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万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是上述机构中最后一个签约的。总经理金浩先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硕士，曾师从余匡复教授，翻译和编辑过多种德国图书。万语文化把文学出版策划尤其是外国文学出版策划确定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向。他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作，筹划举办以 “多元文化——交流与并存”为主题的“世界文学论坛”，届时将邀请包括大江健三郎、莫言等人在内的海内外著名作家与会并将其作品集结成书。他们已经签署了11位外国作家的20多本书的版权合同，其中有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弗拉季米尔·马卡宁（Vladimir Makanin），汤姆·斯托帕（Tom Stoppard），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阿莫斯·奥兹(Amos Oz)，托尼·莫瑞森（Toni Morrison）等世界一流作家，授权南海出版公司出版。金浩先生在得知文化公司也有机会参与代理新科诺奖得主的作品版权之后，来信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近几年来，文化公司在图书的选题策划、版权书的引进、翻译推介以及发行等环节参与国内的出版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为版权代理人，我也根据文化公司的具体情况，竭力说服德国出版社与文化公司合作。在此之前，上海万语已经与我们签了几个版权合同，合同执行的情况很好，金浩先生懂德语懂出版，又加上还有一层“校友”和“学弟”的关系，因此，我们也对德国出版社做了一些工作，获得了德方同意向上海万语授权的许可。在选目上，我和金浩先生通过电话沟通，很快就确定了向他们授权耶利内克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我们是诱鸟，宝贝！》、哲学散文剧《托特瑙山》和戏剧集《娜拉离开丈夫以后》（Was geschah, nachdem Nora ihren Mann verlassen hatte oder Stützen der Gesellschaften）。金浩先生很看重戏剧集，他认为，上海这座中国最现代的城市，是最有可能把耶利内克的剧作搬上舞台的地方，并且表示在书出来之后，将积极着手联系安排演出事宜。他还委托我全权安排译者，争取三本书的翻译工作能够同时完成。我很高兴地请到前辈译者刁承俊先生翻译《我们是诱鸟，宝贝！》，我和刁承俊先生虽然至今都未曾谋面，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因为翻译德国作家格拉斯的几本书，我们多次通电话，彼此的声音已经很熟悉，刁承俊先生是翻译格拉斯作品最多的中文译者，由他翻译这本书，质量无疑是上乘的。《托特瑙山》的译者沈锡良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德语系，酷爱哲学，曾经准备以同等学力报考复旦大学的西方哲学博士研究生。以我个人之见，在耶利内克所有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中，《托特瑙山》是最难翻译的，沈锡良先生兢兢业业，查阅了很多哲学资料，尽了最大的努力。

《魂断阿尔卑斯山》（In den Alpen）和《娜拉离开丈夫以后》，是我在安排版权之初感到最棘手的两本书，前者选译了六个散文剧，后者则汇集了六个传统剧本。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上海万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同意购买版权之后，我高兴地通知了德国出版社。谁知，德国出版社遗憾地答复我：耶利内克本人不同意我提出的这两种戏剧选本的方案，要求按照罗沃尔特出版社和柏林出版社的德文版原书的选目分别单独出版。我顿时傻了眼，的确，德国出版社是有言在先：“合并出版的剧本，需要得到作者本人的许可。”而且，我在最初发给中国出版机构的出版计划中也重申了这一要求。但是，我自己后来却忘了这个茬。上海译文社的《死亡与少女》共五个部分，在德文版中，是分别出现在三本戏剧集里的，《魂断阿尔卑斯山》等六个散文剧分别选自三本德文版的戏剧集，《娜拉离开丈夫以后》等六个传统剧本也是出自两本德文版的戏剧集，而且在这些德文版的集子里还有两部超过十万字以上完全可以单独成书的长剧。我不甘心，绞尽脑汁地给作家本人写了一封信，通过德国柏林出版社版权编辑奥斯瓦德女士（Sabine Oswald）转达，我陈述了中国出版社对出版她的作品的热情、中国出书的特点，介绍了长剧单独出版、短剧合并成集的理由，另外也强调了三家中方机构的戏剧集选自不同的相互交叉的德文版本，版权归属难以协调，希望她能够考虑中国的国情，同意我的选目方案。11月18日，我收到了奥斯瓦德女士的来信：“您可以按照您提出的剧本选目安排授权，其中也包括施戴德出版社的一个剧本。耶利内克女士给我回信，她认为这样选编是合适的。”我感到如释重负，并在当天就办完了所有合同，发给德方审阅。我也是这时才知道，《云团·家乡》这个剧本的版权归属出版格拉斯作品的施戴德出版社，好在该社也是由我独家代理，一个电话就立刻落实了。这一“意外事故”是导致耶利内克中文版权安排一直到11月19日才“尘埃落定”的重要原因。

安排六个传统剧本的翻译，可以说是非常顺利，几位译者都是已经事先约定好了的。丁娜、李鸥、杨丽、徐静华这四位译者是北京大学德语专业77级的同班同学，都已经在德国和奥地利生活多年，前三位还获得了德语文学博士。杨丽女士发表在《欧览月刊》上的《破译天书随笔》一文中写道：

“我们特地利用春节期间在慕尼黑相聚，讨论对作品的理解，体味耶利内克语言的双关意义，赞叹某些词语表达的精美和贴切，像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时代，沉浸在纯学术讨论的喜悦中，这是一种难忘的快乐，一种精神上的超脱，似乎实现了大学时代的梦想，一种成熟的梦想。在这个大年初一的傍晚，我们讨论得是那么激烈，那么投入，顾不上品尝其他朋友们精心烹调的春节大餐，只是专注在对耶利内克作品的分析中 …… 在翻译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史料和西方文学理论文献和哲学文献。由于耶利内克的作品中用很大篇幅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思维跳跃大，有时似乎特意迷惑读者，以达到让人深思的目的，为了确保翻译和理解的准确性，我花了很多时间和有关人员对其语言和历史背景进行核实 …… 翻译工作结束了，我觉得经受了一场感情上，理智上，语言上和幻想上的洗礼。我学到了很多很多，重温了很多很多，理解了很多很多。这对我不仅仅是一次翻译，而且是一次戏剧理论的复习，一次西方哲学史的重温，一次年轻时代美好幻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