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听，原来在霍皮奥尔河口镇根本没有组织什么战斗队。战斗队倒是有一支，但并不在霍皮奥尔河口镇，而是在布坎诺夫斯克镇。就是那个信奉旧教的哥萨克一路上讲的那位政委马尔金组织的，他是红军第九军司令部派到霍皮奥尔河下游各镇来的。叶兰斯克、布坎诺夫斯克、斯拉谢夫斯克和库梅尔任斯克等镇的共产党员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又补充了一些红军战士，组织成了一支很可观的战斗队，有二百支步枪和配属他们的，由几十名骑兵组成的侦察队。战斗队暂时驻扎在布坎诺夫斯克，跟莫斯科步兵团的一个连共同顶住了企图从叶兰卡河和济莫夫纳亚河上游攻来的叛军。

莫斯科步兵团的参谋长原是沙皇军队里的基干军官，面色阴沉、性情急躁；政治委员是个莫斯科米歇尔森工厂的工人；施托克曼和他们俩谈了以后，决定留在霍皮奥尔河口镇，参加这个团的第二营。施托克曼在一间堆满了一卷卷裹腿和一轴轴电话线及其他军用物资的洁净的小屋里和政治委员谈了很久。

“你知道，同志，”身材矮小、脸色焦黄、忍受着阑尾炎的疼痛的政治委员慢条斯理地说，“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我的部队里的战士大多数是莫斯科人和梁赞人，还有少数下诺夫戈罗德人。都很坚强，大多数是工人。可是这里又有第十四师的一个骑兵连，而这伙人，却纪律松弛，不好好干。只好把他们送回梅德维季河口镇去……你留下吧，工作多得很。要做群众工作，向群众解释。你当然知道，哥萨克这是……在这里一定要提高警惕。”

“这些我了解得并不比你少，”施托克曼含笑听着政委诚挚关怀的谈话，看着他那很痛苦的眼睛里发黄的白眼珠说，“请你给我讲讲，布坎诺夫斯克的那位政委是个什么样的人？”

政治委员摸着剪得像灰色小刷子似的胡髭，偶尔抬起透明的、泛青的眼皮，有气无力地回答说：

“有一个时期他在那里搞得太过火啦。倒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但是缺点在于不能很好地分析政治形势。不过既然是砍木头，就免不了要有木屑飞溅……现在他正在把各市镇的男丁撤往俄罗斯内地……请到管理科去吧，管理员会给你们登记，发放生活费。”政委痛苦地皱着眉头，用手巴掌按着油污的棉裤说。

第二天早晨，第二营一听到吹“执枪”的号声，就跑出来集合，点名。过了一个钟头，这个营就排成行军纵队向克鲁托夫斯克村开拔了。

一列四个人，施托克曼、科舍沃伊和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肩并肩走着。

先从克鲁托夫斯克向顿河对岸派出了一个骑兵侦察队。大队人马也相继踏冰过河。遍地棕色马粪的松软的河面道路上处处是水洼。顿河上的冰已经千疮百孔，泛着暗淡的青光。岸边一段不长的路是铺上篱笆过来的。炮兵连从他们身后的山坡上，对着叶兰斯基村外的杨树林梢，用排炮射击。这个营是要越过哥萨克放弃的叶兰斯基村，向叶兰斯克镇推进，在与从布坎诺夫斯克发动进攻的第一营的一个连取得联系后，攻占安东诺夫村。根据作战命令，营长要率领自己的部队向别兹博罗多夫村方面推进。骑兵侦察队不久就回来报告，说在别兹博罗多夫并没有发现敌人，不过在村子右面，约四俄里的地方，双方在进行不断的步枪射击。

炮弹呼啸、飞鸣着从高空掠过红军战士的纵队。榴弹炮炮弹在不远地方爆炸，震撼着大地。后面，顿河上的冰咔嚓咔嚓地裂开。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头看了看。

“大概是要涨水啦。”

“这时候越过顿河毫无意义。眼看着顿河就要解冻啦。”米什卡一直还不习惯像步兵那样迈着整齐的步子走路，气哼哼地嘟囔说。

施托克曼看着走在前面的人们被皮带紧勒着的脊背，看着上了凝结着灰色寒气的刺刀的步枪枪口有节奏地摇晃着。他四面看看，看到红军战士们严肃、冷漠无情的脸，这些脸形各不相同，而又非常相像；看见了钉着五角红星的灰色军帽和灰色军大衣在前后摇晃；有的军大衣已经旧得发黄，有的比较新，显得毛茸茸的、闪着亮光；他听到大队行军杂乱，沉重的脚步声、低沉的谈话声、各种腔调的咳嗽声和水壶的叮当声；闻到了潮湿的靴子、叶子烟和武装带的甜滋滋的香味。他半闭着眼睛，竭力跟上步子，心潮起伏，对这些昨天他还不认识的、陌生的弟兄们，感到无限的温暖、亲热，心想：“噢，多好啊，为什么此时此刻，他们显得这么可爱，这么令人心疼呢？是什么东西联系着我们呢？共同的理想……不，这不仅是理想，还有事业。还有什么呢？也许，是因为面临的危险和死亡吧？不知道为什么显得这么特别亲近……”于是眼睛苦笑了一下，想道：“难道我老了吗？”

施托克曼心里充满了慈父般的满意心情，看着一个走在他前面的红军强壮、宽阔、笔直的脊背，看着衣领和帽檐间红润洁净、充满青春活力的圆滚滚的脖颈；他又把视线移到身边的一个战士身上。这是张布满一片片紫红血晕、刮得光光的黝黑的脸，刚毅的薄嘴唇，身材高大，体态却像鸽子一样匀称；走起路来，几乎连那只空着的手也不摆动，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痛苦地皱着眉头，眼角上布满了老年人的皱纹。这引起了施托克曼跟他攀谈的兴致。

“在军队里干很久了吗，同志？”

身旁这个战士浅褐色的眼睛冷冷地、探索地斜睨了施托克曼一眼。

“从一九一八年。”他待理不理地回答说。

但是这矜持的回答并没有使施托克曼灰心。

“什么地方的人呀？”

“你是想找老乡吗，大爷？”

“要是老乡的话，那我就更高兴啦。”

“我是莫斯科人。”

“工人？”

“对啦。”

施托克曼迅速扫了一眼战士的手。时间还没有抹掉手上跟钢铁打交道的痕迹。

“冶金工人？”

浅褐色的眼睛又在施托克曼的脸和略微发白的胡子上滑过。

“金属切削工人。你也是吗？”浅褐色的严厉的眼角上似乎露出了温和的表情。

“我是钳工……同志，你怎么总这么愁眉苦脸的呀？”

“靴子夹脚，烤得太干啦。夜里我值岗当潜伏哨，把脚浸湿了。”

“你不害怕吗？”施托克曼笑了笑，猜测说。

“有什么可怕的？”

“看你说的，咱们这是去打仗呀……”

“我是共产党员。”

“怎么，共产党员就不怕死吗？不也是一样的人吗？”米什卡插嘴说。

走在施托克曼旁边的这位红军战士熟练地把步枪往后一甩，看也没有看米什卡，想了想，回答说：

“老弟，这种事你的见识还太浅。我是不能害怕的。我自己命令自己这样做，——明白了吗？你不要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我知道我是为什么、跟谁在打仗，我知道咱们一定会胜利。而且这是最主要的。其余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他笑了笑，然后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斜睨着施托克曼的侧影说，“去年我在乌克兰，在克拉萨夫采夫支队里，整天打仗。敌人一直追赶我们。损失很大。不得不扔下伤员。终于在离日麦林卡不远的地方把我们包围啦。要在夜里穿过白军阵地，把他们后方小河上的桥炸掉，不让他们的铁甲车开过来，因为我们突围要冲过铁路线。指挥部要选几名敢死队员。可是没有人响应号召。共产党员们——我们的人数不多——就说：‘我们抓阄儿吧，谁抓着谁去。’我想了想，就自愿要求去。我带上马刀、绳索和火柴，和同志们道过别就走了。漆黑的夜，有雾。我走出一百沙绳远就开始爬。爬过一片没有收割的黑麦地，接着又爬过一条山沟。记得，我正从山沟里往外爬的时候，突然一只什么鸟儿扑棱一声从我鼻子尖下飞出来。是的……我在距守桥的岗哨十沙绳远的地方爬过去，到了桥边。敌人有一个机枪队守护着这座桥。我在桥边趴了两个钟头，等待机会。我放下马刀，用衣襟遮着划火柴，但是火柴都潮啦，划不着。因为我是肚皮贴地爬的，衣服全被露水湿透啦——尽管我把衣服拧干，但是火柴还是潮啦。哎呀，老大爷，这时候我可真害怕啦。天马上就要亮啦，可我的手直哆嗦，急得汗直往眼里流。心想：‘这下全完啦。’我决定：‘如果完不成炸桥任务，我就自杀！’划啊，划啊，但是到了还是叫我划着了，我就赶紧往回跑。等到身后轰的一声爆响，我已经躺在路基下隐蔽起来，——敌人那里可乱营了。吹起了警号。两挺机枪哒哒地响起来。很多骑兵从我跟前跑过去，难道夜里能找到我吗？我从掩蔽的地方爬出来——跑到庄稼地里。你知道吧，只是到了这时候，我的手脚才怎么也动弹不了啦，真他妈的糟糕！又躺了下去。去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怎么的，很勇敢，可是从那儿回来的时候——简直狼狈透了……你知道吧，我开始呕吐起来，肚子里什么都吐光啦，可是还是吐个不停。是的……哦，当然我最终还是爬回自己人那儿去了。”他兴奋起来，炯炯有神、热情的浅褐色眼睛突然变得非常温柔、美丽，“第二天早晨，我给同志们讲昨天夜里火柴这出戏，我的好朋友问：‘谢尔盖，难道你把打火机弄丢了吗？’我一摸前胸的口袋，还在那儿哪！掏出来一打——你猜，一下子就着啦。”

两只乌鸦被风从远处的一片杨树林梢头吹起，从高空疾飞而来。风吹得它们一阵阵地往前冲。等到经过一个钟头的间歇之后，克鲁托夫斯克山上又响起炮声的时候，这两只乌鸦已经离纵队只有一百沙绳远了；射来一枚炮弹，呼啸声越来越响，越飞越近；等到炮弹的呼啸声似乎已经达到极点的时候，一只飞得较高的乌鸦，忽然像一团被旋风卷起的刨花，在空中拼命盘旋起来，它倾斜着翅膀像螺旋一样盘旋着，尽管还想竭力支持，但是终于像一大片黑色的落叶坠了下来。

“送死来啦！”走在施托克曼后面的一个红军战士兴高采烈地喊叫说，“把它打得这样乱转，真是妙极啦！”

连长骑着一匹深褐色高大的骒马，从纵队前头跑过来，马蹄扬起融化的积雪，四下飞溅。

“成散——兵线！……”

三辆装着机枪的爬犁从默默地在走路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身边飞驰而过，溅得他满身湿雪，一个机枪手因为爬犁一摇晃，从爬犁后座上甩了下来，红军战士们都响亮地哈哈大笑起来，直到那个赶爬犁的人狠狠地咒骂着，使劲勒转马头，那个甩下来的机枪手跳上爬犁，笑声才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