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里有尸体，那就是我没找到。

外面，风呼呼地号叫着。在老教堂内，我用泥铲刮地的嚓嚓声、手提发电机和加热器的嗡嗡声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发出异样的回音，此外别无声响。高处，摇曳的树枝摩擦着木板封死的窗户，就像粗糙的手指在胶合木质黑板上摩擦一样。

一群人聚拢站在我身后，但相互间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的手指卷曲着放在衣袋里。我听到了脚步声，先抬起一只脚，然后抬起另一只。靴子在冰冻的地面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没有人说话，寒冷把我们都冻麻木了，连话都懒得说了。

我用泥铲轻轻地把放在筛子里面的锥形小土堆摊开，然后看着它从大约半英寸大小的筛子眼里漏下去，消失掉。这种颗粒状的下层土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因为除了表层土外，我曾经预想在整个挖掘过程中遇到的都是永冻土。不过，在过去的两周里，魁北克反常地暖和起来，地表的冰雪融化了，地下土也解冻了。这是典型的唐普式的运气。尽管另外一股北冰洋寒流把刚刚到来的春意吹散了，但两个星期的温暖还是把地下土层变得松软了一些，因此挖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有利的一面。昨天夜里，温度一下子降到了华氏零下七度——这是不利的一面。尽管地面没有再次结冰，但空气却是冰冷的。我的手指已经冻得几乎不能弯曲了。

我们在挖第二个土坑。可是，除了小鹅卵石和碎石片之外，筛子里没有出现我想找的东西。我估计，在这么深的土坑里多半找不到什么，不过话绝对不能这么说。我还是要按照计划，继续挖掘。

我转向一个身穿黑色皮衣、头戴绒线帽的男人。他穿着没膝的高筒皮靴，过膝棉袜伸展到了尽头。他的脸色红得像西红柿汤一样。

“再向下挖几英寸就行。”我手掌向下比划着，就像抚摸一只猫一样。轻柔地，缓慢地挖。

那个男人点了点头，然后用力把手中的长柄铁锹插进土坑内，并发出咕哝声，就像莫尼卡·塞莱斯发球时那样。

“一点儿一点儿地挖！“我紧握着泥铲大声喊道。一点儿一点儿地挖！我重复着整整一上午向他演示的一点点向下挖的动作。”我们要一点儿一点儿地向下挖。“我再一次慢慢地、小心地用法语说。

那个男人显然并不赞同我的看法。也许挖掘是一项沉闷的工作，也许挖掘遗骸这种想法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西红柿汤”只是想尽快把工作干完，然后离开。

“盖伊，请你再试试好吗？”我身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好吧，神甫。”“西红柿汤”咕哝道。

盖伊摇摇头，继续挖掘。不过，他还是像我向他演示的那样，撇取浮土，抛进筛子里。我把目光从黑土转向土坑，搜索着我们接近墓葬的迹象。

我们已经挖掘了好几个小时。我能感受到身后的紧张，修女们来回走动的节奏加快了。我转向她们，给了一个我希望能使她们安心的表情。不过，我不敢保证我做到了这一点，因为我的嘴唇都冻僵了。

六张因为寒冷和焦虑而痛苦的脸回转过来看我，每张脸前都冒出了一小团蒸汽，然后消失在寒冷的空气中。六张脸对着我笑了，我能感觉到她们在祈祷。

一个半小时后，土坑已经约有五英尺深了。像第一个土坑一样，这个坑里面也只有土。我敢肯定我的每一个脚指头都冻伤了，而盖伊也准备收拾挖土器具。该是另做打算的时候了。

“神甫，我想我们需要再查看一下埋葬记录。”

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当然，当然可以。大家还可以喝点咖啡，吃点三明治什么的。”

神甫开始朝这座废弃教堂远端的那个两扇的木门走去，修女们低着头，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她们的面罩向背后伸展开来，以同样的弧形横着披在她们黑色羊毛大衣上。像企鹅。谁这么说过来着？布鲁斯兄弟乐队吧。

我关掉手提聚光灯，跟在后面，看着地面，想着那些埋葬在地下的、奇怪的骨头碎片。真是太神奇了！我们竟然一直在教堂墓地一个没有墓葬的地方挖掘。

神甫梅纳德推开一扇门，我们跟在他身后鱼贯而出。外面光线太强，我们的眼睛一下子还适应不了。铅灰色的天空很低，就像要把整个修道院所有的尖顶和尖塔拥抱在怀里一样。一阵冷风从劳伦斯山呼啸而过，刮得衣领和面罩都飘了起来。

我们一行人弯着腰，迎着风，走进附近一座较小的、看似教堂的灰色石头建筑。我们沿着台阶向上走，来到一个装饰华丽的木雕走廊，并从一个边门走了进去。

在遭受了寒冷的折磨之后，室内干燥温暖的空气让人觉得特别舒适。我闻到了茶、樟脑球和经年油炸食品的气味。

修女们都沉默不语，脱掉靴子，朝我笑了笑，然后便逐个消失在右边的一扇门里。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宽大滑雪毛衣、身材娇小的修女步履蹒跚地走进了接待室。一群模糊的棕色驯鹿跃过她的胸前，消失在她的面罩下面。透过厚厚的镜片，她惊讶地看着我，随后把手伸过来要接下我的皮夹克。我犹豫了，担心皮夹克的重量会让她失去平衡，使她跌倒在瓷砖地板上。她用力点点头，手掌向上催促着我。我只好脱下皮衣，横着搭在她的胳膊上，并把帽子和手套放在上面。她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年纪最大的女人。

跟着神甫梅纳德，我沿着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走廊，走进一个小书房。在这里，空气中弥漫着旧书和学校里用的糨糊的气味。一个十字架赫然放在一张桌子上。桌子很大，我甚至在想，他们是怎样通过书房的门把它抬进来的。黑色的橡木壁板几乎伸展到了房顶。书房四壁的上半部分，一座座雕像向下凝视着，面色和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忧郁。

神甫梅纳德从两把木椅中端出一把，放在桌子前面，并招手让我坐在另一把椅子上。他的法衣发出的嗖嗖声、念珠发出的喀哒声使我仿佛置身于圣巴拿巴教堂神甫的办公室中。又遇到难题了。不要再想这些了，布兰纳！你，一个四十多岁的专业法医！这些人把你叫来，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你的专业知识。

神甫从桌子上取出一个皮面装订的册子，翻到其中的一页，用一条绿丝带标记好，然后推到我们中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撅起嘴唇，然后用鼻子呼气。

我熟悉画在这页纸上的图表。在这个方格形的图表上，一条条细线把墓地分割成了一个个长方形的小块，有的用数字标识，有的用名字标识。早在此前，我们已经花了数小时对这个图表进行了研究，对墓地埋葬的描述和记录与表格上的位置进行了对照，然后再进行测量，标出每个墓葬的确切位置。

修女伊丽莎白·尼科莱特埋葬的位置应该是教堂北墙第二排，西端第三块，在修道院院长奥雷利的右边。不过，伊丽莎白并没有埋葬在那里，而院长奥雷利的遗骸也没有出现在她应该在的地方。

我用手指着同一象限内、右边向下数排坟墓当中的一个说：“那么，拉斐尔似乎在这个地方。”然后，指着这一排下面的几个坟墓说，“接下来的是阿加特、薇罗妮卡、克莱门特、玛尔特和艾丽诺，这些都是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坟墓，是吗？”

“是的。”

我把手指移到图表上教堂西南角对应的部分说：“那么，这些就是年代距今最近的坟墓了。我们找到的这些标识与你们的记录是一致的。”

“是的。这些是最后一批，也就是教堂废弃之前的坟墓。”

“教堂是在一九一四年关闭的。”

“一九一四年。对，一九一四年。”他总是使用一种古怪的重复句式。

“伊丽莎白是在一八八八年去世的吗？”

“对，一八八八年。梅雷·奥雷利是一八九四年。”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那些坟墓应该就在那里。显而易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坟墓还保留着。刚才在墓地时，我们挖掘出了木头和棺材碎片。我想，遗骸有教堂的保护，又埋在那种类型的泥土中，应当是保存相当完好的。可是，伊丽莎白和奥雷利的遗骸到底埋在哪里呢？

那个老修女端着一个盘子慢慢地走了进来。盘子里放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和三明治。咖啡杯中冒出来的热气把她的镜片熏得模模糊糊的，她只好拖曳着极小的步子向前挪动着，双脚一直没有离开地板。神甫梅纳德站起身，接过那个盘子。

“谢谢，贝尔纳修女。太好了，你实在是太好了。”

她点点头，退了出去，连镜片也顾不得擦。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注视着她。她的肩膀很窄，宽度几乎和我的手腕一样。

“贝尔纳修女多大年纪了？”我问道，伸手拿起一个牛角面包，配上三文鱼沙拉和枯蔫的生菜。

“我们也不大清楚。战争之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还是个小孩。当时我来到这里时，她就已经在这个修道院了。此后，她就到国外传教去了。她在日本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又去了喀麦隆。说起来，她可能有九十多岁了吧。”他喝了一小口咖啡，发出吮吸的声音。

“据说，她生在萨基那河畔的一个小村子，十二岁时进的修道院。”吮吸声。“十二岁的时候。在那个年代的魁北克乡村，档案记录并不那么确切。不是很确切。”

我咬了一口三明治，然后握紧咖啡杯。暖暖的，很舒服。

“神甫，你这里还有其他的记录吗？比如过去的书信、文件，所有我们没有查看的东西？”我动了动脚趾。可是，什么感觉也没有。

他打了个手势，指着桌子上的文件，耸了耸肩。“朱利安修女给我的所有资料都在这里。你知道，她是这座修道院的档案管理员。”

“是的，我知道。”

我和朱利安修女通过电话，而且还详细地交谈过。事实上，最初还是她就此次的挖掘事宜与我取得联系的。这件事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它与我通常从事的法医工作有所不同。在通常情况下，对于近期发现的死尸，最终都是由验尸官来处理的——也就是说，死亡评估报告是验尸官的事。在这次挖掘中，修道院所在教区要我挖掘一个圣人的遗体，然后再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估。事实上，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圣人。不过，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天主教会将为伊丽莎白·尼科莱特授福，封她为圣人。我的工作就是找到她的坟墓，并核实坟墓里面的遗骨就是她的。至于封圣，那就是梵蒂冈的事情了。

朱利安修女曾经向我保证，档案室里保存着完好的记录。老教堂所有的墓葬都登记在册，而且还绘制了图表。老教堂最后一次埋葬的时间是在一九一一年。一九一四年，老教堂发生了一场火灾，之后教堂被废弃，然后封存。教会建造了一所更大的教堂，取代了老教堂，而老教堂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封闭的场地，完好的记录，要做好交给我的工作似乎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

那么，伊丽莎白·尼科莱特到底埋葬在哪里呢？

“多问问也许不妨事。也许有一些东西朱利安修女还没有交给你，因为她可能认为那些东西不重要。”

他开口想说些什么，然后似乎又改了主意。“我敢肯定她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了。不过，我还是要问一问。朱利安修女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这件事情，大量的时间。”

我看着他走了出去。我手中的面包已经吃完了，于是我又拿了一块。我两腿交叉，蜷缩着双脚，摩擦着脚趾。很好，有感觉了。我小口地啜饮着咖啡，从桌子上取过一封信来看。

我在此前看过这封信。一八八五年八月四日，蒙特利尔的天花疫情失去了控制。伊丽莎白·尼科莱特曾经写信给主教爱德华·法布尔，请求他为教区没有感染天花的居民订购疫苗，并允许那些受感染的居民使用市民医院。书信采用的是准确、古怪而又过时的法语。

无原罪圣母修道院陷入了沉寂，而我的思绪却在飘荡。我想到了其他几次挖掘经历。在圣加百列修道院的那个警察。在那个墓地，棺材埋在比正常情况深三倍的地方，我们最终在距离记录地点四个坟墓的地方找到了博普雷先生的遗体，而且是头朝下而不是头朝上。在温斯顿-塞勒姆，我们所要找的那个人不在他自己的棺材里。在他的棺材里，躺着一个身穿碎花长裙女人。这就给这个墓地提出了两个问题：去世的那个男人在哪里？躺在棺材里面的这个女人又是谁？在我离开的时候，那家人依然没能把他们的祖父在波兰重新安葬，而律师们也因此打起了官司。

我听到从远处传来的一阵铃声。接着，走廊里传来了走动的声音。那个老修女正朝我这里走来。

“餐巾纸。”她尖声喊叫着。我吓得跳了起来，把咖啡溅到了我的衣袖上。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么瘦小的一个人怎么能够弄出如此大的声响？

“谢谢。”我伸出手去接餐巾纸。她没有理睬我，靠近我，并且开始忙着给我擦拭衣袖。隐隐约约地，我看到她的右耳朵上有一个很小的助听器。我感觉到了她的呼吸，看到了她下巴上纤细的白色绒毛。她身上散发着羊毛和玫瑰露的气味。

“唉，不管用。回家再洗洗。用凉水。”

“好的，修女。”我本能地回答说。

她看到了我手中的信。幸运的是，咖啡没有溅到信上。她弯下腰凑近来看。

“伊丽莎白·尼科莱特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女人。侍奉上帝的女人。非常纯洁，非常朴素。”Pureté，Austérité，她的法语很准确，很老派，听起来很像伊丽莎白在信中的口气。

“是的，修女。”我又成了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女孩。

“她会成为一个圣人的。”

“是，修女。这就是我们要尽力找到她的遗骨的原因。这样，它们就能享受到应有的待遇了。”我不能确定圣人应有的待遇是什么，不过这样听起来很不错。

我把那个册子拿出来，给她看那个图表。“这就是那所老教堂。”我沿着靠北墙的那一排坟墓，指着一个长方块说，“这就是她的墓穴。”

这个老修女对着方格研究了好长一段时间，镜片几乎贴上了那页纸。

“她没有埋在那里。”她大声说。

“对不起，请你再说一遍。”

“她没有埋在那里。”她的一根关节突出的手指敲着那个长方块，“不是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时候，神甫梅纳德回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双手交叉在胸前、个子高高的修女。她那浓黑的大眉毛构成一个角，悬挂在鼻子上方。神甫梅纳德介绍说，她就是朱利安修女。她跟我握了握手，微笑着。

我没有必要向他们说明贝尔纳修女刚才说了些什么。毫无疑问，在走廊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听到了老修女的话。就算在渥太华，他们也能听到。

“不是那个地方，你们把地方弄错了。”她重复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朱利安修女问。

“他们找错地方了，”她重复说，“她没有埋在那里。”

我和神甫梅纳德交换了一下眼神。

“那么她埋在哪里呢，修女？”我问道。

她再一次弯下腰凑近看那个图表，然后用手指戳着教堂东南角。“她在这里，和梅雷·奥雷利在一起。”

“可是，修——”

“他们把她的遗骨挪到了这里，给她换了一副新的棺材，并把她放在一个特殊的祭坛下面。就是那里。”

她再一次指了指东南角。

“什么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问。

修女贝尔纳闭上了眼睛。她那满是皱纹的嘴唇在抖动着，默默地计算着。

“一九一一年。那年，我到这里时还是一个新信徒。我记得这一点，是因为几年后，教堂被大火烧了，所以也就封存了。我的工作就是到里面去，在他们的祭坛上摆放鲜花。我不想那样做，不愿一个人像幽灵似的走到里面去。不过，为了主，我还是按照吩咐做了。”

“那么，那个祭坛后来怎么样了？”

“三十年代的某个时候给搬出来了。它现在就在新教堂的圣婴礼拜堂。”她把餐巾纸折叠起来，然后开始收拾咖啡器具。“那些坟墓除了有一块金属铭牌做标识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了。现在，没人到那里去了。数年过去了，连那块金属铭牌也不见了。”

我和神甫梅纳德对视着。他微微地耸了耸肩。

“修女，”我问道，“你能给我们指一指伊丽莎白的坟墓在什么地方吗？”

“没问题。”

“现在行吗？”

“为什么不行呢？”瓷质咖啡器皿因急促地收拾而发出叮当的碰撞声。

“不用管这些餐具了，”神甫梅纳德说，“去吧，穿上大衣和靴子，修女。这些由我们来收拾。”

十分钟后，我们全部再次回到老教堂。天气仍然十分寒冷，甚至比上午更加寒冷潮湿。风仍在号叫着。树枝仍在轻轻地敲打着窗户。

穿过教堂时，修女贝尔纳走的是一条高低不平的路，而我和神甫梅纳德则一边一个，搀扶着她的胳膊。透过层层的衣服，我觉得她十分纤弱。

修女们像旁观者似的，叽叽喳喳地跟在后面。朱利安修女带着速记薄和笔。盖伊则跟在后面。

修女贝尔纳在东南角一个壁凹处的外边停了下来。在准备来这里之前，她还在面罩上加了一顶手工编织的、黄绿色的帽子，并在下巴下面把帽带系住。我们看着她转动着脑袋，东张西望，寻找着标识，分辨着坟墓所处的位置。此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所沉闷的教堂内唯一的黄绿色的帽子上面。

我示意盖伊调整灯光。不过，修女贝尔纳并不理会这些。过了一会儿，她从墙边转了回来。她的头转来转去，一会向左，一会向右，一会向上，一会向下。她再次核对自己站立的位置，然后用靴子后跟在泥土上划出或者试图划出一条线。

“她就埋在这里。”尖叫声在石墙之间回荡。

“你确定吗？”

“她就埋在这里。”修女贝尔纳有十二万分的信心。

我们都看着她做的标识。

“遗骨放在小棺材里。不像通常的棺材那么大。遗骨只不过是些骨头，所以小棺材就很合适。”她伸出纤细的胳膊比划着，画出一个孩子大小的空间。她的一只胳膊颤抖着。盖伊把灯光照在她的脚所在的位置。

神甫梅纳德向这个老修女表示感谢，并请另外两名修女把她搀回修道院。我看着她们退了出去。她夹在她们中间，像个小孩。她看起来太小了，大衣下摆几乎扫到了地板上的灰尘。

我告诉盖伊把另外一盏聚光灯拿到这个新的地方。然后，我从先前那个地点取回我的探测器，找到修女贝尔纳指出的位置顶端，用丁字架往地上刺。然而，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个地方的冻土层没有前一个地方融化得那么好。我使用的探测器又是尖端呈球形的瓷质器具，因为我担心它会毁坏地下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探测器很难穿透地表，特别是冻得结结实实的表层土。我又用力试了试。

不要着急，布兰纳。要是你把棺材板弄坏了，或者不小心在这位高尚的修女的头颅上戳开一个洞，他们会不高兴的。

我脱掉手套，用手指攥紧丁字架，然后再往地上戳。这一次地表破裂了，我感到探测器滑进了下层土。我抑制住急切探究的心情，检验着泥土，闭上眼睛，感受着它在质地上的细微差别。如果阻力较小，那就意味着一定有东西腐烂在泥土里；如果阻力较大，那就意味着地下有骨头或者人工制品。什么也没有。我取出探测器，重复着上述过程。

在第三次尝试的时候，我感受到了阻力。我取出丁字架，再在右边半英尺远的地方刺进去。这次，我再一次遇到了阻力。在地表下不是很深的地方，有个硬硬的东西。

我向神甫和修女们向上伸了伸大拇指，然后让盖伊取来筛子。我把探测器放在一边，捡起一把平刃铁锹，然后开始一层一层地铲去地上的土。我一英寸一英寸地铲去最上面的那层土，抛进筛子里面，眼睛不断地从土坑到筛子，从筛子到土坑。不到半个小时，我就看到了我想要找的东西。最后几铲土的颜色有些暗，与筛子里面的棕红土相比显得有些黑。

我放下铁铲，改用泥铲，之后进入坑内，俯身仔细地刮，然后除去上面松散的土粒，夷平表面。我几乎马上就能看到一个黑色的、椭圆形的东西，它看起来约有三英尺长。我只能猜测它的宽度，因为它的另外一部分还隐藏在没有掘开的土层下面。

“这里有东西。”我说着，站了起来，呼出的哈气悬浮在我面前。

修女和神甫全都走上前来往土坑里面看。我用泥铲尖给他们描述着椭圆形东西的大致轮廓。就在这时，送贝尔纳修女回修道院的那两个修女也回来了。

“尽管看起来有些小，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墓穴。我挖掘的地方稍微靠左，所以我还得从这个地方往下挖。”我指着我蹲坐的地方说，“我将会从坟墓的外沿向下挖，然后再向里边挖。这样，在向下挖的过程中，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墓穴的侧面；而且按照这个方法，挖掘坟墓的后边也会容易一些。除此之外，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还可以从墓穴外边的这个壕沟把棺材取出来。”

“那些黑的东西是什么？”一个长着一张女童子军脸的小修女问。

“当包含有机质的物体腐烂时，它就会使泥土的颜色变深。所以，那些黑的东西可能源自木质的棺材，或者随同棺材一起埋葬的鲜花。”我不想解释有机质的分解、腐烂过程，“泥土着色往往是发现墓葬的第一个信号。”

两个修女双手合十，祈求上帝的保佑。

“那么，这个是伊丽莎白呢，还是梅雷·奥雷利？”一个年纪稍大的修女问。她的一个下眼睑跳动了一下。

我抬起手，做了个“不知道”的手势。我戴上手套，开始用泥铲刮去右半部分的黑土，把土坑向外扩展，露出那个椭圆形的东西和它右边两英尺长的部分。

再一次，只有泥铲刮擦和筛子晃动的声音。就在这时……

“那个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一个高个子修女指着筛子问道。

我站起身来查看——暗自庆幸有这样一个伸展身体的借口。

高个子修女指的是一块红棕色的小碎片。

“一点儿也没错。太对了，修女。看起来像棺木。”

我从工具箱里取出一沓纸袋子，在一个纸袋子上标明日期和地点，另外一个上面写上相关的信息，并把它放到筛子里；然后，把其他纸袋子放在地上。这时，我的手指已经麻木了。

“女士们，该是做点儿事情的时候了。朱利安修女，你把我们找到的每一件东西都记下来。写在纸袋子上，并把它们归档，就像我们先前商量好的那样。我们现在——”我看了看土坑，“——挖到了地下两英尺的地方。玛格丽特修女，你负责拍照，怎么样？”

修女玛格丽特点了点头，举起了手中的照相机。

她们马上就行动起来，在观看了数小时之后，她们也急于做点事情。

我用泥铲刮，修女爱丽德和“女童子军脸”摇筛子。碎片越来越多，不久以后，在着色的土里，我们看到了那东西的一点轮廓。木质的，已经腐烂得不像样子了。情况有些不妙。

我用泥铲和双手，继续挖掘我希望找到的棺材。气温很低，我的手脚已经失去了知觉。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皮大衣里面汗津津的。但愿这个就是她，我默默地祈求上帝。谁会在这个时候祷告呢？

随着土坑一点一点地向北展开，木头露出的部分越来越多，那个椭圆形东西的宽度也随之渐渐扩展。慢慢地，它的周边轮廓浮现了出来：六边形。棺材的形状。我竭力抑制住自己，免得喊出“哈利路亚！“的欢呼声。那是教会用语，布兰纳，但对你而言太不专业了，我告诫着自己。

我一捧一捧地清理着土粒，直到那个东西的顶部全部暴露出来。这是一口很小的棺材，而我们是从脚往头部挖掘、清理的。我放下泥铲，取来一把漆刷。我的目光和一个摇筛子的修女的目光相遇了，我笑了，她也笑了。她的右眼睑跳动了一下。

我用刷子一遍又一遍地清理木头的表层，清理掉几十年来附着在上面的泥土。大家都停下来，凑过来观看。渐渐地，棺盖上一个凸起的东西呈现在大家面前。就在棺盖最宽的那个地方，恰好是金属铭牌应该放置的位置。我的心跳加速了。

我刷去那个东西上面的泥土，直到它清楚地暴露在大家的目光之下。它呈椭圆形，金属质地，金银丝镶边。我拿出一把牙刷轻轻地将它的表面清理干净，上面还有字。

“修女，请把我的手电筒递给我，好吗？在背包里。”

再一次，她们像一个人似的倾斜着身体往里看，就像一群站在水边的企鹅。

我把光束集中在金属铭牌上。“伊丽莎白·尼科莱特——1846－1888。女沉思者。”

“我们找到她了。”我对众人宣布。

“哈利路亚！”“女童子军脸”呼喊着，声音大得超出了宗教的礼仪。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我们把伊丽莎白的遗骸挖了出来。修女们，甚至神甫梅纳德也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这项挖掘工作当中。筛土，装袋子，做标记，拍照，他们一个个都忙个不停，而我眼前也只有法衣、念珠在晃动。盖伊虽然也帮了些忙，不过有些勉强。我从来没有指挥过这样一群奇怪的人。

把棺材从土坑里启运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不大，但棺木已经严重损坏，棺材里面也因此填满了泥土，棺材因此显得很重。虽然我低估了所需要的空间，但是在棺材边上挖壕沟还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们把壕沟又向外扩展了两英尺，这样就可以把木板放到棺材下面。最后，我们终于用尼龙绳把棺材抬了出来。

下午五点三十分，我们坐在修道院的厨房里喝着咖啡。我们已经疲惫不堪了，冻僵的手、脚和脸上渐渐缓了过来。伊丽莎白·尼科莱特和盛放她的棺材、还有我的工具都锁在教区货车的后面。明天，盖伊会把她送到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法医实验室。作为法医人类学家，我就在这个实验室工作。尽管这具历史遗骨不是法医案件，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了尸检处的特许，在这里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我将和这些骨头打交道。

我放下杯子道别。修女们再一次向我表示感谢。透过紧张、不安的脸庞，她们再一次因为我的挖掘和发现向我绽放出了笑容。的确，她们的笑容很灿烂。

神甫梅纳德陪着我，朝我的小轿车走去。天黑了下来，而且下着小雪。片片雪花落在的我脸上，让我有一种异样的、热辣辣的感觉。

神甫再一次问我是否愿意在修道院过夜。在他的背后，雪花映着走廊的灯光，发出闪闪亮光。我再一次谢绝了他的好意。不久以后，我便行驶在赶往蒙特利尔的路上了。

驾车在双车道上行驶二十分钟之后，我就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了，因为开始上路时零星洒落的小雪此时已经变成了鹅毛大雪。透过车灯，片片雪花一阵紧似一阵地飘落着，就像一幕斜纹窗帘。车两边的道路和树被厚厚的积雪掩盖了，而且每一分钟都在加厚。

我用双手紧紧地抓住方向盘。尽管戴着手套，但我的手还是湿乎乎的。我放慢了速度，把车速降至四十公里，三十五公里。每隔数分钟，我都要看看刹车是否正常。尽管时断时续地在魁北克生活了许多年，我还是不习惯在冬天驾车。我自认为很坚强，但是如果让我在雪天驾车，我就显得极为脆弱。对于暴风雪，我仍然会像一个典型的南方人那样做出反应。也就是说，如果有暴风雪，我就不出门，免得让魁北克人看到我狼狈的样子，笑话我。

恐惧自有恐惧的好处，因为害怕让我忘记了疲惫。尽管很累，我还是保持清醒的状态。我紧咬着牙关，伸长脖子，绷紧肌肉，一心一意地驾驶着。尽管东方镇区的高速公路比此前的路要好一些，不过也好不到哪里去。通常来说，驾车从门弗雷梅戈格湖到蒙特利尔需要两个小时，而我几乎花了四个小时。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回到了漆黑一片的家。尽管筋疲力尽，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到家了，回到我在魁北克的家了。我曾经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居住了近两个月。欢迎回家！我的思路又转移到了法语上。我打开暖气，看了看冰箱——里面阴冷阴冷的。我用微波炉热了一个冷冻的玉米馅饼，喝了一听常温的鲁特啤酒。尽管不怎么丰盛，但还是填饱了肚子。

我星期二时放在卧室的行李还没有打开。我也没打算打开它。明天再说吧。我倒在床上，打算至少睡上九个小时。然而，还没有睡到两小时，我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叫醒了。

“喂，喂。”我咕哝着，在这个时候进行语言转换显得有点笨拙。

“唐普兰希，我是皮埃尔·拉曼彻。很抱歉，在这个时候把你叫醒。”

我等他往下说。在过去为他工作的七年里，这位实验室主任从来没有在凌晨三点给我打过电话。

“门弗雷梅戈格湖那边的事情还顺利吧。”他清了清嗓子说，“验尸官办公室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圣乔维特镇的一处住宅着火了。消防队员仍在尽力控制火势。纵火犯罪调查人员将于明天一早就抵达现场，验尸官希望我们到那里去。”他又清了清嗓子，“据一个邻居说，房子的主人在家，他们的车停在车道上。”

“为什么要派我去？”我用英语问。

“显然，火势很猛。如果有尸体的话，他们一定会被火烧得面目全非，也许只剩下烧焦的骨头和牙齿。复原这些尸骨将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

见鬼。不要是明天。

“什么时候？”

“我早上六点过去接你，怎么样？”

“好。”

“唐普兰希，情况可能很糟糕。有几个孩子住在那幢房子里。”

我把闹钟定在早上五点半。

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