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夏末，我在机关里的地位更有所改善：以前我是个“编外”人员，现在是编制之内的人了，而且得到了一个对我最合适不过的新差事：当参议会图书馆的“保管”——参议会地下室里堆着地方自治会的各种书刊。这个差事是苏利马替我出的点子，责任是分类整理这些书刊，入库（在半地下室一间长长的有拱顶的房间里，配有足够数量的书架和书柜），再就是管理，借阅，供机关临时使用，有时满足某个部门某一情况的需要。我分了类，入了库，然后开始管理，等着别人来借阅。可是一本也没有借出去，因为只有在秋季地方自治会开会前才有人来借，这样，我只剩下一项管理的事，也就是呆坐在这个半地下室里。我喜欢这间屋子，它象要塞一样有异常厚实的墙壁和拱顶，又特别安静，一点声音也传不进来，还有一扇不大的而离地面很高的窗户，阳光可以照射进来，看得见机关大楼后面空地上所有野生的灌木和杂草的根部。从此我的生活变得更加自由自在。我一个人整天孤单地坐在这地穴中读书写字，只要我愿意，哪怕是一个星期不来打照面，把那扇低矮的橡木门锁上，干脆走掉，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我不知为什么到尼古拉耶夫去了一趟，而我经常去的只是一个城郊的村庄，那里有弟兄俩，都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为了过遵守宗教训诫的生活而迁居于此。有段时期我逢星期天晚上都到一个乌克兰人的大村庄去，在郊外第一个火车站附近，直到深夜才乘火车回家……我为什么这样跑来跑去呢？她感到除了别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件隐秘的事是我东奔西跑的目的。我关于希沙基那个女医生的谈话，给她的刺激要比我想象的深得多。从那时起她的嫉妒愈来愈强烈，她竭力掩饰这种嫉妒，但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掩饰得过去。这次谈话后约莫两个星期，她一反自己温和宽厚的常态和少女的性情，突然象最通常的“家庭主妇”一样，找到一个借口就狠心地辞退了那个服侍我们的哥萨克女佣人。

“我知道得很清楚，”她不高兴地说，“你心里不痛快，当然罗，这匹‘小母马’的蹄子在屋里象你所说的‘踏踏’该有多好。它有那么好看的踝骨，那么亮的斜眼睛！可是你忘了，这匹小母马多撒野，多任性，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非常坦率地说：“你怎么能对我多疑呢？我看着你这只举世无双的手就想：为了这只手我不要世上一切美人！但我是诗人，艺术家，而任何艺术，照歌德的话说都是感性的。”

二十七

八月，一天傍晚，我曾到那两位托尔斯泰信徒住的庄子里去了一趟。这时天气尚热，加上是星期六，市区街上没有人影。我经过一排犹太人的商店和货摊，全都关闭着。傍晚的钟声悠悠袅袅，街面上已经映出花园和房屋的细长的阴影，然而暑气未消。南方城市的夏末通常如此。每天烈日炎炎，花园和庭前花圃里的所有花草都蔫缩了，烤焦了。漫长的夏天弄得市区、草原、瓜园的一切都了无生气。

在广场上，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俄罗斯姑娘光脚穿一双钉了掌的皮靴，站在一口市区水井旁，那神态就象一位女神；她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还有那小俄罗斯和波兰妇女特有的开阔而轮廓分明的前额。一条街道由广场伸向山脚下，山谷间。远远看得见日暮前南方的地平线和隐隐约约的草原丘陵。我顺着这条街走下去，拐进城郊的中产阶级住宅区内一条僻静小胡同，走出胡同来到村头，由此翻山，山那边就是草原了。在村头和打谷场上的几间浅蓝色或白色的泥屋当中，有连枷在空中闪动，这是小伙子们在脱粒，夏夜里正是他们在一起嬉闹，唱赞美诗，唱得那么粗犷而又动听。站在山上放眼四眺，整个草原上是一片金色的密密麻麻的麦茬外大路上的细土那么厚，走在上面就仿佛穿了一双绒靴，周围的一切——整个草原，整个空间都被西沉的太阳照得耀眼。大路左边，在俯瞰山谷的悬崖上有间小屋，墙壁的石灰已经剥落，这里就是两位托尔斯泰信徒住的庄子。我离开大路沿着麦茬地走到庄子前，可是庄子里空空荡荡，这屋里屋外也没有人。我从大开的窗户往里望了望，只见无数苍蝇黑压压地在墙壁、天花板和搁板架上的水壶四周嘤樱嗡嗡。我又向打开大门的牲口棚里瞧了瞧，只见一抹夕阳的光辉映红了一堆干粪。我来到瓜地，看见那位弟弟的妻子坐在地头上。我向她走去，她没发现我或者假装没发现，一动也不动地斜着身子坐着，显得娇小、孤单；两只光脚板伸向一边，一只手撑在地上，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麦秸放在嘴里。

“晚上好，”我走到她跟前说。“您怎么一脸不高兴？”

“您好，请坐，”她扔掉麦秆，微笑着回答，还向我伸出一只晒得黑黑的手。

我坐下一看，完全是个照瓜园的小丫头！头发晒褪了色，穿一件乡下人穿的大领口衬衫，旧黑布裙子里着妇女般的发达的臀部。两只小赤脚上沽满尘土，也晒得黑黑的，皮肤干干的。于是我想，她怎能打着赤脚踩在粪便和各种刺草上呢！因为她是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是从不打赤脚的，所以我始终不好意思去看她的脚，可又老是很想去看。她觉察到我的目光，就把脚缩回去了。

“你家的人都上哪儿去啦？”

她又笑了笑。

“各走各的。两个圣徒兄弟，一个到村头帮一个穷寡妇脱粒，一个进城给大师父送信。每周照例一次报告我们所犯的全部罪过、受到的诱惑、对肉欲的克制。除此以外，还要照例报告受到的‘考验’：在哈尔科夫，巴甫洛夫斯基‘兄弟’被捕，当然是因为散发传单反对兵役制。”

“您大概心情很不好。”

“烦死人的，”她说着摆了摆头，向后一仰。“我不能再忍下去了。”她悄声补充说。

“忍不了什么？”

“什么都忍不了。给我支烟。”

“烟？”

“对，对，烟！”

我给她递了一支，并且划着火柴。她立刻吸了，但不老练，断断续续地猛抽一口，象女人吸烟那样，从嘴里把烟吐出来，沉默地望着远远的山谷那边。西沉的太阳还晒着我们的肩膀和又长又重的西瓜。瓜就在我们近旁，一侧埋在干土中，晒蔫了的藤蔓象蛇一样缠绕着它们……蓦然间，她把烟一扔，头趴在我的膝盖上尽情号啕大哭起来。我安慰她，吻她那散发出阳光气味的头发；我紧紧地搂住她的肩膀，看着她的赤脚，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我要到这两个托尔斯泰信徒家里来。

那么尼古拉耶夫呢？为什么要去尼古拉耶夫呢？在路途上，我曾写下这么一段笔记：

“我们刚刚离开克列缅楚格，已是掌灯时分。克列缅楚格车站上，月台和小卖部都挤满了人，到处是南方的闷热，南方的拥挤。车厢中也是这样。多半是小俄罗斯的妇女，全都年纪轻轻的，皮肤晒得黝黑，性情活泼，旅行和天热使她们兴奋——她们要‘到下面’去干活。她们的身体和乡下人的穿戴，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十分动人；她们又是那样唧唧喳喳，边吃边喝，卖弄自己的伶牙俐齿和胡桃色眼睛，实在令人难受……

“德聂伯河上有一座长长的桥，耀眼的红日从右边照进窗来，桥下和远处是浑浊的黄水。沙滩上有许多女人，赤身露体地在那儿洗澡，还显得非常悠闲自在。有一个脱下衬衫就跑过去，挺起胸脯笨拙地扑进水中，用两只脚拼命打水……

“驶过德聂伯河已经很远了。山上刈除了野草和庄稼，光秃秃的，罩上了黄昏的暗影。我不知怎的想到了可恶的维雅托波尔克①，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晚上，他带领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骑马沿着这山谷前行——他上哪儿去？又想些什么呢？这是几千年以前的事了，而大地依然这般美丽。不，这不是斯维雅托波尔克，而是一个粗鲁的农夫骑着汗水淋淋的马在山间阴影中行走。他身后坐着一个女人，两手反绑在背上，头发散乱，赤露着两只细嫩的膝盖，她咬紧牙关，瞅着那农夫的后脑勺；农夫正机警地注视前方……

——————

①约 980—1019年古罗斯大公，他在争夺政权的内江中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因而得到了“可恶的”绰号。

“湿润的月夜。窗外是坦荡如砥的平原，肮脏泥泞的道路。车厢里旅客们都沉睡了，灯光昏暗，一盏布满灰尘的灯里还剩下一节很粗的蜡烛头。田野的潮气从放下的车窗间隙中吹进来，同车厢里恶臭浓烈的空气掺杂在一起。有几个小俄罗斯女人伸开四肢，脸朝天躺着睡觉，嘴巴张得大大的，胸脯在衬衫下耸动着，裙子里着肥大的臀部……有一个刚刚醒来，定睛径直望着我，望了好半天。大家都睡着了，——我简直觉得她似乎就要用神秘的低语呼唤我……”

离火车站不远，有个村子坐落在宽阔平坦的山谷中，每个星期日我都要去那儿。有一次，我漫无目的地来到这个车站，下了火车就朝村子走和暮色苍茫之中，前方园子里现出小白屋，近处牧场上现出一架黑乎乎的破风车。风车下面围着一群人，人群背后有一支小提琴拉着节奏急促、激越的曲调，跳舞的人随之跺着脚……后来一连几个星期日的晚上我都站在这一群人中，听他们时而拉琴，跺脚，时而曼声合唱，直到深夜。我走到一个黄头发姑娘身旁停住了脚步，她胸脯高耸，嘴唇厚厚，黄眼睛射出极其明亮的光芒。趁大家你推我搡的时候，我们立刻偷偷地彼此拉起手来。我们站在一起，若无其事，竭力谁也不看谁。我们心里明白，如果小伙子们发现一个城里的少爷经常出现在风车下的目的就是为此，那我可就要倒霉了。第一次我们是偶然站在一起的，后来，只要我一走近，她便立即在一眨眼工夫转过身来；只要感觉到我在她身旁，她便抓住我的手指头，一整夜都不放。天愈黑，她握得愈紧。而且肩膀愈往我身上靠。夜深了，当人们开始散去时，她就不知不觉地溜到风车后，迅速躲起来；而我则慢腾腾地沿着大路向车站走去，等到风车下不剩一个人时，我就猫着腰往回跑。我们心照不宣地这样做，站在风车下面时沉默不语，彼此愉快地折磨时也沉默不语。一次她陪送我走。离火车站还有半小时，车站上一团漆黑，阒无人声，只有蟋蟀在四周低鸣，令人快慰；远处，村里黑魆魆的园子上方初升的月亮呈现出血红色。支线上停着一辆车厢门开着的货车。我不由自主地把她往车厢里拉，这样做连我自己也觉得可怕。我爬进去，她跟在我后面也跳了进去，就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可是当我们划着火柴，想看看里面有什么时，我马上被吓得倒退了一步：火柴照亮了车厢正中停放的一口薄棺材。她则象山羊似地蹦了出去，我跟在她后面……在车厢底下她一下接一下地躺倒在地上，笑得喘不过气来，发狂地吻我，我呢，别指望能离得开。此后我再也没去这个村子了。

二十八

秋天我们过了那一段过节般的时期：每年年终城里要召开全省地方自治会议员代表大会。冬天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过节般地过去了：有以赞科维茨卡娅和萨克萨罔斯基为首的小俄罗斯剧院来巡回演出，有首都的名角契尔诺夫、亚科夫列夫和穆拉维娜举办的音乐会，还有不少不化装和化装的跳舞晚会，以及家庭晚会。地方自治会代表会议后，我去莫斯科拜访了托尔斯泰。回来之后，我特别忘情于世俗间的罪恶诱惑。这些诱惑，从外表上看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似乎没有一个晚上在家呆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知不觉地恶化了。

“你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有一天她说。“完全是个男子汉了，不知为什么也蓄起法国式的胡子来。”

“你不喜欢？”

“不，干吗不喜欢呢？我不过想说，一切事物都要变的！”

“对，你看你也变得象个少妇了，清瘦了，也更漂亮了。”

“你又开始嫉妒我了。我真怕跟你说老实话。”

“什么？”

“我想穿一套服装参加下次的化装舞会。随便一套价钱不贵的、朴素的。戴一副黑面具，再来件什么又黑、又轻、又长的……”

“到底要化装成什么呢？”

“夜。”

“这么说，奥勒尔时期的东西又要开始了？夜！这真够庸俗的。”

“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奥勒尔时期的东西，有什么庸俗的地方。”她冷淡地、自有主见地回答道。从这种冷淡和独立自主的精神中，我真的害怕地感觉到了往日的某种东西了。“你不过是又开始嫉妒我罢了。”

“为什么我又开始嫉妒了呢？”

“我不知道。”

“不，你知道，因为你又开始疏远我，又想讨男人们的喜欢，博得他们的欢心。”

她不怀好意地笑了一笑，说：

“你没有资格说这个。正是你一个冬天都没有离开过切尔卡索娃。”

我脸涨得通红。

“是没有离开过！可是我和你在哪儿她就跟到哪儿，难道是我的过错？最使我伤心的是你和我在一起总有点不自在，仿佛你有什么心事瞒着我。你直截了当说吧，什么心事？你心里藏着什么 ？”

“我藏着什么？”她回答道，“悲伤，我悲伤的是，我们往日的爱情已经没有了。不过说这个干吗……”

她沉默了一会又补充说：

“既然你不快活，那么化装舞会我就准备谢绝参加了。只是你对我太苛刻了，我每一个心愿你都说成是庸俗的，你剥夺我的一切自由，而你自己却什么都干……”

春夭和夏天我又多次出外漫游。初秋时节又遇见了切尔卡索娃（在此之前我和她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并且得知她要迁居基辅。

“亲爱的朋友，我要和您永别了，”她用一双鹰眼看着我说：“我丈夫在那里等得不耐烦了。您愿意送我到克列缅楚格吗？当然，要完全保密。我在那儿要过一夜，等船……”

二十九

这事发生在十一月间。我迄今还看到和感觉到那偏远小俄罗斯城市的死板而阴郁的生活，它的冷落的街道，狭窄的木板人行道，围着篱笆的黑色的花园，林荫道上光秃秃的高大白杨，空荡荡的市立公园，里面有一间窗户被打死的夏季餐厅，这时节湿润的空气，公墓里腐烂树叶的气味，我沿着这些街道、花园毫无表情、毫无目的地徘徊，我那些同一的思绪和回忆……回忆是一种使人沉痛。使人恐惧的东西，它甚至需要有专门的祈祷文才能解脱。

在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刻，她那些偶尔才吐露一点的隐痛使她发狂了。那天格奥尔基哥哥下班回来晚了些，我回来得更晚（她知道我们机关在筹备地方自治会年会，要晚些回来）。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好几天没有出门（每月她总有几天是这样），而且，跟往常一样，在这种时候她总是神态异常的。她准是照自己的习惯蜷缩着身子，半躺在我们卧室的沙发上好半天，抽了许多烟（她从某个时候起开始抽烟，我多次请求甚至要求她丢掉这种对地极不适合的嗜好，可她总不听），或许，她还茫然地瞧着面前的什么东西，然后蓦然站起身来，在一片小纸上一字也不改地给我写下几行字（这是哥哥回来以后在这间空空如也的卧室里的梳妆台上发现的），然后就急急忙忙地收拾自己的一部分东酉，其余的都干脆扔掉了。这些到处乱扔的东西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勇气去拾起来，收藏在什么地方。夜晚她已经走远了，走在回父亲家的途中……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去追赶她？也许是因为出于愧疚，也许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她有时脾气倔强。我打了许多电报，写了许多信，最后也只收到两句回话；“我女儿走了，而且不许把她的去向告诉任何人。”

如果当时哥哥不在我身边（虽然他本人也束手无策，茫然若失），天晓得我会发生什么事。那简短的写明了她出走的原因的宇条，哥哥没有立刻交给我，想让我事先有个思想准备——他这样做很笨拙。最后他下定了决心，噙着泪珠把字条交给了我。在那片小纸上她用坚定的笔触写道。“我不能再看着你离我愈来愈远，不能继续忍受你无休止地，日趋频繁地污辱我的爱情，我既不能让它在我心中死灭，也不能不明白：我受到的屈辱已到了极限，我的一切愚蠢的希望与梦想都已破灭。愿上帝给你力量经受住我们的诀别，忘掉我，在你那新的、完全自由的生活中去获得幸福吧……”我一口气读完了宇条，觉得脚下的土地在下陷，脸皮和头皮在发冷，在缩紧，但我却嘣出一句相当厚颜无耻的话来：

“这有什么？早就该料到的，这种‘破灭’寻常得很！”

此后，我竟然还有勇气走进卧室，摆出一副冷漠无情的神态躺在沙发床上。黄昏时分，哥哥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着我，我假装睡着了。他碰见任何不幸的事都惊慌失措，经受不起，这一点特象我们的父亲。他匆忙中很快就相信我真的睡着了，趁当晚还得出席参议会会议的机会，便悄悄穿上衣服走了……现在想起来，我当天夜里没有开枪自杀的唯一原因，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总得自杀。当时窗外花园里的乳白色的月光照亮了我的房间，我走进餐室，点着灯，在橱柜旁喝了一杯伏特加，接着又是一杯……我从屋里出来，走到街上去。街上寂静无声，温暖潮湿，周围的一切——空荡荡的公园里和林荫道上的白杨间到处弥漫着浓密的白雾，这雾和月光融合在一起，情景十分可怕……然而回家就更可怕：要点燃卧室里的蜡烛，在暗淡的烛光下看到这些还扔得到处都是的袜子、鞋子、夏令时装和那件花睡衣——我入睡前常常搂着这件睡衣裹着的她，吻她向我仰起伸过来的睑，感受她那温馨的呼吸。只有和她在一起，在她面前痛哭才能使我摆脱这种恐惧，可是她已经不在了。

第二天晚上，死一般静寂的卧室依然亮着微弱的烛光。漆黑的窗户外是茫茫的黑夜，正渐渐沥沥地下着深秋的细雨。我躺在床上凝视前面的墙角，那儿挂着一幅陈旧的圣像，她睡前总要向它祈祷。圣像陈旧，仿佛是一块浇铸板，正面涂了一层朱砂，在漆得光亮的红底上是穿金衣的圣母像。圣母既严肃又悲伤，又大又黑的眼睛超出黑眼眶，叫人毛骨悚然！圣母和她，这幅圣像和她疯狂出走时仓惶扔下的一切女用什物在我脑海中搅在一起，即使人觉得可怕，又使人感到亵渎。

接着过了一个星期、两星期、一个月。我早已辞掉了我的职务，不到人群中去露面。我压下了一个回忆又一个回忆，熬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就象某些斯拉夫农民，曾经在某个地方，在坑坑洼洼的林荫道上，“纤着”装满沉重货物的大船一样。

三十

无论家里还是城里，仿佛到处都有她的身影，我又被这种幻觉折磨了约一个月。最后我觉得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痛苦，于是决定到巴图林诺去住一段时期，暂不理会将来的事。

我匆匆和哥哥最后拥抱一次之后，怀着非常奇怪的感觉走进已经开动的列车车厢。进了车厢，我自言自语道：嘿，我又象小鸟一样自由啦！这是个没有下雪的漆黑的冬夜，车厢在干燥的空气中轰隆轰隆震响。我提着小箱子坐在门边的一个角落里，回想起我爱在她面前重复的一句波兰谚语：“人为幸福生，鸟为飞翔活”。我一个劲地凝视着隆隆声中漆黑的车窗，不让人看见我的眼泪。这一夜列车开往哈尔科夫……两年前的那一夜是从哈尔科夫开过来的：那是一个春天的拂晓，她还在渐渐亮堂起来的车厢里酣睡……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紧张地坐在又闷又挤的车厢里，一心盼着天亮，盼著有人走动，盼着哈尔科夫车站上的一杯热咖啡……

后来到了库尔斯克，它同样引起我的回忆：一个春天的中午。我和她在车站上吃饭，她显得很高兴，说；“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在车站上吃饭！”眼下却是个灰蒙蒙的寒冷的日子，时近黄昏，我们这列过长而又十分平凡的客车停在车站前：库尔斯克—哈尔科夫—亚速海铁路线上的三等车厢都是庞大而又笨重的，象一堵没有尽头的墙一样。我走下车厢，看了着周围，前面老远的地方现出一个黑糊糊的车头，几乎着不见。一些人拿着茶壶从踏板上跳下来，急急忙忙地到车站食堂去打开水——他们全都一样的令人厌恶。我的几个邻座也下了车：一个是被自己的肥肿症弄得精神不振，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商人；一个是极其活泼、对一切都好奇的小伙子，他那鄙俗的面孔和嘴唇整天叫我作呕。他总是向我投来狐疑的眼光……我也整天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会说，这个人怎么老是坐在那里沉默不语，不知是个少爷呢，还是个什么别的人！不过他倒友好地提醒我，说话象放连珠炮似的：

“您注意，这里总卖烤鹅，便宜得不得了！”

我停住脚步，心里想着小卖部，我不能去。因为那儿有一张我和她曾经坐过的桌子。虽然这个地方还没有落雪，但空气中却已经充满俄罗斯严冬的气息。在巴图林诺等着我的将是怎样的一座坟墓啊！父母都年事已高，不幸的妹妹艳容已衰，冷落的庄园，破败的房屋。倾颓的花园，只有寒风在那里呼啸，冬日的犬吠声在这寒风中显得格外多余、凄切……列车的尾部长得望不到头。对面，站台的栏杆房耸立着一排白杨树，光秃秃的象扫帚。白杨树后面冻结的鹅卵石便道上，有几辆出租马车等着生意，看这情景，库尔斯克的苦闷寂寞就不言而喻了。站台上一群村妇就站在白杨树下，他们都用围巾围得严严实实，围巾两端系在腰间，脸冻得发青，正在讨好多地招徕顾客，叫卖那些便宜得不得了的烤鹅——个个肥大，僵硬，皮上象长满了粉刺。打好了开水的人爽快地从车站前朝暖和的车厢往回跑，虽然觉得冷，但还挺愉快，一边跑一边嬉皮笑脸穷快活地跟村妇们讨价还价……终于，远处的机车猛然吼叫起来，阴森可怕，威吓我还有更远的路程……最使我束手无策的是不知道她躲藏在哪里，要不是这样的话，那我早就不顾任何羞耻，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把她追日来。她这鲁莽的行动无疑是一时的冲动，而妨碍她后悔的也只是羞耻心。

我再一次回到父亲的家，已经不象三年前那样了。如今我用另外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巴图林诺比我路上想象的还要坏：村里的木房残破不堪，那些长毛蓬松的狗和停在门前结满冰凌的拉水车使人想起蛮荒时代，门槛和泥泞冻在一起，象铁一般的坚硬，通向我家庄园的车道上也布满了这种泥泞，象驼峰一般，空空荡荡的院子面对者阴沉的房屋，窗户也是一副愁苦相，高得不象样子的、笨重的屋顶是曾祖父和祖父时代修建的，有两道带檐子的暗台阶，年深日久，木料都已变成瓦灰色。一切都陈旧了，似乎被废弃了，无用了，连这无用的寒风也压迫着祖传下来的一株枞树的树梢，它高出屋顶，耸立在冬季荒凉的花园里……我发现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贫寒：炉灶裂了，只抹一点儿泥，为了取暖把农夫的马衣铺在地板上……只有父亲一人极力保持原样，似乎要反抗这一切变化：他变得清癯削瘦，体重减轻，须发花白了，可直到如今他还是经常把脸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光溜溜的，穿着也不象过去那样随随便便了。这种不顾年迈和贫寒而硬要装面子的做法真叫人难过。他表现出比所有人都更精神、更愉快（显然是为了我，为了我的羞辱和不幸）。有一天，他用颤抖的、已经枯槁的手捏着烟卷，忧郁而温柔地看着我说：

“得了，我的朋友，一切事情都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青年时期的焦虑、悲伤或欢乐，还是晚年的平和与安宁……这是怎么说的？”他说，眼里露出微笑，“‘和平的乐趣’哈，这真是鬼话；

在这简陋的茅屋里，

我们避开尘世幽居，

呼吸田野自由空气，

享受着和平的乐趣……”

一想到父亲，我总是悔恨，觉得我对他尊重和爱戴不够，我每每感到内疚的是，我对他的一生，特别是对他的青年时代了解得太少。当我能够了解的时候，我也很少想到这样做！现在我就是竭尽一切努力，也不能彻底弄明自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完全是一个特殊时代、特殊门第的人，一个奇怪的人，极容易和人相处，禀赋又多才多艺，可不知怎的竟一事无成，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他内心热情，思路敏捷，通达事理，晓畅隐微；他的性格是个少有的结合体：爽快直率而深藏不露，外在简朴而内在复杂，眼光冷峻锐利而气质潇洒浪漫。那年冬天我才二十岁，而他已六十岁了。说起来甚至难以叫人相信，那时我已经有二十岁了，但不管怎样，那时我正处于血气方刚的时期！而他的一生已经过去。可是那年冬天谁也不如他理解我的内心活动，大概谁也没有象他那样觉察到我内心交织着悲痛和青春活力的矛盾。一天，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那是个宁静的阳光和煦的日子，院子上铺满着皑皑自雪，雪光从低矮的书房窗户里照进来。这是一间暖和的、充满烟草味的、无人照料的书房，我自幼就觉得它十分可爱；它的杂乱、舒适、总不变更的简陋陈设在我看来是跟父亲的习惯和爱好分不开的，跟我关于他和我自己早年生活的全部回忆分不开的，他讲“和平的乐趣”之后，放下烟卷，从墙上取下一把旧吉他，开始弹起他心爱的民间曲子来。这时他的目光变得坚定、快乐，同时他心底里好似藏着什么秘密；他应合著吉他轻曼而快乐的节拍低吟，而这吉他正含着凄然的微笑诉说着已经失去的珍贵的东西，诉说着人生反正都要完结，不值得痛哭流涕。

回到巴图林诺后不久，我就忍耐不下去了。一天，我突然站起来，不假思索地奔进城去。可是我一无所获，当天返回，因为医生家里简直把我拒于门外。当出租小雪橇到了我熟悉的、现在使我恐惧的大门口时，我怀着绝望的心情不顾一切跳下去，胆战心惊地望了望餐室那窗帘半掩的窗户，我和她曾经在长沙发上度过许多时光——那些秋天的、我们相爱之初的时光！我揿了揿门铃……门开了，没想到我和她弟弟面对着面，他脸色发白，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我父亲不想见您。她么，您也知道她不在。”

这就是那年秋天带着小黄狗陀螺顺着楼梯疯狂地跑上跑下的那个中学生。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表情阴郁、皮肤黝黑的青年，身穿军官式样的白色斜领衬衫，脚登高统皮靴，上唇的小黑胡子刚刚冒出，一对小小的黑眼睛射出倔强而凶狠的光芒，由于皮肤黝黑，苍白的面孔泛出绿色。

“请您走吧。”他轻声补充了一句，看得出，他的心在斜领衬衫下剧烈地跳动。

整个冬季我仍然每天执拗地等候她的来信，我不会相信她是铁石心肠。

三十一

就在那年春天，我得知她得了肺炎而回到家中，一个星期后便病故了。我还得知，她的一个遗愿就是尽量长久地对我隐瞒她的死讯。

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个咖啡色羊皮面的笔记本，这是她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买来作为礼物赠给我的，这一天也许是她一生中最感动人的一天。在笔记本的扉页上还可以读到她写给我的几句赠言，由于激动、仓促、羞涩，有两处写错了……

不久前我梦见了她，这是在我失去她后漫长生活中唯一的一次。在梦中，她的年纪和我们共同生活、共度青春的时期相仿佛，不过从脸上可以看出她的美貌已衰。她清瘦，身上穿着类似丧服的衣衫。我只模模糊糊地看见了她，然而心中却充满了那种强烈的爱和喜悦，感受到了那种肉体和心灵的接近，那是我从来没有从别的什么人身上体验过的。

一九二七—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

于滨海的阿尔卑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