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丽卡的课外学习生活都是由男人随机安排的，他们会邀请她或陪同她前去。在艾伦和托尼以及欧文·格里菲斯的推动下，她有一个星期到国王学院参加了两次严肃的会议，一次是关于设立社会学荣誉学位考试的可行性，另一次的主题是剑桥的人文主义精神。她不懂什么叫社会学，也不懂什么人文主义。她二十年之后回想起来，很惊讶地发现两者居然有那么高的重合度。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一段非常平静甚至被遗忘的时光，那是在经济萧条之后、经济大发展之前，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革命也是后一年的事情。当时，政治和社会学思想家都说，英国没有待解的大问题，只需做好经济和社会规划，也就是说只有现实问题，没有思想问题，社会存在广泛共识，不存在阶级斗争，只有不严重的机会平等问题。当时，大多数英国人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他们的期望很朴实，一点也不夸张。以前，他们也享受过好日子，他们相信香蕉、橙子和黄油总会有的，医疗和教育总会改善的，高等教育的范围总会扩大的，工人总会买得起汽车的。在那个稀里糊涂的年代，人们不会严肃深入考虑这样宏大的话题，在弗雷德丽卡狭隘的教育里，自由、正义、人性和民主都不存在。她的学习仅限于具体问题，专注细致的文学阅读，那就是她的教育。她只知道要谨慎对待这些大概念，她只需要知道这些概念是谁提出来的、是什么意思。人家教过她批判，不过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所谓永恒的思想体系，而是一点点、一滴滴地怀疑，像文学批评一样。

那次关于人文主义精神的会议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落到了关于人文主义是不是宗教的争论上，这让她感到很意外。人文主义需要信仰吗？需要一定的仪式或者划分阶级吗？弗雷德丽卡觉得本就都不应该有，破除所有信条、仪式和层次，不就是人文主义的本质追求吗？他们说，人文主义者主张，价值的本源和行为的准则，就在于“人”本身。每个人的福祉就是最高价值和追求，所谓民主，也就是崇尚平等和宽容。这种说法十分正确，无懈可击。大家一致认为规划是应该的，有一个年轻人发表了一番言论，将中央规划局比喻成人的大脑中枢。那是国王学院。有人引用乔治·摩尔78的话说：“人格热爱和审美鉴赏就是至善，我们想象不出还有更高的善。”当时，弗雷德丽卡的行为举止都表明，她是支持这个观点的，但是，她又不能这样说。她对于语言的态度不允许她这么说。马里乌斯·莫克济盖玛说：“圣保罗和耶稣要求我们人类彼此相爱。人肯定要彼此相爱，这用得着神来提要求吗？”大家都马上说不用，只有一个人说，福斯特觉得宽容是需要严令禁止的，人文主义创造社会的前提，就在于所有人都彼此相爱。艾伦·梅尔维尔说：“可是，如果没有神，或者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信仰，我们的道德权威何在？”“在于人性。”有一个人说。“在于个人。”另一个人说。“在于理性。”又有一个人说。“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是最后一个人的说法，不过他显然是拿了别人的说法改头换面而已。

“真的吗？”艾伦·梅尔维尔说，“我们怎么知道呢？”

他在说话的时候，弗雷德丽卡用充满爱的目光看着他。他坐在椅子的边缘，似乎时刻准备逃跑。他说得很客气，却又充满质疑，她觉得这个斯文和蔼的人根本就瞧不起这里所有的人。他跟她说过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一段经历：他们一帮年轻人到伦敦空袭轰炸遗址聚会，纷纷表达了仇恨，而表达方式是自残，有的用链条抽，有的用刀子捅，都希望在身上留下永恒的记号。他知道，“人”没那么简单。哪里来的权威？

另一场会议讨论社会学，但大多数与会者都不知道什么叫社会学。大家都猜测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中的人，这肯定是好事，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提高规划的效率，最终可能造就美德和自由，与前次会议讨论的人文主义殊途同归。根据弗雷德丽卡的观察，对于所谓“阶级”“文化”和“精华”的含义，人们的理解不尽相同，例如，托尼·沃森和欧文·格里菲斯提到“工人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存在分歧。托尼比较抽象，他认为工人阶级文化是好的，大众文化是坏的，工人阶级文化包含手工艺、歌曲民谣、饮食习惯和厨艺，这些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工人阶级的本色，相比之下，大众文化指广播、流行歌曲、电视、包装食品和低俗杂志，等等。在欧文的眼里，工人阶级文化指人的集体力量，像他父亲组织了很多人，建立了一支斗争队伍，去争取提薪和缩短工作时间，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看电视，有更多的休闲时间。欧文多次提到“父亲”，托尼则比较少，虽然父亲对于他们的意义大致相同，托尼的父亲爱说抽象的话，而父亲的抽象话语就是他的力量来源，欧文也从父亲燃烧的激情和煽动性话语中获取了很多力量。对于这两个男人而言，“工人阶级文化”指的就是他们的父亲。但是，很明显，托尼在欧文的身上并不存在他所提到的工人阶级的激情和攻击性。那么，欧文是什么阶级呢？弗雷德丽卡呢？

比尔·波特认为，基督教信仰会让人对世界、人类和社会产生错误而且有害的看法。弗雷德丽卡继承了他的这个主张，但她觉得父亲过于推崇利维斯的价值观以及劳伦斯轻描淡写的生活。这些所谓的价值观和生活，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就是道德权威，是神一般的存在。

弗雷德丽卡发现自己碰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很多人也可能一样，就是讨厌自己所属文化的某些成分，比讨厌敌对文化更甚。她觉得她是精明的，她没有阶级属性，没有攀登虚无的社会阶梯的非分之想，也不指望因为过去的善所带来的荣誉。自然而然，她反对权威，但是，艾略特明确的阶层划分却比她自己所属的乌托邦更让她欣赏，《重返布莱兹海德庄园》中的小人比《幸运的吉姆》的君子更招她喜欢，尽管《幸运的吉姆》曾经给她描绘了最美好的世界。至少，艾略特和伊夫林·沃看得全面，高屋建瓴。她学会讨厌稀里糊涂的概念，但也没有明确的概念让她喜欢。

只剩下“爱”，她一直在追求爱。她懂得爱神爱洛斯和性灵之爱，知道博爱、爱恋、自爱和自我牺牲等概念，她非常渴望得到爱。她还是不相信她睡过或谈过的男人的所谓“爱”，倒是喜欢跟除了她之外另有所爱的人在一起，也喜欢跟害怕被拒绝而不轻易表态的人在一起。有想当艺术家的马里乌斯，还有对自己的命运深思熟虑的欧文。

马里乌斯画过她，在她租住的地下室，他画的是莫迪利亚尼79的仿作，眼睛是紫红色的。这让弗雷德丽卡很不高兴，她的眼睛不是那种颜色。画完之后（那幅画后来越看越像杰克逊·波洛克80的抽象画），他和弗雷德丽卡坐在他的床上，抚摸她，时不时问她为什么让他这么干。他生长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在他的概念中，性应该是悲伤和危险的，务实的弗雷德丽卡已经逐渐习惯了男人的这种三心二意。欧文·格里菲斯带她去参加联合会的晚餐，她是唯一被允许进去的女人，因为她是他的客人。他谈到社会主义的未来，谈到艾德里为什么会当选然后又败选，他说弗雷德丽卡最好的选择是嫁给他，欧文·格里菲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中间隔着一块硬牛排和一份水汪汪的烤番茄，似乎那样就能搞定她。弗雷德丽卡通常不愿意承认那种话是认真的，她的回答跟往常一样，她说她知道他不可能乐于面对一个每天都跟他争论的人。欧文说这就是她吸引他的地方，他叫她多考虑未来。他以为弗雷德丽卡跟他一样知道他拥有非同寻常的未来。弗雷德丽卡感兴趣的是她自己的未来，她自己是否有非同寻常的未来，她怀疑他是否明白，他不一定明白弗雷德丽卡的政治思想是多么有限和浅陋。他们俩都一样以自我为中心，一样顽固，他们一兴奋起来，就会滔滔不绝。欧文认为弗雷德丽卡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孩，是有抱负的男人的理想贤内助。弗雷德丽卡了解他的抱负，觉得他的抱负是个很大的威胁。他还有另一个问题，他有时候会在一天内多次闯进她的房间，跟她说同样的话。当时，纽纳姆是不欢迎男生的，有一次，她因此受到导师的斥责——既不是她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挨导师斥责。但她后来之所以没有惹更多的麻烦，是因为她的导师告诉她，她有可能在荣誉学位考试中取得佳绩。后来，等到可以做出中立的评判时，弗雷德丽卡很奇怪当时的优先顺序是那样的。同一宿舍楼同一层有一位很安静的女生，她从来不跟人家说话，她可能是学地理的，也可能是学神学的，弗雷德丽卡不是很了解，但是，在同一个学期，她悄悄嫁给了一个餐馆老板。他是撒丁岛人，在教堂唱诗班唱歌，烧菜很棒，有传言说，他烧的菜像天使烧的。这个女生最终被开除，不是因为她和她的丈夫上床，不是因为她夜不归宿，这两种事情她都没有干，而是因为她结婚了（在不恰当的时候）。那么，弗雷德丽卡想，我们未来应该准备干什么呢？她想到了她的导师，那是个可怕的女人，她嘴巴毒、眼睛尖，弗雷迪看到人家穿着廉价的衣服、戴着劣质的手套或者用词不当的时候，也是这副德行。他们不懂什么是女人。后来，随着女性主义文学运动兴起，人们对女性倡议和女性的自我表现得十分大度，奇斯威克小姐和卡维利·尼布里尔夫人才可能走向前台，成为不同原则主张的倡导者。奇斯威克小姐为追求她的理想做出了一定的牺牲，但人家强行剥夺了她的理想。1955年，弗雷德丽卡对这两个人既蔑视又害怕。肯定的，她有点慌张，她默默对自己说，她肯定可以同时追求生活理想和做个好女人。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