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结束了。奎因也说不清他讲了多长时间。因为直到现在，他最后一个词的话音落下时，奎因才意识到他们正坐在黑暗中。显然，一整天过去了。在斯蒂尔曼独白中的某个时刻，房间里的太阳已经落山了，只是奎因并无察觉。现在他能感受到黑暗和沉默，大脑也被它们占据了。几分钟过去了。奎因心想也许轮到他说几句了，但他还不能确定。他能听到彼得·斯蒂尔曼在房间对面喘着粗气。此外，再没有别的声音了。奎因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他想过几种可能性，但然后，一个个地，又从脑子里排除掉了。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等着下一件事的发生。

穿着丝袜的双腿穿过房间的声音终于打破了沉默。电灯开关响起金属的咔嗒声，突然，房间里充满了光亮。奎因的眼睛不自觉地转向了光源，在彼得·斯蒂尔曼左侧的台灯旁边，他看到弗吉尼娅·斯蒂尔曼站在那里。那个年轻人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就像是睁着眼睛睡着了。斯蒂尔曼太太弯下身子，用胳膊搂住彼得的肩膀，凑到他耳边柔声说话。

“到时候了，彼得，”她说，“萨韦德拉太太在等你呢。”

彼得抬起头来看她，露出了微笑。“我充满了希望。”他说。

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温柔地吻了一下丈夫的脸颊。“跟奥斯特先生说再见吧。”她说。

彼得站了起来。或者说，他开始了那个令人悲伤的缓慢过程，操纵着自己的身体离开座椅，挣扎着站了起来。每个步骤都是一种机械的重复动作，肢体伸开又缩回，还伴随着突然发作的停顿、呻吟和一些奎因完全无法理解的话。

彼得终于站了起来。他以一种大功告成的神态站在座椅前，看着奎因的眼睛。然后他笑了，毫不自知地咧着嘴巴。

“再见。”他说。

“再见，彼得。”奎因说。

彼得痉挛似的挥了一下手，然后慢慢地转身，穿过房间。他蹒跚地走着，先抬右腿，再抬左腿，两条腿轮流弯曲和绷直。远在房间那头，有个中年女人，身穿白色护士装，站在灯光照亮的门口。奎因估计她就是萨韦德拉太太。他的眼睛一直跟着彼得·斯蒂尔曼，直到这年轻人从门口消失。

弗吉尼娅·斯蒂尔曼坐到了奎因对面，她丈夫刚才坐过的那个座位上。

“我本可以不这么麻烦你的，”她说，“可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亲眼看看。”

“我理解。”奎因说。

“不，我觉得你不能理解。”这女人痛苦地说，“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能理解。”

奎因明智地微笑一下，告诉自己要更投入些。“不管我理解还是不理解，”他说，“也许都无关紧要。你们雇了我来做这个工作，我越早下手，事情就越容易解决。据我所知，这个案子非常紧迫。我绝不认为自己能理解彼得或是你所忍受的痛苦。重要的是我愿意帮助你们。我觉得你应该姑且一试。”

此刻，他活跃起来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告诉他，他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语气，一阵骤然而至的快感遍袭全身，像是一下子突破了自己内心的某种界限。

“你说得对，”弗吉尼娅·斯蒂尔曼说，“当然是对的。”

女人停了一下，深深地吸了口气，又停一下，好像在脑子里排练着她要说的话。奎因注意到，她的双手紧紧地抓着座椅的扶手。

“我知道，”她说，“彼得说的大部分话都很混乱——尤其是你第一次听他说的时候。我站在隔壁房间里听了他对你说的话。你不能假设彼得说的都是实话。另一方面，说他全是在撒谎也是错的。”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相信他说的某些事情，而不必相信另外一些？”

“我正是这个意思。”

“你的性偏好，或者性匮乏，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斯蒂尔曼太太。”奎因说，“即使彼得说的是真话，那也没多大关系。干我们这行的，往往什么事都会碰到一点，如果学不会搁置，那什么也查不出来。我已习惯于听到人们的秘密了，也习惯于把嘴巴封得紧紧的。如果某个事实和案情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是用不着它的。”

斯蒂尔曼太太的脸红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彼得说的并不是真的。”

奎因耸了耸肩，掏出香烟点上一支。“无论如何，”他说，“那并不重要。我感兴趣的是彼得说的其他的事。我假设那是真的，如果是的话，我想听听你对它们的看法。”

“是的，那是真的。”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松开座椅扶手，右手抵在下巴上。沉思着。好像在寻找某种不容置疑的坦诚态度：“彼得有一种孩子似的叙述方式。但他说的那些事都是真的。”

“跟我说说那个父亲吧。任何你认为相关的事。”

“彼得的父亲来自波士顿的斯蒂尔曼家族。我敢肯定你听说过这个家族。早在十九世纪就出过几任州长，还出了许多圣公会主教、驻外大使，还有一位哈佛校长。同时，这个家族靠纺织、航运，还有天晓得其他什么行业挣了大钱。细节无关紧要。你只要对他的家庭背景心里有数就行。

“和家族中的所有人一样，彼得的父亲上了哈佛。他学的是哲学和宗教，所有人都觉得他很有天分。他写了一篇阐述十六至十七世纪新大陆神学理论的论文，然后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任职。不久，他就和彼得的母亲结婚了。我对她了解不多。从我见过的照片上看，她长得相当漂亮。但很娇弱——有点像彼得，有着浅蓝色的眼睛和雪白的皮肤。几年以后彼得出生时，这家人住在河滨大道的一所大房子里。斯蒂尔曼的学术生涯蒸蒸日上。他把自己的论文重写了一下，变成了一本论著——写得非常好——三十四五岁就当上了正教授。这时，彼得的母亲去世了。关于她的死亡，每一件事都很不清楚。斯蒂尔曼说她是在睡梦中离世的，但似乎有证据表明她是自杀的。和过量服用药片有关，但当然什么都没得到证实。甚至有传言说是他杀了她。但那只是谣传，也没什么结果。整件事都是严格保密的。

“彼得当时只有两岁，一个完全正常的小孩。妻子死后，斯蒂尔曼显然对他就不怎么关心了。他雇了一个护士，在接下来的六个来月里，完全是她在照顾彼得。然后，非常突然地，斯蒂尔曼解雇了她。我忘了她的名字——是巴伯小姐吧，我想——不过她出庭作证了。好像是有一天，斯蒂尔曼回到家里，跟她说自己将亲自负责养育彼得。他向哥伦比亚大学递交了辞呈，告诉他们他要离开学校，全身心投入到儿子身上。当然，钱不是问题，任何人在这事上都帮不上什么忙。

“从那以后，他差不多就销声匿迹了。还是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但他几乎再也不外出了。没人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想，也许，他开始相信自己写的那些牵强的宗教理论了。这些把他弄疯了，彻底疯了。无法用别的方式来形容。他把彼得锁在一个房间里，封上窗子，关了九年。想想看，奥斯特先生。九年。整个童年完全是在黑暗中度过的，与世隔绝，除了偶尔被暴打一顿，和人类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我就是和这种实验的结果生活在一起的，我可以告诉你这种损毁有多恐怖。你今天看见的已经是彼得最好的状态了。花了十三年才让他恢复成这样，我要是再让人伤害他，我就不是人。”

斯蒂尔曼太太停下来喘了口气。奎因觉得她似乎正处于某种临界点，再多说一个字都会使她越过这道界线。现在他必须说话了，否则这场交谈就要失控了。

“彼得最后是怎么被发现的？”他问。

女人的紧张消失了些。她呼出一口气，直视着奎因的眼睛。

“一场火灾。”她说。

“是意外失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

“没人知道。”

“你的看法呢？”

“我想是斯蒂尔曼先生在他书房里惹的祸。他把所有的实验记录都保存在那里，我觉得他终于发现自己的工作失败了。我不是说他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但即便是在他自己看来，他也知道是失败了。我想，他那天晚上终于自暴自弃到了极点，决定烧掉所有的文件。但火失控了，房子的大部分都被烧掉了。幸运的是，彼得的房间在那个长长的走廊的另一头，消防队员才能及时把他救出来。

“然后呢？”

“花了几个月才把所有的事情理顺。斯蒂尔曼的文件全都烧毁了，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了。另一方面是彼得这边的情况，他被关的那个房间，窗户上那些可怕木板，警察最后把案情整合到了一起，斯蒂尔曼终于被送上了法庭。”

“法庭是怎么判决的？”

“斯蒂尔曼被判为精神错乱，被送走了。”

“彼得呢？”

“也被送进了医院。直到两年前才出院。”

“你是在那里遇上他的？”

“是的。在医院里。”

“怎么回事？”

“我是他的语言治疗师。五年来，我每天都在治疗他。”

“我无意刺探什么隐私。但这怎么会导致了一桩婚姻呢？”

“很复杂。”

“你介意告诉我吗？”

“并不。但我觉得你不会理解的。”

“说吧，这是唯一能让我理解的途径。”

“那就简单点说吧。这是让彼得离开医院，过上更正常的生活的最好方式。”

“难道你不能直接做他的法定监护人吗？”

“程序很复杂。再说，彼得也不再是未成年人了。”

“对你来说，这是一种很大的自我牺牲吧？”

“也不见得。我以前结过一次婚——完全是个灾难。我再也不想重蹈覆辙了。至少，和彼得在一起，我的生活是有目标的。”

“斯蒂尔曼真的要被释放了吗？”

“明天。他明天晚上就要到中央车站了。”

“你觉得他会来找彼得，只是一种预感，还是你有某种证据？”

“都有一点。两年前，他们就打算让斯蒂尔曼先生出来了。但他给彼得写了封信，然后我把那封信给有关部门看了。于是，他们认为他还没到被释放的时候。”

“那是一封什么样的信？”

“很疯狂的信。他叫彼得魔鬼男孩，还说总有一天要清算的。”

“你还保留着这封信吗？”

“没有了，两年前我交给警察了。”

“有复印件吗？”

“对不起。你觉得这很重要？”

“可能吧。”

“如果想要的话，我可以想办法弄一份。”

“我估计从那以后就再没有来信了。”

“再没来信了。他们觉得现在是时候把斯蒂尔曼先生放出来了。不管怎么样，这是官方的看法，我没办法阻止他们。但我觉得，斯蒂尔曼先生只是吸取了教训。他意识到写信和威胁会让自己一直被关在里面。”

“所以你们还是很担心。”

“是这样的。”

“可你不知道斯蒂尔曼的具体计划是什么。”

“没错。”

“你想要我做什么？”

“我想要你仔细观察他。我想要你搞清楚他的打算。我想要你让他远离彼得。”

“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说得好听点的跟踪工作。”

“我想是的。”

“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不能阻止斯蒂尔曼先生来这幢房子。我只能对你们发出警告。当然我也会和他一起来。”

“我明白。只要有保护措施就好。”

“很好。你想要我多长时间和你汇报一次？”

“我希望你每天都向我通报情况。比方说每天晚上十点或十一点给我打个电话。”

“没问题。”

“还有别的问题吗？”

“还有几个问题。我很好奇的是，比如你是怎么知道斯蒂尔曼明天晚上将会抵达中央车站的？”

“我有责任知道，奥斯特先生。这事太危险了，我不可能听天由命。而且如果没在斯蒂尔曼到达的时候盯上他的话，他就会轻而易举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

“他坐的是哪一趟火车？”

“六点四十一分到达，从波基普西出发的那列。”

“我想你会有斯蒂尔曼的照片吧？”

“是的，当然。”

“还有一个关于彼得的问题。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全都告诉他了。瞒住他难道不是更好吗？”

“我本想瞒的。但彼得碰巧在另一条电话线上听到了他父亲获释的消息。我对此无能为力。彼得相当固执，而且我知道最好别对他撒谎。”

“最后一个问题。是谁向你介绍我的？”

“萨韦德拉太太的丈夫，迈克尔。他以前是个警察，做过些研究。他发现你是这个城市里最擅长此道的人。”

“我真是受宠若惊。”

“我一见到你，奥斯特先生，就知道我们找对人了。”

奎因趁机站起身来。终于可以把腿脚伸展一下了，这真是种解脱。事情进展得不错，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但现在他的脑袋开始疼了，身体也因久违的疲惫而酸痛不已。如果再待下去，他就要露馅儿了。

“我的费用是每天一百美元外加开销。”他说，“如果你能预付一些，那将证明我在为你工作——确认我们的私人侦探—雇主关系。这意味着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都将被最严格地保密。”

弗吉尼娅·斯蒂尔曼笑了，好像被触动了某个隐秘的笑点。又好像只是在回应他最后一句话里可能带有的双重含义。就像接下来的那几天、几周里发生的事情一样，奎因什么都无法确定。

“你想要多少？”她问。

“都行。你来定吧。”

“五百？”

“这已经够多了。”

“好。我去拿支票簿，”弗吉尼娅·斯蒂尔曼站起身，又朝奎因笑了一下，“顺便给你拿一张彼得父亲的照片。我想我知道在哪里。”

奎因谢过她，说自己就在这等着。他看着她离开房间，发现自己又在想象她不穿衣服的样子。他搞不清楚，她是在用某种方式勾引自己吗，还是说又是自己的脑子在捣乱？他决定推迟自己的冥思苦想，过后再来研究。

弗吉尼娅·斯蒂尔曼回到房间里来，对他说：“这是支票。我想我没开错吧。”

是的，是的，奎因检视着支票时想，一切都是最棒的。他对自己的聪明非常满意。这张支票，当然，是开给保罗·奥斯特的，也就是说，奎因不会因为冒名顶替一个没有执照的私家侦探而被追责。知道自己已经设法把自己摘干净了，让他感到很安心。这张支票永远无法兑现的事实并没有给他带来困扰。他明白，即使是在那时，他这样做也不是为了钱。他把支票塞进了夹克衫的里袋。

“很抱歉没有更近的照片了，”弗吉尼娅·斯蒂尔曼说，“这张照片是二十多年前的。但我恐怕找不出更近的了。”

奎因看着照片中斯蒂尔曼的脸，希望能有所顿悟，醍醐灌顶般了解这个人。但这照片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就是一个男人的照片而已。他又研究了一阵，得出了结论：这只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我回家后再仔细看看，”他说着，把照片放进了放支票的那个口袋里，“需要花点时间把它刻到脑子里，我确信我明天能够在车站认出他来。”

“希望如此，”弗吉尼娅·斯蒂尔曼说，“这事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就指望你了。”

“别担心，”奎因说，“我还没让任何人失望过呢。”

她把他送到门口。有几秒钟，两人都沉默地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该再说些什么，还是应该就此道别。在这短短的间隙里，弗吉尼娅·斯蒂尔曼突然伸出胳膊搂住奎因，用自己的嘴唇探向奎因的嘴唇，激情地吻着他，把她的舌头深深地伸进了他的嘴里。奎因猝不及防之下，几乎没法享受这样的热吻。

等他终于缓过气来，斯蒂尔曼太太抱着他说：“这只是为了证明彼得说的不是真话。你相信我，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你。”奎因说，“即便我不相信你，也没什么要紧的。”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很可靠。”

“我想我已经充分了解了。”

她用两只手握着他的右手，吻了一下：“谢谢，奥斯特先生。您真是上天的恩赐。”

他答应她第二天晚上给她打电话，然后他发现自己出了门，搭乘电梯下楼，离开了这座房子。等他走到街上时，已经过了半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