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几页提过一封信，在那信上所载日期过后不久的一个时期里，他又做了一件事，这一件事，在全城的人的心目中，是比上次他在那强人出没的山中旅行，更加来得冒失。

在迪涅附近的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那人曾经当过……让我们立即说出他那不中听的名称：国民公会代表。他姓G。

在迪涅那种小天地里，大家一谈到国民公会的那位G代表，便有谈虎色变之感。一个国民公会代表，那还了得！那种东西是大家在以“你”和“公民”相称的年代里存在过的。那个人就差不多是魔怪。他虽然没有投票判处国王死刑，但是已相去不远。那是个类似弑君的人。他是横暴骇人的。正统的王爷们回国后，怎么会没有人把他告到特别法庭里去呢？不砍掉他的脑袋，也未尝不可，我们应当宽大，对的；但是好好地来他一个终身放逐，总是应当的吧？真是怪事！诸如此类的话。他并且和那些人一样，是个无神论者——这些全是鹅群诋毁雄鹰的妄谈。

G究竟是不是雄鹰呢？如果我们从他那孤独生活中所特有的蛮性上着眼，他确是。由于他没有投票赞成处决国王，所以屡次的放逐令上都没有他的名字，他也就能留在法国。

他的住处离城有三刻钟的路程，远离一切村落，远离一切道路，不知是在哪个荒山野谷、人迹不到的角落里。据说他在那里有一块地、一个土洞，一个窝巢。没有邻居，甚至没有过路的人。那条通到他那里去的小路，自从他住在那山谷里以后，也就消失在荒草中了。大家提起他那住处，就好像谈到刽子手的家。

可是主教不能忘怀，他不时朝着这位老代表的住处，有一丛树木标志着的山谷，远远望去，他还说：“那儿有个孤独的灵魂。”

在他思想深处，他还要说：“我迟早得去看他一遭。”

但是，老实说，那个念头在起初虽然显得自然，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却又好像觉得它奇怪，觉得这是做不到的，几乎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实际上他也具有一般人的看法，那位国民公会代表使他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近似仇恨的恶感，也就是“格格不入”这四个字最能表达的那种恶感。

可是羔羊的癣疥应当使牧人却步吗？不应当。况且那又是怎样的一头羔羊！

那位慈祥的主教为之犹豫不决。有时，他朝那方向走去，随即又转回来。

一天，有个在那窑洞里伺候那位G代表的少年牧人来到城里找医生，说那老贼已经病到垂危，他得了瘫痪症，过不了夜。这话在城里传开了，许多人说：“谢天谢地。”

主教立即拿起他的拐杖，披上他的外衣（因为，正如我们说过的，他的道袍太旧了，也因为将有晚风），一径走了。

当他走到那无人齿及的地方，太阳正往西沉，几乎到了地平线。他的心怦怦跳动，他知道距那兽穴已经不远。他跨过一条沟，越过一道篱，打开栅门，走进一个荒芜的菜圃，相当大胆地赶上几步，到了那荒地的尽头，一大丛荆棘的后面，他发现了那窝巢。

那是一所极其低陋狭窄而整洁的木屋，前面墙上钉着一列葡萄架。

门前，一个白发老人坐在一张有小轮子的旧椅子（农民的围椅）里，对着太阳微笑。

在那坐着的老人身旁，立着个少年，就是那牧童。他正递一罐牛奶给那老人。

主教正张望，那老人提高嗓子说：

“谢谢，我不再需要什么了。”

同时，他把笑脸从太阳移向那孩子。

主教往前走。那坐着的老人，听见他的脚步声转过头来，如闻空谷足音，脸上露出极端惊讶的颜色。

“自从我住到这里以来，”他说，“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上我的门。先生，您是谁？”

主教回答：

“我叫卞福汝·米里哀。”

“卞福汝·米里哀！我听人说过这名字。老乡们称为卞福汝主教的，难道就是您吗？”

“就是我。”

那老人面露微笑，接着说：

“那么，您是我的主教了？”

“有点儿像。”

“请进，先生。”

那位国民公会代表把手伸给主教，但是主教没有和他握手，只说道：

“我很高兴上了人家的当。看您的样子，您一点也没有病。”

“先生，”那老人回答，“我会好的。”

他停了一会，又说：

“我过不了三个钟头，就要死了。”

随后他又说：

“我稍稍懂一点医道，我知道临终的情形是怎样的。昨天我还只是脚冷；今天，冷到膝头了；现在我觉得冷齐了腰，等到冷到心头，我就停摆了。夕阳无限好，不是吗？我叫人把我推到外面来，为的是要对这一切景物，做最后一次展望。您可以和我谈话，一点也不会累我的。您赶来看一个快死的人，这是好的。这种时刻，能有一两个人在场，确是难得。妄想人人都有，我希望能拖到黎明。但是我知道，我只有不到三个钟头的时间了。到那时，天已经黑了。其实，有什么关系！死是一件简单的事。并不一定要在早晨。就这样吧。我将披星戴月而去。”

老人转向那牧童说：

“你，你去睡吧。你昨晚已经守了一夜。你累了。”

那孩子回到木屋里去了。

老人用眼睛送着他，仿佛对自己说：

“他入睡，我长眠。同是梦中人，正好相依相伴。”

主教似乎会受到感动，其实不然。他不认为这样死去的人可以悟到上帝。让我们彻底谈清楚，因为宽大的胸怀中所含的细微的矛盾也一样是应当指出来的。平时，遇到这种事，如果有人称他为“主教大人”，他认为不值一笑，可是现在没有人称他为“我的主教”，却又觉得有些唐突，并且几乎想反过来称这位老人为“公民”了。他在反感中突然起了一种想对人亲切的心情，那种心情在医生和神甫中是常见的，在他说来却是绝无仅有的。无论如何，这个人，这个国民公会代表，这位人民喉舌，总当过一时的人中怪杰，主教觉得自己的心情忽然严峻起来，这在他一生中也许还是第一次。

那位国民公会代表却用一种谦虚诚挚的态度觑着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含有那种行将物化的人的卑怯神情。

在主教方面，他平素虽然约束自己，不起窥测旁人隐情的心思，因为在他看来，蓄意窥测旁人隐情，即类似对人存心侵犯，可是对这位国民公会代表，却不能不细心研究；这种不是由同情心出发的动机，如果去对待另一个人，他也许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但是一个国民公会代表，在他的思想上多少有些法外人的意味，甚至连慈悲的法律也是不予保护的。

G，这位八十岁的魁梧老叟，态度镇定，躯干几乎挺直，声音洪亮，足以使生理学家惊叹折服。革命时期有过许多那样的人，都和那时代相称。从这个老人身上，我们可以想见那种经历过千锤百炼的人。离死已经那样近了，他还完全保有健康的状态。他那明炯的目光、坚定的语气、两肩强健的动作，都足以使死神望而生畏。伊斯兰教中的接引天使阿兹拉伊尔也会望而却步，以为走错了门呢。G的样子好像即将死去，那只是因为他自己愿意那样的缘故罢了。他在临终时却仍能自主，只是两条腿僵了，他只是在那一部分被幽魂扼制住了。两只脚死了，也冷了，头脑却还活着，还保持着生命的全部活力，并且似乎还处在精神焕发的时期。G在这一严重的时刻，正和东方神话中的那个国王相似，上半是肉身，下半是石体。

他旁边有块石头。主教便在那上面坐下。他们突然开始对话。

“我祝贺您，”他用谴责的语气说，“您总算没有投票赞成判处国王死刑。”

国民公会代表好像没有注意到“总算”那两个字所含的尖刻意味。他开始回答，脸上的笑容全消灭了：

“不要祝贺得太甚了，先生。我曾投票表决过暴君的末日。”

那种刚强的语气是针对着严肃的口吻而发的。

“您这话怎讲？”

“我的意思是说，人类有一个暴君，那就是蒙昧。我表决了这个暴君的末日。王权就是从那暴君产生的，王权是一种伪造的权力，只有知识才是真正的权力。人类只应受知识的统治。”

“那么，良心呢？”主教接着说。

“那是同一回事。良心，是存在于我们心中与生俱有的那么一点知识。”

那种论调对卞福汝主教是非常新奇的，他听了，不免有些诧异。

国民公会代表继续说：

“关于路易十六的事，我没有赞同。我不认为我有处死一个人的权利；但是我觉得我有消灭那种恶势力的义务。我表决了那暴君的末日，这就是说，替妇女消除了卖身制度，替男子消除了奴役制度，替幼童消除了不幸生活。我在投票赞成共和制度时也就赞助了那一切。我赞助了博爱、协和、曙光！我出力打破了邪说和谬见。邪说和谬见的崩溃造成了光明。我们这些人推翻了旧世界，旧世界就好像一个苦难的瓶，一旦翻倒在人类的头上，就成了一把欢乐的壶。”

“光怪陆离的欢乐。”主教说。

“您不妨说多灾多难的欢乐，如今，自从那次倒霉的所谓一八一四年的倒退以后，也就可以说是昙花一现的欢乐了。可惜！那次的事业是不全面的，我承认；我们在实际事物中摧毁了旧的制度，在思想领域中却没能把它完全铲除掉。消灭恶习是不够的，还必须转移风气。风车已经不存在了，风却还存在。”

“您做了摧毁工作。摧毁可能是有好处的。可是对夹有怒气的摧毁行为，我就不敢恭维。”

“正义是有愤怒的，主教先生，并且正义的愤怒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没关系，无论世人怎样说，法兰西革命是自从基督出世以来人类向前走得最得力的一步。不全面，当然是的，但是多么卓绝。它揭穿了社会上的一切黑幕。它涤荡了人们的习气，它起了安定、镇静、开化的作用，它曾使文化的洪流广被世界。它是仁慈的。法兰西革命是人类无上的光荣。”

主教不禁嗫嚅：

“是吗？九三！”

国民公会代表直从他的椅子上竖立起来，容貌严峻，几乎是悲壮的，尽他瞑目以前的周身气力，大声喊着说：

“呀！对！九三！这个字我等了许久了。满天乌云密布了一千五百年。过了十五个世纪之后，乌云散了，而您却要加罪于雷霆。”

那位主教，嘴里虽未必肯承认，却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被他击中了。不过他仍然不动声色。他回答：

“法官说话为法律，神甫说话为慈悲，慈悲也不过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法律而已。雷霆的一击总不应搞错目标吧。”

他又聚精会神觑着那国民公会代表，加上一句：

“路易十七呢？”

国民公会代表伸出手来，把住主教的胳膊：

“路易十七！哈。您在替谁流泪？替那无辜的孩子吗？那么，好吧。我愿和您同声一哭。替那年幼的王子吗？我却还得考虑考虑。在我看来，路易十五的孙子是个无辜的孩子，他惟一的罪名是做了路易十五的孙子，以致殉难于大庙；卡图什的兄弟也是一个无辜的孩子，他惟一的罪名是做了卡图什的兄弟，以致被人捆住胸脯，吊在格雷沃广场，直到气绝，那孩子难道就死得不惨？”

“先生，”主教说，“我不喜欢把这两个名字联在一起。”

“卡图什吗？路易十五吗？您究竟替这两个中的哪一个叫屈呢？”

一时相对无言。主教几乎后悔多此一行，但是他觉得自己隐隐地、异样地被他动摇了。

国民公会代表又说：

“咳！主教先生，您不爱真理的辛辣味儿。从前基督却不像您这样。他拿条拐杖，清除了圣殿。他那条电光四射的鞭子简直是真理的一个无所顾忌的代言人。当他喊道‘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时，他对于那些孩子，并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他对巴拉巴的长子和希律的储君能同眼看待而无动于衷。先生，天真本身就是王冕。天真不必有所作为也一样是高尚的。它无论是穿着破衣烂衫或贵为公子王孙，总是同样尊贵的。”

“那是真话。”主教轻轻地说。

“我要坚持下去，”国民公会代表G继续说，“您对我提到过路易十七。让我们在这上面取得一致的看法。我们是不是为一切在上层和在下层的无辜受害者、殉难者、孩子们同声一哭呢？我会和您一道哭的。不过，我已对您说过，我们必须追溯到九三年以前。我们的眼泪应当从九三年以前流起。我一定和您同哭王室的孩子，如果您也和我同哭平民的幼童。”

“我为他们全体哭。”主教说。

“同等分量吗？”G大声说，“这天平如果倾斜，也还应当偏向平民一面吧。平民受苦的年代比较长些。”

又是一阵沉寂。突破沉寂的仍是那国民公会代表。他抬起身子，倚在一只肘上，用他的拇指和曲着的食指捏着一点腮，正如我们在盘问和审讯时无意中作出的那种样子，他向主教提出质问，目光中充满了临终时的全部气力。那几乎是一阵爆炸。

“是呀，先生，平民受苦的日子够长了。不但如此，您走来找我，问这问那，和我谈到路易十七，目的何在？我并不认识您呀。自从我住在这地方，孤零零的我在这围墙里过活，两只脚从不出门，除了那个帮我的小厮以外谁也不见面。的确，我的耳朵也偶尔刮到过您的名字，我还应当说，您的名气并不太坏，但是那并不说明什么问题，聪明人自有层出不穷的办法来欺哄一个忠厚老实的平民。说也奇怪，我刚才没有听到您车子的声音，也许您把它留在岔路口那面的树丛后面了吧。我并不认识您，您听见了吧。您刚才说您是主教，但是这话一点也不能对我说明您的人格究竟怎样。我只得重复我的问题。您是谁？您是一个主教，那就是说一个教门里的王爷，那些装了金，穿着铠甲，吃利息，坐享大宗教款的人中的一个——迪涅的主教，一万五千法郎的正式年俸，一万法郎的特别费，合计二万五千法郎——，有厨子，有随从，有佳肴美酒，星期五吃火鸡，仆役在前，仆役在后，高视阔步，坐华贵的轿式马车，住的是高楼大厦，捧着跣足徒步的耶稣基督做幌子，高车驷马，招摇过市，主教便是这一类人中的一个。您是一位高级教主，年俸、宫室、骏马、侍从、筵席、人生的享乐，应有尽有，您和那些人一样，也有这些东西，您也和他们一样，享乐受用，很好，不过事情已够明显了，但也可能还不够明显；您来到此地，也许发了宏愿，想用圣教来开导我，但是您并没有教我认清您自身的真正品质。我究竟是在和什么人谈话？您是谁？”

主教低下头，回答：“我是一条蛆。”

“好一条坐轿车的蛆！”国民公会代表咬着牙说。

这一下，轮到国民公会代表逞强，主教低声下气了。

主教和颜悦色，接着说：

“先生，就算是吧。但是请您替我解释解释：我那辆停在树丛后面不远的轿车，我的筵席和我在星期五吃的火鸡，我的二万五千法郎的年俸，我的宫室和我的侍从，那些东西究竟怎样才能证明慈悲不是一种美德，宽厚不是一种为人应尽之道，九三年不是伤天害理的呢？”

国民公会代表把一只手举上额头，好像要拨开一阵云雾。

“在回答您的话以前，”他说，“我要请您原谅。我刚才失礼了，先生。您是在我家里，您是我的客人。我应当以礼相待。您讨论到我的思想，我只应当批判您的论点就可以了。您的富贵和您的享乐，在辩论当中，我固然可以用来作为反击您的利器，但究竟有伤忠厚，不如不用。我一定不再提那些事了。”

“我对您很感谢。”主教说。

G接着说：

“让我们回到您刚才向我要求解释的方面去吧。我们刚才谈到什么地方了？您刚才说的是……您说九三年伤天害理吗？”

“伤天害理，是的，”主教说，“您对马拉朝着断头台鼓掌有怎样一种看法？”

“您对博须埃在残害新教徒时高唱圣诗，又是怎样想的呢？”

那种回答是坚劲的，直指目标，锐如利剑。主教为之一惊，他绝想不出一句回驳的话，但是那样提到博须埃，使他感到大不痛快。极高明的人也有他们的偶像，有时还会由于别人不尊重逻辑而隐痛在心。

国民公会代表开始喘气了，他本来已经气力不济，加以临终时呼吸阻塞，说话的声音便成了若断若续的了，可是他的眼睛表现出他的神志还是完全清醒的。

他继续说：

“让我们再胡乱谈几句，我很乐意。那次的革命，总的说来，是获得了人类的广泛赞扬的，只可惜九三年成了一种口实。您认为那是伤天害理的一年，但就整个专制政体来说呢，先生？卡里埃是个匪徒；但是您又怎样称呼蒙特维尔呢？富基埃-泰维尔是个无赖；但是您对拉莫瓦尼翁-巴维尔有什么见解呢？马亚尔罪大恶极，但请问索尔-达瓦纳呢，杜善伯伯横蛮凶狠，但对勒泰利埃神甫，您又加上怎样的评语呢？茹尔丹屠夫是个魔怪，但是还比不上卢夫瓦侯爷。先生呀，先生，我为大公主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叫屈，但是我也为那个信仰新教的穷妇人叫屈，那穷妇人在一六八五年大路易当国的时候，先生呀，正在给她孩子喂奶，却被人家捆在一个木桩上，上身一丝不挂，孩子被放在一旁；她乳中充满乳汁，心中充满怆痛；那孩子，饥饿不堪，脸色惨白，瞧着母亲的乳，有气无力地哭个不停；刽子手却对那做母亲和乳娘的妇人说：‘改邪归正！’要她在她孩子的死亡和她信心的死亡中任择一种。教一个做母亲的人受那种眼睁睁的生离死别的苦痛，您觉得有什么可说的吗？先生，请记住这一点，法国革命自有它的理论根据。它的愤怒在未来的岁月中会被人谅解的。它的成果便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从它的极猛烈的鞭挞中产生出一种对人类的爱抚。我得少说话，我不再开口了，我的理由太充足。况且我快断气了。”

随后这位国民公会代表的眼睛不再望着主教，他只用这样的几句话来结束他的思想：

“是呀，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呵斥，但是前进了。”

国民公会代表未尝不知道他刚才已把主教心中的壁垒接二连三地夺过来了，可是还留下一处，那一处是卞福汝主教防卫力量的最后源泉，卞福汝主教说了这样一句话，几乎把舌战开始时的激烈态度又全流露出来了：

“进步应当信仰上帝。善不能由背弃宗教的人来体现，无神论者是人类的恶劣的带路人。”

那个年迈的人民代表没有回答。他发了一阵抖，望着天，眼睛里慢慢泌出一眶眼泪，眶满以后，那眼泪便沿着他青灰的面颊流了下来，他低微地对自己说，几乎语不成声，目光迷失在穹苍里：

“呵你！呵理想的境界！惟有你是存在的！”

主教受到一种无可言喻的感动。

一阵沉寂过后，那老人翘起一个指头，指着天说：

“无极是存在的。它就在那里。如果无极之中没有我，我就是它的止境；它也不成其为无极了；换句话说，它就是不存在的了。因此它必然有一个我。无极中的这个我，便是上帝。”

那垂死的人说了最后几句话，声音爽朗，还带着灵魂离开肉体时那种至乐的颤动，好像他望见了一个什么人似的。语声歇了过后，他的眼睛也合上了。一时的兴奋已使他精力涸竭。他剩下的几个钟头，显然已在顷刻之中耗尽了。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已使他接近了那位生死的主宰。最紧要的时刻到了。

主教懂得，时间紧迫，他原是以神甫身份来到此地的，他从极端的冷淡一步步地进入了极端的冲动，他望着那双闭了的眼睛，他抓住那只枯皱冰冷的手，弯下腰去向那临终的人说：

“这个时刻是上帝的时刻了。如果我们只这样白白地聚首一场，您不觉得遗憾吗？”

国民公会代表重又张开眼睛。眉宇间呈现出一种严肃而阴郁的神情。

“主教先生，”他说，说得很慢，那不单是由于气力不济，还多半由于他心灵的高傲，“我在深思力学和观察当中度过了这一生。我六十岁的时候祖国号召我去管理国家事务。我服从了。当时有许多积弊，我进行了斗争；有暴政，我消除了暴政；有人权和法则，我都公布了，也进行了宣传。国土被侵犯，我保卫了国土；法兰西受到威胁，我献出我的热血。我从前并不阔气，现在也没有钱。我曾是政府领导人之一，当时在国库的地窖里堆满了现金，墙头受不住金银的压力，随时可以坍塌，以致非用支柱撑住不可，我却在枯树街吃二十二个苏一顿的饭。我帮助了受压迫的人，医治了人们的痛苦。我撕毁了祭坛上的布毯，那是真的，不过是为了裹祖国的创伤。我始终维护人类走向光明的步伐，有时也反抗过那种无情的进步。有机会，我也保护过我自己的对手，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在佛兰德的比特罕地方，正在墨洛温王朝夏宫的旧址上，有一座乌尔班派的寺院，就是波里尔的圣克雷修道院，那是我在一七九三年救出来的。我尽过我力所能及的职责，我行过我所能行的善事。此后我却被人驱逐，搜捕，通缉，迫害，诬蔑，讥诮，侮辱，诅骂，剥夺了公民权。多年以来，我白发苍苍，只觉得有许多人自以为有权轻视我，那些愚昧可怜的群众认为我面目可憎。我并不恨人，却乐于避开别人的恨，现在，我八十六岁了，快死了。您还来问我什么呢？”

“我来为您祝福。”主教说。

他跪了下来。

等到主教抬起头来，那个国民公会代表已经神色森严，气绝了。

主教回到家中，深深沉浸在一种无可言喻的思绪里。他整整祈祷了一夜。第二天，几个胆大好奇的人，想方设法，要引他谈论那个G代表，他却只指指天。从此，他对小孩和有痛苦的人倍加仁慈亲切。

任何言词，只要影射到“G老贼”，他就必然会陷入一种异样不安的状态中。谁也不能说，那样一颗心在他自己的心前的昭示，那伟大的良心在他的意识上所起的反应，对他日趋完善的精神会毫无影响。

那次的“乡村访问”当然要替本地的那些小集团提供饶舌的机会：

“那种死人的病榻前也能成为主教涉足的地方吗？明明没有什么感化可以指望。那些革命党人全是屡背圣教的。那，又何必到那里去呢？那里有什么可看的呢？真是好奇，魔鬼接收灵魂，他也要去看看。”

一天，有个阔寡妇，也就是那些自作聪明的冒失鬼中的一个，问了他这样一句俏皮话：“我的主教，有人要打听，大人您在什么时候能得到一顶红帽子。”

“呵！呵！多么高贵的颜色，”主教回答，“幸而鄙视红帽子的人也还崇拜红法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