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我只认识上海和北京，但要真正认识这两个城市，我就需要两辈子。

那是在2006年3月。北京是一个平坦的大城市，风很大，布满灰尘，由于建筑工地多，沙漠又离得那么近。我很冷，因为我只披了一件雨衣，我还以为北京的３月很热呢！包子铺差不多到处都是：迎街开着一扇窗，里面蒸着一锅包子。我买了几个又圆又热的小包子，咬在嘴里的时候，我压根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肉、蔬菜、玉米还是巧克力。真让人惊奇！

到达中国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在等待我。一切都比我想象要现代、要大、要猛烈，一切都撞击着我，使我印象深刻，

让我感到震惊。我没想到中国是这样的，跟我们在法国报纸上读到的不一样。在欧洲，许多人都说，未来属于中国。这是明摆着的事，是废话。这句话人们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却不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来中国的10年之前，当我写《母猪女郎》的时候，我描写了一个可能出现的未来，一个噩梦般的未来，我希望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不要有这样的未来。

关于中国，我不知道跟我5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讲些什么。面对中国，我感到自己也像孩子一样无知。中国不是一个孩子能懂得的国家，于是，我力所能及地给他们讲。当我告诉他们，厕所没有门，可以透过开档裤看到孩子们漂亮的圆圆的屁股时，他们都不信。我讲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笑了。但当我告诉他们，在上海，夜晚的灯光让人忘了天空的存在，风筝像鲸鱼、像龙、像蝴蝶，桌上有20种菜，有甜的，有苦的，有咸的，有酸的，有辣的，他们却都信了。当我跟他们讲起这些东西时，他们都陶醉了。对我的孩子们来说，上中餐馆，那是过节啊：尽管在我巴黎的家中，楼下就是中餐馆，但去那里就像是长途旅行。他们总是点同样的菜，小巴黎人的菜谱：洋葱炒蛋和花菜，薯条和豆浆，他们不敢冒太大的险，但用筷子吃东西，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巨大的冒险了。

15年前，我学过一点中文，因为我的第一任丈夫要去武汉工作。我仅上了34节中文课。后来，我离婚了，武汉没有去成，但我还记得一个句子，只记得一个句子，意思是："这儿不是邮局，而是烟铺。"这个句子不是太有用，况且我现在已经不抽烟了，也不怎么寄明信片，但我至少学会了一个词："这儿"。在北京和上海坐出租车，当我看到我想停下来的地方时，我就像个疯子一样大喊："这儿！这儿！"

在北京骑自行车或在上海坐出租车时，我不断地在脑海里重复这个词--"这儿"，我在想我在哪里，这个如此遥远、如此强大、如此美丽、如此让人不安、如此陌生的奇异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在想中国人是否知道他们的国家是多么充满活力？人们能习惯吗?还有，"中国人"的人数是那么多，全都那么不同，一个中国人，又是一个中国人，又是一个中国人……

我在许多大学里用法语作过讲座，他们的法语水平都很高。我在所有的阶梯教室都问："这儿，在座的谁有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回答。中文里的"兄弟"和"姐妹"这两个词会消失吗？在我出生之前，我的哥哥就死了，我的父母的生命因此而断成了两截。

在中国，还有别的东西和人让我感到伤心或困惑，但我在《母猪女郎》中已经描写过那些东西，读者们自己去寻找吧！

玛丽·达里厄塞克

于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