的，放在薄薄的上衣口袋里，连皮肤都是凉飕飕的。他想到要去卫队长家吊唁的事，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要进屋。真诚的哀悼，斯拉曼先生！他准备这样说，而且就站在屋前的平台上说。在那里可以听见在蔚蓝天空下飞翔的云雀的欢歌声，可以听见蟋蟀的鸣叫声，可以嗅到干草的气味，可以嗅到宪兵卫队指挥部小花园里合欢树花蕾的芳香。可斯拉曼太太去世了。那个洗礼证上名叫凯蒂·凯塔琳娜·路易丝的人，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

他们乘火车回家。地方官放下公文包，把头靠在车厢窗户边上那块红丝绒软垫之间，闭目养神。

卡尔·约瑟夫第一次看到地方官仰着头，刮须时扑过粉的下颚上有细小的凹纹，连鬓胡子有条不紊地叉开来，像两片宽宽的、小小的黑翅，已经冒出了一些银丝，连同两鬓上的白发，证明岁月不饶人。有朝一日他也会死去！卡尔·约瑟夫这样想，他会死去，会被埋葬，而我将活着。

整个车厢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父亲的面容在浅睡中显得那么平静，埋在红色软垫中的头在轻轻地晃动，黑连鬓胡子下方苍白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细长的线。竖领整洁的折角之间，光秃秃的喉结微微隆起在消瘦的脖子上。在紧闭的眼睑之上，细密的皱纹在不停地轻轻收缩，紫红色的阔领带很有节奏地一起一伏，两只手在睡眠中交叉着越过胸前，塞进腋窝里。父亲安详地睡着了！他那严厉的神情也安详地睡着了，就睡在鼻子和前额之间那安静而垂直的皱褶里，如同风暴隐藏在群山之间的沟壑中。对这些皱皱褶褶，卡尔·约瑟夫感到熟悉而亲切。书房里那幅肖像画对祖父的面容上的这些皱褶进行了刻意的修饰，这是特罗塔家族愤怒的标志，是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局部特征。

父亲睁开了眼：“还有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爸爸！”

下起雨来了。今天是星期三，他定于星期四下午去斯拉曼家吊唁。

星期四上午还在下雨。

午餐过后一刻钟，他们还是坐在书房里喝咖啡。

卡尔·约瑟夫说：“我要到斯拉曼家去了，爸爸！”

“可惜只剩下他孤独一个人了！”地方官回答说，“你最好四点钟去看他。”

此刻，他们听见教堂的钟敲了两下，地方官举起食指，指着窗外钟响的方向。

卡尔·约瑟夫一脸绯红。他觉得他的父亲、雨、钟、人、时光以及大自然本身全都阻挡在他去斯拉曼家的路上。

过去斯拉曼太太还活着的那些下午时光里，他也像现在这样焦躁不安地倾听着教堂的敲钟声。不过，那是为了避免在她家碰到卫队长。那些个下午好像被埋葬了几十年，是死神埋葬了它们，让它们失去了生机。死神就横亘在往昔和今朝之间，把它全部永恒的黑暗塞进过去和现在之间。

然而，时钟仍然敲响，而他们依然坐在书房喝咖啡，和那时完全一样。

“下雨了，”父亲说，仿佛他这时才发觉在下雨，“你要不要坐马车去？”

“我喜欢在雨中步行，爸爸！”

他心中是想说，我希望路很长、很长。当她活着时，那时也许我应该坐马车去。

房间里很安静，雨点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地方官站了起来：“我得到那边去！”他指的是到机关去。

“等会儿见吧！”他轻轻地关上门。

卡尔·约瑟夫觉得父亲似乎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才离开。

一刻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现在是两点半，还有一个半小时。他走到过道里，取了大衣，按规定把背后的折缝整理了很久，再沿着口袋的细缝把剑柄拉了拉，最后对着镜子机械地戴上军帽，出门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