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塔尼的早期政治活动——君主制度一瞥

　　一七八七年和一七八八年，我在布列塔尼的各个住所是对我进行政治启蒙教育的学校。外省的三级会议是按照全国三级会议的模样组成的。所以，预示全国动乱的外省动乱在两个有三级会议的省份——布列塔尼和多菲内——爆发了。

　　两百年来不断发展的变化终于到头了：法国经历了从封建君主制度到全国三级会议的君主制度、从全国三级会议的君主制度到议会君主制度、从议会君主制度到绝对君主制度的转变，现在通过法官和王权之间的斗争，正在向代议制的君主制度发展。

　　莫普议会、省议会以及按人头计票制度的建立、第一届和第二届显贵大会、御前全体会议、大法官裁判所的组成、新教徒世俗权利的恢复、酷刑的部分取消、徭役的取消、赋税的平均分配是正在进行的革命的一连串证据。可是，当时人们看不见这些事件的整体，每个事件似乎是孤立的。在一切历史时期，有一个原则思想。如果只看到一点，人们就看不到汇集到中心点的全部光线；人们不能一直追溯到赋予活力和整体运动的隐蔽的因素，如同机器中的水和火。因此，在革命开始的时候，那么多人相信只要粉碎某个轮子，就可以阻挡激流涌动，或者阻止蒸汽爆炸。

　　十八世纪是精神活跃的世纪，而不是物质活跃的世纪，它本来不可能这么迅速地改变法律，如果它没有碰见它的媒介物——议会，尤其是巴黎议会。议会变成了哲学体系的工具。任何观点如果没有议会赋予它权力、用意志将它强化、给它增添舌头和臂膀，它就会因为软弱和狂热而死去。革命总是由合法或非法的团体发动的，现在和将来都如此。

　　议会有理由进行报复：绝对君权剥夺了它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被三级会议滥用。强制登记、审判会议、流放使法官深得民心，促使他们要求自由；但事实上，他们并非自由的诚恳的支持者。他们要求举行全国三级会议，但不敢承认他们是在为他们自己争取立法和政治的权力。他们以这种方式加快了他们所继承的团体的复苏；这个团体一旦恢复了生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们限制在他们的专长——司法——之内。人们几乎总弄不清自己的利益所在，无论驱动他们的是智慧或者热情。路易十六恢复了议会，而议会迫使他召开三级会议；全国三级会议变成国民议会，不久又变成国民公会，摧毁了王权和议会，处死了公正之来源的法官和君主。但是，路易十六和议会这样做了，因为他们不知不觉成了一场社会革命的工具。

　　因此，全国三级会议在所有人的头脑里酝酿，只是人们不清楚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对于大家，问题是填补赤字——这个今天任何一个银行家都可以解决的问题。用如此剧烈的药物来医治一个如此轻微的疾病，证明人们被引向不明确的政治领域。一七八六年是惟一财政状况清楚的一年，收入为四亿一千二百九十二万四千镑，支出为五亿九千三百五十四万二百镑；赤字为一亿八千零六十一万八千镑；由于节省了四千万镑，赤字减少为一亿四千万镑。在这个预算中，王室支出达到两千七百二十万的庞大数字，君主的债务、购买庄园和王室的挥霍成为沉重的负担。

　　人们希望按照一六一四年的形式恢复全国三级会议。历史学家总是以这种形式为例，仿佛从一六一四年以来，人们从未听说过全国三级会议，也从来没有要求召开这种会议。然而，贵族和僧侣于一六五一年在巴黎聚会，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现在还有一本厚厚的会议文件和讲话汇编。权力巨大的巴黎议会当时非但没有支持前面两个等级的愿望，而且解散了他们的被视为非法的会议；这是事实。

　　既然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开了头，我还要指出另一个严重事实，是那些凑热闹写过法国史或者正在写的人所忽视的。人们谈“三个等级”，将它们当做构成全国三级会议的主要成分。可是，一些大法官裁判所常常只指定一个和两个等级的议员。一六一四年，昂布瓦兹大法官裁判所没有指定僧侣议员，也没有指定贵族议员；迪门莱新堡裁判所既没有派遣僧侣议员，也没有派遣第三等级议员。皮伊、拉罗舍尔、勒洛哈盖、加来、上马尔什、夏特罗没有指定僧侣议员；而蒙迪耶和卢瓦没有指定贵族议员。可是，一六一四年的三级会议名为全国三级会议。因此，古代编年史的表达方式比较准确，在讲到我们的全国性大会的时候，按照实际情况，称之为三级会议，或自由民显贵大会，或大贵族和大主教会议，而且赋予这些会议以同等的立法权。在一些省份，第三等级虽然出席，但通常并不争吵，这中间有一个很自然的、但不为人注意的原因。第三等级夺得了司法权，并且把军人从中赶出；除了在几个贵族会议里，它的成员作为审判官、律师、检察官、书记官、文书，在这方面以绝对的方式施行统治。它制定民法和刑法，而且它依靠篡夺的议会权力，甚至行使着政治权力。公民的财富、荣誉和生命有赖于它：一切都要服从它的决定，它执法的剑可以要任何人的脑袋。当它独自享受无边的权力的时候，在那些它曾经以卑躬屈膝的姿势出现的大会上，它何必去争那一点点权力呢?

　　人民变成僧侣躲在教堂里，用宗教观点统治社会；人民变成征税员、银行家，藏在财界，用金钱统治社会；人民变成法官，藏在法庭里，用法律统治社会。这个伟大的法兰西王国，尽管在它的局部和省一级是贵族的，但在国王的领导之下，从整体上说它是民主的；王国和国王融洽无间，步调几乎总是一致的。这就是它长期存在的原因。法兰西的历史要重新改写，或者毋宁说，法兰西的历史还没有写出来。

　　上面提到的所有大问题在一七八六年、一七八七年和一七八九年争论得最多。我的同胞们的脑袋在他们的天生的冲动之中，在外省、僧侣和贵族的特权之中，在议会和三级会议的冲突之中，找到令他们激动的丰富材料。曾经有一段时间担任布列塔尼总督的德?卡洛纳先生，由于支持第三等级的事业，更加扩大了分歧。蒙莫兰先生、蒂阿尔先生是软弱的领导人，无力使宫廷党实施统治。贵族同由贵族统治的议会勾结，有时反对内克先生、德?卡洛讷先生和塞斯大主教，有时拒绝它在自己最初的抵抗中支持过的人民运动。贵族们集会，进行讨论，提出抗议；乡村和城镇集会，进行讨论，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灶税事件更是火上加油，增加了敌对情绪。要了解这一切，有必要解释布列塔尼公国的形成。

　　一八二一年九月

　　于巴黎

　　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的形成——三级会议开会的情况

　　布列塔尼三级会议与所有欧洲的封建三级会议相像，但形式多少有些不同。法兰西国王取代布列塔尼公爵的权力。一四九一年，安娜女公爵的婚约不仅将布列塔尼当做嫁妆送给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而且达成妥协，结束了从夏尔?德?布卢瓦和德?蒙福尔伯爵时代就开始的分歧。布列塔尼认为，女儿们是公国的继承人；法国则坚持，只有男孩才能继承；一旦香火断了，布列塔尼作为一块大封地，应该归还法国。查理八世和安娜，然后是安娜和路易十二，在他们的权利和要求上相互作了让步。克洛德——安娜和路易十二的女儿，变成弗朗索瓦一世的妻子；她在死时，根据在瓦内召开的三级会议提出的请求，将布列塔尼公国让给她丈夫，一五三二年颁布的南特诏书规定将布列塔尼公国并人法国，同时保证这个公爵封地的自由和特权。

　　那时候，三级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从一六三○年起，改为两年举行一次。王室代表宣布会议开始。三个等级的代表在教堂或修道院的大厅里聚集。每个等级自己进行讨论，即分别举行三个会议。每个等级都有自己争论不休的问题；而当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聚在一起，举行全体大会的时候，争论变成一场混战。朝廷煽动不和；在这狭小的会场同在广阔的战场一样，才能、虚荣和野心都在行动。

　　嘉布遣会修士格雷古瓦?德?洛斯特雷南，在他编的《法语—布列塔尼语词典》的题词中，是这样对我们的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的老爷们讲话的：

　　如果说，只有罗马的演说家有资格以恰当方式赞颂罗马元老院庄严的大会，我有资格尝试歌颂你们庄严的大会吗?你们的大会以再恰当不过的方式，再现了古罗马和新罗马的庄重和尊严。

　　洛斯特雷南证明，克尔特语是雅非的长子戈梅带到欧洲来的原始语言之一，而今布列塔尼人尽管个子矮小，却是巨人的后裔。不幸的是，由于戈梅的布列塔尼后代长期同法兰西分开，让他们的一部分封号湮没了，他们不太重视那些将他们同通史联系起来的契据；这些契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契据鉴定专家对此又过分认真。

　　布列塔尼三级议会召开期间，是一连串的宴会和舞会。代表们到司令官先生家赴宴，到贵族会议主席先生家赴宴，到僧侣会议主席先生家赴宴，到三级会议司库先生家赴宴，到总督先生家赴宴，到议会主席先生家赴宴。人们到处赴宴，而且喝酒!在餐厅的长桌周围，坐着盖克兰的农夫，迪盖—特罗印的水手，他们腰上佩着旧日卫队的铁剑和搏斗用的短刀。所有亲自参加三级会议的贵族颇像出席波兰议会；这个波兰是徒步的，而不是骑马的，是斯基泰人的波兰，而不是萨尔马特人①的波兰。

　　①斯基泰人(Scyths)是古代黑诲沿岸的一个民族；萨尔马特人(Sarmates)是起源于伊朗的游牧民族，公元一世纪占领斯基泰王国，到达多瑙河。

　　不幸得很，他们玩得太过分了。舞会没完没了。布列塔尼人是以擅长跳舞和以他们的优美舞曲著称的。塞维涅夫人描绘过这些在荒原包围中的政治盛宴，就像晚上在欧石南丛生地上举行的仙女和巫师的宴席一样。她写道②：

　　②这封信是塞维涅夫人写给她女儿的。

　　你不幸身为布列塔尼人，我现在告诉你一些关于我们的三级会议的消息。德?肖内先生星期日晚上到达维特雷，出席这闹哄哄的会议。星期一他给我写信，我应邀出席他的晚宴。一共是两桌，每桌十四位客人，先生在一桌，夫人在另一桌。数不尽的佳肴，成盘的烤肉没有动就端走了。为了那堆积如金字塔的水果，要将房门升高一些才行。我们的父辈不会出这样的点子，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房门比人还高……晚宴之后，洛克马里亚先生和科特洛贡先生同两个布列举尼女人跳快三步和小步舞；与他们美妙的舞姿相比，朝臣们就相形见绌了。他们的步伐有波希米亚人和下布列塔尼人的风姿，准确和谐，令人叹为观止……

　　这是日以继夜的娱乐、吃喝、寻欢作乐，大家都参与。我没有见过三级会议；这是一个相当美妙的玩意儿。我不相信别省开会有我们省这样大的排场。会场想必挤得满满的，因为没有人去打仗，也没有人进宫。只有小旗手(小塞维涅先生)例外，他有一天可能也会同其他人一样来参加……无数礼物，年金，道路和城市的补偿，十五和二十张大饭桌，持续不断的游戏，没完没了的舞会，一个星期三场戏，闹哄哄的场面：这就是三级会议。我忘记了，人们喝了三四百桶酒。

　　布列塔尼人很难原谅塞维涅夫人的嘲讽。我没有那么严厉，但我不喜欢她说：“你以十分愉快的方式，跟我谈论我们的苦难：我们不再那样经常被处以车轮刑了：为了维持正义，仅仅一周一次。确实，在我看来，绞刑现在是小菜一碟。”这是滥用宫廷的戏谑语言，巴雷尔曾经以同样优雅的方式谈论断头台。一七九三年，南特的溺水事件被人称为“共和党人的婚礼”。群众暴虐仿效王室暴虐的彬彬有礼的风格。

　　一些巴黎的妄自尊大之徒，陪同国王的朝臣来出席三级会议。他们说，我们这些乡绅用白铁皮衬着我们的口袋，以便将司令官先生的烧鸡块带回去给我们老婆吃。因为这些讥笑，有人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前，萨布朗伯爵由于说话刻薄，在那里丢了性命。这位行吟诗人和普罗旺斯国王的后裔，像瑞士人一般高大，在拉蓬附近被莫尔比汉的一位矮小的猎兔者打死了。这个“凯”①同他的对手相比，祖宗同样显赫：如果说圣埃尔泽阿尔?德?萨布朗是圣路易的近亲的话，非常高贵的“凯”的叔祖圣科朗坦，在加隆时期是坎佩尔的主教——那是三百年前的事情。

　　①“非常高贵的凯”是让?弗朗索瓦?德?凯拉特理(Jean-FrancoisdeKeratry)的绰号，他在一七三五年杀死萨布朗，因为后者讲布列塔尼人的坏话。

　　国王在布列塔尼的收入——该省的地方收入——灶税事件——我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舞台

　　国王在布列塔尼的收入来自无偿馈赠、皇室产业的出产、印花税等等。馈赠的多少按照需要而定；皇室产业的出产估计在三十万到四十万法郎之间。

　　布列塔尼有自己的收入，以应付它的支出。对酒类和酒类流通所课的“大捐”和“小捐”每年可达两百万法郎；最后，还有灶头税。人们很难想象灶头税在我们历史上的重要性；然而，它对法国革命的影响犹如印花税对美国革命的影响。灶头税(censusprosingulisFocisexactus)①是一年交一次的赋税，或者说是对平民的每个灶头所课的人头税。随着灶头税逐步增加，该省的债务得以偿还。在战争时期，每年的开支高达七百万法郎以上，这个数字超过收入。人们曾经考虑用来自灶头税的钱建立一个本金，而且将这个本金变成由灶头税纳税人享受的年金。这样一来，灶头税就会变成借贷了。不公正(尽管按照习惯法，这是一种“合法的”不公正)之处是只对平民课灶头税。各个乡镇不断提出意见；但是对特权比对金钱更加重视的贵族，根本不考虑设立一种他们也要缴纳的捐税。一七八八年十二月，当后来酿成流血事件的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召开时，这就是问题之症结。

　　①拉丁文，意思是：每个灶头应该缴纳的税。

　　当时人们的思想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贵族会议、土地税、谷物交易、即将召开的全国三级会议、项链事件、御前全体会议、《费加罗婚礼》、大法官裁判所、卡洛里奥托和梅斯梅②，还有无数其他严重和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所有家庭里都成了争论的题目。

　　②卡里奥斯特洛(Cagliostro，一七四三—一七九五)：意大利冒险家；梅斯梅(Mesmer，)：德国医生，他声称在“动物磁气”中发现了治疗一切疾病的妙药。

　　布列塔尼贵族自己决定在雷恩召开会议，抗议成立御前全体会议。我出席会议。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我听见那些喊叫声感到惊愕和开心。人们站在桌子上、椅子上，激动地挥动手臂，抢着发言。拄着木腿的德?特雷马尔卡侯爵用响亮的声音说：“我们都到司令官蒂阿尔先生家去。我们要对他说：布列塔尼贵族到你家门口来了，他们有话要对你讲。连国王也不会拒绝接见他们!”听见这些雄辩的言辞，一片叫好声在大厅拱顶下回响。他接着说：“国王也不会拒绝接见他们!”口哨声和跺脚声变得更加响了。我们到达蒂阿尔家。这个朝臣是一位色情诗人，思想温和而轻浮，对我们的吵嚷非常厌烦；他视我们为“胡胡”、野猪、猛兽；他很想离开这个阿尔莫里克，一点也没有想阻碍我们进入他的公馆的意思。我们的演说家向他解释了我们的来意，然后我们起草了如下申明：“我们申明，在新的司法机构中或行政机构中，那些接受任何不为布列塔尼宪法承认的职务的人是可耻的。”我们挑选了十二名贵族，将这个请求呈交给国王。他们到达巴黎的时候，被关进巴士底狱，但很快就放出来了。他们被视为英雄；回来的时候，被戴上了月桂花环。我们穿着礼服，礼服上缀着银底黑斑纹的螺钿大钮扣，钮扣周围写着拉丁文格言：“宁死不屈。”①我们战胜大家都曾战胜过的宫廷，而且我们同它一道跌人深渊。

　　①布列塔尼徽章上的拉丁文名言：Potiusmoriquamfoedari。

　　一八二一年十月

　　于巴黎

　　我母亲在圣马洛隐居

　　这时候，我的始终按计划行事的哥哥决定设法让我进人马耳他修会。为此，首先要让我取得教士身份。圣马洛主教库图瓦?德?普雷希尼能够做这件事。我于是来到我母亲隐居的那座我出生的城市。她身边没有孩子；她白天在教堂里度过；晚上织毛线。她的消遣方式是无法想象的。有一个上午，我在街上碰见她腋下夹着一只拖鞋——她把拖鞋当成祈祷用的经书了。几位老朋友不时到她隐居的房子里，回顾从前的美好时光。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给我念她即兴编的韵文故事。在其中一个故事里，魔鬼同异教徒搬走烟囱，而诗人叫道：

　　魔鬼在街上

　　走着，走着，

　　不到一个钟头，

　　他无影无踪。

　　“我觉得，”我说，“魔鬼走得并不快呀。”但是，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对我说，我根本没有弄懂她的故事。可爱的母亲!

　　她有一首很长的民歌，名为《蒙福尔?加纳?圣马洛城一只野鸭的真实故事》。一位老爷将一个花容月貌的姑娘关在蒙福尔城堡里，企图破坏她的贞操。她透过一扇天窗，望见尼古拉教堂。她用噙泪的眼睛望着圣人，乞求他，而她奇迹般地走出城堡。但是她落到坏蛋的仆人们手里，他们企图侮辱她，因为他们设想他们的主人已经这样做了。可怜的姑娘手足无措，四处张望，希望有人来搭救她。但是，她只看见城堡的水塘里有一群野鸭。她再次祈祷圣尼古拉，她哀求他让这些飞禽证明她的无辜；如果她丧生，不能实现她向圣尼古拉许下的心愿，那就让飞禽以它们的方式、以她的名义去实现。

　　姑娘当年死了。五月九日，转移圣尼古拉的遗骨时，一只野鸭由一群小鸭陪同，来到圣尼古拉教堂，在真福的救星的画像前飞来飞去，拍着翅膀向他致敬。然后，他回到水塘里，留下一个孩子作祭品。一段时间后，小鸭不知不觉中也飞走了。两百多年时间里，同一只鸭子，在每年的同一天，带着小鸭，来到蒙福尔的圣尼古拉大教堂。故事是一六五二年撰写和印刷的。作者的话十分有道理：“在上帝眼中，一只野鸭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她也要向伟大的主表达敬意；圣弗朗索瓦的蝉更是微不足道，可是它的嘶鸣使天神的心灵陶醉。”可是，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依据的是一个并不确切的传统说法。她的歌谣中，被关在蒙福尔城堡里的姑娘是一位公主。她为了逃避老爷的凌辱，变成鸭子。关于我母亲写的抒情歌曲，我现在只记得一段：

　　美人变成鸭子，

　　美人变成鸭子，

　　她穿过栅栏飞走，

　　来到长满浮萍的池塘里。

　　一八二一年十月

　　于巴黎

　　神职人员——圣马洛城郊

　　由于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是一个真正的圣女，她得到圣马洛主教的许诺，给予我教士身份。主教是有顾忌的：在他看来，将教士身份给予一个在俗的教徒和军人是类似出卖圣职的亵渎行为。库图瓦?德?普雷希尼先生今天是贝藏松大主教，法国贵族院议员。他是一个善良和有功绩的人。他当时还年轻，受到王后的保护，正处在上升时期。以后，他用更好的办法达到这个目的：迫害。

　　我身穿制服，腰上配着剑，跪在主教面前；他在我头上剪了两三绺头发，这叫做剃发礼。这样，我就得到符合手续的证书。如果我的贵族身份凭据被马耳他修会接受，连同这些证书，我可能得到二十万镑的年金。从教会方面看，这可能是一个流弊；但从旧制度的政治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将优抚金发给持剑的士兵不比发给戴头巾的教士更好一些吗?教土兴许会在巴黎大街上把丰厚的修土薪俸吃掉。

　　我通过上述办法得到教士身份，致使那些信息不灵的传记作家说，我先进入教会。

　　那是一七八八年。当时我养着几匹马。我骑马在田野上漫步，或者沿着波浪——我喧哗不停的老朋友——奔跑。我下马同波浪嬉戏。墨西拿①全家吠叫着，在我膝间跳动，抚摸我。我骑行到遥远的地方欣赏大海的景色；我不满足于故乡的风光；

　　①希腊神话中的六头女妖。

　　在方圆五六里范围内，没有比圣马诺城郊更迷人的地方了。从朗斯河口溯流而上到迪南，两岸的景色令游人心旷神怡。沿着河岸、岩石和翠绿的植物、沙滩和森林、小河湾和小村庄，封建时代的布列塔尼古堡和布列塔尼商人的现代住宅。这些现代住宅是圣马洛商人在最繁荣的时期建造的。那时，他们家资巨万，竟至在欢宴时，将钱币拿来烩煮，然后从窗口把滚烫的钱币扔给老百姓。那些住宅富丽堂皇。博纳拜，德?拉索德勒先生的府邸，有一部分是用热那亚运来的大理石建造的，那种豪华气派即使在今天的巴黎也是难以想像的。名为“拉布里阳代”、“勒博斯”、“海山”、“鸽舍”的别墅用柑桔园、喷泉和雕像装饰着。有时，在一片整齐的松树林后面，越过草坪，再穿过椴树组成的拱廊，花园沿着斜坡一直延伸到海边。从花坛的郁金香上望过去，大海向我们展示她的船舶、她的平静和她的暴风雨。

　　每个村民，既是水手也是农夫，是一座带园子的白色农舍的主人。在园子里栽种的蔬菜、醋栗、玫瑰、蓝蝴蝶花等主要作物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株卡晏①茶、一棵弗吉尼亚②烟草、一株中国花，总之，是对另一个海岸、另一个太阳的纪念。这是房屋主人经历的路线和地图。大海边的农民是健壮的诺曼底人。女人高大、瘦长、灵敏，身穿灰呢紧身上衣、花格的短绸裙、带花点的白长统袜。一个细平布或细麻布的宽沿帽遮住前额，帽耳往上收成贝雷帽的样子，或者像面纱一样飘动。春天，每日清晨，这些姑娘乘船而来，仿佛入侵者似的，给集市送来用篓子装的水果和用贝壳盛的凝乳。当她们用一只手扶着头上装满牛乳或花朵的黑罐的时候，当她们的白帽的饰带在那一双蓝眼睛周围飘拂的时候，北欧神话中的战争女神(其中最年轻的名叫“前途”)或者雅典头顶供品篮的少女也没有她们那么优雅。这样的图画今天还看得到么?这些女人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她们仅仅存活在我的记忆之中。

　　①法属圭亚那首府。

　　②今天美国的弗吉尼亚州。

　　一八二一年十月

　　于巴黎

　　幽灵——病人

　　我离开母亲，到富热尔附近去看望我的姐姐们，在德?夏多布尔夫人家住了一个月。她在乡下的两栋房子——拉斯卡尔代和勒普莱西，位于一个到处是岩石、荒原和森林的地区，邻近以塔楼和战斗出名的圣—奥班—迪—科尔米耶。姐姐的代管人是利维雷尔先生，前耶稣会会士。他碰见过一桩怪事。

　　当他被委任为拉斯卡尔代庄园的代管人的时候，老德?夏多布尔伯爵刚刚去世。利维雷尔住进城堡，负责守护工作；他在此之前没有见过老伯爵。头一个晚上，他独自一人睡在那里。他看见一个老人走进他的房间。他脸色苍白，穿着睡袍，戴着睡帽，手里拿着一根光线微弱的蜡烛。这个人影走近壁炉，将烛台放在炉台上，拨旺炉火，在扶手椅上坐下来。利维雷尔先生浑身发抖。经过两个小时的静默之后，老人站起来，重新拿起烛台，关上门，走出房间。

　　次日，代管人将他碰到的事情讲给佃农听。佃农根据他的描述，断定那个幽灵就是他们的老主人。事情并不就这样结束。当利维雷尔先生到树林里去的时候，他看见鬼魂跟在他后面；每当他在田野上越过篱笆的时候，他看见亡灵跨在篱笆上。一天，可怜的代管人壮着胆对鬼魂说：“德?夏多布尔先生，你饶了我吧。”幽灵回答说：“不。”利维雷尔是一个冷静和讲究实际的人，不会胡说八道。他把他的遭遇讲给一切愿意听的人听；他的故事每次都是一样的，每次都那样言之凿凿。

　　稍迟一点，我在诺曼底陪伴一位患脑膜炎的善良军官。人们安排我们住在一间农舍里，当地一位老爷借一张旧壁毯给我们，将我的床和病人的床隔开。为了减轻他的痛苦，人们用冰雪给他擦澡；在酷刑当中，他冷得直哆嗦，手指发青，紧绷着的脸变成紫色，牙齿咬得嘣嘣响，光着头，长长的胡须从他的尖下巴往下垂，挂在他赤裸、瘦削和湿漉漉的胸脯前。

　　当病人激动的时候，他张开一把伞，以为这样可以避免流泪。要是这个办法可靠，那么就应该为方法的发明人竖立一座雕像了。

　　我惟一的美好时光是到村庄教堂的公墓里散步；教堂建在山坡上。死者、几只鸟和正在坠落的太阳是我的伴侣。我怀想巴黎的社交生活、我的童年、我的女精灵、贡堡的树林——在空间上它近在咫尺，在时间上我离开它那么遥远。我回到我的病人身边：这是盲人牵着盲人走路!

　　哎!一次打击、摔一跤、精神上的一时痛苦就剥夺了荷马、牛顿和波舒哀的天才，而这些神圣人物非但不能激起深刻的同情、痛苦和永久的怀念，还可能成为讪笑的对象!很多我认识和热爱的人在我身旁丧失理智，好像我身上带着能够传染的疫苗。我只能用一种悲哀的想法解释塞万提斯的杰作和他残忍的快乐。只要审视整个人生，权衡善和恶，真希望发生一件可以导致忘却的事故，作为逃避自我的方法。快乐的酒鬼是幸福的人。把宗教放在一边，幸福是忘记自己和到达临终之日而不曾感受生活。

　　我将我完全治愈的同乡带了回去。

　　一八二一年十月

　　于巴黎

　　一七八九年布列塔尼三级会议——暴动——我的中学同学圣里弗尔被杀害

　　同我一起回布列塔尼的吕西儿夫人和德?法尔西夫人想重返巴黎。但由于省内的骚乱，我无法离开。三级会议将在(一七八八年)十二月底举行。雷恩市府和布列塔尼其他市府相继作出决定：在“灶头税”解决之前，议员不得从事任何其他活动。

　　为了主持贵族会议，德?布瓦热兰公爵匆匆忙忙赶到雷恩。贵族们都收到个别通知，包括那些像我这样由于太年轻尚无发言权的人。我们可能遭到攻击，在考虑选票的同时要计算兵力。我们走上我们的岗位。

　　三级会议开始之前，在德?布瓦热兰先生家开了几次会。仍然是我见过的那种乱糟糟的场面。德?居耶骑士、德?特雷马尔加侯爵、我舅舅德?贝德公爵(因为他肥胖，被人称为“洋蓟”，而另一位贝德因为瘦长则被称为“芦笋”)爬上椅子高谈阔论，弄折了好几张椅子。德?特雷马尔加侯爵，木腿海军军官，给他的等级树立了许多敌人。一天，大家议论建立一所军事学校，培养穷苦贵族子弟。一位第三等级的代表叫道：“我们的子弟呢?他们能够得到什么?”“医院，”特雷马尔力口回答说。这句话传到群众当中，引起强烈反应。

　　在这些会议当中，我发现我的一个性格特点，而且这个特点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和军事生涯中得到证实：我的同事和朋友越是激动，我越是冷静。我对讲台上的夸夸其谈或大炮的轰鸣都无动于衷；我从来不向言辞或大炮致敬。

　　我们辩论的结果是：贵族将首先讨论一般议程，在其他问题解决之后才考虑灶头税。这个决定与第三等级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贵族们不太相信僧侣，因为僧侣经常背弃他们，尤其在雷恩大主教担任僧侣会议主席的时候。这位主教圆滑、审慎，有点将卷舌音念成不卷舌音，但说话娓娓动听；他正在窥伺进入宫廷的机会。巴黎来的蹩脚作家编辑的报纸《人民哨兵》不断煽动仇恨。

　　三级会议在皇宫广场的雅各宾修院举行。我们带着我刚才讲过的想法进入会场；我们刚坐下，民众就将我们包围起来。一七八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是不幸的日子。德?蒂阿尔伯爵的军队人数很少；他是一个优柔寡断和软绵绵的人，他犹豫不决，不敢行动。雷恩法律学校(校长是莫罗)派人去南特找年轻人来支援。他们来了四百人；尽管司令官一再哀求，仍然无法阻止他们进城。在蒙莫兰广场和咖啡馆举行的不同倾向的集会常常演变成流血冲突。

　　我们被围困在会议大厅里，感到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决定持剑冲出去。这是一个壮烈的场面。我们的主席一声令下，我们一齐拔出佩剑，在“布列塔尼万岁”的喊声中汹涌而出，朝围攻者冲去。民众用喊叫、石块、铁棒和枪弹迎击我们。我们在包围我们的浪潮般的人群中打开一个缺口。好几位贵族被打伤、被拖曳、被殴打，鼻青脸肿，遍体鳞伤。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突围出来，各自回家。

　　随后，在贵族、法律学校学生和他们的南特朋友之间发生一些争斗。有一场决斗在王家广场公开进行。年迈的海军军官卡拉利厄受到攻击，但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搏斗，赢得年轻对手的一片掌声。他维护了自己的荣誉。

　　另一堆人聚在一起。德?蒙布歇伯爵对一个名叫乌里雅克的大学生说：“先生，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人们在他们四周围成一圈。蒙布歇将乌里雅克的剑打落在地，把剑还给他，大家相互拥抱，人群散了。

　　至少，布列塔尼贵族没有以不体面的方式屈服。它拒绝向全国三级会议派遣代表，因为召集会议的方式违背该省的基本法律。大量贵族参加王储的军队，在孔代或夏雷特手下战斗，不少人在旺代之战中捐躯。如果他们当时参加全国大会，他们可能改变会议多数派的构成吗?这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大变动之中，个人的抵抗对自己是体面的事情，但无法改变局势。然而，如果当时有一位如米拉波、但观点相反的天才是布列塔尼贵族，他可能造成什么局面就很难讲了。

　　年轻的布瓦于和我的中学同学圣里弗尔在开会之前，在去贵族会议的路上就死了。布瓦于的父亲帮助圣里弗，护卫他，但没有成功。

　　读者，请你停下来：你看看革命让我们抛洒的头几滴血吧!按照上天的意志，这几滴血是从我的一个童年伙伴的血管中流出的。设想当时倒下的不是圣里弗尔，而是我自己，人们谈到我的时候，会说谈到大屠杀的头一个牺牲者时所说的话：“一个名为夏多布里昂的贵族，在去三级会议会场的路上被杀害了。”这几个字会取代我冗长的故事。圣里弗尔在这片土地上会扮演我的角色吗?他注定要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呢?

　　现在，读者，请你走过去。请跨过这条将旧世界和新世界分隔开来的血的河流。你正在走出旧世界，你将死在新世界的人口。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

　　于巴黎

　　一七八九年——从布列塔尼到巴黎之行——途中的骚动——巴黎景象——内克被免职——凡尔赛——王室家庭的欢乐——全面暴动——攻克巴士底狱

　　一七八九年在我们历史上和人类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一年。这一年年初，我在布列塔尼荒原上。一直到相当晚的时候，我才离开该省。在我到达巴黎之前，已经发生了午夜餐屋被抢劫、全国三级会议开幕、三级会议变成国民议会、网球场誓言、六月二十三日王室会议、僧侣和贵族同第三等级汇集等一系列事件。

　　在我去巴黎的路上，骚乱是严重的。在村庄里，农民拦截车辆，检查护照，盘问旅行者。越靠近首都，情况越是混乱。穿过凡尔赛的时候，我看见军队驻扎在柑桔园，炮兵辎重停在大院中央，国民议会会场临时搭建在宫殿广场上，议员们在好奇地旁观，宫廷人员和士兵在当中走来走去。

　　在巴黎，街道上挤满了购买面包的人；路人在墙脚边高谈阔论；商人走出他们的店铺，在门前打听和传播新闻；煽动者在王宫聚集，卡米耶?德穆兰开始崭露头角。

　　我同德?法尔西夫人和吕西儿夫人下车，刚刚走进里舍利厄街一座配备家具的公馆，暴动就开始了。民众拥到修道院，释放了几名根据头头的命令抓起来的王室卫队士兵。驻扎在荣军院的炮兵营的士官加人群众队伍。军队的哗变开始了。

　　朝廷有时退让，有时抵抗，既顽固又虚弱，既慷慨激昂又胆小如鼠，遭到米拉波的奚落。米拉波要求把军队调开，但王室拒绝：它接受羞辱，但没有消除羞辱的根源。巴黎流传谣言，说一支军队从蒙马尔特的下水道开进来了，龙骑兵将把路障强行推开。有人要求居民撬起街石，搬到六楼，用石头砸暴君的哨兵。大家开始行动。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内克收到被免职的命令。新成立的政府由德?布拉特伊先生、德?拉加莱兹耶尔先生、德?布尔格利元帅、德?拉沃吉荣先生、德?拉波特先生和福隆先生组成。他们取代德?蒙莫兰先生、德?拉吕泽尔纳先生、德?圣普里斯特先生和尼韦尔内先生。

　　一位刚到达的布列塔尼诗人，求我将他带到凡尔赛。在帝国天翻地覆的时候，还有人参观花园和喷泉。在最严重的事件发生时，那些蹩脚文人特别有这种闲情逸致。他们的句子或诗行高于一切。

　　在望弥撒的时间，我把我的品达体诗人带到凡尔赛的长廊里。小圆厅灯火辉煌。内克的免职使人们受到激励，他们觉得胜利在望了。桑松和西蒙①可能也混杂在人群里面，目睹王室家庭的快乐。

　　①桑松(Sanson)：处死路易十六的刽子手；西蒙(Simon)：鞋匠，路易十七托付给他抚养。

　　王后带着她的两个孩子过来了。孩子金黄的头发似乎在等待王冠。十一岁的德?昂古莱姆女公爵天真的矜持引人注目，高贵的血统和少女的纯洁使她美丽，她像高乃依所写的《朱莉的花环》中的橙花，仿佛在说：

　　我享有出身的豪华。

　　小王子在他姐姐的呵护下，而德?图施先生跟随在他的学生后面。他看见我，殷勤地把我指给王后看。王后微笑着朝我瞥了一眼，以优雅的方式向我致意，就像我被引见那天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不久之后就要消逝的目光。玛丽?安托瓦内特微笑的时候嘴的形状非常迷人，令我不能忘怀。一八一五年，经过发掘，人们发现这个不幸女人的头颅；对她的微笑的记忆(多么可怕呀!)使我认出公主的下颔骨。

　　凡尔赛的反击在巴黎引起很大反响。我回城路上，迎面碰见许多人，他们手里捧着内克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雕像，雕像上披着黑纱。他们大声叫道：“内克万岁!奥尔良公爵万岁!”在这些喊叫声中我听见一个更大胆、更出乎意料的声音：“路易十七万岁!”叫这个孩子万岁!如果不是我在贵族院提醒，在他家庭的墓铭上，连他的名字都会被人遗忘。假如路易十六退位，路易十七登上宝座，宣布奥尔良为摄政王，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路易十五广场，德?朗贝斯克王储率领着由德国人组成的王家卫队，迫使民众后退到杜伊勒利宫，打伤一个老头。突然，警钟敲响了。擦刀枪工匠的铺子被人破门而人，荣军院的三百条步枪被抢走。人们拿起长矛、棒子、叉子、军刀、手枪；人们抢劫了圣拉扎尔，烧毁了路障。巴黎选民控制了首都政府；到晚上，六万公民组织起来，分发了武器，编成国民卫队。

　　七月十四日，夺取巴士底狱。我作为旁观者，目睹了这场以几名残废军人和一位胆小的司令官为敌人的进攻。如果人们坚持不开门，民众决不可能进入要塞。我看见放了两、三声炮，但开炮的不是荣军，而是已经登上塔楼的王室卫队士兵。德?洛内①从他躲藏的地点被揪出来，在受尽凌辱之后，在市政府的台阶上被人打死。市长弗莱塞勒被手枪击毙。一些没有心肝的愚人觉得这个场面非常精彩。在凶杀当中，人们开始狂欢，像奥东和维特利乌斯统治时期罗马骚乱中发生的情景一样。人们让“巴士底的胜利者”乘坐出租马车游行，这些兴高采烈的醉鬼在酒吧被宣布为胜利者。妓女和无套裤汉开始耀武扬威，尾随着他们。路人因为恐惧而必恭必敬，在英雄面前脱帽；在胜利的喜悦中，有几位英雄因为疲劳过度而死去。巴士底狱的钥匙被大量复制，寄给世界各个角落有地位的傻瓜。我有多少次错过发迹的机会呀!如果我这个旁观者，叫人在胜利者登记簿上写上我的名字，那么我今天可能享有一笔优抚金。

　　①德?洛内(DeLaumy)：巴士底监狱的守备司令

　　专家们赶来剖析巴士底。临时咖啡馆在帐篷下开张；游人如鲫，摩肩接踵，好像在圣热尔曼或龙赏赶集。许多车辆鱼贯而来，停在塔楼下，在一片烟雾中，人们正在拆毁塔楼，将石头抛下。衣着讲究的女人、时髦的青年站在哥特式废墟的不同高度，和那些在人群的欢乎声中赤膊上阵的拆墙工人混杂在一起。参与这次盛会的，有最著名的演说家、最出名的男女演员、最红的女舞蹈家、最显要的外国人、宫廷贵族和欧洲国家的大使。旧法兰西到那里死亡，新法兰西在那里开始生命。

　　任何事件，不管它本身是如何悲惨或如何可恶，当它在严重的形势下发生，并且具有划时代性质的时候，都应该引起重视。在夺取巴士底狱这个事件中，应该看到的(也是当时人们没有看到的)，不是解放人民的暴力行为，而是这种行为的结果——解放——本身。

　　人们赞赏应该谴责的东西，意外事件，而看不到人民的命运因此发生的变化，风俗、思想、政治权力的改变，这是人类的新生，攻克巴土底狱犹如一场流血的狂欢，开辟了新生的世纪。粗暴的愤怒造成废墟，而在这种愤怒之下隐藏着在废墟中为新大厦奠基的智慧。

　　误解这个具体事件的伟大意义的民族，对事件的伟大精神意义是清楚的：在他眼中，巴士底是他被奴役标志：这个标志竖立在巴黎的人口处，面对蒙弗宫的十六根柱子，犹如扼杀他的自由的绞架。在铲平这座国家要塞的时候，民众认为粉碎了军事的桎梏，以心照不宣的方式宣布自己将取代被他解散的军队。大家知道，变成士兵的人民将创造什么奇迹。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

　　于巴黎

　　攻陷巴士底狱对朝廷的影响——富隆和贝蒂埃的脑袋

　　凡尔赛被巴士底倒塌的响声惊醒，好像看到王位倒塌的前兆；凡尔赛由狂妄变得沮丧。国王赶紧跑到国民议会，就坐在会议主席的椅子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宣读将部队调开的命令，在一片赞美声中他回到王宫。于事无补的姿态!各个派别都不相信对立派的转变。俯首听命的自由或失去尊严的权力得不到敌人的原谅。

　　八十名议员从凡尔赛出发，向首都人民宣布和解；醒悟。巴伊先生被任命为巴黎市长，德?拉法耶特先生被任命为国民卫队司令。德?拉法耶特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但我是在这个可怜人倒霉的时候才认识他的。革命的每个时期都有它所需要的人。有的人跟随革命一直走到底；有的人开个头就撒手不干了。

　　所有人都走了。朝臣们去巴塞尔、洛桑、卢森堡和布鲁塞尔。德?波利尼亚克夫人在逃跑途中碰见内克。德?阿尔图瓦公爵和他的三个儿子流亡国外；他带走上层僧侣和一部分贵族。军官受到造反士兵的威胁，任由潮流将自己冲开。路易十六独自留下来，连同他的两个孩子、几名妇女、王后、两位王姑、伊丽莎白夫人①，面对着全国民众。王储②留下来，一直到瓦雷恩逃亡；但对他哥哥，他帮不了大忙。尽管他通过在贵族会议上表示赞成按人头计算选票，决定了革命的命运，但革命不信任他。他作为王储，对国王兴趣甚微，对王后不理解，而且他们也不喜欢他。

　　①指路易十六的姐姐。

　　②王储：未来的路易十八。

　　国王十七日来到市政府，迎接他的是十万像神圣联盟的僧侣一样全副武装的市民。巴伊先生、莫罗?德?圣梅里先生和拉利—托朗答尔先生流着泪向他慷慨陈词，拉利—托朗答尔先生更是呜咽不止。国王也感动了。他将一个大三色徽章贴在自己帽子上。人们立即宣布他为“正直的人、法国人之父、自由人民的国王”；而人民为了自己的自由，准备砍下这个被称为“正直的人、法国人之父、自由人民的国王”的人的头颅。

　　在这次修复关系之后没有几天，我同我的姐姐以及几个布列塔尼人，站在我们旅店的窗前。我们听见有人大声叫道：“关门!关门!”一群衣衫褴褛的人从街口走过来；这群人举着两面我们从远处看得不甚清楚的旗子。当他们走近的时候，我们才看清是两颗披头散发和脸容毁损的人头，被马拉①的先驱们用两支长矛举着。是富隆和贝蒂埃的脑袋。大家都从窗口后退；我留我那里。杀人犯停在我面前，将长矛伸向我，一边唱着歌，蹦着，跳着，将灰白的头靠近我的面孔。其中一颗头的眼睛滑出眼眶，吊在死者灰白的脸上；长矛从张开的嘴里穿出，咬在牙齿之间。“强盗!”我叫道，无法抑制我满腔的愤怒，“这就是你们理解的自由吗?”如果我有一枝枪，我会向这些无耻之徒开火，像对付狼一样。他们嚎叫着，猛敲马车出入的门，想冲进来，将我的头同他们杀害的人的头摆在一起。我的姐姐们很不安；旅店的胆小鬼拼命责怪我。被人簇拥的杀人犯没有时间进攻房屋，离开了。这两颗头，还有以后我会碰见的其他的头，改变了我的政治态度。我憎恶吃人肉的宴席，我萌生了离开法国到某个遥远国度去的念头。

　　①马拉(Marat，一七四三—一七九三)：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派的著名领袖之一。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

　　于巴黎

　　召回内克先生——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的会议——十月五日白天——国王被押回巴黎

　　七月二十五日，内克先生被召回财政部，受到热烈欢迎，为他举行了仪式。他在卡洛纳和答布罗之后，是蒂尔戈的第三个继承人。他很快落后于形势，变得不得民心。一个如此严肃的人，依靠一个平庸和轻浮如佩泽②者的手腕，居然能够上升到部长位置，这是那个时代的奇闻。用借贷制度取代捐税制度的报告①，引起思想震动。妇女们议论开支和收入问题。人们第一次看懂或者自以为看懂财务报告中的某些内容。以托马斯②式的色彩写成的这些报告树立了财政部长的初步威信。这位银行家是擅长记账、但办法不多的经济学家；是高贵但自负的作家；是正直的人，但不具备崇高的品德。他是旧时戏剧开场之前，站在前台向观众介绍剧情的人物；在布幕升起时，他就退场了。内克先生是斯塔尔夫人③的父亲。他不会想到，后代记得的只是他作为他女儿的父亲的光荣，他的虚荣心无法接受这一点。

　　②佩泽(Pezay)：总理莫莱巴的宠信。

　　①该报告由内克提出。

　　②托马斯(Thomas)：十二使徒之一。传说中他是典型的怀疑论者，他不相信他看见的东西。

　　③斯塔尔夫人(MadameStaeL，一七六六—一八一七)：法国著名女作家。

　　在国民议会八月四日晚的会议上，君主制度像巴士底狱一样被拆毁了。那些出于对过去的仇恨，今天大声反对贵族的人，忘记了一个事实：是贵族的一个成员，德?诺阿耶子爵，在德?埃吉荣公爵和马蒂厄?德?蒙莫朗西的主持下，推翻了革命所指控的大厦。按照一位议员的动议，废除了封建赋税、狩猎税、鸽舍税、禁猎区税、什一税、实物地租、等级特权、城市特权、各省特权、个人奴隶身份、领主司法权、官职买卖制度。对法国古老政体的最严重打击是由贵族完成的。贵族开始革命，平民予以完成。就像古老法国的光荣归功于法兰西贵族一样，年轻法国的自由也归功于他们，如果法国有自由的话。

　　驻扎在巴黎周围的部队撤走了。但是，由于一个使国王左右为难的矛盾意见，弗朗德团又被调到凡尔赛来。卫队宴请该团的军官。人们的头脑兴奋起来了。宴会过程中，王后带着王子出现；军官们为国王一家干杯。国王也来了，军乐队演奏了激动人心和受欢迎的曲子：《啊，里夏尔，我的国王!》。这个消息传到巴黎，反对派舆论立即抓住这件事。人们大声说，路易拒绝批准《人权宣言》，打算同德斯坦伯爵逃到梅斯。马拉传播这个谣言；他那时已经写好《人民之友》。

　　十月五日来临了。我没有目睹这天发生的事件。有关消息六日清晨就传到首都。同时，有人对我们说，国王要来访问。我在客厅里是腼腆的，但我在公共广场却很勇敢。我觉得我这个人耐得住寂寞，但登上论坛也不怯场。我跑到香榭里舍大街。首先出现的是炮车，泼妇、女贼和妓女骑在炮筒上，嘴里讲着最猥亵的语言，做着最下流的动作。然后，在包括男女老少的人群簇拥下，卫队徒步过来了，他们同国民自卫军交换马匹、剑、肩带；每个马匹上都有两三名卖鱼女贩、醉醺醺和衣着不整的荡妇。随后来的是国民议会议员的队伍；跟着，国王的马车出现；车辆在一片黑压压的长矛和刺刀的海洋中滚动。衣衫褴褛的拾荒者，腰上挂着刀、身上系着血淋淋的围裙、袖子卷起来的屠户跟随在车门旁边；一些脸孔黝黑的无赖爬在车顶上；还有人攀附在仆役站的踏脚板上、车夫的座位上。人们开着枪，叫喊着：“瞧，面包铺的老板，老板娘，小伙计!”作为国王的旗号，面对圣路易的儿子，两只瑞士戟将两名卫队士兵的脑袋举在空中；那是由塞弗勒的理发师烫过发、擦过粉的脑袋。

　　天文学家巴伊在市政府向路易十六宣布，“人道、尊敬和忠实的”人民刚才征服了国王；而“非常感动和非常高兴的”国王宣布，他是“心甘情愿”来到巴黎的。对暴力和恐惧的可耻伪装那时让所有党派和所有人蒙受了羞辱。路易十六不是虚假，而是孱弱。孱弱不是虚假，但它取代虚假并且起虚假的作用。神圣和受虐待的国王的品德和苦难应该引起敬仰之情，人们的任何评论都近乎亵渎。

　　制宪会议

　　议员们离开凡尔赛，十月十九日在总主教府举行第一次会议。十一月九日，他们转移到杜伊勒利宫附近的骑马场。一七八九年年底，颁布了没收教会财产、摧毁旧司法、发行指券①的法令，巴黎市府关于建立第一个搜索委员会的决定，和追捕德?费哈斯侯爵的授权令。

　　①指券：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七年在法国流通的一种以国有财产为担保的证券。

　　虽然制宪会议有可指责之处，但从它完成的伟大工作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来说，仍然不失为世界各国出现过的最著名的人民大会。如果它满足于全国三级会议的陈请表，而不试图越雷池一步，那会是怎样一个情况呢?在三个世纪里，人类的经验和智慧所酝酿、发现和建立的一切都集中在这些陈请表里面。这些文件指出旧君主制度的各种弊病，提出医治的药方；提出实现各种自由的要求，包括新闻自由的要求；提出在工业、制造业、贸易、道路、军队、税收、财政、学校、公共教育等各方面的改进措施。我们越过罪恶的深渊，经历无数光荣，但并未得到什么利益；共和国和帝国没有起任何作用：帝国只是调节共和国发动起来的群众的暴力；它给我们留下中央集权，这种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我认为是一件坏事，但在地方权力被摧毁、无政府状态和愚昧肆虐的时候，这也许是取代地方权力的惟一办法。除此之外，从制宪会议召开以来，我们并没有前进。它完成的工作犹如一位古代名医②完成的工作，即将科学的界标往后推移，并且固定下来。让我们谈谈几位制宪会议人物吧，而且让我们从米拉波开始。他是这些人物的缩影，而且是他们之中最突出的一位。

　　②希波克拉底(Hipposte，公元前四六○—三七七)：古希腊名医。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

　　于巴黎

　　米拉波

　　他由于生活的放荡和偶然，参与了最重大的事件，混迹在惯犯、绑架者和冒险家中间。米拉波，贵族的辩护士，民主派的代表，集格拉古①和堂?璜、卡体里那和古斯曼?德?阿尔法拉什②、红衣主教德?黎塞留和红衣主教德?莱兹③、摄政时期的乱党分子和革命的野蛮人于一身。此外，他身上还有“米拉波”家族的痕迹；这个流亡的佛罗伦萨家族保留但丁歌颂过的那些森严壁垒的宫廷和那些著名乱党分子的某些东西；这个家族已经归化法国，意大利中世纪的共和精神和我们的中世纪的封建精神，在它的一连串非凡人物身上汇合。

　　①格拉古(Gracchus)：古罗马著名的平民家族，兄弟两人试图在罗马实行土地改革。

　　②古斯曼?德?阿尔法拉什(Gusmand'Alfarache)：十七世纪初一部西班牙小说中的人物，风流倜傥。

　　③黎塞留(Richelieu，一五八五一—六四二)，德?莱兹(deRetz，一六一三—一六七九)：均为十七世纪法国政治家。

　　米拉波的丑陋以他的家族的特殊美为基础，产生阿里恺提的同胞米开朗琪罗的《最后审判》中那种刚毅的面孔。天花在演说家脸上留下的痕迹，更像烧伤后留下的焦痂。大自然塑造这样的头颅，要么是为了帝国，要么是为了绞架；它雕凿的这双臂膀，要么拥抱一个民族，要么劫掠一个女人。当他凝视民众，摇晃他那一头浓密头发的时候，他令人驻足；当他举起他的爪子，露出他的指甲的时候，庶民发狂般跑开了。在一次会议的可怕的混乱中，我看见他站在讲坛上，脸色阴沉，丑陋而且不动声色。他令人想起弥尔顿笔下的混沌，在混乱中岿然不动，超然物外。

　　米拉波像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他们同圣西门一样，信手写出不朽的文章。人们给他准备演说的草稿，他在其中摘取适合他的思想的东西。如果他全文照搬，他会念得结结巴巴；从他偶尔加进的词句，人们可以发现演说不是他写的，那是一些他所特有的词语。他的精力来自他的堕落；而这种堕落并非产生于冷漠的感情；它们有深刻的、热烈的、疾风暴雨般的感情作为支撑。恬不知耻的风俗在毁灭道德观念同时，给社会带来一种野蛮人；人类文明中的这些野蛮人像哥特人一样擅长于破坏，但缺乏哥特人的创造力：后者是原始本性的大孩子，前者是堕落天性的早产畸形儿。

　　我在宴会上见过米拉波两次，在伏尔泰的侄女德?维莱特侯爵夫人家见过一次，另一次在王宫，他跟夏普利耶介绍我认识的反对派议员在一起。夏普利耶死于断头台，同我的哥哥和德?马尔泽尔布先生埋在同一座坟墓里。

　　米拉波讲话时滔滔不绝，尤其是关于他自己的事。这个狮子的儿子自己也是一头脑袋充满幻想的狮子；这位遇事如此讲求实际的人，想象和语言却非常浪漫、非常富于诗意、非常热烈。从他的感情的激扬和他表现的献身精神，我们可以认出索菲①的情人。他说：“我觉得这个女人非常可爱……我了解她的灵魂，大自然的手在璀璨的时刻塑造了这个灵魂。”

　　①索菲(Sophie)：即德?莫尼埃伯爵夫人，米拉波写给她的信很有名。

　　米拉波在严肃的讨论中夹杂爱情故事和引退的愿望，这让我着迷。他还有另一个让我感兴趣的地方：他曾经受到他父亲严厉的管教；他父亲同我父亲一样，保留了维护家长绝对权威的不可动摇的传统。

　　这位重要宾客大谈对外政策，对内部政策几乎只字不提，而这正是他关心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由于他们对苦难和罪行装作无所谓而自称高人一等的人，他有时用几句话流露他极度的轻蔑。米拉波生性慷慨，重视友情，不计较恩怨。尽管他伤风败俗，他无法违背自己的良心；他的腐败仅仅涉及他自己，他正直和坚定的思想不会将谋杀说成崇高的智慧；他不赞赏屠宰场和垃圾场。

　　然而，米拉波不乏骄矜。他过分吹嘘自己；虽然他为了当选为第三等级的代表把自己说成呢绒商人(贵族等级当众干了蠢事，将他排挤出去)，他是热爱他的出身的：“野性难驯的鸟，它的巢在四座塔楼之间”，这是他父亲的话。他忘不了他曾经出入宫廷，乘坐华丽马车同国王一道狩猎。他要求别人封他以伯爵称号；他重视他的徽号，当所有人脱下号衣的时候，他让他的仆人穿上。他动辄提到海军司令科利涅，“他的亲戚”。《箴言报》曾经称他为里凯①。他有一天大发雷霆，对一位记者说，“你是否知道，你同你们的里凯一道，在三天时间里让欧洲迷失了方向?”他常常重复那个无耻但颇著名的玩笑：“在另一个家庭里，我的子爵弟弟会是一个风趣的人，但不是良民；在我家里，他是一个笨蛋和善良的人。”某些传记认为这句话是子爵讲的，他将自己同家庭其他成员的卑微作比较。

　　①里凯(Riquet)：贝洛童话中的人物，丑陋但聪明。

　　米拉波在感情深处是君主派。他有一句名言：“我想让法国人消除对君主制的迷信，而代之以对它的崇拜。”这正是发生的事情：上天因为我们滥用天才惩罚我们，让我们悔恨我们的成功。

　　米拉波用两种手段煽动舆论：一方面，他立足于群众之中，自称是他们的保护人，但同时又鄙视他们；另一方面，虽然他是他的等级的叛逆，但由于等级的亲缘关系和共同利害，他对他的等级保持同情。这样的事情不会出现在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平民身上；由于贵族的薄情和不可改变的本性，如果此人不出身于他们的行列，他就会被他的派别抛弃，而不能拉拢贵族。而且贵族阶级不能临时造就一个贵族，因为贵族是时间的女儿。

　　米拉波提供一个范例。人们幻想通过摆脱道德的束缚变成政治家。这种模仿结果只制造一些小坏蛋；某人以堕落和偷盗自诩，事实上他只是放荡和无赖；某人认为自己是邪恶的，但他只是卑鄙；某人吹嘘自己是一个罪犯，但他只是一个下流坯。

　　米拉波将自己出卖给宫廷，而宫廷收买了他。但对于他本人，事情来得太快；对于宫廷，事情来得太迟。在一份年金和一个大使职位面前，他用他的声誉冒险。克伦威尔准备用他的前途去交换一个头衔和嘉德勋章。米拉波虽然骄傲，但并不自视太高。现在，现钞和职位的丰盈提高了良心的价格，没有几十万法郎和高官厚禄休想办成一件事。坟墓将米拉波从他的许诺中解放出来，使他免受他看来无法克服的灭顶之灾：他活着，会在善良中显露他的软弱；他的死，使他在恶行中保持了他的力量。

　　我们吃完晚饭之后，议论米拉波的敌人。我坐在米拉波旁边，一言不发。他用他高傲、罪恶和天才的目光注视我这个沉默的年轻人，然后，他将手搭在我肩上，对我说：“他们永远不会原谅我的优越!”我今天还感觉这只手的分量，仿佛撒旦火热的爪子碰过我。

　　当米拉波将他的目光盯着一个沉默的年轻人的时候，他对我未来的命运是否有预感?他想过他有一天会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吗?我注定要成为达官贵人的历史学家：他们曾经在我面前列队走过，而我没有将自己挂在他们的外套上，让自己随着他们去见后代。

　　米拉波承受了那些声名应该长存的人物身上发生的变化；他从先贤祠迁出，搬到阴沟，又从阴沟迁回先贤祠；时间是他的踏脚板，使他上升到时光赋予他的全部高度。今天，我们再看不见真实的米拉波，而是理想化的米拉波，画家为了使他成为他所代表的时代的象征或神话而绘制的米拉波。这样一来，他变得更加虚假和更加真实了。在这么多名人、这么多演员、这么多事件、这么多废墟当中，将只有三个人留存，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从属于三个伟大革命时代中的一个：米拉波代表贵族，罗伯斯庇尔代表民主，波拿巴代表专制；君主制什么也没有。为了这三个人的名声德行不能承认，法兰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国民议会开会的情景——罗伯斯庇尔

　　国民议会开会的趣味是我们的议会所不能比拟的。人们很早起床，以便在挤得满满的听众席上占一个位置。议员到达的时候，嘴里还吃着东西，谈着话，用手比划着。议员们按照观点，分别集中在会场的不同位置。宣读会议记录；然后讨论商定的题目，或者特别的动议。讨论的对象不是某个乏味的法律条款；议程中极少与破坏无关的内容。人们要么赞成，要么反对；大家都是即兴发言，或好或坏。争论非常激烈；听众也加入讨论，对演说人鼓掌，叫好，吹口哨，喝倒彩。主席摇着铃铛；议员们坐在自己的长凳上互相指责。小米拉波揪住对手的衣领；大米拉波叫道：“不要谈论三十票!”一天，我坐在反对党保皇派后面；我面前是一位多菲内省的贵族，黑脸孔，小个子，他在他的座位上暴跳如雷，对他的朋友说：“我们冲上去吧，拿着剑，去治治那些无赖!”他指着多数派那边。中央市场的卖菜大嫂在听众席上织毛线，听见这句话，站起来；她们手里举着毛裤①，嘴上翻着泡沫，齐声大叫：“把他吊在路灯杆上!”米拉波子爵、洛特雷克和几个青年贵族想冲上主席台。

　　①指她们手中正在编制的毛裤。

　　很快，这一片嘈杂声被另一片喧哗掩盖了：拿着长矛的请愿者出现在栅栏边上：“人民快饿死了；”他们说，“现在应该采取措施，惩罚贵族，应付局势。”主席向这些公民表示敬意，回答说：“我们眼睛盯着叛徒，议会将惩罚他们。”这时，爆发了新的喧哗。右派议员说，我们正在走向无政府状态；左派议员反驳说，人民可以自由表达他们的愿望，他们有权利对那些坐在国民议会内的专制制度的维护者表示不满。他们向至高无上的人民指着他们的同事，而人民在路灯旁边等候他们。

　　晚上的会议比上午的会议更加吵吵嚷嚷：在分枝吊灯之下，人们讲话更加流利，更加大胆。当时，马场会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剧场，上演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悲剧之一。头一批人物属于旧制度；他们的可怕的取代者躲在他们身后，很少讲话，或者完全沉默不语。在一场激烈的辩论结束时，我看见一个人走上讲坛。他相貌平常，表情阴郁而呆板，头发整齐，衣着清洁，好像一个大家族的管理员，或一位注重仪表的乡村公证人。他作一个既冗长又枯燥的报告，没有人听他讲话。我问此人姓什么：罗伯斯庇尔。挥舞鞋子叫喊的女人准备离去，而且木鞋已经将大门碰得嘭嘭作响。

　　一八二一年十二月

　　于巴黎

　　社会——巴黎剪影

　　革命前，当我阅读各国民众骚乱的历史的时候，我无法想象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生活。蒙田在一个他每转一圈都可能被神圣联盟成员或新教徒绑架的庄园里，居然能够那么愉快地写作，对此我是十分惊讶的。

　　革命让我懂得这种生活是可能的。危机发生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双重化。在一个正在解体和重新组建的社会里，两种精神的斗争、过去和未来的碰撞、旧风俗和新风尚的?昆合形成一种不容人有片刻厌烦的过渡性组合。感情和性格以它们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城市中不可能具有的力量表现自己。违反法律，放弃义务、习惯和礼仪，甚至危险，增加了这种?昆乱的趣味。度假的人群在大街上散步，他们摆脱他们的教育家，暂时回到自然状态，只是在他们被套上放纵所孕育的新暴君的枷锁时，他们才会重新感到社会约束的必要。

　　当希腊的柱型同哥特风格混杂，或者毋宁说将哥特风格等同于恐怖时期之后杂乱堆放在小奥古斯蒂娜修院的各个世纪的废墟和坟墓时①，我只能通过将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年的社会同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第一时期的结构相比，才能更好描绘这个社会。只是我谈到的废墟是有生命的，而且在不断变化。在巴黎的各个角落，都有文学集会、政治社团和文艺演出；未来的名人在人群中游荡而不为人辨识，犹如在享受光明之前在忘河边踯躅的亡灵。我在马雷剧场看见古维翁元帅，他在博马舍的《有罪的母亲》一剧中扮演一个角色。人们从斐扬派俱乐部跑到雅各宾派俱乐部，从舞厅、赌场跑到王宫派那里，从国民议会的讲坛跑到露天讲坛。人民议员、骑兵马队、步兵巡逻队在大街上川流不息。在一个穿法国衣服、头发上擦了粉、腰上佩着剑、腋下夹着帽子、脚上穿皮鞋和丝袜的男人身边，走着一个留着短发、没有擦粉、身穿英国燕尾服、系美国领带的人。剧场里，演员公布消息；正厅里唱起革命歌曲。应景的短剧吸引人群：一名神甫出现在舞台上；民众叫道：“神甫!神甫!”而神甫回答：“先生们，国民万岁!”人们在听了嚎叫《萨依哈》①之后，跑到布发歌剧院听芒迪尼和他妻子、维嘎诺尼和罗维第诺唱歌；在观看绞死法弗哈之后，人们去欣赏迪加宗夫人、圣奥庞夫人、加尔里娜、小奥利维尔、宫达小姐、莫雷、弗勒里和初出茅庐的塔尔玛演出。

　　①一七九六年，按照画家勒努瓦尔的建议，被毁坏的寺庙的艺术品都集中到这间修道院。

　　①《萨依哈》(caira)：当时流行的一首革命歌曲。

　　庙宇大街和意大利人大街的人行道，杜伊勒利宫花园的林xx道，都挤满漂亮女人。格雷特里的三个女儿艳如桃花，特别醒目。她1门三个不久都死了。格雷特里在谈到他的长女的时候说：“她坐在我的膝上，永远安息了。她死的时候同她活的时候一样美丽。”无数车辆在交叉路口来来往往，从无套裤汉中间穿过；有人在那里见过漂亮的德?布封夫人②；她独自坐在德?奥尔良公爵的敞篷马车里，停在某个俱乐部门口。

　　②博物学家布封的儿媳，德?奥尔良公爵的情妇。

　　在拉罗什富科公馆，在德?普瓦夫人、德?埃南夫人、德?西米阿纳夫人、德?沃德勒伊夫人的晚会上，在几位仍旧开放的高等法官的沙龙里，仍然看得到贵族社会的优雅和情调，在内克先生家中，在德?蒙莫兰伯爵家中，在各位部长家中(连同德?斯塔尔夫人，德?埃吉荣公爵夫人，德?博蒙夫人和德?塞里伊夫人)，笼罩着时尚的无拘无束，聚集着法国的新名流。穿着国民卫队军官制服的鞋匠跪着量你的脚的尺寸；星期五拖着黑色或白色袍子的僧侣，星期天戴着圆形帽子，身穿市民的衣服；嘉布遣会修士刮光了胡子，在郊区小咖啡馆看报；而在一群疯疯癫癫的女人当中，一位修女正襟危坐：她是一位被撵出修院的嬷嬷。群众参观开放的修院，就像旅行者在格勒纳德参观废弃的阿朗布拉宫，或者像他们在提布尔①、在西比尔寺的柱廊下休憩。

　　①提布尔(Tibur)：意大利城市。

　　并且，在废墟中，在晴朗的天空下，在大自然的平静和诗意之中，有许多决斗和恋爱，狱中的结识和政治的友爱，神秘的约会。在正在消逝的世界的沉闷的喧哗中，在正在崩溃的社会的遥远的响声中，有偏僻、沉默和孤独的散步，其中夹杂永恒的誓言和难以表达的温情；但旧世界的崩溃威胁着这些事件脚下发生的幸福。如果川门二十四小时不相见，就不能肯定能够重新见面。一些人走上革命道路，另一些人在策划内战；有人启程前往俄亥俄，打算在野人当中修建他们的城堡；另一些人去同王储们汇合。这一切都进行得轻松愉快，而口袋里常常—个苏也没有。保皇党人断言，这几天议会将通过一项决议，事情就会解决；革命党人对前途的看法同样轻率，宣布同自由一道，和平和幸福即将到来。人们唱着：

　　亚伦的圣烛，

　　普罗旺斯的火炬，

　　如果它们不照亮我们，

　　就在法国点燃大火；

　　我们不能碰它们，

　　但我们希望剪烛花。

　　现在看看人们是如何评论罗伯斯庇尔和米拉波的!《星报》说：“禁止法国人民讲话同将太阳埋在土里或关进窟窿里一样，不是人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这些破坏的节日里，杜伊勒利宫变成了巨大的监狱，关满被判刑的人。被判死刑的人一边等候囚车、剃发和身上的红衬衣晾干，一边在玩耍，而且人们透过窗口，望见王后俱乐部眩目的灯光。

　　成千的小册子和报纸问世。《信徒行动报》①刊登讽刺文章、诗和歌曲，答复《人民之友》和由封塔纳编的君主派俱乐部的报纸《调停者》；马莱—迪邦在《信使报》的政治栏和同一报纸的文学栏中同拉哈尔柏和尚福尔针锋相对。尚普色讷兹、德?博内侯爵、里瓦洛尔、小米拉波、奥诺雷?米拉波——大米拉波，一边吃晚餐，一边作漫画和编《名人小年鉴》消遣。随后，奥诺雷去提出战争法，或者提议没收教会财产。他在声明他只会在刺刀威胁下才会离开国民议院之后，到雅伊太太家过夜。“平等”②在蒙鲁热石矿山拜谒了魔鬼之后，回到蒙索公园主持狂欢；狂欢的组织者是拉克鲁。未来的弑君者继承他家族的传统：他是双料的男妓，放纵使他耗尽精力，他任由野心吞噬。洛泽已经憔悴，在梅内门他那间小屋里同歌剧院的舞女们吃夜宵；这些舞女当时是德?诺阿、德?狄龙、德?舒瓦泽尔、德?纳博纳、德?塔莱朗等先生和其他几位风流雅士宠爱的人；他们这几个人当中现在还剩下两三个木乃伊。

　　①保皇党报纸。

　　②指德?奥尔良公爵，他的名字是菲利普—平等。

　　那些在路易十五统治末期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以伤风败俗而闻名的朝臣，大部分参了军，几乎所有人都参加美洲战争，将他的勋章饰带涂成共和的颜色。当革命处于低水平的时候，它使用他们；他们甚至变成革命军队的头一批将军。如德?洛泽公爵，沙尔托伊斯卡公主的浪漫情人，拦路抢劫女人的强盗；如洛弗拉斯，他“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这是宫廷的高贵和斯文的隐语。德?洛泽后来变成德?比隆公爵，在旺代为国民公会统率共和军：多么可悲的事情呀!德?贝赞瓦尔男爵，这位腐败的上流社会的虚伪和无耻的揭露者，垂死的旧君主制度的天真的跑腿，在巴士底事件中受到牵连，结果就因为他是瑞士人，被内克和米拉波救了一命：多么可怜呀!这样的人，碰到这样的事件，他们能够有什么作为呢?革命一旦壮大，就轻蔑地抛弃这些王权的轻浮的叛徒：它过去需要他们的邪恶，它现在需要他们的头颅；它不看重任何人的血，甚至迪贝里①的血。

　　①迪贝里(duBarry，一七四三—一七九三)：路易十五的宠妃，恐怖时代被送上断头台。

　　—八二一年十二月

　　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