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结束、阶段、期限，斯蒂芬妮认为这些词剥夺了她的隐私，不过她没有想过，其实，她的隐私可能已经永远消失了。对于她这样一个年轻的女性，她的知识，无论是先天本能还是后天智识，都有显著的阶段性——月经、家庭、学术、发育、血液、仪式、证明。怀孕是另一个相似的阶段，时长比较固定。

12月，她在里思布莱斯福德女子文法学校的教学工作结束。在最后一次学校大会上，弗雷德丽卡获得了校长学术成就奖，斯蒂芬妮以前也曾荣获这项殊荣；斯蒂芬妮这次则得到了同事和女同学的送别礼物。弗雷德丽卡表情严肃地大步走上主席台，接过一本《牛津英国古典文学大全》。同事和学生给斯蒂芬妮的礼物各不相同，但都很实用：一套有警报功能的电动茶具，一套百丽耐热玻璃盘，附带一个有夜灯的加热器，一套纯手工新生儿衣被，有绣花小睡衣、钩针羔羊毛衣、针织帽子和靴子、漂亮的毛绒毯子、一只毛线织的羔羊玩偶，上面缝了黑色的眼珠，脖子有点歪，用朱红色的丝带吊着。女校长先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说大家都会想念斯蒂芬妮，又讲了几句祝贺弗雷德丽卡的话。然后，大家齐唱《礼拜散时歌》，斯蒂芬妮热泪盈眶，不是因为她热爱学校，而是因为一个阶段要结束了。

她骑着自行车出了学校，正式来说，这是她最后一次出这个校门。她看到弗雷德丽卡在她前面大踏步走着，跨过仍未整平的炸弹坑，背着一个书包、一个大纸包、两只鞋袋和一个托纸架。

“要放到我的车篮里吗？”弗雷德丽卡吓了一跳。她浓密的头发披在肩膀上，因为平时扎着带子，所以散开之后卷成了波浪形。

“你不应该再骑车。对你自己和小孩都有害。”

“别废话。我有分寸。把包给我。”接着，她们一起默默向前走。

“你要去哪里，弗雷德丽卡？”

“一个叫尼姆斯的地方。”

“哪里？”

“校长跟我说的。她说有个法国人想找个优秀的英国女孩陪他们女儿练英语。过完圣诞节就去。很高兴能说点法语。很高兴能马上离开这里。不知道那些小孩怎么样。”

“我是说你现在要去哪里？”

“哦，去参加一个仪式。你可能会反对。如果你不反对，你也可以去。你先别从那东西上摔下来。”

“什么仪式？”

“献礼。里思布莱斯福德女子文法学校的。”

她掀开防水衣，斯蒂芬妮看到她里面穿着一件紧身黑色毛衣，系着腰带，下面是灰色铅笔长裙。

“沉运河。你要来吗？”

“把什么沉进运河？”

“布莱斯福德女子文法学校的东西。衬衫、领带、贝雷帽、裙子、短袜、健身器材，等等。我不能把防水衣放进去，我只有这一件，但是我加了其他东西让包裹足够重。”

“什么东西？”斯蒂芬妮问，她害怕是那本《牛津大全》。

“石头啊，傻瓜。我才不会把书也沉进去呢。你还不了解我？”

“把那么好的衣服沉进去，真可惜。有些可怜的女孩……”

“我说过，你不必来。如果你已经变成了全职的牧师太太，你就别来。真希望我能理解你的苦衷。斯蒂芬妮，你要那个电动茶具干什么？你是想留着那些丑陋的小衣服，让丹尼尔施舍给流浪汉吗？你不用回答。来吧，帮帮忙。就这一次。”

里思布莱斯福德运河没什么大不了的地方。它已经被废弃了，而且每况愈下。水里长满一种奇怪的细长的黑色水草，看着像一缕缕油烟，冒到水面的尖顶是淡绿色的，接近褪色的苔藓。堤岸已经开始塌陷，损毁的砖头开始掉落。小男孩们偶尔来这里玩耍。姐妹俩来到河上一座很窄的桥上，周围空荡荡，只有一个燃气罐和一块脏兮兮的大幅广告板，展示着白锡包香烟的广告。斯蒂芬妮把自行车靠在防护墙上。弗雷德丽卡把纸包搬到平台上。

“仪式很简单。不用说话，不用又蹦又跳。我成人了。我就想让人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负担，从头到尾净是负担，我要摆脱出来，也绝对不会后悔，我再也不会回头。帮帮弗雷德丽卡·波特吧。我再也不要过集体生活，我再也不属于哪里、属于谁了，我就是我。你愿意帮我扔吗？”

斯蒂芬妮想起了那套婴儿用品，柔软舒适，做工精致。她想起校长费莉西蒂·韦尔斯，这个老太太是乔治·赫伯特15和英国国教的追随者，她一辈子都在用这些所谓美好的东西，试图感化这个肮脏小镇的女生。她想起了约翰·济慈，济慈生于英国伦敦的汉普斯特德，死于意大利罗马，所有剑桥的学生都在读他的诗歌，这里的课堂也在教。她的脑子里还闪过逐渐变黑的红砖墙、教室里的粉笔灰、鞋柜、脏兮兮的冰球靴子，以及那么多女生一起散发出来的气味。

“愿意。”

“那就来吧，一、二、三，走。”

那个纸包哗啦一声掉进河里，溅起很高的水花，然后，水面泛起腻乎乎的气泡，冒起来慢，破灭也慢。

“没有别的仪式？”斯蒂芬妮这样问太不懂事了。

“没有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就表示一下，没有别的意思。我要是跟你回家去，你不会请我喝茶吧？会不会？我还不想回那栋房子里。”

丹尼尔的妈妈要来了。这并不意外，已经说了好几个月。他们原来住在一套廉租房里，后来搬进了这间小屋，虽然比较陈旧简陋，但总算有地方让他妈妈住，而且她摔过一跤，住在这种房子里更好、更方便。他们自己的房间都还没有装修，就先给她装修了一间卧室，贴了花纹墙纸，布置了一把柔软的扶手沙发椅、一盏灯罩有流苏边的台灯、一床缎面的被子、一张玻璃台面的梳妆桌，这些都是丹尼尔从谢菲尔德的老房子里搬过来的。去医院看过妈妈后，丹尼尔一直闷闷不乐，斯蒂芬妮注意到了，但没多问。他说，可能就那张梳妆台值得搬过来。不过，他说，这张梳妆台可能太大了，在这间房里，确实太占地方了。当然，在原来的地方也差不多。

她来的那天，斯蒂芬妮上楼在梳妆台上摆了一些花，一盆深紫红色接近紫褐色的仙客来，一只水晶瓶里——这只水晶瓶是结婚时人家送的礼物——插了紫苑花，有紫色、樱桃粉和贝壳粉。都是勇敢而又优雅的花。丹尼尔还在车站的时候，她记得台灯之前闪了闪，好像要坏了。她关掉重新开，还是闪烁不定。她下楼去拿保险丝和螺丝刀，再上楼把保险丝给换了。她快爬不动楼梯了。她在干活的时候，小家伙有一只手，也可能是一只脚，顶着她的肚子，肋骨下面凸起了一块。她听到门口有声音，但她一下子竟然站不起来，因为小家伙在肚子里闹腾。 她很想去开门表示欢迎。

丹尼尔的妈妈说话的声音不高，有点哀怨，尾音悠长。

“……再也不坐英国火车了。一定要坐汽车，再要走，恐怕得拽着我的脚把我拉出去。”

斯蒂芬妮终于走了下来。奥顿太太整个人瘫在丹尼尔的沙发椅上，像一堆蓬松的靠垫。她的衣服，她的脸，她的一双手，她两条圆滚滚、油光锃亮的腿，后来她跟弗雷德丽卡说，就像也不像那些色彩鲜艳的紫苑花。斯蒂芬妮这时觉得，那些花就像有瘀青的肉体。她戴着一顶椭圆形毡帽，帽子顶部刻意压出一道凹槽。帽子下面露出几束铁灰色的柔软的头发，像绵羊毛似的卷起，泛着些紫色，可能是脖子上的人造丝绸印花围巾的缘故；围巾很大，闪闪发光。斯蒂芬妮的大肚子顶着沙发椅的扶手，弯下腰去亲吻奥顿太太的脸。那张暗红色的脸上堆着几团圆滚滚的肉。她问，要不要喝茶？

“不用，谢谢你，宝贝。我刚才还跟我们的丹尼尔说，火车上那些所谓的茶，已经让我倒足了胃口。我受不了了。不喝茶。你不至于已经给我烧饭了吧？这段时间我吃不下东西，吃了就想吐，出院以后都这样，胃口都被医院给折腾没了。你看看在医院我们都吃什么！油腻腻的裙边牛肉，一点恶心的沙拉，半个估计烧好放了两个星期的鸡蛋，几片卷心菜老叶子，再加几小块甜菜根。怎么吃得下啊，吃下去也得吐出来。我跟你说，那些鸡蛋不知道是从什么鬼地方弄来的，给我当早饭吃，简直就是臭气弹，但又不好叫那些护士闻一闻，她们不可能给我们换别的。幸好隔壁床的人有个女儿在巧克力厂里工作，带来一大袋一大袋自己吃不完的不合格品，天天吃巧克力，就想吃点咸的，然后她就带烤花生米，还有斯密薯片。反正她也不吃巧克力，连糖水都不喝，所以我就享福了。过了两个星期，她去世了，我的好日子也到头了。跟你说，我们的丹尼尔三天两头去医院，她们以为我也要差不多了，就是说我的日子到头了。”

过了半小时，她终于脱下了外套和帽子，她的行李堆在斯蒂芬妮的床上，因为她的房间里放不下。她说：“有好一点的茶吗？”斯蒂芬妮听了一愣，好久才明白，她这个婆婆，人家要给她东西的时候，她习惯先谢绝，不知道是假客气，还是怪癖。

两小时后，马库斯回来吃晚饭，丹尼尔的妈妈还在喋喋不休。斯蒂芬妮一边听着，一边从厨房进进出出，炒了蔬菜，又做了汤。她的儿子坐在餐厅的椅子上，越听越坐立不安，不断皱着眉头。她始终没有提到儿子、儿媳和孙子，她唠叨的都是自己的那点事情，包括火车里的遭遇、达林顿车站的见闻和谢菲尔德医院病房里的琐事，还有几个她研究得很透彻的老太太，也有几个不那么熟悉的。斯蒂芬妮对这些人很了解，但是，对于丹尼尔的妈妈，她反而很陌生。她觉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累过。

今天天气不错。马库斯在门外徘徊，探了一两次头，然后才跟往常一样低着头“闯”进来。进门后，他稍微站了一会儿——丹尼尔的妈妈在，他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人是谁？”

“我弟弟马库斯，这段时间住在这里。”马库斯看着她，眼神呆滞。

“马库斯，这是丹尼尔的妈妈。她刚搬来和我们住。”

马库斯和丹尼尔的妈妈都没有说话。丹尼尔觉得，那两个人都不大情愿接受对方的存在，虽然事先都已有所了解。斯蒂芬妮把饭菜端到了餐桌上，有烤牛肉、约克郡布丁、烤土豆和西兰花。肉很贵。她和丹尼尔一直在研究鲱鱼、牛肉片、西葫芦洋葱馅饼怎么烧。丹尼尔的妈妈紧挨着丹尼尔坐，眼光毒辣地盯着每个人的每个动作。马库斯搓着手。奥顿太太对他说：“别紧张，小伙子。”

他马上把手插到口袋里去，低下头，侧身走向他的座位。

丹尼尔开始切肉。他用夸张的语气赞扬了那块肉，他们难得吃到这样的牛肉。奥顿太太什么也没说。她把烤焦的边缘都切掉，只吃中间的部分，所以，她的盘子边上碎肉越来越多，越堆越高。她吃得津津有味，吧唧嘴的声音很响。马库斯捂住嘴，把几乎没有碰过的盘子推开。奥顿太太对斯蒂芬妮说，在她的那个年代，他们吃大块的约克郡牛肉，肉质松软，火候刚刚好，每个人一份，先在盘子里放点汤汁再放肉，吃的时候要先刮掉肉汁。家人又给她分了两片牛肉，她叫丹尼尔从边上开始切，她看到血淋淋的肉会倒胃口，人和人的口味不一样，对吧？接着，她语重心长地对马库斯说：

“你好像什么也没吃啊，小伙子。看你那么憔悴，不吃不行啊。再怎么也要吃下去。”

她说完就笑了。马库斯眼神呆滞地盯着他的盘子。

“这样没什么道理吧？小时候，人家给我们吃什么，我们就得吃什么，这是规矩。你这样怎么受得了？”

马库斯默不作声，用叉子戳着桌布。斯蒂芬妮说他前段时间生了一场大病，目前正在恢复。丹尼尔在谢菲尔德就跟她说过了。奥顿太太似乎注意力都在马库斯的身上，丹尼尔和斯蒂芬妮倒是被冷落了。她继续追问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是怎么治的。马库斯没有接她的茬。奥顿太太心里琢磨着这是怎么回事，转过头来跟丹尼尔和斯蒂芬妮交谈，说来说去也都是马库斯的病，感觉马库斯像透明人似的。丹尼尔觉得，这样可能更合马库斯的胃口——不被理睬，好像在又不在。此后几天，丹尼尔的妈妈继续跟他们讨论马库斯隐秘的病情，都不把马库斯本人当回事，让夫妻俩觉得相当尴尬。

去睡觉的时候，斯蒂芬妮被暂时放在地上的那盆仙客来绊倒了。她重重地摔到了地上，睡衣上沾满了灰尘、花盆的碎片和从瓶里洒出来的水。丹尼尔过来的时候，她还在地上，用手和膝盖撑着，泪流满面。几扇门都关着，没有动静，但估计里面的人都在侧耳倾听。丹尼尔蹲下来，一只手托着她粗壮的腰，扶着她慢慢站起来，然后要牵着她进卧室。她不走，像演哑剧似的指着睡衣上的脏东西，满腔怒火。她站着不动，身体不停颤抖，低声抽泣。

“别这样。”他拉开抽屉，不停地翻，想找一条干净的睡衣，“等一下，亲爱的。”

“别把我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

“找到了，找到了。我什么时候把你的东西弄乱过？”

他将她的睡衣从她的肩上提起，从头上脱掉，她没有反抗，一下子全身赤裸，露出浑圆的乳房，肚脐诡异地凸起，相比壮硕的躯干，双手双脚都显得那么瘦弱。她还在哭，丹尼尔一边轻拍着安慰她，一边给她穿上了睡衣。他用沙哑的声音在她耳边轻轻说：“上床睡觉吧。亲爱的，走吧。”

“我得先把这些东西清理掉。我只想表示欢迎，让家里更温馨一些。我本来还以为自己选对了颜色呢。”

“听我的，”他说，“不用了。这样她就很高兴了。她觉得花草会产生二氧化碳。这是真的。她认为晚上最好把花搬出去。她一直是这样的，我爸爸去世前住院的时候，护士就每天晚上都把花搬出病房。真的。她就是跟她们学的。”

“搬出去吧，搬得越远越好。”斯蒂芬妮像是一个在耍脾气的孩子。

“算了，她腰不好，弯不下去。大家各有各的难处。你去睡吧，我来清理。”

她上床去睡觉。她仔细听着，听到了簸箕和扫帚的声音、水龙头的声音、后门打开的声音。他肯定在挖坑，要把仙客来栽在那里。他做事情很仔细，她没见过这么仔细的男人。然后，她听到他轻轻上楼的脚步声，接着，她听到花盆和托盘碰到一起叮叮当当的声音。他上床后，他们就抱在一起，身体都有点冷，但很干净，两人都不说话，翻身的轻微响声都可能被隔壁的人听到。随着她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来，肚子里的孩子开始像海豚一样翻江倒海，也像体操运动员一样在做各种动作。就白天和夜晚对比，还是夜里比较折腾。丹尼尔对妻子的身体非常狂热，即使是这样臃肿的状况，但他对肚子里的生命不是很感兴趣。里面越折腾，他便越疏远。竟然在床上也没有隐私！华兹华斯……她慢慢入睡……华兹华斯……不等那句话在她的脑子里成形，她就睡着了。她梦到孩子没有足月就出生了，像个小袋鼠。她经常做这个梦，这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这次的梦里，她好像看到小家伙稀里糊涂地跑到奥顿太太的跟前，然后，在她夸夸其谈的时候，爬上她肉滚滚的脸庞，每越过一团肉，她都担心小家伙会在沟里出不来，然后被憋死。

马库斯看着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看着马库斯。这个精神科医生叫作罗斯先生，在马库斯的记忆中，罗斯先生中等身材，皮肤中等棕色，声音中等音量，不太说话。有时候，马库斯觉得他是戴眼镜的，有时候觉得他不戴眼镜。他的诊室看起来有点棕色，也有点灰色，卡尔弗利医院的诊室都是这样的。诊室里有一张棕色的皮革沙发、两把金属装饰的皮革椅子、一张橡木桌子、几面淡绿色墙壁，还有一只档案柜和一只金属衣柜，都是军舰灰的颜色。桌子上方贴着一幅蒙克的油画《呐喊》的印刷品，另一面墙上挂着一本折了角的挂历，印着彩色的《伟大画作》，这个月份是塞尚16的苹果静物画。诊室里装了威尼斯式的百叶窗，通常都是放下的，只有叶片张开着，望出去隐约能看到一些管道、逃生梯和一口外壁被熏黑的井。马库斯没有在沙发上躺着。他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低着头，视线躲着罗斯先生，只时不时地侧头打量着房子的棱角和地上的光影。

对于罗斯先生是否能“帮”他，他不抱什么幻想。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他对“帮”的定义，在他心里，所谓“帮”，就是要将所有问题都搞定，让他回到从前正常的良好的状态，可他自己都说不明白，这样的状态究竟是否存在过，是否可能存在。什么叫正常？人们有时形容他们的一些行为和关系是正常的，但是，在马库斯的经验中，他们说的和他们实际的表现和状态并没有很明确的关联。比尔会说父子、兄弟、姐妹和男女生的关系是正常的，他还会喊出其他的定义和标签——所谓上学的学生、结交的朋友、“擅长运动”和“聪明的家伙”，同样奇怪地正常化了真实的指代对象。在马库斯的心目中，“正常”就像描图纸或者拼图上复杂的图案，按原图描好或者拼起来以后，形成边界模糊的轮廓，和原图不可相提并论。卢卡斯·西蒙兹的魅力在于他表现得很自信，很幸福，很“正常”，是个好兄弟，擅长运动，是靠谱的领导，是“聪明的家伙”，穿着得体的休闲西装、法兰绒衬衫，常常笑容可掬。他一直能表现得很正常，就是因为他不正常，他是旁观者，他很疯狂，他有锐利的目光，知道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理想的状态，而他也渴望拥有这样的状态。

马库斯没想过要跟罗斯先生说这些话。他既内向，又自负（波特家族的特征），他觉得即使跟罗斯先生说了，他也不一定能领会，而且他觉得罗斯先生最感兴趣的是性爱。他觉得罗斯先生就想知道他马库斯到底是不是同性恋。他自己也想弄明白。每每回忆起和卢卡斯这段带有情欲的关系，他都为此感到焦虑、恶心，但是，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和罗斯先生讨论这些。他从内心深处渴望抛弃性欲，做个干净的人，可是，即使他这样说了，恐怕也没人会相信他。他礼貌而果断地拒绝了罗斯先生的建议，任整个房间陷入长长的沉默，就像一块顽石被丢进河里，下沉时缓缓荡出的涟漪。罗斯先生认为他年轻单纯，想法简单，其实并非如此。不过，他乐于装成一个愣头愣脑的小屁孩。他觉得，他和罗斯先生都认为对方很无趣，两人都昏昏欲睡。

本周，因为比尔的一封信，一封措辞谨慎而又充满关切的信，罗斯先生想问问马库斯是否想要回家，如果想，他有什么打算。马库斯说他不想回家，又补充说还会再离家一段时间。罗斯先生问他为什么不想回家，马库斯说，提到回家他就害怕，回家就像被关进笼子里一样，家里很吵，他不想回家。罗斯先生问他不想回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马库斯绝望地说，家里的一切，所有的一切，特别是那些噪声，但总之，家里没有让他回去的理由。

在他们冗长的对话中，“家”这个字确实在他的脑海里转化成了一副吓人的景象，但他甚至都没有想到要和罗斯先生说。

他看到了一幢房子，就像小学生在课堂里画的那样，有四扇窗户，有烟囱，有门，有花园，有穿过花园的小路，有长方形的花坛，花坛里种着菊花。不过，这幢房子却粗制滥造，十分脆弱，堪堪关着某种身披铁锈色皮毛的巨大生物。房子呻吟着几乎被它撑爆，缝隙间满是闪光的毛发，随处可见鼓胀的肌肉，窗口闪过它的爪子。这只野兽就这样在房子中间咆哮怒吼。

谈到比尔的愤怒和马库斯的恐惧，他们的谈话就无法进行下去，跷跷板的两头都一样沉重，都过于沉重。“他总是生气。”马库斯说。“你总是那么害怕他吗？”罗斯先生问。“哦，没错。”马库斯说。“从小时候开始的吗？那是什么情况？”罗斯先生问。

“我有一次看到了那只熊。”马库斯脱口而出，他想起了那只熊。

“哪只熊？”

“不是真的熊。我坐在沙发后面玩运奶车。他们喊我，我爬出来，我发现我和妈妈中间有一只巨大的熊，坐着有这么高……几乎够到了顶灯，像真的一样。我是说，我当时不知道那是假象。我不敢过去。所以，他们过来，把我拉起来，狠狠训了一顿。”

“说到熊，你会联想到什么？”

“哦，《三只熊》，他们常常给我讲三只熊的故事。”

罗斯先生原来靠着椅背，这时稍微坐直。

“听了《三只熊》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想？”

“哦，嗯，不记得了。”

“你害怕吗？”

“你是说熊冲出房子朝小女孩咆哮吓走她的那段吗？好像有点害怕。”

这个故事不好理解，要有很强的同情心才行。那个小女孩在森林里迷路了，碰巧看到一幢房子，她从窗口朝里面张望，敲了敲门，然后悄悄进去，想找找看有没有吃的，看到里面有椅子，有炖肉，有床。这时候，熊是值得同情的，它们本来正常温馨的早餐被一个不速之客给搅和了，它们的椅子和床被人家占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小屁孩把屋子里弄得一塌糊涂。然后是那个小女孩，在他的印象中，那个小女孩面容憔悴，金发散乱，虽然很淘气，坐坏了人家的椅子，弄脏了人家的汤勺，睡了人家的床也不整理，但也值得同情。再接着，听到三只熊愤怒的咆哮，小女孩从窗口溜出来，逃离了温暖的房子。

“小熊的椅子被小女孩弄坏了。我很难过。”

“为谁感到难过？小熊？还是小女孩？”

“不知道。都有吧。我为熊感到难过，因为那是它的东西，可那个小女孩……她被咆哮吓坏了。”

他说话的语气表明他对这样的提问方式很不以为然。

罗斯先生问马库斯，说到“家”，他会想到什么？马库斯能想到的不多。他和斯蒂芬妮玩金氏游戏总是赢，就是记下托盘上的那些玩意儿。对于斯蒂芬妮而言，她更关注游戏的实质、名称及其与语言的对应关系，而他的脑子里浮现的则是一幅几何地图和空间布局。对于他而言，“家”就是各种关系的集合、椅子之间的线条、窗户的长方形以及楼梯的级数，相比之下，斯蒂芬妮能记得桌布掉了几根线，搪瓷杯子上有几条刮痕，切肉刀是不是钝了。马库斯不相信有长久不变的东西，他甚至觉得人也并非如此。例如，他一直认为，卡尔弗利医院的盥洗室，和他上个星期、上个月和去年进去过的那间盥洗室不是同一间，只是任意一间盥洗室。同样，他觉得他吃饭时用的勺子和盘子也都不是原来的。他甚至觉得他一辈子都不会两次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即使座套上的补丁可以认出来是一样的。公共汽车线路是固定的，但每一辆车都是新的。简而言之，一切都是浮云。所以，对于马库斯而言，“家”相当于一些危险的物品，而这些物品是人的延伸，包括比尔的烟灰缸和烟斗、比尔的切肉工具、他妈妈的塑胶手套、他卧室里的床和书架，以及放在书架上的喷火式战斗机模型。他没有说这样的话。他对罗斯先生说，他有点想念自己的卧室。罗斯先生想吓他一下，但他知道这样做不专业。所以，他打了个哈欠，问马库斯是不是急着要走，同时看了一眼手表。

那天晚上，在斯蒂芬妮的家里，马库斯梦到他回家了，比尔正在切肉，为了欢迎他回家。肉是圆柱形的，血淋淋的，皮上还带着毛。而且，他看到桌子另一头还有蹄子和爪子。和罗斯先生说话，或者面对他憋着不说话，有一个不良的后果，就是事后会做一些很奇怪的梦。他们围坐在餐桌旁边，他妈妈戴着一顶像头盔的帽子，他爸爸切着血淋淋的蹄子——这就是所有的菜——一刀切下去，肉还会收缩，好像很痛，显然还活着。

罗斯先生如果听到这段描述，肯定会很高兴。他觉得这是一种隐喻，源头在于民俗和儿童文化，与幻觉和梦境有关，因此，他对马库斯的了解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更深刻一些，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觉得自己能帮他一把，或者给他提供一点建议。马库斯告诉自己，他可能搞混了那些熊，在研究过自己的梦境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梦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决定不向罗斯先生汇报。虚幻的熊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