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那个女人气的设计师和弗兰克快马加鞭，毫不松懈。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就搬了进来，弗兰克曾得意地跟我说，除了报社、负责三家国际杂志的广告公司、古迹杂志、两家设计集团（包括一家丹麦公司，里面有位身材惹火的美女。听了之后我对预算超支一事闭口不提，反正钱都花了）外，还谈定了一个新客户。原来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公司，比想象中简单。

“嗨！”进去的时候我和大伙儿打招呼。大家都在。我先走去小厨房的咖啡机边，那是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开放式办公室就有这个缺点，你做什么事情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咖啡机是弗兰克采购回来的，所以咖啡属于合理开销。平常按了按钮之后大约半分钟，咖啡才会装满杯子。今天，却觉得时间飞快，一下子就好了，所以我并不急着走出去，想让心情平静下。我鼓起所有的勇气走过穆德的办公室，躲避了她的注视。

我坐下时，弗兰克用疑问的眼神看着我。

“嗯——她在医院。”我尽量说得含糊。穆德也进来了，我感觉到其他人的注视。

“好的。看看会怎么样吧，不是吗？”我说，一边打开电脑。我几乎都忍不住眼泪了。穆德把手放在我肩上，我也把手放在她肩上，目光望向窗外。如果我是个孩子该多好啊。这样我就可以说服自己，只要你不去谈论，所有苦难就都结束了。

一个男人遇见一个女人

他们相爱了

原本应该很容易

原本应该很简单

但是四周开始骚动

接下来的旅途也开始变得崎岖不平

Bruce Springsteen,from Tunnel of Love(Tunnel of Love,1992)

下午五点我接到卡门的电话，那时我正开车准备去托儿所。甚至都不用问她怎么样，就已经从她的声音里听出来了。

“医生刚离开——情况糟极了，丹。”

“我已经在路上了，我去接卢娜，然后我就去你那。”

我不敢再问别的。

我抱着卢娜走在肿瘤科的走廊上，心里直打鼓。我走进早上离开卡门的那间房，她换了衣服，坐在床上，手里攥着一张揉皱的纸巾，盯着窗外。她的眼睛又红又肿，她身边还有两张同样揉皱了的纸巾。她看见我们进来，用手捂住嘴。我一句话没有说，跑过去抱住她。她把头贴在我肩上，再也控制不住大哭起来。我还是没有勇气再问别的，我什么也问不出来，什么也说不出来。从我们进这间病房，卢娜就没有出过声。

卡门吻了卢娜，并且勉强做了个笑容。

“嗨，宝贝。”她说着，一边摸着卢娜的头。

我清了清嗓子。“告诉我。”我说。毕竟是要面对的。

“癌症，很严重的一种。他们说，扩散性的。不是肿块，是一种炎症，已经扩散到整个乳房了。”

轰！

“他们确定了吗？”我挤出这句话。

她抽泣着点点头，用已经湿得不能再湿的卫生纸擤了擤鼻子。

“乳腺炎类——”我点点头，好像听懂了——“沃尔特斯医生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去找他。他就在后面几间。”

沃尔特斯，这个名字，整个星期我们对此都闭口不提。对六个月前托马斯、安妮和卡门妈妈的疑问，问他是不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的结论是，癌细胞那时或许就存在了，因为误诊没检查出来，才导致现在这个局面。也就是说，我有可能因为该死的误诊而失去卡门。沃尔特斯坐在书桌后，六个月前见过，我立刻就认出了他。但他并不认得我。我敲了敲他开着的门。

“你好？”他皱着眉头说。

“嗨。”我语气不好，这样他就不会忘了这全是他的错。“我是卡门?范迪安潘的丈夫。”

“噢，对不起，范迪安潘先生，你好。”沃尔特斯边说，边站起来和我握手。“请坐。”

“站着就行了，妻子在等着我。”

“好吧。我想你是来问切片检查结果的吧。”

难道我是来问NAC对决阿贾克斯比赛结果的，拜托！

“是。”

“嗯，看起来不是很好。”

“不。这个我知道。”我语气中带着讥讽，他可能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你能给我详细解释到底是什么问题吗？”

沃尔特斯告诉我为什么这次特别糟糕，他说的话我只听进去一半，听懂的就更少了。我问确诊的程度是多少。

“基本可以确诊——不过我们还必须检查，看起来是炎性乳腺癌。目前我们只能做这么多了。”

我点头，沃尔特斯同我握手。

“现在，你们两个都要勇敢些，明天去谢特玛医生那儿。她是内科医生，能告诉你将要发生的所有情况。好吗？”

我又点头。我没有揍他。更主要的是，我什么也没说。没有。我一直紧闭着嘴。如果客户想干预我的策略，我会截住他的话头，现在这个混蛋由于六个月前的一次失误已经搅乱了我们的生活，我竟表现得像林堡俱乐部的一名第一次上场比赛的球员。

我回到房间时，卡门把卢娜抱在膝上，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医院停车场。

“你能和我一起回去吗，还是这儿还有什么事？”我问。

“我想已经好了。”卡门说。她扭头看，找她的黑包。我静静地走到桌边，包被她的外套盖着，我帮她把外套穿上，平常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做过。但现在做了，因为我发现这是目前唯一能帮她做的事。

“不要太靠后。”我把外套展开放在她背后时卡门说，“我不能把胳膊伸到太后面，因为乳房伤口很痛。”

“噢，对不起。来吧，卢娜，我们回家。”我一边说，一边把她从床上抱起。她仍然平静异常。

卡门把头伸进护士室说：“拜拜！”早上那个护士迅速把她冒着热气的食物碟放到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抓住卡门的手，希望能够给予我们力量。

“今天晚上你能行吗？”

“肯定。”我说得斩钉截铁，并对她点点头，让她放心。

我们三人走向电梯，一句话没说。

现实是残酷的

我看够了

请关灯锁门来保护我

Bruce Springsteen,from Cover Me(Born in the USA,1985)

回家后我打电话给弗兰克，告诉他卡门得了乳腺癌。

“天啊。”他在电话那头大声叫着。

卡门给安妮打电话，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一个小时不到，安妮和托马斯就站在我们家门口了。我开门时安妮紧紧地拥抱着我，然后外套都没有脱，就跑进客厅紧紧抱住卡门。卡门立刻放声大哭。

托马斯也笨拙地和我拥抱了一下。“真是糟糕极了，伙计。”他喃喃地说。他跑进去，几乎不敢看卡门，只是站在那，盯着地板，耷拉着肩，双手插在口袋里。

他还穿着西装，戴着领带。

托马斯也来自布雷达鲁德，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了。“我们喜欢同样的音乐，我们喜欢同样的衣服，我们喜欢同样的乐队。”布鲁斯的歌中唱道。我和托马斯正是这样。十二岁时我们一起去看NAC，十六岁时我们一起去帕拉迪索看朋克乐队，十八岁时周六晚上我们一起去布雷达的迪苏柯吉斯特找乐子，托马斯在那非常受欢迎，我长了痘，又戴着厚厚的眼镜，只好捡托马斯挑剩的。

上完中学后我们俩都上了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学院，我们就是在商业学院认识了弗兰克。托马斯拼尽全力才获得了学位。托马斯以前不是非常聪明，现在也不是。毕业后他做了一家公司的销售代表，销售洒在路上的盐（欧洲因为冬天下雪的缘故，政府在下雪前都会在马路上洒盐以防车辆打滑）。他的顾客是议会官员或水务董事会。托马斯和他们是知心朋友，我认为这是因为托马斯和他们一样，喜欢嘲笑比利时、黑人、还有去看医生的金发女人的笑话，还因为他也穿德国牌子的淡色领尖有纽扣的外套式衬衫。托马斯和我经常通电话，我们见面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除了布雷达的狂欢节，他不太喜欢出来纵酒狂欢了。周末他更愿意待在家里，吃着可口的奶酪，喝着美酒，看满是枪、美女和直升机的电影。他纵酒狂欢的兴趣大减与几年前他开始秃顶有关，而且他的肚子也开始规模壮观了。“该死，丹尼，我们衰老的速度不同——我就像牛奶，愈放愈酸；而你却像红酒，愈陈愈香。”他曾对我说，那时他已开始明白自己在女人中魅力大减已成定势。托马斯天生崇尚实用主义，他也真采取行动了。六年前，一个年轻可爱的实习生蹦蹦跳跳来到他们公司的办公室时，他请她去吃饭，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放手。

那个实习生就是安妮。托马斯和安妮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安妮是标准的时髦都市女性，但也非常喜欢孩子、奶酪和美酒，像托马斯一样，她看起来就像一直在怀孕。他们的孩子金伯利（4岁）、林赛（3岁）和丹尼（1岁）出生后，安妮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以前她非常爱打扮自己，但现在只穿廉价T恤了。卡门说安妮现在变得像黄脸婆一样，但安妮并不知道。卡门从来不会伤害安妮。正因如此，安妮成了卡门最好的朋友。她们每天都通电话，六个月前在卡门为切片检查而害怕不已时，安妮几乎不曾离开我们家。我每天下班回家安妮总是在，这让我几乎发疯，但我必须承认安妮了解友谊的涵义。卡门和安妮现在比我和托马斯还要亲密，卡门对安妮无话不谈，我对托马斯已经不这样了，至少是自从我发现他把我做了的（他想做的）每件事都告诉安妮后。安妮总会告诉卡门，这是我不乐见的事情，虽说两人相处必须坦诚相对，但有时安妮会添油加醋，所以话传到卡门那里时，简单的事都会变得复杂。

安妮很理智，她建议我们把明天想问医生的所有问题都写下来。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今天实在是乱了阵脚，脑袋里乱糟糟的。我们四人讨论了很多想问的问题，我都一一用纸笔记下来。

这很有用。我们暂时把癌症变成了一种中性的东西，可以批判地去分析，几乎可以客观地去分析。卡门的情绪也平静下来。

托马斯和安妮九点半离开。我给弗兰克打电话，卡门去上网。我挂电话时，她问我是否记得她的那种乳腺癌的英文名称。

“沃尔特斯没有告诉我。不过他告诉了我拉丁名称mastitis carcinosomethingorother——”

“Carcinomatosa，就是这个。”她看着屏幕——“炎性乳腺癌症——就是这么一种癌症——如果太晚——就会进入血液细胞。是这样的，不是吗？”

“嗯——我想是吧，是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那就糟糕透顶了，因为这意味着——”——她的声音变了——“我再活五年的几率低于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你怎么这么确定是同一种呢？”我有些恼怒地反问。“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吗？”

“是，我不是傻瓜，丹！”她咆哮道。“这里说的！难道不是吗？”

我没有看屏幕，而是按了电脑的关机键。

“好了，该睡觉了。”

她不知所措地看着黑屏幕，然后看我，表情如死灰一般，然后她开始拼命抽泣。

“上帝啊，如果那个杂种六个月前发现了，也许就不会太晚了！”

我扶着卡门带她回楼上房间。

她哭了一阵，像是没有止境了，最后她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不知道明天我能否面对，明天醒来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梦，而是事实。

卡门得了癌症。

雨下得猛

我承受不了

Bl f,from Harder dan ik hebben kan(Boven,1999)

谢特玛医生和我们握手，示意我们坐下，自己坐在了办公桌后面。

她开始看装在咖啡色文件夹里卡门的病历表，我瞄了一眼，正是前天那位护士所拿的那个，里面有X光片（是卡门的吧），我还看见一份手写的报告（是沃尔特斯医生写的吗？）和一张手画的乳房图，旁边还有一个小箭头指向一段辨认不清的文字。谢特玛医生看着那份材料，就好像我们不在场，她的办公室静得可怕。

谢特玛医生的外表给人一种幽默风趣的感觉——灰头发、胸口口袋里插满了笔，一张科学怪人式的脸。但实际上，她人可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当我第一次穿着我那七○年代的褐色皮夹克走进她办公室时，她脸上的表情就告诉我了——我跟她合不来。

我抓紧卡门的手。半分钟以后谢特玛医生仍然没有说话，继续看材料，翻过一页，又翻回去，然后再翻过来，卡门对我眨眨眼睛，做了一个憨豆先生式的打盹动作。我把目光从卡门身上移开，忍住不笑出声，因为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不会拉近我和这位医生之间的关系。我又环视了一下办公室，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装裱的意象派油画（不要问我画者是谁，我来自布雷达鲁德，我很确定这是一幅印象派画作），门附近的墙上有个小架子，里面放着很多小册子，《癌症饮食指南》、《癌症与两性》、《战胜癌症病痛》，我还看见了熟悉的蓝色小册子，《认识乳腺癌》。

谢特玛医生终于从病历表中抬起头来。

“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她开始问。

“不很好。”卡门采用了这个保守说法。

“是，我能想象。”医生说，“上次的情况实在太糟糕了，那实在，呃——太粗心了。”

“是的，因为现在已经太晚了，不是吗？”卡门低声抱怨道。

“听着，你不能这么想。”谢特玛说，“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试试。现在往回看没有意义，我们要去看还能做什么。”

她对同事失误的那种木已成舟的宽容态度把我惊呆了，我瞥了瞥卡门，她表情温顺，我也隐忍未发。

“我得的是‘炎性乳腺癌’，对吗？”卡门问。

“正式名称叫mastitis carcinomatosa，不过你说的也是对的，炎性——嗯，你是怎么知道的？”

“昨天我在网上查的。”

“哦，那，对网上的东西要谨慎些。”谢特玛语气带着不悦。

肯定会的，我想，因为你不喜欢这样。我暗笑，现在我跟昨天不同，昨天卡门浏览几十个介绍各种可能的乳腺癌症的网站时以为情况糟糕极了，那时我气急败坏，现在我却为她感到自豪，因为她已经知道得足够多，多的让医生感到不舒服了。

“那么确诊这种癌症的女性只有百分之四十能够活过五年，这是真的吗？”卡门继续问。“恐怕更少。”谢特玛冷冷地说，显然想一次性杜绝卡门再去看这样的网站，“因为你还年轻，也就是说细胞分裂的速度比年龄更大的人要快。你左乳房里的肿块已经有13€?厘米了，可能几个月之内增大的速度会非常快。”

13€?厘米？相当于一条茄子的大小！而且几个月之内就长成？哦，对，应该是以后吧，否则就是连沃尔特斯医生也决不可能对这么大的东西视而不见的。

“可以切除吗？”卡门问道，“如果必须的话，我可以不要乳房，你知道的。”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卡门竟然可以毫无惧色地说出这种话。

谢特玛摇摇头。

“这时候要做手术很难，”她说，“肿瘤太大了。我们无法准确看到细胞扩散到哪里了。如果我们真的切除，会有一种风险，肿瘤可能会进入切除乳房的伤口组织，这样的话情况将会更糟。在确定乳房中的肿瘤是否收缩之前，我们不太可能做手术。”她说话的语气就好像我们应该对此感到高兴似的。

“我们有时用来对抗肿瘤的另一种方法就是荷尔蒙疗法——”——是的，荷尔蒙疗法！我记得好像在小册子上看到过——“但是这种方法也不行。通过你的血液我们已经查到你的雌激素受体是阴性的，荷尔蒙对肿瘤细胞不会起作用，但最恼人的问题是，切片检查表明——”——好，继续说啊——“肿瘤是扩散性的，也就是说可能已经扩散到血管了，你知道，嗯——”

不，我不知道，因为在学校我学的是艺术专业，而且听起来也许很荒谬，但直到最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癌症，一次都没有。因为卡门脸上也是一副不明白的表情，所以谢特玛继续解释，就像儿童电视节目的广播员解释为什么成人会发起战争一样。

“看，是这样。血液细胞通往全身，这也就意味着癌细胞也通往全身了，你血液中的肿瘤标志物还没有到达警戒水平，但还是有可能癌细胞已经在你全身扩散了。”

卡门和我长时间对视着，没有说话。我用拇指摩擦她的手。谢特玛也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她打破沉默。

“现在如果任其自然，恐怕你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最多只有一年。”

这句话只不过是刚才所有那些信息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但是对我们来说仍然像一个晴天霹雳。最后还是说了。那就是这样了。一位女人去看医生，医生告诉她她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卡门开始颤抖，用手掩住嘴，开始哭泣，她的肩膀不停在颤动。我心如刀绞，一只手抱住她，另一只手紧紧抓住她的手。“是个打击，不是吗？”谢特玛颇有洞察力似的说。我们没有回答，两个人无言地搂着，卡门一直哭，我已经呆了。

“现在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我问。

“我建议尽快开始化疗，”谢特玛继续这个谈话，看得出来，话题回到她的专业领域上让她松了一口气，“可能的话，这个星期就开始。”

化疗。过了几分钟，我才会过意来。化疗。我在小册子上看到过：秃顶。看到过：病入膏肓。看到过：我们都很清楚化疗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谢特玛接着说，“化疗实际上会影响到全身，所以最有可能对抗癌症。”

“放射疗法怎么样？”我问。卡门这时也抬起了头。是的，放射疗法，他们也常用的，我看到她充满了希望。不知为什么放疗听起来没有化疗那么糟糕。

谢特玛摇头。愚蠢的问题。

“放疗只对局部有效。如果只在乳房上，是可以用的。但现在我们是要从全身排除癌细胞，所以化疗才是最好的方法。”她说，显然她恼了，因为刚才她已经解释过了。

“关于化疗你能否再详细解释一下？”我听见自己问道，就好像我在询问新款奥迪A4的卫星导航系统。

谢特玛抬起头来，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孩子很高兴别人让她来说说她喜欢的游戏。我们上了一堂化疗的速成课。原理很简单，通过化疗给予人体重创，目的在于给癌细胞以更加剧烈的重创。癌细胞失去支撑，就朝各个方向乱窜，就像一个没有中场球员的足球队。它们甚至可以通过骨骼生长，谢特玛说，语气充满景仰，过度的热情使她有失分寸了。但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比人体内健康细胞更易受影响。不幸的是，所有分裂速度快的健康细胞也会遭到破坏。“比如你的头发，范迪安潘夫人，你会有掉头发的现象发生。”

谢特玛现在回复到最佳状态了，“我认为CAF疗法的课程对你是最好的选择。CAF，就是环磷醯胺、阿霉素和氟尿嘧啶——”——我们点头，好像我们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一样——“还有一种药物用以对抗由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我们又点头——“即使是这样，有些人还是会呕吐得厉害，但是可以用药来对抗这一问题，如果必要的话，每次化疗后都可以吃药”——我们逐渐进入了一种精神恍惚状态——“——所以大部分人一般都吃得更少了，当然恶心加上缺乏胃口会打消你吃的欲望——还有可能腹泻，如果腹泻持续了两天以上，就必须联系我们——”——好像她在谈论一台漏水的洗衣机一样——“口腔黏膜也有可能发炎，月经可能会变得不规则，或完全停止。最后，必须注意不能发烧。万一发烧了必须给我们打电话，即使在半夜也必须打电话。”

我再也不想听了，我什么也不想听了。卡门听到“头发”、“掉发”这些词时就已经麻木了。但是谢特玛继续说她的。

“对了，也可能CAF疗法对你体内的癌细胞不起作用，但其几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那怎么办呢？”

“那样的话我们会尝试其他疗法。”

“哦。”

“但是我们的治疗不是基于假设的基础上。”

“不会。”

“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她说着，一边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个黄色的小册子。“需要的话，你可以去看圣卢卡斯医院的精神治疗医师，她专门指导癌症病人。”

卡门瞥了一会儿那本册子说，是的，我们可能会去。而且是首要大事。如果我们迎接癌症进入我们的生活，那就做得彻底吧。

我看了看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清单，谢特玛看见了，瞥了一眼手表。我看见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缓解不了这里的气氛。

“让我妻子去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不是更好吗？那儿不是专门治疗癌症的吗？”

“滑稽之谈，我们与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讨论所有病人的病情，我们每周讨论一次，所有病历都会一起讨论。”谢特玛医生激动地说。

我看看卡门，她匆匆点了点头，表示可以，她不想与即将治疗她的医生起冲突。

我决定不再继续这个问题，我又看了看问题清单，这次看到一个好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在治疗癌症方面，美国不是比欧洲更先进一些吗？”

谢特玛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一个在校学生，竟敢抬头看老师的裙子。

“对不起，嗯——我不是怀疑你的专业水平，”我立刻补充道，——其实我当然怀疑，但是我不想说，以免自己被扔出教室——“而是我为妻子着想，你能理解吗？”

谢特玛根本不理解我，从她脸上可以看出来，她真的被激怒了。她叹了一口气，声音开始变得冷冰冰的。

“我们阅读所有能得到的关于癌症的信息，阅读所有发表的医学研究成果，范迪安潘先生，如果芝加哥或洛杉矶发现了什么，在同一天我们就会知道。自从有了因特网，所有信息都是完全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看，你的妻子已经发现这一点了——”

噢，我是多么讨厌她那嘲讽的语气，讨厌谢特玛表现出来的傲气，特别是她已经知道同一所医院里她的同事所犯下的“太粗心”的错误。

“还有什么吗？”

是的，还有三片烤牛肉，臭三八。

我看看卡门，她在摇头。她想离开这儿。昨天看来还是相关的问题，现在只会延长我们在医院的无聊时间。

“没有了，就这些。”我说。

我们站起身，穿上夹克。

“你们要让我知道是否想开始化疗，是我的话我会做的。”谢特玛医生一边说，一边和卡门握手，这时她很和颜悦色。

“是——好，我们明天打电话给你。”

“那么再见。”她说，声音又冷冰冰的。她居然也和我握手了。

“谢谢。再见。”我说。

我握紧卡门的手穿过走廊，不敢正眼看其他在等待的病人。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们，这种感觉就像和一个裙子太短的美女一起走过平台——你知道每个人都在看，但却要装作毫不在乎。卡门今天没有穿太短的裙子，但她眼睛红了，手里还拿着手帕。我用手搂着她，眼睛直盯着走廊尽头。人们肯定在轻轻碰旁边的人，对着我们的方向点头，低声议论。噢，天哪，那个女人，还这么年轻，这么好看。她肯定是刚听说她得了癌症。看看她身边的那个男孩，他多伤心啊。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同情，他们的情感渴望。幸好今天卢娜不在这儿，不然这个画面会让他们更觉同情。

我不信奇迹

但为了你我信

亲爱的，为了你

我盼望发生奇迹

Bruce Springsteen,from Countin On a Miracle(The Rising,2002)

卡门在念谢特玛医生给我们的那本小册子，那位精神治疗医师采用的是卡尔?西门顿法。按照册子所说，他是“癌症治疗法领域的先锋，他倡导的疗法中不仅身体起重要作用，大脑也起重要作用”。

“应该是金凯瑞的亲戚。”我语带讽刺说。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买了两本西门顿的书离开书店。

我们把卢娜放上床睡觉，今晚电话一直没有停过，我们把听筒放开，然后我们各自拿起一本西门顿的书。卡门翻开《治愈之旅》，我开始看《恢复健康》。

“有人可能会担心我们在给予病患一些‘假的希望’，但我们希望患者可以用正面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我念道。

没多久，我看到《治愈之旅》从我面前飞过去。

“天哪，我正坐在这阅读有关癌症的东西！我不愿读关于癌症的东西！”卡门尖声叫道。“这不公平，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我非常同意她富有见地的分析，但我所能做的就只是紧紧抱住我怒吼着的、发着抖的小卡门，抚摩她，吻她，低声安慰她，“冷静，宝贝，别这样，别这样——”

这是女王生日的前一夜。整个城市都在忙着庆祝，但在阿姆斯特芬路872号，两个痛苦的人儿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我想跳舞，跳舞，跳舞

在火山上跳舞

De Dijk,from Dansen op de vulkaan

(Wakker in een vreemde wereld,1987)

九点一刻，门铃响了，弗兰克站在门口。我惊讶得几乎晕倒，因为不上班时，不到午餐时间弗兰克不会认为一天开始了。

弗兰克很懒，是个自我中心、自命不凡的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不像托马斯，弗兰克了解我的一切。我们整天在一起工作，他知道我怎么想，我喜欢什么样的三明治，他知道在伯尼维公司，我不仅上过莎朗，还上过丽莎、辛蒂和戴安妮，知道我和卡门谈恋爱还不太久的时候，我还定期和穆德发生关系，因为我们曾合租过公寓及旅馆房间很多年，晚上我在房间做些什么，他都听得一清二楚。弗兰克的性欲和我恰好相反。认识他时间还不太长的时候，我认为他肯定是偷偷去妓院销魂，但现在我知道他就是对上床不太感兴趣。像我们去酒吧这么多次，跟他攀谈然后发生关系的女孩子微乎其微，我们认识十五年来，他只跟三个女人上过床。我猜我明白他心里怎么想的，他相当自视，不要女人，不要家庭，除了自己，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弗兰克唯一要花钱就是弗兰克他自己，而他简直就是花钱无数，挥金如土，不过他花钱总是很仔细。弗兰克自有风格，而且他希望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弗兰克会参观适宜的展览，去有分量的餐厅。最新款的普拉达甚至还没有进商店，他就有了（而且他从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在MIU午餐时似漫不经意地提起）。他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位于博勒姆格兰修特的豪华楼顶公寓。

这个公寓和舞厅一样大，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价值不菲。光厨房就比我们阿姆斯特芬路的家里所有家具花的钱还多，倒不是弗兰克经常进厨房，因为他不会做饭。弗兰克不会熨衣服，也不会洗衣服、购物或换自行车胎。此外，弗兰克没有管家，没有驾驶执照，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繁杂的事务。有时他父亲会从布雷达来这，把他公寓的家务活都干完。他妈妈负责整理，给他洗衣服。他每周两次来我家吃饭，而且他极其理所当然地认为不管我们开车去哪，他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他常和我们一起去，他觉得如果是真的朋友，就不会计较这么多。

“我肯定不能让你一个人过女王日，对吧？”弗兰克和托马斯不同，他和我拥抱、亲吻不会觉得尴尬。度完假回办公室、过生日、还有赢得新客户时，我和弗兰克总是会互相拥抱。我喜欢这样。这让我想起通常只有在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里或啤酒广告里才见得到的那种友谊。我们家马上就被弗兰克弄的气氛高涨，卡门既高兴又意外，卢娜高兴得叫起来。她非常喜欢弗兰克，弗兰克也非常喜欢她。

我们坐在餐桌边，弗兰克愉快地应卡门之邀一起吃星月形面包，他问我们怎么样，卡门原原本本告诉他，期间偶尔被我打断。每次她觉得难以继续时，弗兰克就把手放在她胳膊上，他很仔细地听我们述说昨天发生的一切。谢特玛医生的解释、化疗，以及我们走过走廊和走出医院时的心情。

这时我变得更沉默了。起身去了好几次厕所，其实我并不想去，但我就是坐立不安。幸好，我闻到了屎臭味。

“我带卢娜上楼给她换尿片。”

我抱起卢娜上楼。我的眼里满是泪水。我把卢娜屁股擦干净，换上一块新的尿片。卢娜露出惊讶的表情看着我。“哦，宝贝，我的亲亲小宝贝——”我扣上她连衫裤上的按扣，举起她，然后紧紧抱在怀里，泪水从脸上淌下时，我扭头看着窗外。我仍然无法接受，我们才三十六岁，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们过着美满的生活，我们有足够的朋友，我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是现在，女王日，我们却坐在这花了半个上午的时间只谈论癌症。

把弗兰克送走之后（他问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不想和他一起出去——卡门没有松口），我甚至更加焦虑。今天早些时候她告诉我，不想在一群呐喊的人群中度过下午。我当然理解，但是想到整个下午就坐在这里伤心几乎使我发疯。不让丹尼参加派对，比抢走卢娜的傀儡娃娃还要糟。现在，特别是现在，我想出去，我想喝个大醉，我想参加派对，我想做任何事，只要不继续谈癌症。

坐回餐桌边时，我重重叹了口气。

“你烦了也不必表现得这么明显，”卡门尖声对我说，“得了癌症我无能为力。”

“不，我也不能。”我愤怒地说。

我想跑我想躲我想挣脱那困住我的牢笼U2,from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The Joshua Tree,1987)13一个小时以后，我再也无法忍受。卡门坐在那翻阅《身体内部世界》，我知道她其实看不进去。

“该死，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在家里干吗？”我突然吼道。

她看着我，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哦，不，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吗，过去二十四小时无数次的痛哭？我逼着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跑向她，紧紧抱住她。“宝贝，我认为出去做点什么对我们会更好，这样对我们一点好处没有，至少我们带卢娜去沃德尔公园吧。”

她擦掉眼泪，“好——是的，也许这样更好——”女王节这天，沃德尔公园满是来自城市高级区——阿姆斯特丹南部的孩子，甚至急于表现天分的孩子也都是阿姆斯特丹南部的，两个小男孩正在卖自制的桔馅饼，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他们是儿童唱诗班的。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做过馅饼，也想象不出布雷达鲁德的哪个朋友做过这个。还有一个孩子在背诗，脸上严肃的表情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如果我有个这样的孩子，我宁愿不要。”卡门说。

是谁让孩子做这些？诗歌就像华丽摇滚，像4—3—3布阵的足球队——除了我年迈的荷兰语老师和《荷兰国家日报》的评论员，我不知道还有谁会读诗。这些孩子在自豪的父母关切的目光下演讲朗诵、弹小提琴、耍宝，通常他们都很恼人，我和卡门越来越厌倦。一个穿橙色衣服的小女孩，扎着马尾辫，让我们听她学小提琴的经过。“我宁愿卢娜进监狱也不愿让她去上小提琴课。”我在卡门耳边轻声说，她哼了一声。这个穿橙色衣服孩子的母亲不会认为我们很风趣的。

“很好，不是吗？”我问，将卢娜抱到我的肩膀上坐着，穿过巷子走向公车站。

卡门吻我脸颊，眨了眨眼睛。

那个可爱的夏天已经远去了那个始于五月的夏天你以为它永远不会结束但不知不觉间夏天又已远去了Gerard Cox,from Het is weer voorbij die mooie zomer(Het beste van Gerard Cox,1973)14再过三个月，夏天就结束了，化疗也会结束了。那时卡门头发已经掉光了。开车带卡门去医院做第一次化疗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夏天有很多事我基本上可以不用想了。周日布鲁明岱尔海边之旅？不，如果卡门没有头发了，她几乎不会想去。如果化疗对她身体产生极大影响，那我们也可以打消去纽约过复活节的计划了。星期二下午在公园踢足球？算了吧。我必须待在家给卢娜喂吃的，哄她睡觉，因为卡门正在楼上躺着，不停呕吐。当然我可以经常给弗兰克或穆德打电话，让他们来替一会儿，然后自己去踢足球——

我甚至还没有考虑这个夏天、这次化疗以后的生活。我甚至不敢开始去想接下来的几个月将会发生什么——我不敢往后想。

我们开车到环形路时，开始下小雨。好。就我来说，这个夏天结冰都可以。我关掉收音机，今天上午DJ埃德温?艾维斯对我来说过于快活了，我打开CD，迈克尔?斯戴普唱道：“不管日子多么艰苦都要撑下去，就算所有的事都是错误，就算明明知道生命无法继续都要努力。”我们俩都沉默地坐着，卡门也在听。她擦去一滴眼泪，我把手放在她的腿上。“不，不，不，你不是单独一人。坚持，坚持。”卡门把手放在我手上。“坚持，坚持。”“嗳。”歌曲结束时卡门叹了口气。

我们朝走廊尽头谢特玛的办公室走去，首先是抽血样，不记得是验什么了，大概跟白细胞有关，不然就是红细胞。他们给卡门扎针抽血，然后给她一块棉签压住扎针处，再然后我们又回到走廊上。等。在医院的这几个星期我明白了一点，等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他们给你的预约时间只是准备阶段。一刻钟以后，我已经看完了在医院商店买的《人民报》。刚才我在走廊上看见女性杂志中有《荷兰国际足球》，还有《故事》和《玛格丽特》，《国际足球》里面介绍的比赛结果，我大部分都已经知道了。终于，我们被叫进去见谢特玛医生，这次她看起来甚至兴致很好。

“那么，今天我们是要治疗了，不是吗？”她说，就像个童子军领队带着一群小童子军在阿登山脚下。

卡门的血液没问题，治疗可以继续。她说，我们要去三楼的化疗室。

我从来没有做过，但隐隐觉得看化疗不会是一个灾难。我答应卡门每次我都陪她一起去，她放了心，说我真好，想陪她。嗯，是，“想陪她？”我暗想。我只是不想卡门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罢了。我无法想象会有人真想陪着去做化疗。

我没有错。大部分化疗病人的爱人都在家、在上班、或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哪也罢，反正不是在化疗室。

我们走进去时，一个新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医院病房，远远不是，有人是花了心思把这个地方弄得看起来很温馨。靠近窗户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两个咖啡壶，一些咖啡杯，还有一碟姜味面包片，一半涂了黄油，另一半光秃秃的，符合化疗主题。有两个空的圆桌，铺有桌布，其中一张桌上放着一盆小植物（不要问我那是什么植物），已经干枯了。两张桌子边都有低椅。这里的一切布置都给人感觉像普通家庭的普通房间。但是，很可惜，这里的病人多少破坏了这里的基调。他们手上有大块胶布，胶布下连着透明管子，管子另一头连着挂在推车上一包包红色透明液体。现在可以看到，液体通过导管滴下来，然后消失在胶布后面，恐怕，再然后就是进入身体内了。这看起来并不健康，肯定也不会令人愉快。

四个病人中有三个都推着吊挂点滴的推车。一个看起来是很开朗的男人，身上有大块已经消褪的文身，他没有吊点滴，这意味着他和我一样，不是病人，或者只是我这么认为。他肯定是和坐在他身边的那个年龄较大的胖女人一起的，他紧紧握住她的手。他的妻子在吊点滴。她头发很少，染成深红色，透过头发可以看见她的头皮。坐在她旁边低椅上的是一个约五十岁的男人，他和意大利裁判科里纳一样秃，他的眼睛也很奇怪。仔细看过他之后我发现，不是眼睛使他显得很怪，而是因为他没有眉毛和睫毛。

另外一个是一个时髦的年轻人的，他戴着一顶盖茨比帽。我想他大概二十岁。我记得，上星期他也来了，在谢特玛医生的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那时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像意大利人，齐肩黑色卷发。她是个漂亮的小美人。我记得那时我觉得高兴，因为我们不是与癌症有关的唯一年轻人。那么今天他的女朋友去哪了呢？我想她已经离开他了，因为他可能有睾丸癌或其他什么癌。如果她还没有离开他，那么她更是个胆小鬼，她的男朋友在做化疗她去哪了？不，我没有那么糟糕，我有些自得。

“早上好，我是珍妮。”一个斜眼的护士说道。

“嗨，我是卡门。”卡门语气充满同情。

“嗨——我是丹。”我说，一边和珍妮握手。

斜眼护士指着旁边一个二十几岁穿着白色护士服，看起来有点笨手笨脚的小女生说：“这是优兰达，我们的实习生。”

实习生？实习生？一个二十来岁的黄毛丫头就有机会列席我们的化疗洗礼，我内心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充满泪水的过程，而这却是她实习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今晚她就会在酒吧告诉她的同学朋友们，“今天有一个女的去做化疗，她长得很好，不会超过三十五岁，她的名字叫卡门还是什么的，待人很友好，她的朋友和她一起，一个傲慢的粗人，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这个女的和她朋友，对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去化疗，然后这个女的开始哭，我得照看她——哎，你还要啤酒吗？顺便问下，你的实习怎样？你说过你要重新评估了。”

讨厌的小护士。

珍妮告诉我们，卡门的化疗药物已经在医院药房定好了，不会花很长时间，因为今天病人不是很多。有时他们这里同时会有八个病人，那就会非常无聊，因为药房要到中午才能准备完药物。

电话响了，珍妮拿起话筒。

“范迪安潘夫人的化疗药物已经准备好了。”她放下电话对那个实习生说，“你能去取吗？”

她点头，走出房间。

“她是个好女孩。”珍妮说，微微弯腰靠近我们，“不是所有实习生都能得到这种评价的。”

“是的，”卡门面露微笑说，“我知道。”

“你也有实习生吗？”

卡门和珍妮兴高采烈地聊起了关于实习生的一些事情。卡门又一次让我惊讶于她与人交谈的能力，友好、无须准备、无忧无虑。我知道她非常紧张，她把化疗当做她必须攀登的高山，但是她仍然能够饶有兴趣地去听珍妮讲她前一位实习生的事。

我做不到。我不是故意粗鲁，但每次走进医院，我就控制不了。我无力改变。我恨癌症，我恨它对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一切，我恨我现在是癌症病人丈夫的新身份。我愤怒，沮丧，无奈。我很生气，气沃尔特斯医生，气谢特玛医生，气护士、实习生、其他病人，气这个遭上帝遗弃的、压抑的圣卢卡斯医院的建造者，气今天早上路口那辆车里的人，绿灯亮了很久他都没有注意到，还气珍妮，她太友好，我只好尽量不把她看做是头母牛。

我对自己这么生气也感到生气。我气自己不能听天由命，我不能接受卡门患有癌症，我是她丈夫，祸福与共。是，我今天陪她一起来了，当然，昨天卡门在电话里告诉她妈和安妮，她说我真的很好，陪她来做化疗，那时我为自己而骄傲。当然，我说过我们俩一起对抗癌症，我们不会让它占上风的。当然，这一切我都知道！我还应该做点别的什么呢？难道要告诉卡门因为我故意逼自己表现好，所以才在走过走廊时给她拥抱，说安慰的话，吻她的脸颊和头顶，用拇指抚摩她的手心吗？我只是为了实践当时在教堂里的承诺？但是说真的，我的确是在勉强自己

做一个温柔体贴的老公。

那个实习生拿着一个巨大的特百惠盒子进来，盒子的盖子用两片铁片固定住了。

“很快啊。”珍妮愉快地说，“我来打电话叫医生准备滴液。”

医生是个羞涩的年轻人，穿着白大褂。

“这位女士需要滴液，弗兰斯。”珍妮指着卡门说。

弗兰斯医生和卡门握手，脸红了。和那些老家伙不同，呃？弗兰斯很幸运，卡门穿着一件宽松的毛衣，不然我想他可能不知道要将目光放在哪里。看见别的男人认为卡门有魅力时，我会非常骄傲得尾巴都翘上了天，通常我都会以典型的丹尼式的方式来表现——就是尽可能酷地看着那个当事人。你喜欢这位你盯着看的美丽女士吧，你这个傻瓜？继续做梦吧！然后我就会无比骄傲，因为我是卡门的丈夫。

卡门的哭声把我从白日梦中拉回来，因为弗兰斯越来越紧张，说他必须再重新做一遍。他没能把那根大得荒唐的针——我看到针，吓傻了，直径有半厘米——扎进正确的血管。我怒视弗兰斯，但他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和珍妮忙着止住卡门手上涌出的血。

弗兰斯第二次尝试似乎很成功，这是我得出的结论，因为他鼓舞性地说，“看起来好些了”，还一边轻轻拍着卡门的手。

“是的，成功了。”珍妮马上说，松了口气。她抓住卡门的左手，轻轻抚摩，而我——几乎无法控制住泪水——坐在卡门的另一侧，把她的头靠在我胸口，这样她就不用看医生在她手上到处下针。

“对不起，用了这么长时间，你的血管不容易找。”弗兰斯抱歉地说。他笨拙地握握卡门的左手，含糊地说了句“再见”，没有看我们，尽快从门口走出去了。

珍妮问我们想不想跟别人一起坐在其中一张长桌边，那些人似乎并没有为卡门哭而感到尴尬——癌症病人已经习惯了任何事，还是我们更愿意在旁边的房间里坐。我看看卡门，她正在用那只还没有插入导管的手擦去脸颊上的泪水。

“不，我们还是坐在那张桌子边，和那些人一起，这样合群些。”她笑着说。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很合群。我知道我在其他人面前会有点害羞，戴着大盖茨比帽的那个男孩、那个没有眉毛的人、穿着白色毛衣的女人和她那性格愉快的丈夫，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我好几次亲吻卡门头顶，他们肯定也看出我用了多大的力量才控制住自己。专心安慰一个人就像是你的裤子掉了下来，你让别人看到你最私密的一面。但也许卡门是对的，让我们加入到别人一起吧。我们必须习惯这个。就像网球名将理查克拉契克说的，“如果避不掉，那就面对吧。”

我走向窗户边的那张桌子，上面放着茶的那张。卡门过来站在我身边，等我倒完茶，我有种感觉，她不想自己一个人走过去坐在那些和她一样的癌症病人中间。

“不容易吧？”那个穿白色毛衣、头发稀少的胖妇人问道。红色液体沿着导管滴进她的手里。

“不——”卡门说。

“我想这是你第一次做化疗吧？”

“是的。”

“别担心，你会习惯的。”

“希望如此——”

“但是，当然这绝不是什么有乐趣的事。”

“上帝，这就像是去税务办公室。”她丈夫愉快地说，带着浓重的阿姆斯特丹口音。

“只要他们把我们照看得比那些植物好。”胖妇人说，朝可怜的植物点头。大家都笑了，卡门也是，我也是。我看着她，决定要把今天过得尽可能好。这时，年青男孩推车上的仪器开始哔哔响了起来。

“有人在微波炉中放了什么东西吗？”我说，试着尽可能接近那位胖妇人丈夫的幽默感。

“是，我放的！一个土豆炸肉丸和一个奶酪蛋奶酥。”他得意地说，接下了我的话题。

大家笑得更开心了，卡门融入了他们中间。那个实习生跑到戴帽子的男孩身边，把另一根小导管插进机器中。我发现三个人里面有两个人的点滴都空了。

我和卡门移到另一张空桌子坐下。另一张桌子边所有的椅子都有人。可惜，现在气氛正好着呢。

卡门也有一个自己的推车了，好在是珍妮弄的。尽管她斜眼，但任何时候我都宁愿叫她，而不是那个实习生。天知道像那样的孩子会犯下什么错误。在推车上方，珍妮挂上两袋透明液体（一袋是对抗呕吐的）和一袋红色液体（这是阿霉素）。红红的看起来像毒药一样恐怖，就是它，从这一刻开始就离不开卡门了，也就是它会让卡门掉头发。

透明的管子和卡门手上的注射管接在一起，另一头连着一部机器，挂在点滴架中间，机器上面有两排红色的数字和箭头，一排数字是控管透明液体的。珍妮按了按机器说，大概需要二十分钟的时间，机器上的数字也显示了二十。

“完成之后它会鸣叫，如果我恰巧没有看见的话，你就得叫我。”

根据刚才那个男孩的经验，我已经知道程序了。

“酷——我自己的化疗车。”卡门眨着眼睛说。

现在我们开始变得可笑起来。

“上帝，她真的是斜眼，不是吗？”我在卡门耳边低语。

卡门点点头，板起脸，忍住了笑。

“我们可以叫她克拉伦斯吗？”我故作天真地问。

卡门呛了满口的茶，吐了出来。我假装被卡门的点滴架绊倒装作恼怒的样子，转过身，趁珍妮没看见，做了一个憨豆先生式表情和动作，威胁要把这个东西扔出房间。

“拜托，丹尼！”卡门大笑着喊道。

珍妮微笑着看看卡门，很高兴她在笑。“听起来你感觉好一些了。”她对卡门说，并对我眨眨眼。我脸红了，觉得她可能已经猜到刚才我低声的玩笑话是冲她来的。我意识到这个斜眼的珍妮会愿意尽她所能做任何事，只要能使病人的生活不那么痛苦，哪怕只有一个上午，一个小时，一分钟。如果成为笑柄能够帮她做到这个，她也绝不会推辞。与斜眼珍妮相比，我觉得自己有些渺小。

我过去坐在卡门身边，她吻我，在我耳边低声说她爱我。我充满爱意地看着她，为我们俩感到骄傲。第一次的化疗就在微笑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