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决定了，我要去喀山大学读书。我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进入大学。

我上大学的念头是由一个各叫尼古拉·叶甫诺夫的中学生引起的。他有一双女人般温柔的眼睛，生着副漂亮脸蛋儿，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当时他就住我们那栋房阁楼上，他因为常见到我读书，就留心我，于是我们相识了。认识没多久，叶甫里诺夫就下断论说我“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

“您就是为科学研究而生的。”他蛮帅气地甩动着马鬃似的长发对我说。

那时我根本就不明白，即使一只小家名义，都可以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呢。但叶甫里诺夫煞费苦心地向我证明，大学里面需要的正是我这种人。当然了，也必不可少地讲述了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故事。他还说，到了喀山可以住在他家，用一个秋天和冬天的时间完成中学的学业，然后，随随便便”去参加场考试（请注意他说的是“随随便便”。）我就能申请助学金上大学，再上大约五年的时间，我就是“文化人”了。听他讲的多么轻而易举，这也难怪，毕竟他还是个十九岁的少年，又怀有一份菩萨心肠。

学校终考之后，他返回家乡。又过了两个星期，我随后而至，临行前。外祖母一再叮嘱说：“你以后别动不动就向人家发脾气了。老是发脾气，就会变得冷酷无情。这都是跟你外祖父学的。你看不见他得了一个什么结果吗？可怜的老头儿，活来活去，到老成了傻子。

你一定不要忘记：上帝不惩罚人，只有魔鬼才干这种事。你走吧。唉……”她抹掉皱纹密布的老脸上的几滴泪水，接着说：“恐怕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你疯了心的孩子，非要跑到海角天涯去，我将不久于人世了。……”近几年来，我常常离开这个好心肠的老人，几乎不怎么和她见面，当我想到这个血脉相通、真心爱我的亲人，真的要弃我而去时，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悲哀。

我一直站在船尾向外祖母张望，她在码头紧靠水边处站着，一只手画着十字，一只手用破旧的披肩角擦拭她的眼，那是一双永远对世人充满慈爱的眼睛。

打那以后，我就来到这座有一半鞑靼人的城市了，住在一幢寂寞地栖身于一条僻街尽端上岗上的平房间里。房子对面是一片火烧之地，长满了茂密的野草，一大堆倒塌的建筑废墟从杂草和林木中突兀而出，废墟下是一个大地洞，那些无处安身的野狗常躲到这里，有时它们也就葬身于此了。这个地方令我永生难忘，它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叶甫里夫的家由妈妈和两个儿子组成，靠少得可怜的抚恤金维持生计。我刚到他们家那几天，常见这个面无血色的寡妇，每次从市场买回东西放到厨房里，就眉头紧锁，发一顿愁，她在思考如何解决面临的难题：把自己排除在外，即使如此，怎样才能用一块肉做一顿满足三个健硕男孩儿的美餐呢？”

她是一个异常沉静的女人，灰色的眼睛中蕴籍着温顺而倔强的精神，她就像一匹精疲力竭的母马，明明知道生活这辆车她已无法驾驭了，仍然免为其难地拼命向前拉。

到她家的第四天早上，她的两个儿子还在熟睡，我去厨房帮她洗菜。她小心翼翼悄声问我：“您来这儿干什么？”

“念书上大学。”

只见她眉毛一挑，喀头一蹙，原来手被切了，她一边吮着手指，一边跌到椅子里，随即又蹦起来，喊道：“哎呀。见鬼了……。”

她用手帕包扎完伤口就赞许地说：

“您削土豆倒挺水平的。”

这算得了什么。雕虫小技。我顺嘴儿告诉了她我在轮船上帮厨的历史。她接着问我：“那么，您凭这点儿本事就能上大学吗？”

我把她的话信以为真了，因为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是幽默与嘲讽。我向她详细介绍了我的行动计划，并强调指出，这样一来，上大学就不成问题了。

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嚷着：

“唉。尼古拉。这个尼古拉……”

这时正好古拉跑进厨房洗漱，他睡得晕晕乎乎，头发乱糟糟的，看上去和平常一样一兴高采烈。

“我说妈妈。要是吃顿肉馅饺子多好哇。”

“那好吧。”她应道。

这正是我显示烹饪技艺的好进机，我赶紧接过话来说，要包饺子这点儿肉瘦太少了。

这下可坏了，娃尔娃拉·伊凡诺夫娜动怒了，她数落得我面红耳赤，又把手中的胡萝卜，扔到了桌子上，转身离去了。尼古拉向我使着眼色说：“生气啦。……”他坐在凳子上接着对我说：女人比男人爱生气，这是与生俱来的。关于这一论断有关人士包括瑞士的大学者和英国的约翰·穆勒都曾做过探讨。

尼古拉特愿意教育我，凡遇恰当时机，则对我谆谆教诲，我呢，每次都是如饥似渴听训诫，后来，听来听去，我居然把弗克、拉劳士弗构和拉劳士查克里混为一谈了，还有我怎么也分不清是拉法杰砍了杜莫利的头，还是杜莫利攀登了拉法杰的头？尼古拉一门心思要教育主要原因：他浮华。轻佻，自私的都市青年作风。他甚至对妈妈的含辛茹苦熟视无睹，他弟弟是一个抑郁呆板的中学生，对母亲的艰辛更没有体会。

倒是我很早就发现了这位可怜的的妈妈的厨房哲学，她的厨房技艺着实令人叹服，她是数着米粒做饭的，每天只用一点点东西变戏法似的做出丰富的菜肴，养活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我这个相貌平平，不懂礼貌的小流浪儿。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在我心中都如岩石般沉重。我决定出去找点活儿干，我要自个儿养活自个儿。

为了不在他家吃饭，我早上起来就躲出去，要是碰上刮风下雨，就到那个大地洞里避—避，听着洞外的倾盆大雨和狂风怒吼，闻着动物尸体的腐烂味儿，我突然顿悟：上大学——美梦恧已，如果我当初去的是波斯，一定比这儿强。我开始发挥我的想象力，幻想自己变成了一个白胡子法师，可以让一粒谷子长成苹果那么大，一个土豆长到一普特重，我在为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民寻求出路，我想拯救他们。

我当时很热衷于幻想伟大的冒险事业，因为苦难的生沽需要幻想来调剂。苦难的日子多么漫长。我的幻想已经成癖了。苦难的日子里我变得更加坚强了，我并不奢望他人的救渡，也不渴然的好运降临，生存环境越艰苦，越能磨练人意志，增加人的智慧，这个道理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为了填饱肚皮，我经常到伏尔加河码头上做事，在那儿挣到十五至二十个戈比容易些。

因此，我就加入到那些搬运工、流浪汉和无赖的队列中了，我感觉自己仿佛一块生铁投进了燃烧的炉火里，每一天都不深刻的烙印打在我的心上。

那些举止粗野、坦率鲁莽的人群，在我眼前走马灯似地转来转去，我因为有过去的一些经历，很容易和他们步调一 致，加上我读过的波莱特·哈特的作品以及其他通俗小说，理会加深了我及他们敢爱恨天不怕地不怕的潇洒人生态度的欣赏，我迫不及待地想融入这个热情的群体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认识了一个专靠偷盗为生的叫做贝什金的人，他上过师范院校，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已经是饱经风霜肺病缠身季，他很机警地劝说我：“你干吗跟女孩儿似的那么涩？是怕别人骂你不老实？老实。对女儿的确资本，但对你——则如同轭子。公牛老实，那它只配吃干草。”

贝什金貌不惊人，一头棕发，脸刮得光光亮亮，让人发为是准备上台的戏了，短小的身材如猫般轻盈灵活。他待我很好，总是以老师和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实意为我批发点迷津。他书读的很多，人又聪明，他最爱读《蒙特·克利斯托伯爵》。

“这部书主题鲜明，感情丰富，”他说。

他有一好“女人。一讲到女人他就手飞色舞，手舞足蹈，情绪激昂，从他那被打得残疾的躯体里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痉挛。即便如此，我依然全神贯注听他讲话，凭，凭直觉我知道他的语言很美。

“呵，女人。”他满怀激清地说，这里他的脸颊上生出了红晕，两只黑眼睛闪动着光芒，“只要是为女人，我什么事都干。女人就像魔鬼一亲戚，她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孽。跟女人恋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

他擅长编故事，不费吹灰之力就鼓捣出妓女们红颜薄命、凄美哀怨的小曲。他编的小曲唱遍了伏加河两岸的所有城市。

下面这首非常流行的小曲就是他的杰作：侬生贫寒家脸蛋儿不漂亮身上没有一件好衣裳就是为了这个，姑娘呀。

没人和你把亲成……

我还认识一个行踪相当诡秘的人，他叫特鲁索夫，对我很好。他比较注重着装，仪表不凡，打扮得很阔绰，有一又音乐家般纤细修长的手。他在海军村开着一间钟表店，实际上他借着这个招牌买卖偷来的赃货。他对我说：“彼什柯夫，你可不能学做扒手。”他很正经地摸了一下他的花白胡顺，然后眯起那双狡黠、傲视法俗双眼，“让我说，你可以另谋出路，你是个品行高洁的人。”

“何谓品行高洁？”

“嗯，怎么说呢，就是只有好奇心，而没有嫉妒心……”这样说我，我实在是爱之有愧，因为我对许多人和事都产生过嫉妨心，举个例子说吧：贝什金说话的艺术和语言的优美，就曾引发我的嫉妒。我还记得他在讲一个爱情故事的时候这样开的头：“在漆黑的夜色中，我像一只躲在树洞里的猫头鹰一样，呆坐在斯维亚什斯克这个荒僻小城的诱店里。

“这时正值十月，外面阴雨连绵，秋风怒号，像是爱邓委屈的鞑靼人拉长了声哀号似的呜呜个没完。

“……这时，她。来了，那么轻盈、亮丽、如初繁荣昌盛的朝霞。她的眼神里充满了装出的天真纯洁，她用极其真切的语气说：‘我亲爱的，我没有辜负你吧’。虽然我知道她在撒谎，但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相信她。理智使我清醒，爱情让我迷惑。”

他讲故事时，身体富于节奏地抖动，眼睛眯着，间或轻拍一下自己的胸脯。很投入的样子。

他的声音并不美妙，还略带沙哑，但语言却十分动人，真像夜莺在歌唱。

我还嫉妒过特鲁索夫，他最擅长讲西伯利亚、西哈拉等地的故事，他讲故事的技巧很娴熟，绝对栩栩如生，有身临其境之感。他敢对大主教肆意嘲讽，有一回他竟然偷偷讲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专制魔王。”

我沉得特鲁索夫这个人很像小说中的“小人物”摇身变成胸怀坦荡之人。

每当炎热的夜晚，大家就渡到喀山河以是去，坐在小树林间，一边吃吃喝喝，一边倾诉心事。主题多是困苦的生活，奇闻怪事，最热门的话题自然是女人。很奇怪，每当他们谈论女人，就充满了怨恨和忧伤，像闯入一个满是蛇蝎的黑暗角落。

我和他们在这儿住了两三次，我们躺在小柳树的洼地里休息，这儿因为临近伏尔加河，空气是湿泣的，船灯看上去像是萤火虫在夜色中移动，更有富裕的乌斯龙村里店铺和住宅里窗口透出的光亮，在漆黑的河岸上形成一串串火球、火网。轮船蹼轮拍击着河水，发出隆隆的轰响。水手们在船上“狼嚎鬼叫”，一些人用锤子敲出船板拉长声唱着凄厉的歌，他们有用歌声排遗心中的忧伤，这歌声又给人们平添了一份哀伤。

最忧伤的还是听他们诉说心事，如何应对艰辛的生活，他们各谈各的，谁也顾不上听别人的，他们或坐或躺，抽着烟，间或喝点伏特加或啤酒什么的，洒引发出许多难忘的往事。

“嗯，我曾碰见过这样一件事，”夜色中伏在地上的一个说道。

故事结束，大家认为：

“司空见惯，——见过了……”

“知道”“见过”“见的不愿见了，”这些话听上去让人丧气，好像就在今夜他们已经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因为人世间的一切他们都经历过了，以后再没什么事是新鲜的了。

我的这个想法使我和贝什金和特鲁索夫有些疏远。当然，我还是喜欢他俩儿的。依我现在的生活历程看，我走他们的生活之路，步他们的后尘是顺理成章的。尤其是我的追求和上大学的理想遇到挫折的时候，使我与他们更加接近了。有时我国为挨饿、苦闷，也曾想去干点触犯“神圣”私有制的勾当。但我当时的崇高理想不允许我悖离光明大道，这与我读的书有关。

我除了读哈特的书外，还看了不少好书，书中所描写的的某种不太清晰、但十分美好的前和告诉我，我应追求比眼前更有价值的东西。

这段时间我结识了一些新人，他们给了我崭新的印象。叶甫里诺夫家前的那片空地，常常招引来一群中学生做一种类似戈罗德基的游戏，我被他们中一个叫做古利·普列特涅夫的青年迷住了。

他相貌平平，皮肤略黑，黑发，有点儿像日本人，一脸雀斑，匀匀实实真像火药末涂进皮肤里了。他是喜气洋洋，玩儿起来机智，讲话幽默俏皮。普列特涅夫和许多有天赋的俄罗斯人一样，并不想发展自己的能力，而是躺在生来的天才里度日。他有艺术天赋，听力敏锐，美于鉴赏音乐，他自己会弹竖琴、俄罗斯三弦琴，拉手风琴，可惜他仅仅满足于此，不再深究了。相当穷，一身挂补钉的衣服配上漏洞皮靴，这身装束倒是和他豪放不羁、动作敏捷的气度相融。

他看上去像久病初愈的人，又像昨天才出狱的囚犯，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世界对他来说总是那么新鲜、惬意，他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般跳来跳去。

他知道了我生活艰难，没有依靠，就让我和他一起住，还建议我报考小学老师。这样，我到了“玛鲁索夫加”这个怪异有趣的贫民窟——雷伯内利亚德大街上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子，这儿装满了饥饿的大学生、妓女和失去形态的穷鬼。

普列特涅夫住在走廊中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那儿放着一张木板床，走廊尽端的窗户旁有一张果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走廊通着三个房间，其中两间住着妓女，另外一间住着得肺病的数学家，他以前是神学院的学生，又瘦又高，头上脸上长着红色的硬毛，破烂的衣服几乎不能遮着，从衣服的残破处可以看到他青乎乎的肉皮和一根根的肋骨，总之，他的样子十分吓人。

他好像以吃指甲生，手指头都被人也咬破了。他没黑夜没白天地算呀算呀写呀写呀，不时传出吭吭吭咳嗽声。妓女们又怕他又怜悯他，她们经常故意丢一块面包、杀、砂糖在他们门前，他见了就把它们一古脑儿地搬回自己房里，还一 面呼呼呼地喘着粗气像一匹累坏了的老马。要是妓女们没给他送的吃的，就会听到他沙哑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面包。”

靠别人的怜悯度日并不能改变他深陷的眼睛中闪烁的高傲神气，有时会有一小罗锅来找他，这个人样子怪怪的，拐着一条腿，肥笨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花白头发，清教徒似的冷漠的黄脸皮上着狡诈的笑容。他每次来后，就紧闭房门呆上数个小时，没有动静。但有一次深夜时分，我被数学家的吼叫声惊醒：“听我说，这分明是监狱。必何，是羊圈，嗯，是老鼠洞，是监狱。”

之后传来小罗锅的尖笑声，他在不断重复着一甸相当难懂的话，这时数学家已经怒不可遏了：“王八蛋。给我滚。”

可怜的客人气鼓鼓地滚出房门，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宽大目站在门口，手指插进蓬乱的头发，沙哑的喉咙里吐出：“欧几里得是个傻冒。地地道道的大傻冒，……我敢断定，希腊人绝不如上帝聪明。”

随后，他用力关上房门，屋里什么东西哐啷一下被震掉了。

没过多久，我听说数学家是打算用数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惜壮不酬身先死了。

普列特涅夫的工作是给印刷厂的报纸做夜班校对，工资为十一戈比。我因为要参加考试，没有多少时间出去干活挣钱，我俩一天就只有四斤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糖吃了。

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学习各类科目，那些古老呆板的语法最让我上火，生动、活泼、俏皮的口语与古老生硬的语法相去是多么遥远埃幸好我很快就明白了，现在学习这些问还操之过急，就算我通过了乡村教师考试，因为我太小也得不到那个位置。

我和普列特涅夫睡一张床，他白天睡，我晚上睡。每天早上他干完一整夜的工作，乌黑着脸，张着眼睛回来时，我就跑到小饭馆去打开水，我们自己是没有茶炊的。然后我们开始吃早餐——啃面包吃茶。他从报纸中挑出新闻给我听，经常那个笔名“红鬼”的酒鬼作家的打油诗。

我一直很奇怪普列特涅夫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他的人生观我看来，和那个倒卖女人旧衣服便为女人拉皮条的肥婆佳尔金娜没什么两样。

这个肥婆就是房东，普列特湿夫最初租下这个小屋角的时候没钱付房租，他就给肥婆说笑话，拉手风琴，唱动人的歌，每当做过歌唱的时候，眼睛里就会闪动着冷冷的光，肥婆佳尔金娜早年做过歌剧班的合唱歌手，她能领歌声中的涵义，有时她竟被感动的热泪盈眶，不知羞耻的眼睛里流出泪水冲洗着醉得发肿的脸，她先用胖手指抹掉泪水，再用一条很的手帕慢慢悠悠擦手指。

“天埃好样的古利，”她惊叹着，“您是个真正艺术家。

如生，果您再漂亮点——我会让你走运的。”

我已经介绍过许多小伙子锅独守空房的女人们排遣寂寞了。”

我们头顶上的阁楼里就住着一个这样的小伙子，他是大学生，皮匠儿子，中等身材，胸宽背阔，屁股又窄又小，看上去像个倒三角形，只是下边的角儿不术完善。他有一双人似的小脚，小小的脑袋夹在肩膀里，一头马鬃似诉红头发，毫无生气的苍白的脸上镶着两只鼓出来的绿眼睛。

这个人学生很有点反叛精神，他当初就是因为违背父命进了普通中学，落得饥寒交迫的境地，后来好容易考上大学，他又发觉自己有一副好嗓子：浑润的男低音，于是他专攻歌唱了。

也正是这个帮因，佳尔金娜才找到他，把他介绍给一个富商的太太，她大约四十几岁，儿子上大学三年级，女儿中学快毕业了，商人妇是个瘦干巴女人，没有一点女性魅力，平板的胸脯，身子直挺挺的倒像个士兵，脸上没有一点活人味，像个绝欲的老修女。两只灰色的大眼睛深陷在黑眼窝里。她穿一件青色外衣，头戴旧式丝巾，两只贼绿的宝石耳环垂在耳际。

一般情况她在夜或清早来找她的大学生，我见过她好几次，她动作十分敏捷，一纵身就跳进大门，然后飞快地冲上阁楼，她脸色十分吓人，嘴唇往里抿得几乎找不见好，眼珠倒是全瞪了出来，她慌慌张张向前张望，她的样子看上去真像个残废人，虽然她确实四肢健全，但总有那么股劲儿让人看了难受。

“瞧。”普列特涅无叫道，“简直是个疯女人。”

其实在学生也分厌恶她，所以总躲着不见她，可是身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商人妇像个不留情面的讨俩人或者更形象地说她像一个歹毒密探时时刻刻跟着他。

“我真无耻。”大字生带些醉意地说，“我是怎么搞得？突然想起来要学唱歌？就凭我这德行，谁会让我登相呢，这绝不可能。他后悔了。

“你不赶快和那个女人一刀两断。”普列特涅夫劝他说。

“你说得是，我又恨她可怜她。我真受不了她。唉。要是你们知道她臬怎样……唉。……”这我们早就知道了，曾经有一个晚上，我们听到商人妇怎么地企大字生：“求求你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心肝儿宝贝儿。求你了——就看在上帝的份上吧。”

商人妇拥有万贯家资，却像个乞丐似的向一个穷大学生乞讨爱情，据说她是某个大厂的股东，有许多房产也做慈善事——为产科学院捐了一笔巨款。

普列特涅夫吃完早饭就躺下睡觉我去外面寻点事做，天一黑我就回来，古利去印刷厂干活。要是运气好，我能挣回 点吃的：面包、捍肠或牛杂碎，就分给他一半。

等就剩我一个人没事，我就要贫民窟的走廊里来回巡视，我想了解我的邻居们是如何生活的。这儿人们住得像蚂蚁窝一样拥挤。各色人等，应有尽有。冲鼻的酸腐气从名外角落里散着，在这儿从早到晚从未有过片刻的安宁；缝纫机嗒嗒个不停，歌女们的吊嗓儿声，大学生的男低音，喝醉酒疯疯癫癫的男戏子的大声朗读，微醉妓女们的大呼小叫的狂喊，凡此种种，我的心中不禁疑惑：“人们这样活究间是为了什么？”

一个秃顶只有周遭长红头发、高颧骨、大肚子、两条细腿的人，因为厚重的笨嘴唇里包着一口大马牙而得名“红毛马”。他总是活跃在饥一顿饱一顿的年轻人中。据他说他已经和他的西姆比尔斯克的商人亲戚打了三年官司，他缝人就说：“我豁山命去也要把他们折腾得倾家荡产。让他们过上三 年讨饭生活，之后，我就把赢得的家产归还他们，并对他们说：‘狗奴才们，知道我的厉害了吧。感觉如何？’”“红毛马。这就是你的全部追求吗？”有人这样问他。

“对。我这辈子就一门心思干这事，没别的了。”

他整天忙忙碌碌，空行在地方法院、高级法院和律师事务所之间，他经常在夜里坐着马车带回许多吃的喝的来。然后把凡是想吃一顿饱饭、喝两口甜酒的大学生们、女裁缝们，请到他间天花板附落、地板下陷的脏屋子里，举行晚宴。红毛马只喝甜酒，这种酒不管溅哪儿，就再也甭想洗掉，并留下紫色的污迹。他要是喝多了，就会喊叫：“你们这群可爱在的小鸽子。我喜欢你们，你们都是好人。

可我却是一个恶混，是吃人的鳄鱼，我要吃掉他们——我的亲戚。无论如何我要吃掉……”他一边叫喊一边流下泪来，像是受了委屈似的，泪水在他难看的高颧骨上滑动，他用手抹抹泪就往膝盖上蹭，这是他的习惯动作，所以他那肥大的裤腿上水远沾满了油污。

“你们过得是臬的生活呀？”他大声说，“忍饥挨饿受冻，破烂衣服——人应该这样活法儿吗？这种生活人能学到什么？

唉。如果沙皇知道你们这样生活着……”然后，他从衣兜里抓出一把五颜六色的钞票，冲大家嚷：“喂。兄弟们。需要钱的拿去吧。”

歌女和女裁缝们蜂拥而到想从他的毛毛手中抢到钱，他却大声笑道：“这钱是给大学生的，不是给你们的。”

可是没有大学生来拿钱。

“把你的自钱扔到而所去吧。”毛皮匠的儿子怒声叫着。

一天，红毛马喝醉了，手里捏着一把揉皱的十卢布钞票来到古利这儿，把钱往桌上一去，说：“这钱我不要了，你要吗？……”说完一斜身就躺在我们的木板床上，呜咽起来，我们赶紧用冷水给他醒酒：向头上浇水，往嘴里灌水。等他睡着了，古利想把他钱展开，可是这钱抓得太狠了，得先用水润湿才能一张张揭开。

这个大贫民窟的窗口正对看隔壁房子的山墙，屋子里乌烟瘅气、肮脏不堪，人们挤在一起大声吵闹让人心烦。红毛马是人群中叫得最欢的一个。

“你干吗不住大旅馆，却仿住这儿挤呢？”

“我的好兄弟。就图个心里痛快呀。和你们在一起我能体会人间的温情……”毛皮匠的儿子立刻赞同地说：“他说的没错。我有同感。如果我到别处去住，恐怕早就废了。……”红毛马请求普列特涅夫说：“弹起你的琴。唱首歌吧……”古利坐下弹起了竖琴，他边弹边唱：鲜红的太阳你快升起来吧。快快升起……他的歌声悠所婉转，感动了所有的人。

屋子里静下来了，大家都沉浸在这哀怨的歌声和如泣如诉的竖琴声中了。

“太好了。小家伙。和商人妇斩不断“情思”的可怜的大学生赞叹着。

有这个怪异人群聚集的贫民窟里，古得·普列特涅夫是最会营造快乐氛围的人，他就像神话故事里的快乐之神一样。

他多才多艺，才华出众，生气勃毂，充满了青春的热情，他会说最幽默的笑话，会唱最动听的歌，他还敢于抨击社会上的遗风陋俗，甚至揭露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他的存在使人们黯淡的生活出现了一线光明。

古利只有二十岁，看上去还是个孩子，可是在这个大家庭中，人们热爱他，拥戴他，信任他遇到困难求助于他。好人喜欢他，坏人害怕他，就连那个叫做尼基弗勒奇的老警察见到他都挤出张笑脸来。

玛鲁索夫加贫民窟，是上山去的交通要道，它在雷伯内良斯卡娅和老戈尔内娅两条街的交汇处。尼基弗劳动力奇的派出所孤零零地守在老戈尔舍内娅街的拐弯处，和贫民窟的大门相去不远。

他是个胸前挂奖章的瘦高老头儿，在这条街上干了很多年了，看上去还算聪明，笑起来倒也亲切，但还是掩饰不住眼睛中的狡猾。

他对我们这个人员复杂的贫民窟相当重视，每天都会全副武装地到此巡视几回，巡视时慢条时，就像动物园里饲员查看铁笼里的野兽似的，看完一个窗口，再看一个窗口。他的战果相当可观，今年冬天他抓了一只手的斯密尔诺夫军官和穆拉托夫兵士，他们都曾得过乔治勋章，参加过中比列夫将军指挥的俄哈尔杰克远征军。还逮的捕了佐伯字、奥夫希金、葛利高里耶夫、克勒洛夫等人。听说他们被逮的原因是想立一个“地下”印刷厂，穆拉托夫和斯密尔诺夫就是因为星期天白天，偷走了城里克留锲尼夫印刷所的铅字而被捕的。

没过多久的一天晚上，贫民窟里又被抓走了一个终日悉眉紧锁的被我称做“活钟楼”的人。第二天早上，古得知道这事后，愤怒地抓看头发对我说：“马克西美奇老弟。真他妈耽误。你快点去……”他告诉我到哪儿去，又叮嘱我：“一定要小心。那儿或许有密探……”这个秘密行动令我兴奋不已，我像一只小燕子似的飞到了海军村。我走进一家昏暗的铜匠铺，见一个卷发蓝眼的年轻人正镀一口带耳平底锅，看上去不像工人，屋角的老虎钳边有一个小老头，他白头发用一根小皮带束着，正忙着打磨一个活塞。

我问他：

“你们这儿有活儿吗””

小老头怒气冲天的答道：

“我们自己人有活儿干，可异没你的活儿。”

那个年轻人看了我一眼，又低头镀他的锅。我用脚碰了一下他脚，他又惊又怒地盯着我，手中握着平底锅，好像要冲我砸过来似的。见我一个劲儿赂他使眼色，才平静地说：“走吧。……”我又向他递了一个眼色，才走出店铺，站在大街上，卷发青年也跟了出来，不声不响地看着我，点了一支纸烟。我问他：“你是吉虹吗？”

“是的。”

“彼得被捕了。”

他被激怒了，用眼光上上下下打量我。

“你说的是哪个彼得？”

“高个子像教堂里的助祭……”

“嗯？”

“没了。”

“什么彼得，助祭，和我有什么相干？”他越这样说，我就越认定他的确不是铜匠铺里的工人。当我跑回贫民窟的时候高兴极了，我的第一次“地下”活动圆满完成了。

古利·普列特涅夫和一些进步人士接触很多，我曾请他把我介绍到他们中去，可他总是说：“老弟呀，你还校应该好好念书学习……”有一回，叶甫里诺夫引见我与一个做秘密工作的人会面。

这次会面安排得十分周密，气氛异常沉重、紧张。尼古拉带我到城外的阿尔斯科波尔平原，一路上提醒我要谨慎小心，并要求我为这次会面保守秘密。然后，他指着从很远的地方慢悠悠走来的一个灰蒙蒙的小人影，扭头低声对我说：“就是他。跟着他走。等他停下来，你就走上前跟他说：‘我是新来的……’”秘密的行动意味着新鲜、刺激，应该是十分有趣的，可是这次却很可笑：头顶是火辣辣的术阳，一个人在草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真像是一棵小草，就这些，没别的。我一 直跟他到了坟场才追上他，闹了半天他也是年轻人，脸儿瘦削，两只小鸟眼十分警觉。他穿一件学生的灰大衣，原来的银灰钮扣已经丢了，又重钉了几枚黑钮扣，破学生帽上还可以看到帽徽。整体上看，他还是个孩子，可他偏要装成大人样。

我们找了一块有树荫儿的地方坐下来，他讲话枯燥、乏味而冷漠，那神态我一点不喜欢。

他十分严肃地问我读过哪些书，还希望我参加他创建的小组，我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的会面结束了。他紧张地先往前走了几步，脑袋左看右看，对空旷无人的野地进行了一番严密观察。

这个小组还有三、四个成员，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小组会在一个师范学院的大学生罗夫斯基家进行，主要学习约翰·穆勒的著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做的注释，这对我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这个大学生后来用叶洛恩斯基为笔名发表了一 些短篇小说，写够五本后，就自杀了。——这种事已不足为奇了，我常见。

他很内向。沉默寡言，思想沉闷，讲话十分注意分寸，住的是一间房子下面的地下室。

他为了“脑体结合”，每天都做点木工活儿。和他在一起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穆勒的书也没兴趣，因为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他的经济学理论我旧就知道，而且是印象极为深刻，这没什么难的，单赁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就可以领会了。我认为这些理论，凡是那些曾为别人的幸福和快乐出过力的人都十分清楚了，根本没必要花费很大心思用艰的深的词语编成一本大厚书。

我在这儿充满鳔胶味儿的地下室里，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眼睛看着小虫子在污浊的墙上爬来爬去，真是大难为我了。

有一次，老师迟到了。我们还以为他不来了呢，就跑出去习裤腿从地下空的窗口处一闪，吓得我们赶忙把酒，这时老师的灰下，老师走进来讲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伟大论断。我们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唯恐谁一伸腿把酒瓶碰倒了。唉，偏偏让老师踢个正着，我们吓坏了，个个满面通红，以为老师会大发脾气，结果是风平浪静。他那种沉默不语和气一条缝的眼神，看上去真让人难受，还不如狠狠地斥责我们一顿呢。

我很难过，虽然买酒不是我提出的，但对老师我总有种负罪感。

一直他讲课真没劲儿，我人在这儿心早跑到鞑靼区了，那批复人们过着“清真”生活，他们善良又勤劳，讲一口不太纯正的俄罗斯话。天一黑，清真寺的塔尖上就有执事僧用奇特的声音招换大家去做晚祷。我琢磨看鞑靼人的生活一定很奇怪，肯定不会像我以前过的那些不愉快的生活。

一直以来我都十分向往伏加河上那种集体劳动的热场面，直到现有那种狂热依然让我痴迷。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感受到劳动激情的那一天。

我们的任务是同码头搬运组货，那是一艘满载波货物的大拖船，它在喀山附近触礁，船底破了。当时正是刀月，狂风冷披着草席或帆布蹲在甲板上同艘小火轮船向前走，小火轮喘着粗气，不时喷出一团团的火星。

夜深了。喀山河上乌云密布，搬运工们是叫是喊，骂完天又骂地，骂自己的生活处境，他们在甲板上懒懒散散地躲来躲去，企图避避风雨。看着他们晕晕乎乎的样子根本不像干活的，我看不太可能去打捞出快要沉下去的船货。

半夜，终于到了那艘船礁的地方，大家把空拖船和出事的船甲板对甲板系在一起，这时搬运组第出现了，他是个面带凶相的老头儿，一脸麻子，生性狡猾，爱说下流话，长一 双鹰眼和一只鹰鼻。他摘下秃顶湿透的帽子，用女人一样的声音喊道：“伙计们。祷吧。”

工人们在甲板上聚成一个黑团，像一群狗熊，他们狂叫起来。组长率先灯。伙计们，看你们的了。小伙子们出点力。

上帝保佑我们，开始干吧。”

于是刚才还蝇一愁莫展、散兵败将、浑身湿透的从们一 个子变得生龙虎一般，他们像上战场一样，纵身跃到触船上，一边呐喊，一边狂叫，说着笑话干起活儿来。我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有一袋袋大米、一包包葡萄干、一捆捆皮革在飘动，短小的人影在穿梭，刚才还是怨声载道的人们，这会儿居然兴高采烈欢欢喜喜地投入战斗了。

雨越下越大，天理会冷了，风更猛了，人们的衬衫吹卷起来，肚皮都露出来了，湿漉漉的夜色中，六盏昏暗的灯笼发出微弱的光，五十多个人影跳来跳去，踏得板嗵嗵嗵直响。他们干活儿的样子就像几百年没干过活儿似的，拖看四普特重的米袋和扛货包赛跑的好事，他们早就想享受受了。用个恰当的比喻：他们干活生就像孩子热爱游戏一样，他们那个幸福劲儿，看来除了和女人拥抱，再没什么事儿可以和它媲美了。

一个满脸胡须的大个子，身穿哥萨克式紧身外衣，浑身湿透了，看上去他是货船的主人或代理人，他鼓动大家说：“好小伙子们。——我奖你们一桶。我的小土匪们。——两桶也行。加油干吧。”

夜色中，从四面八方传来沙哑的叫声：

“来三桶吧。”

“三桶就三桶。好好干吧。”

劳动场面理会加热烈了。

我跑去抱米袋，搬、抛、抱，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劳动，而是在狂欢，好像这些人可以永生永世这样不知疲倦、快快乐乐地干下去，那劲头儿真像随时都可以抓起城里的钟楼或尖塔，整个喀山城也滨握在他们手里，想搬哪儿就搬哪儿。

这一天晚上，我过得前所未有的育快。真想就这样一辈子疯疯癫癫、痛痛快快地劳动。

甲板上大雨点儿哗哗落着，狂风还在呼啸，黎明的薄雾中，落汤鸡的赤裸的搬运工们，不停地跑动着，一边笑着、叫着，显示自己的力气和劳动成果。

这时了阵风吹开了沉重的乌云一角蓝天上露出了太阳粉红色的脸，这群快乐的疯子抖动着湿乎呼的胡须，一齐向着太阳大叫。我真想跑上去拥抱这群两条腿的动物，亲吻他们，他们干活时那么机智灵活，真让我心驰神往。

没有什么可以阴他们由衷快乐的迸发出来的力量。这种神奇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它可以实现神话故事里只要一夜之间就建起美丽的宫殿和城市的幻想。阳光极其吝啬地照了一两分钟劳动的人群，就被厚重的乌云遮住了，就像一个小孩掉进了大海，完完全全被乌云吞没了。雨瓢泼一般下着。

“歇工吧。”不知谁喊了一声，立即招来了许多发怒的声音：“谁敢歇。”

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要搬运货物的时候，这群半赤裸的人们顶着狂风暴雨，不知疲倦玩命地劳动。我被他们身上爆发出来的强大力量震慑了。等大家返回到小火轮上时，一个个东倒西歪像醉鬼似的睡着了。小火轮一到码头，他们就像一道灰色呢流挤上了岸，飞奔小酒馆喝那三桶伏特加去了。

在小酒馆我见到了贝什金。他向我走来问道：“他们叫您干吗去了？”

我禁不住喜悦地告诉他这次劳动的情况。谁知他听完露出一脸的不屑说：“傻瓜。傻瓜都没你傻，你简直是——白痴。”

他吹着口哨，像一条在水中游泳的鱼似的摇摆着身体，从一排排的酒桌间走掉了，这会儿，搬运工们刚坐在酒桌旁热火朝天地大吃大喝起来。角落里一个人用男高音唱起了下流小曲。

嗳唷，半夜三更时分

老爷的太太呀

上后花园

寻欢作乐。嗳唷

这时有十几个人的声音加入其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同时用手在桌沿上打着节拍。

打更人巡视到此

看见呀，太太仰在地上……

一时间小酒馆里人声嘈杂，有放声大笑的，有吹口哨的，大有在一起胡说些无耻的小流话。

我经人介绍认误解了杂货铺老板安德烈·捷里柯封锁。

他的小铺在一条荒凉小街的尽头、垃圾占领的道路附近。

他是一个患麻病的独臂人，相貌温和，银灰色的胡须，眼睛里透出精蝗。他有全城最好的图书室，收藏了许多禁书和珍贵版本书，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包括那些抱有进步思想的人们，都到他这儿来借书。

安德烈的小杂铺是一幢低矮的平房，紧挨着一个放高利货的清教徒的住所，从铺子里进去，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大房间，这间房子采光不好，只靠一扇向天井开的窗子射入微弱的光线。和大房间相连的是厨房，从厨房过去，在通向清教徒住所的昏暗走廊的拐弯处，“躲”着一间仓库，对了。这就是那间秘密图书室。其中一些书籍是手抄的。比如拉甫洛夫的《历史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彼消列夫的文论集，《饥饿王》，《阴谋的把戏》——这些全是用钢笔抄写的，现在这些手抄本翻破了，书页也卷了。

我头一次来小杂货铺的时候，捷里柯夫正在待客，他指着通向大房间的门向我示意，我进去一看：黯淡的房间角落里，跪着一个像是萨洛无修道院圣徒塞勒菲姆画像似的小老头，他虔诚地祈祷着。看着他，我觉得不太舒服，也不协调。

我听人们说捷里柯夫是民粹派，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应该是革命家，既是革命家就不应该信上帝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祷告的小老的房间里是多作的。

他祷告完，很认真很仔细地用手梳一梳白头发和胡子，极为重视地看着我说：“我是安德烈的父亲。你是谁呀？噢，帮来是你，我还以为是化了装的大学生呢。”

“大学生干吗非得化装呀？”我问他。

“是呵。”小老头小声说，“他们装扮得再好，上帝也会认出他们的。。”

他到厨房去了。我坐在窗子旁想事，猛然听到喊声：“噢，他长这样儿呵。”

厨房边上靠着一个白衣女孩儿，短短的金黄色头发，脸色苍白有点儿浮肿，两只漂亮的蓝眼睛在微笑，她像是街上廉价石印画的小天使。

“您用得着那么惊讶吗？我的样子真得很可怕吗？”她说话的声音细微颤抖。她十分小心地缓缓地向我靠近，走路时手紧紧扶着墙壁，奸像脚下不是牢固的地板，是摇摆不定的绳子似的。她全身颤抖着，仿佛有万千支针扎进了她的脚掌，又像是墙壁上有火烫伤了她婴儿般胖乎乎的手，看她不大肢走路的样子更不像凡人了。她的手指直直的很僵硬。

我一言不发站在她面前，感到从未有过的狼狈和凄凉。这间默淡房子里一切都是怪异的。

女孩儿坐到椅子上，还在抖动，就像椅子会突然从她屁股底下飞走似的。她十分坦率地告诉我，她近四五天才开始活动，她手脚麻痹躺在床上三个多月了。

“这病是神经麻痹。”她微笑着对我说。

当时我似乎很希望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分析她的病症：神经麻痹。这么一个女孩儿，住在这个怪异的房间里得了麻痹症。听起来太简单了。这房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十分胆小地依偎着墙壁，屋角圣像前的小神灯分外明亮，神灯链子的黑影在饭桌的白桌布上奇怪地晃动着。

“我听好多人说起你，早就想知道你长什么样了。”她说话的声音像小孩子一样细弱。

这个孩儿毫不掩饰地打量着我，我十分不自在，她那双蓝眼睛仿佛可以穿透一切。而对这么一个女孩儿，我不可以也不会说什么，所以只好默默无语地看着墙上挂的赫尔岑、达尔文、加里波得等人的囤像。

从小杂货铺闯进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淡黄色头发，长着一双没有有教养的眼睛，立刻钻进了厨房，然后用沙哑的声音大叫：“你是怎么爬出来的？玛丽亚。”

“他是我弟弟，阿列克塞。”女孩儿和我说，“我，起先在产科学校上学，后来病了。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您是不是害羞？”

捷里柯夫走了进来，那只残手插在胸前，另一只手抚摸着他妹妹柔软的头发，她的头发被揉得乱糟糟的，他问我要找什么活儿。

不一会儿，又进来了一个红头发、身材心称的女孩儿，她用那又带些碧色的眼睛充分地看了我一眼，扶起白衣女孩，一 边走一边说：“玛丽亚。坐得时间不短了。”

玛丽亚。白衣女孩儿怎么会起这样一个成年人的名字，真不和谐，听起来都刺耳。

我也从小杂货铺出来了，心里挺憋气。但这并不妨碍我第二天晚上又坐到那间怪房子里，我很想了解：他们如何生活？我觉得其中心有奇异之处。

小老头斯契潘·伊凡诺维奇苍白有些透明，他在屋角坐着而带笑容向四周环视，嘴唇微微微翕动，像是祈求：“谁也别来打扰我。”

他终日像只兔子似的提心吊胆，总是提心有什么大祸突临。他的内心世界我看得一清二楚。

残疾了的安德烈身穿一件灰色短衫。胸前的油污和其他物什硬得结成痂了。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刚刚办了错事被原谅了的淘气孩子，有些羞愧地微笑着，在高度间里横着膀子晃来晃去。他弟弟阿列克塞在小杂铺给他帮忙，是个又懒又馋又笨拙的小伙子。另一个弟弟伊凡在师荡学样上学，平时住宿，只有节假才回家。伊凡个子矮小，打扮得挺精致，头发总是光光亮，那样子倒像个衙门里的旧官吏。得病的妹妹玛住在阁楼上，她不怎么下来。她要是下来我就不自在，感觉浑身被什么束缚住一样难受。

捷里柯夫的家务事由和清教秆房东同居的女人料理，她又瘦又高，脸谱像木偶，长着一双修女特有的冷酷眼睛。她的红头发女儿叫娜斯佳，她经常到这儿来转悠，每次她盯住一个男人时，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习惯性的一吸一合。

要说捷里柯夫家的真正主人还是喀山大学，神学院等各院校的大学生们，他们把这儿作为聚会点。这群人时时刻刻为国家为人民忧虑，每当有什么新消息：报约上的一篇文章、书本里的某些观点、城里或大学里发生的不幸事等等，他们从喀山城的各个角落蜂拥而至，挤到捷里柯夫家的小杂货铺，慷慨激昂的狂热争论，有的聚在一起大声辨论，有的躲到屋角窃窃私语。经常是他们拿来一本大厚书，然后手指头戳到某一面上互不相让地争辩，各自说着自己的见解。

我是不大明白他们在争辩什么，不过我倒以为真理已经被他们汹涌的空话冲淡了，就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一样很少了”我甚至认为有几个大学生，和伏尔加河沿岸反对正教的分裂派教徒里，那些抱着圣经不放的老家伙们一样迂腐。当然，我很清楚大学们的初衷是好的，他们希望生活更美好，即好真理被他们空洞的评说淡化了，但毕竟没有全部淹没。他们希望改变旧状况，我也明白，我有同样的想法。听他们讲话，经常可以发现我想说但没说的话。

接触到这些人，心中不禁狂喜，仿佛即被开禁的犯人。

在他们眼里，我就像木匠手中的一块好木材，他们很希望用它打制出一件不同凡中央委员的木式活儿来。

“这是天才。”他们彼此见在面时总这样把我推销出去，还带着一股显然的骄傲自豪之气，就像街上到处跑的孩子竟然遇到了一枚五戈比硬币，然后不能自己的向别人炫耀。我不喜欢被人们称什么“天才”、“骄子”之类的，我是被人遗弃的孤儿倒是真的。有时那些指导我学习的大学生会让我感到压抑，有一回，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一本题为《警世箴言》的书，我读不懂书名的含义，但我很想看这本书，就到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那里去借。

“您瞧瞧。老弟。你这不是瞎胡闹吗。让你看什么就看什么，别乱伸爪子了。”这个长得很像黑种人，卷发、厚嘴唇、白牙齿的未来的大主教先生嘲讽地对我说。

他粗鲁的训教伤害了我。后来，我还是把书搞到手，这钱，有些是我在码头做工挣的，有上结是从捷里柯夫那儿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像回事儿的书，我很珍惜，至今依然保存着。

总的来说，大学生们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我读《社会学入门》一书，我以为作者一是过分夸大了游牧民族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二是忽略了富于创造才能的流浪人和猎人的功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一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大学生，听了我的疑问，他那张充满女性美的脸上顿时庄重严肃了起来，跟我讲起了“批评权力”问题，唠唠叨叨足足一 个小时。

“你先得信仰一种真理，才可以去批评，才有批评的权力，那么你又信仰什么呢。”他问我。

这是个在街上走都要读书的大学生，他常常因为把书放在脸上而和别人撞架。他患麻疹伤寒病时躺在床上都在不停地说：“道德必须是自由部分与强制部分的统一，统一……”可怜这位文弱文生，因为长期忍饥挨饿落得一副病态，再加上他拼命苦读寻求真理，使他看上去更加虚弱了。

读书是他唯一的兴趣所在，除此之外他别无他求。当他认为内心的两个矛盾达到了统一和谐时，那双温柔的黑眼睛就会像孩子般闪烁出喜悦的光芒。我还记得离开喀山十年后，我在海尔科夫城见过他，他当时被流放了五年后又返校学习了。他总是生活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就是到了他快被肺结核折磨死的时候，他还在调和尼采思想和马克思思想呢。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用冰冷的手指捏住我的手，他在洛血，嗓子里呼噜呼噜地说：“矛盾不统一，就没法活了。”

再后来，他死在上学去的电车车厢里了。

我曾见过许多这样为真理殉职的人，每当想起他们来，心中敬意就油然而生。

经常来小杂货铺聚会的大约有二十个人，他们之中也不乏神学院学院学生，有一个叫佐腾·潘捷拉蒙，是日本人。还有一个大个子有时也来，他很独特，宽阔的胸膛，密实的络缌胡，鞑靼式光头，身着一件哥萨克短大衣，扣子扣到嘴巴下。他总是寡言少语，爱坐在角落里，吸个烟斗，两只沉稳的灰眼睛不停地望着大家。看的出来，他很留意我，目光不时地落在我身上，不知怎么稿的，他这么一看，我心里直发虚，有点害怕。在人人争辩的大房间里，唯独他保持沉默，他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人们都在高谈阔论，毫不掩饰大胆地说着自己的想法，他们争论的赵热烈，我越快活，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唇枪舌剑的辩论之中隐藏着见不得人的虚伪主义，我听了很久也没觉察到。这个大络腮胡子在想什么呢？

大家都叫他“霍霍尔”，这里除了安德烈再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过了不久我听说他是个流放犯，在雅库梯省流放十年，刚刚同来没多外。了解他的欲望更加浓烈了，但这还不能使我有勇气走上前和他认识，谈话。我不害羞，也不怕见陌生人，我这人从来都是被好奇心奴役着，我渴望探知一 切未知，正是这个坏习惯使我一生也没有认认真真地研究过什么。

我听他们谈到了人民，我也奇怪自己的想法怎么和他们的那样不同呢？他们的观点是：人民是真、善、美瓣化身，是一个神圣的群体，是高尚品德的始发地，我怎么没见过这种人民呢？我见的有木匠、装卸工、水泥匠，我还见过亚可夫、奥西布、葛利高里。我说的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人，而他们说的是抽象的人的整体。他们把人民看得高贵，并且愿意以人民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可我认为真正的美好思想的拥有者是他们，在他们身上才真正体现着博爱、自由的美好品德。

这种博爱精神是我以前所没有经历过的，可是现在，他们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眼神里都散发着博爱的光辉。

这段时间，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伟大、神圣的理论像春雨般滋润着我的心田，那些描写农村生活的朴素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给了我新的启示。我觉得只有对人类充满了最强烈的爱，才会激发出人追求生活意义的力量，从那以后我再不是只考虑自己，而是开始为他人着想了。

听安德烈说，他开杂货铺赚的钱，都用来帮助这些有“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思想的人们了。他就像一个虔诚的助祭侍奉大主教作弥撒似的，在这些人群中转来转去，不时地为他们的聪慧机智而欣喜。他时常情不自禁地面带笑容将残手插入怀中，另一只手捋一捋软软的胡须对我说：“您听。多么好呵？”

这群人中有一个叫拉甫洛夫的兽医，他说话的声音就像鹅叫，他独树一帜地发表与大学生们相反的言论，每当这种时候，捷里柯夫就惊讶地把眼睛往下一垂，嘟嘟囔囔地说：“瞎捣乱。”

安德烈和我一样欣赏这些大学生，可是大学生对待他却像老爷对待奴仆或酒店的小二儿似的随便吆喝，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客人们逐渐散去，他时常留宿我，我们以地为席铺一块毛毯在地上睡。夜里在神像前那盏灯的照耀下，我们畅所欲言，喋喋不休。他带着教徒所特有的虔诚与欢悦告诉我：“以后能发展出百八十号他们这类出众的人才，占据国家的各个重要位置，世界会翻个过的。”

安德烈长我十来岁，看的出来他非常喜欢红发姑娘娜斯佳，在人前他故意对她不屑一顾，甚至和她说话的语气很冷漠，爱慕的眼光倒是时时刻刻追随其后。当只剩下他俩儿在一起时，他就唯唯诺诺，唯命是从，露出乞求谅解的笑容，一 只手还不忘记捋着稀软的胡须。

他的妹妹玛丽亚常常站在角落里听人们辩论。她听得极为认真，神情严肃，脸紧绷着，大眼睛瞪着，当听到辩论高时，她会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声像是有人把冷水浇到了她的脖子里。

总有一个红发医学大学生围着她转来转去，他故弄玄虚伏在她耳边小声说话，并挤弄一下眉头。看上去有意思的。

秋天来了，我必须有一个固定“职业”了。我被眼前所发生的新鲜事给迷住了，活儿干得越来越少，几乎是靠别人养活，这样的面包吃起来是困难的。我为自己找了一个营生——到瓦西利·塞米诺夫而包坊打工。

这段时期的生活是艰难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在我后来写的短篇小说：《老板》《柯诺娃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中，曾经描述过这段生活。

肉体的痛苦是肤浅的，只有精神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自从进了那家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后，就和我以前天天见面天天谈话的人隔绝了，我和他们之间仿佛竖起了一道高墙。

没人来看我，我也因为每天十四个小时的工作，没有闲暇到安德烈那儿去。遇到假日就睡觉或是和作坊里的工作们瞎闹。

一开始，有些同伴就把我当成了开心丸，还有一个跟小孩似的，就喜欢听有趣的故事。

谁知道我竟给他们讲了些什么呀，总之，效果不错，居然引发出他们对某种不很清晰，但轻松，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些时候，我的故事很出色，他们或悲或怨或恨的情绪暴露无遗，我为自个儿高兴，我私下以为我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我在教导人民呢。

我也有自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那么弱小，那么无知，有时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知道。

这种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仿佛被遗弃在一个昏暗的地洞里，地洞里的人就像大虫子一样蠕动，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终日钻酒馆逛妓院，到妓女冰冷的怀抱中寻求安慰。

每月月底领薪水时，他们必去光顾妓院，在这个美妙日子到来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就开始想入蜚蜚了。等嫖宿回 来，很久很久还没有从那份甜蜜中醒来，他们厚颜无耻地炫耀自个儿的床上功夫，以及怎样的蹂躏妓女。谈到妓女，他们一脸的不屑，甚至吐唾沫以示“清高。”

不知为什么，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谈论时，心中一阵悲伤，难过。我仿佛看到烟花巷里一个卢布一晚上的妓女，我的同伴们迫不及待的丑恶行径，虽然可耻但尚可理解，可是其中一些人的肆无忌惮、好色、放纵，却让人发指。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故意炫耀的虚荣心的满足。对于性我有些恐惧地感到好奇，所以就比较敏感这种事，我还没有品尝过女人的滋味儿，为此我感到心中不快：无论是妓女还是同伴都无情的讥讽我。没多久，他们再去逛妓院，就不带我我，他们照直说：“老弟。你就别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

“和你在一块儿别扭。”

我记住了这句话，觉得其中大有含义，可我没弄太明白。

“你看看你。跟你说别去了。你去让人扫兴……”只有阿尔及姆比较明朗地带着冷笑说：“你像个神父，又像个不通情理的老爸。”

起初妓女们还笑话我放不开手脚，后来就愤怒了：“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呀？”

那个漂亮丰满的四十岁的波兰“姑娘”捷罗莎·布鲁塔，是这里的“妈妈”，她用家狗一样温顺的眼神望了我一下，说：“我说姑娘们，别逗他了。他一准是有情人了，是不是？

这么健壮的小伙子，肯定给情人迷住了，错不了。”

她是个酒鬼，喝醉了就丑态百出，酒醒时则判若两人，她沉稳、冷静，体贴人的性格让我佩服。

“最奇怪的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了。”她说，“他们真会玩儿：先让姑娘在地板上打肥皂，再把赤条繁荣的姑娘手脚向下放在四个瓷盘上，然后对着姑娘的屁股用力推一掌，看看她在地板上滑行的距离。一个完了，再来一个，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呀？”

“你瞎说。”我说。

“哟，我干吗撒谎呀。”她叫道，依然心境平和地说，但平和之中带着一种说服人的意思。

“这是你们自己编造的。”

“一个姑娘怎么可能编这种事呢？我又不是疯子？”她眼睛瞪起来了。

大家洗耳恭听着我们的争论，捷罗莎继续用冷静平淡的话语述说着嫖客们的古怪行为，她很想弄清楚人：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场的人们都厌恶地往地上吐唾沫，他们骂着粗话。我以为捷罗莎是有意诽谤我喜爱的大学生，就对他们说大学生是热爱人民希望人民生活好的。

“你说的是伏斯克罗森卡亚街上那所学校的学生，我说的是从城外阿尔斯克波尔神学院来的大学生。他们是教会里的，都是孤儿。孤儿们长大了必定是小偷、流氓、坏蛋。他们无情无义。”

“妈妈”所讲述的故事和妓女们对大学生，有身份有地位的上层人物所说的怨恨话，我的同伴们不仅仅是厌恶的气忿，还充满了惊喜，他们发现：“这么说，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还不如我们呢。”

听他们这么说，我难过极了。望着他们，感觉这些人就像城市的粉尘，本应到垃圾堆里去的现在却到了这间昏暗的小房间里，在这里乌七八糟的折腾一通，又带着满肚子的怨恨分散到喀山的各个角落去了。由于情欲和生活的郁闷他们从四面八方躲到这个肮脏的洞穴里，极为荒唐的地唱着动人的情歌，谈论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轶文趣事，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讥讽、嘲笑、敌视他们不理解的东西。我甚至认为这“烟花柳巷”就是一所大学，我的同伴们从这所大学里获得了丑恶的知识。

可怜的卖唱的姑娘们，在污浊的地板上来回走动，一个个像霜打了，拖着脚走路。在手风琴的哀音和一架破钢琴无可奈何的颤音里，摆动着柔弱的腰肢。望着眼前的一切，心中一阵朦朦胧胧的忧思，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尽人意，“赶快离开这儿。”我的心情坏极了。

在面包坊里，只要我说有人毫不为已地为他人寻求自由与快乐时，就会有人提出质疑：“但姑娘们并不这么认为。”

然后他们开始为我进行猛烈攻击。我当时很自信，我觉得自个儿象一条不驯服的小狗，但比大狗还要聪明和勇敢，所以我对他们毫不客气，甚至大发脾气。我认识到思考生活和实际生活同样不容易。我有时会对同伴们的忍耐性感到愤怒，我真不理解他们会心甘情愿忍受酒鬼老板的污辱，他们的顺从和毫无休止的忍耐精神激起了我的怨恨。

我的精神处于非常痛苦时期，就在这时，命运发生了转机我又接触到一种新的思想，虽然它是和我敌对的，但它仍然从心灵深处触动了我。

一个风雪之夜，大风呼啸，像是要把天空扯碎似的，厚厚的白雪覆盖着大地，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太阳自此沉没不再升起了。这正是忏悔节之夜，我从捷里柯夫那儿出来返回面包坊，我眯着眼，迎着风雪前行，突然我的脚下被什么一绊，正跌倒在横躺路上的一个人身上，我们彼此咒骂着，我骂俄话，他骂法文：“呀，魔鬼……”我的好奇心被引发出来，我将他搀扶起，让他站好。他个子矮小，比较瘦弱。他一下把我推开，吼道：“我的帽子。

他妈的。给我帽子，我快冻死了。”

我帮他找到帽子，抖了抖雪给他戴在因怒而倒竖的头发上，可他却不通情理地把帽子摘下来摇晃着，用俄法两国话骂我：“滚。滚。”

然后突然向前狂奔，消失在雪夜中了。走着走着，我鬼使神差地一回头，看见他站在电线杆子旁，双手抱着没有路灯的电线杆子。并郑重其事地说：“琳娜。我快死了……唉，我的琳娜……”看得出来，他喝醉了，要是我不管他，他会冻死街头的，我走过去问他住哪儿。

“这儿是哪条街呀？”他带着哭腔说，“我也不知道往哪儿走。”

我拽住他的腰，拖着他向前走，一边不断地寻问他的住址。

“在布莱克街……那儿有好几个浴池……就是家了……”他用冻得发抖的声音说。

他一溜歪斜地向前走，弄得我走路很吃力，我听到他的上牙在打下牙：“要是你知道，”他一边撞靠着我，一边嘟嘟囔囔地说。

“什么””

他停下来，一只手举起，吐字清晰甚至带点得意地说：“要是你知道，我要带你去哪里……”他把手指头含在嘴里，身子摇摆得快站不住了。我伏下身，背着他走，他把下巴抵在我的脑袋上不停地埋怨：“要是你知道……我快冻死了。哎呀，我的上帝呀……”在布莱克街上找了半天才算弄清他的住所。我们终于爬到一个小配房门前，它几乎被院内的雪花淹没了。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到了房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一下门，他对我低声喝斥：“嘘，小点声……”一个身着拖地红衣的女人开了门，手中持着烛台，把我们让进屋后，她悄无声息地走到一旁去，也不知从哪儿找出一副长柄眼镜，仔仔细细地开始了对我的观察。

我向她说明，这个人的双手已经冻僵了，应该让他脱掉衣裳，上床睡觉。

“是吗？”她说话声音像女孩儿般清爽。

“得把他的手浸在凉水里……”

她好像没听懂我的话，只是用眼镜向屋角的画架指了指，那儿有一幅风景画，上面画着树木，还有一条小河。我奇怪地看了看那女人毫无表情的脸，她居然转身走向桌子旁坐下，桌子上点着一盏带粉红色灯罩的台灯，她若无其事地把玩着一张“红桃Ｊ”纸牌。

“您家有伏特加吗？”我高声问道。她仍然无动于衷，继续玩儿她的纸牌。我费劲儿背回来的男人坐在椅子上，脑袋搭拉着，港澳得通红的双手垂在身旁。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促使着我，我把他抱到躺椅上，给他脱掉衣服。躺椅后面的墙上挂着许多照片，其中仿佛有一个系白丝绸的花圈，在白丝绸上赫然写着：献给举世无双的吉尔塔。

“真见鬼，你轻点。”我给他搓手时，他疼痛地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