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会进行到更迟阶段，宾客之间的交谈又重新做了调整。克莱门茨感到无聊，坐在那张两用长沙发一头翻阅一本《佛兰德派画家杰作集》，这本画册是维克多的母亲送给孩子的，后来他又留给普宁了。琼坐在一个脚凳上，紧挨着她丈夫的膝盖，宽大的裙子上放着一盘葡萄，正在琢磨什么时候告辞才不至于伤害铁莫菲的感情。别人都在听哈根就当代教育问题发表高论：

“你们也许会笑……”他一边说，一边向克莱门茨投了个尖锐的眼色，后者摇摇头，表示拒绝接受这一指责，接着把那本画册递给琼；指着里面某一张突然引起他兴趣的画儿。

“你们也许会笑，可我敢说惟一摆脱困境的办法——只要一点儿，铁莫菲：好好，够了——就是把学生统统锁在隔音室里，干脆取消讲堂。”

“对，应该那么办，”琼小声冲她丈夫说，把画册又递还给他。

“我很高兴你同意我的意见，琼，”哈根接着往下说。“可我因为阐述了这套理论而被人称为enfant terrible，不过，等你们听我讲完之后也许就不会那么轻易地同意啦，各门学科的讲座尽可能都给灌成唱片，供隔离开来的学生选听……

“可是教师的个性，”玛格丽特·赛耶说，“肯定在他讲课的时候起点作用啊。”

“根本没用！”哈根喊道。“悲剧就在于此！举例来说，有谁需要他”——他指着容光焕发的普宁——“谁需要他的个性呢？没人要！他们毫不理会铁莫菲那种绝妙的个性。现世要的是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铁莫菲。”

“可以叫铁莫菲上电视广播嘛，”克莱门茨说。

“噢，那敢情太好啦，”琼冲她的主人微笑着说，贝蒂也连连点头。普宁向她们深深鞠躬，还张开两臂做个“我被缴了械”的姿势。

“您对我这个引起争议的计划有何高见？”哈根问托马斯。

“我可以把托姆的想法讲给您听，”克莱门茨说，眼光依旧注视着腿上打开来的画册里面那幅画。“托姆认为最好的教学方法就是靠课堂讨论，也就是说让二十个年轻的傻瓜和两个趾高气扬、发精神病的家伙，就一个他们和老师都闹不明白的题目进行五十分钟的讨论。喏，最近三个月，”他毫无逻辑地转了话题，“我一直在找这张画儿，今儿个总算找到了。我那部关于‘手势哲学’的新著，出版商要一张我的相片。琼和我都记得我们不知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一位大师画的古人像十分像我，可又记不清他的时代了。可您瞧，就在这儿呐，就在这儿呐。需要修描的地方只不过是加一件运动衫，取消这位战士的手就行了。”

“我必须得抗议，”托马斯开始说。

克莱门茨把打开的画册递给玛格丽特·赛耶看，她哈哈大笑起来。

“我得抗议，劳仑斯，”托姆说。“比起那种老式的死板的讲课办法来，在广阔归纳的气氛中的这种轻松自在的讨论，对教育来说，是一种更切合实际的做法。”

“当然，当然，”克莱门茨说。

普宁要给琼的酒杯再斟满，她急忙站起来，用小手捂住杯子。赛耶夫人看看手表，又看看她的丈夫。劳仑斯张嘴打了个小呵欠。贝蒂问托马斯认不认识一个住在古巴圣克拉拉的、名叫福格曼的蝙蝠专家。哈根要一杯白开水，啤酒也行。他长得像谁呀？普宁蓦地想到。埃里克·温德吗？为什么？他俩在体形上可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