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尼科沃-卡利特文斯克镇到拉济维洛沃小镇这条漫长的路，已经消逝在列车后的灰色云雾中。葛利高里想回忆一下沿途看到过些什么，但是一点连贯的东西也没有想起来；车站上的红色建筑物，摇摇晃晃的车板下哒哒响的车轮子，马粪和干草气味，从火车头下面伸延出去的、无穷无尽的铁轨，偶尔钻进车厢门的煤烟，沃罗涅什或者是基辅站台上宪兵的满脸胡子的丑脸。

在他们下火车的一个小站上，聚集了一群军官和一些穿着灰色长袍、脸刮得光光的、讲听不懂的外国话的人。顺着跳板从车厢里往外牵马，就用了很长的时间，兵车副司令官命令卸下马鞍子来，领了三百多个哥萨克到兽医院去。检查马匹的手续十分麻烦。后来又分别编成连队。司务长和军士们在奔忙。浅棕色的马编成第一连；灰色和淡黄色的马编成第二连；深棕色的马编成第三连；葛利高里编在第四连里，这个连里都是些金黄色和一色枣红马；浅红色的马编成第五连，铁青马都编进第六连。司务长们又把哥萨克编成排，然后才领他们到分驻在庄园和市镇上的连队里去。

雄赳赳的、鼓眼睛的司务长卡尔金，戴着超役袖章，走过葛利高里面前的时候问道：

“你是哪个镇的？”

“维申斯克镇的。”

“是短尾巴镇的？”

葛利高里在外镇哥萨克们抑制的笑声中，默默地吞下了这句侮辱的问话。

大道变成了公路。这些初次见到公路的顿河马，竖起耳朵，打着响鼻，在上面走着，就像在冻了冰的小河上走似的，后来慢慢习惯了，才放开步子走起来；还没有磨光的新马掌发出单调的哒哒声。眼前是一片被死气沉沉的树林分割得杂乱无章的波兰土地。白天总是热气腾腾、雾蒙蒙的，就连这儿的太阳也跟顿河的不一样，总在浓云的纱幕后面飘动。

拉济维洛沃庄园坐落在离小车站约四俄里路的地方。策马飞奔的兵车司令官，带着一个传令兵在半路上追过了哥萨克。走了半个钟头，来到了庄园。

“这是什么村子？”一个米佳金斯克镇的小个子哥萨克，指着花园里一棵秃树的树顶，问司务长道。

“村子？快把你说的村子忘掉吧，米佳金斯克的小马驹！这不是在你的顿河军区啦。”

“那么这是什么呀，大叔？”

“我是你的什么大叔呀？嘿，真捡到了个好侄子！我的老弟，这是乌卢索娃公爵夫人的庄园。咱们的第四连就驻扎在这儿。”

葛利高里闷闷不乐地抚摸着马脖子，双脚紧蹬马镫，看着那座整齐的二层楼房、木板围墙和院子里的奇形怪状的下房。他们从花园旁边走过，光秃秃的树木，也像已经远离的顿河流域的一样，在跟微风悄悄细语。

寂寞无聊、昏昏沉沉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脱离了劳动的哥萨克小伙子们，起初很苦闷，只有在闲谈时发发牢骚。连队驻在一座瓦顶的大房子里；睡在靠窗搭起的木板床上。夜里，窗框上裂开的糊窗缝的纸片，就像在远处吹的牧笛一样，如泣如诉。葛利高里在人们的鼾声中，倾听着笛声，觉得全身都化作沉重钻心的乡愁消失了。这轻微的颤抖的呜咽声就像些针一样，在往心上扎；在这种时候，他恨不得立刻就爬起来，到马棚里去，备上自己的枣红马，扬鞭策马飞驰，让马吐出的白沫洒在这无声的土地上，奔回家去。

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大家都被唤醒去洗马。在把马匹拴在马桩上喂燕麦的短短半小时里，大家交谈些简短的话语。

“兄弟们，这鬼地方可真叫人心烦！”

“烦死啦！”

“可是司务长——这只母狗！还逼着你洗马蹄子。”

“现在家里正在吃烙饼，过谢肉节啦……”

“弟兄们，今天我做了一个梦，好像我和我爸爸正在草场上割草，全村的人都涌到草场上来了，就像场院外的延寿菊一样，”一向老实巴交的普罗霍尔·济科夫闪动着温柔的牛犊似的眼睛说道，“我们割啊，割啊，干草一铺一铺地躺下……简直把我美死啦！……”

“我的老婆一定正在说：‘我的米科卢什卡现在干什么哪？’”

“噢哟哟！老兄，她大概正在跟公公蹭肚皮玩儿哪。”

“哼，你这家伙……”

“世界上就没一个娘儿们男人不在时能忍住不吃点儿偏食的。”

“你们发什么愁呀？女人又不是罐子里的牛奶，喝完就没有啦，咱们退伍回去——也有咱们哥儿们享用的。”

全连出名爱取笑逗乐、下流无耻、说起话来满口脏字的叶戈尔卡·扎尔科夫也插嘴了，他挤弄着眼睛，猥亵地微笑着说道：

“这是明摆着的：你爸爸是不会放过儿媳妇的。他是一条很壮的公狗。话说有一回……”他眨着眼睛，打量着听众，“一个扒灰成性的老家伙，总去缠儿媳妇，使她不得安静，可是儿子又碍手碍脚的。你们猜猜，他想了一个什么坏主意？夜里，跑到院子里去，故意把牲口棚的门打开，牲口全都跑到院子里来啦。他对儿子说：‘你这个混账东西，你是怎么关牲口棚门的，啊？你瞧，牲口全跑出来啦！快去赶吧！’他想，等儿子出去了，他就可以趁机爬到儿媳妇那里去，可是儿子犯起懒来。小声对老婆说：‘快去赶赶。’女人就出去啦。儿子躺着，听着，这时老爷子从炉炕上爬下来，跪着往媳妇床边爬去。儿子也不是傻子，从长凳上拿起擀面杖等着。这位父亲爬到了床边，刚伸手去摸，儿子就拿擀面杖照他的秃脑袋打去，嘴里还喊着：‘滚，该死的东西，嚼惯破衣服啦！……’原来他们的一只小牛犊在家里过夜，总喜欢跑过来咬人的衣服。儿子装得像打牛犊似的，把爸爸打了一顿，又躺下去，一声不响……老头子爬回炉炕上躺下，揉着打起的疙瘩，这工夫已经肿得像鹅蛋一样大了。老头子躺着，躺着，忍不住说道：‘伊万，我说，伊万！’‘爸爸，什么事？’‘你刚才打什么啦？’儿子说：‘打牛犊啦。’于是老头子眼泪汪汪地骂道：‘滚你妈的蛋，这么打牲口，你能成个什么样的当家人呀？’”

“你编得真棒。”

“该把你这个麻子用链子拴起来。”

“这儿成了市场啦？散开！”司务长走过来喊叫道，哥萨克们说笑着，逗着，各自回到马那里去了。喝完茶就都出去下操。下士们开始折腾这些乡巴佬。

“肚子缩回去，喂，你这个大猪肚子！”

“向右看齐，开步走……”

“全排，立正！”

“开步走！”

“喂，排头，他妈的，你是怎么站的啊！……”

军官老爷们站在一旁，抽着烟监视着下士们在大院子里来回折腾这伙哥萨克，有时纠正纠正下士们的命令。

葛利高里看着那些穿着漂亮的浅灰色军大衣，缝得合身的漂亮制服，油头粉面，衣冠楚楚的军官老爷，觉得在他和他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看不见的高墙；墙那边过的是一种不同的、非哥萨克的、富丽堂皇的生活，干干净净，没有虱子，也不用在那些动不动就打人嘴巴子的司务长面前吓得发抖。

来到庄园以后的第三天发生的一件事，不仅给葛利高里，也给全体年轻的哥萨克留下了一个痛苦的印象。他们在操练骑兵队形；那个生着牛犊一样温柔的眼睛、时常梦见故乡的集镇向他招手的小伙子普罗霍尔·济科夫的马，一匹脾气很坏、很难驾驭的马，在操练的时候，把司务长的马踢了一下子。踢得并不重，只不过把马大腿踢破了一点皮。司务长跃马向普罗霍尔冲去，劈头就照他脸上狠抽了一鞭子，喊道：

“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照看好？我要给你这个狗崽子点颜色看看！罚你给我值三天班！……”

正在向排长下命令的连长看到了这个场面，扭过身去，摸索着刀穗子，无聊地打了一个大哈欠。普罗霍尔用大衣袖子擦了擦肿起的脸颊上渗出的一道血迹，嘴唇直哆嗦。

葛利高里在使自己的马跟队伍走齐的时候，眼睛看着军官们，但是他们正在闲谈，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过了五天，葛利高里在饮马的时候，把水桶掉进井里。司务长像鹰似的向他扑过来，举手就要打。

“别动我！……”葛利高里看着井架下激起的水纹，闷声说道。

“你说什么？混蛋，爬下去，把桶捞上来！我要把你的嘴巴子打出血来！……”

“我捞上来，可是你别动我！”葛利高里头也没有抬，慢慢地拖着长声说。

如果在井边还有别的哥萨克的话——那么这事就会是另一种结局了：司务长毫无疑问非打葛利高里一顿不可，但是看马的士兵都在围墙那里，不可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司务长朝葛利高里跟前走着，还不断地回头看看他们。翻着凶狠的、气得像疯子似的眼睛，哑着嗓子说道：

“你对我说的是什么话，啊？你这是怎么对长官说话的？”

“谢苗·叶戈罗夫，你别找不自在！”

“你威胁我？……我把你揍死！……”

“我告诉你，”葛利高里的脑袋离开了井架，“如果你什么时候敢打我一下——我就宰了你！明白了吗？”

司务长惊骇地大张着鲤鱼一样的方嘴，说不出话来。惩罚的时机已经错过了。葛利高里像石灰一样发白的脸不是什么好兆，司务长有点张皇失措。他从井边走开，在往地下挖的水槽里倒水的流子四周踏出的一片烂泥里跌跌滑滑地走着，已经走开老远了，他转过身来，像抡锤子似的挥舞着拳头，说道：

“我去报告连长！现在我就去报告连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报告连长，可是有两个星期的工夫，他总是在斥责葛利高里，对每件小事都要挑剔个没完，额外派葛利高里去站岗。

无聊、单调的训练把哥萨克们折腾得筋疲力尽。天不黑，没有吹熄灯号，就得没完没了地操练步兵和骑兵队列变化，在拴马桩边收拾、洗刷和饲喂马匹，背诵胡诌八扯的训词，一直到十点钟，点名派岗以后，就集合列队祈祷，司务长用锡球儿似的圆眼睛打量着排成的横队，然后用那生来就沙哑的嗓音开始领着背诵起《我们的父》。

第二天早晨，又是老调重弹，各不相同，然而同时又和孪生姊妹一样酷似的日子，一天一天地流逝。

整个庄园里，除了总管的老妻以外，只有一个女人，就是总管家的长得不难看的年轻使女——一个叫弗拉妮亚的波兰姑娘，全连都注视着她，连军官老爷们也不例外。她时常从上房跑到厨房里去，厨房由一个没有眉毛的老厨子掌管。

全连分排操练，可是人们还在叹息着、挤眉弄眼地倾听着弗拉妮亚的灰裙子的窸窣声。弗拉妮亚感觉到了哥萨克和军官们对她的经常注目，挑衅似的扭着屁股从上房到厨房，又从厨房到上房来回跑着，士兵以排为单位，军官老爷们则予以优待，单独地、依次报以微笑。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她的青睐，但是听说，只有一个鬈发中尉的追求颇有成绩。

开春以前就发生这么一档子事情。这天葛利高里在马棚里值班。他时常到马棚那头去，那里有几匹军官的马很不安静，因为和一匹骒马拴在一块儿了。正是午休的时候。葛利高里刚刚用鞭子把大尉的白腿马赶开，又去看了看拴马桩上的自己那匹枣红马。马正有滋味地嚼着干草，用一只粉红色的眼睛斜看着主人，蜷着在练习劈刺时受伤的那条后腿。就在葛利高里整理马笼头的时候，听见马棚黑暗的角落里有脚步声和低沉的喊声。他沿着马位走去，对这种不平常的喧声感到有点惊讶。忽然一片黏糊糊的黑暗涌进了过道，眼睛霎时什么也看不清了。原来不知道是谁砰一声关上了马棚的门，一个抑制的声音悄悄喊道：

“快点，弟兄们！”

葛利高里加快了脚步。

“什么人？”

下士波波夫正瞎摸着向门口走去，一下子撞在他身上。

“是你吗，葛利高里？”他抓着葛利高里的肩膀，低声地说。

“等等。那里是怎么回事？……”

下士拉住葛利高里的袖子，负疚地嘻嘻笑着。

“那里……站住，你上哪儿去？”

葛利高里挣开了手，把门打开。一只剪了尾巴的花母鸡正在空旷无人的院子里徘徊（它还不知道厨子明天就要拿它给总管老爷烧汤），在粪堆里刨着，若有所思地咯咯叫着，考虑把蛋生在什么地方好。

刺进葛利高里眼睛里的光亮使他眼花了一会儿。葛利高里用手巴掌遮上眼睛，听到马棚黑暗角落里越来越厉害的喧声，便转过身来。他一只手摸索着板墙，向那里走去；斑斑点点的阳光在正对着门口的墙上和马槽上跳跃。葛利高里被刺目的光亮照得眯缝起眼睛，向前走去。迎面走来那个爱说笑打诨的扎尔科夫。

“你怎么啦？……你们在那儿干什么？……”

“快去吧！”扎尔科夫把脏嘴里的臭气直喷到葛利高里的脸上，耳语说，“那儿……那儿妙极啦！……弟兄们把弗拉妮亚拖到那儿去……把她四肢伸开按在……”扎尔科夫刚刚嘻嘻笑了一声，就被葛利高里用力一推，脊背扑通一声撞在马棚的板墙上，笑声也咽了回去。葛利高里向吵闹的地方跑去，他那两只大张着、刚刚习惯了黑暗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怖的神情。在屋角里，堆放马衣的地方，聚了一大群哥萨克——全是第一排的。葛利高里默默地推开几个哥萨克，挤到前面去。弗拉妮亚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脑袋上包着马衣，身上的裙子已经撕破，撩到乳房以上。一个哥萨克看也不看同伴们，似笑非笑，退到墙边去，把位置让给轮到的人。葛利高里挣扎出人群，往门口跑去。

“司务长！……”

哥萨克们在门口追上了他，捂住他的嘴，往回拖他。葛利高里把一个人的制服从领子一直撕到底，又朝另一个人的肚子踢了一脚，但是最终他还是被打倒在地，人们也像对付弗拉妮亚那样，用马衣把他的脑袋裹起来，绑住两手，为了不叫他听出是谁的声音来，一声不响地抬着把他扔到空马槽里。葛利高里被马衣上的臭味呛得喘不过气来，他试着喊叫，用脚踢槽帮。他听见了角落里的低语声和哥萨克们出出进进的关门声。二十分钟以后把他放开了。一个司务长和两个别的排的哥萨克守在门口。

“不准说出去！”司务长说，不住地眨着眼，向一旁看着。

“别胡说，要不然……我们就把你的耳朵割下来！”外排的一个哥萨克——杜博克微笑道。

葛利高里看见两个哥萨克抬着一个灰卷儿——弗拉妮亚（她的两腿露在裙子外面，直弯下来，一动不动地耷拉着），站到马槽上，把她从板墙缺口扔出去，因为那儿的木板钉得不牢，掉了下来。墙外就是花园。在每个马位上面，都有一个肮脏的小窗口。哥萨克们向棚墙上爬去，把墙碰得咚咚乱响，他们想看看扔在棚墙缺口处的弗拉妮亚怎么办；有几个人急急忙忙地从马棚里走了出去。强烈的好奇心也打动了葛利高里。他抓住一根横梁，两臂一拉，靠到小窗口上，脚踏着什么东西，往下看去。几十只眼睛从烟熏火燎的小窗口注视着躺在墙脚下的姑娘。她仰面躺着，手指头划拉着墙脚下松软的残雪。葛利高里没有看见她的脸，但是听见了站在小窗口边的哥萨克们故意压低的喘息声和马嚼干草的轻柔悦耳的咯吱声。

她躺了半天，才爬起来。胳膊软弱无力，哆哆嗦嗦。葛利高里清清楚楚地看到：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头发散乱，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的、认不出来的人了，她朝这些小窗口凝视了好久，好久。

她用一只手抓着一丛丛的忍冬，另一只手扶着墙，踉跄走去……

葛利高里从板墙上跳下来，用手掌揉着喉咙；他简直憋得喘不过气来。在门口，有个人——他甚至记不得是谁了——郑重其事地、毫不含糊地对他说道：

“你要敢走漏一点风声……我敢当着上帝发誓，我们就宰了你！听见了吗？”

操练的时候，排长一看见葛利高里大衣上脱落的扣子，就问道：

“谁给你扯下来的？这还成什么样子？”

葛利高里看了看脱落的扣子在呢子面上压出的圆痕；一想起那桩刺心事儿，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他第一次简直要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