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下午，电话铃响了。九月新学期开始后的第二个星期日。我正在做推迟了的午饭，但还是一一关上煤气，赶紧拿起听筒。因我猜想可能是敏打来的关于堇消息的电话。铃声的响法总好像有一种紧迫感，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不料是“女朋友”打来的。

“事情非常重要，”她省去寒喧——这是很少有的——说道，“能马上来一趟？”

听语气，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说不定是我们的关系被她丈夫发觉了。我静静地深吸一口气。万一同班上学生的母亲睡觉的事给学校知道，不用说，我将处于相当狼狈的境地。最坏时情况有可能被解职，不过这怕也是没办法的事，这点从一开始就已清楚。

“去哪儿？”我问。

“超级市场。”她说。

我乘电车赶去立川，到火车站附近那家超级市场已经两点半了。下午热得就好像盛夏卷土重来一般，我却按她的吩咐，穿白衬衫打领带，外加灰色薄质西服。她说这样看上去像老师，能给对方以良好印象，“因为你有时看上去像学生”。

在门口向一位正在整理售货卡的店员问保安室在哪里，对方说保安室不在这里，在隔一条路的另一栋的三楼。原来是一座不很起眼的三层小楼，里边连电梯都没有。混凝土墙壁裂纹纵横，仿佛在木讷地诉说别介意、反正就要整个拆除了。我爬上磨损了的窄楼梯，小声敲了敲挂有保安室标牌的门，一个男子粗重的语声让我进去。推开门，见她和儿子在里面。两人同身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隔桌相对。别无他人。

房间即使不算宽宽大大，可也决不窄窄巴巴。三张桌子靠窗排开，铁皮文件柜立在对面一侧。旁边那堵墙上贴着执勤表，铁架上摆着三顶保安员帽。最顶头那扇镶有磨砂玻璃的门的对面看样子有间休息室。房间无任何装饰，无花，无画，无挂历，唯独墙上那个圆形挂钟格外醒目。房间空旷得出奇，俨然因某种缘由被时间长河遗弃的古老世界的一隅。香烟和书刊和人的汗漾出仿佛经年累月才融为一体的不可思议的气味。

执勤的保安员身体敦敦实实，年龄五十五、六光景，粗胳膊，大脑袋，花白头发密麻麻硬挺挺，用散发出廉价气息的整发水迫使其就范。其眼前的烟灰缸里满是“七星”残骸。我一进门，他立即摘下黑边眼镜，用布擦了擦，又戴回。看来那是他见生人时的习惯性动作。摘下眼镜，那对眼睛犹如从月球拾来的石子一般冰冷冰冷，眼镜戴回后，冰冷没那么冰冷了，而代之以死水潭般的黏稠。总的说来，不是以安慰别人为目的的视线。

房间闷热，窗固然开着，但风丝毫进不来，进来的唯有路上的嘈杂。被红灯拦住的大卡车发出嘶哑的气闸声，令人想起晚年的本·韦伯斯特的高音唱腔。大家都出了不少汗。我走到桌前简单寒暄，递出名片。保安员默默接过，咬着嘴唇盯视良久，盯罢把名片放在桌子上，抬起脸看我的脸。

“蛮年轻的老师嘛，”他说，“工作几年了？”

我做出略加思索的样子：“第三年。”

他“唔”了一声，再没说什么。但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内容复杂的雄辩。他再次把名片拿在手上，重新确认什么似的注视我的名字。

“我姓中村，是保安主任。”他报出姓氏，但没给名片。“那边椅子有多余的，请挑一把搬来。这么热很抱歉。空调嘛，出了故障。星期天人家不上门维修，电风扇也没有乖乖听话的，简直坐以待毙。您怕也够热的，西装请只管脱下好了。事情我想没那么快结束，光看着我都热得够呛。”

我按他说的搬来一把椅子，脱去上衣。衬衫已出汗出得贴在身上。

“不过，我总觉得，老师这工作的确令人羡慕。”说着，保安员嘴角沁出于巴巴的笑意，然而眼镜内侧的眼珠却如物色特定对象的深海食肉动物一般在探我的底。口气诚然客气，但仅限于表面。尤其说到“老师”两个字时，显然透出轻蔑意味。

“暑假一个多月，星期天不用上班，晚上不用值班，又有人送礼，好到天上去了！如今看来，我也在学校玩命用功弄个老师当当该有多妙。可到头来，大概也是命中注定，当了个超市保安员。脑袋不好使嘛。跟我家孩子也说了：长大当老师！毕竟老师顶轻松嘛。”

我的“女朋友”身穿式样简洁的蓝色半袖连衣裙，头发在脑顶齐整整地拢起，两耳戴着小耳环，脚上是高跟白凉鞋，膝部放着白色手袋和奶油色小手帕。从希腊回来还是第一次见她。她一声不吭，用哭得有些发肿的眼睛轮流看我和保安员，从神情上不难看出已挨了好一顿训。

我和她对视了一下，随即看了看她儿子。本名叫仁村晋一，在班上大家都叫他“胡萝卜”。细长脸，瘦瘦的，头发乱蓬蓬地打着漩，看上去真的像胡萝卜。我一般也这么叫他。人很老实，不说多余的话。成绩算是好的，不忘做作业，值班打扫教室不要滑，不惹是生非。不过上课时极少举手回答问题，也不出风头，不讨人嫌，也没什么人缘。母亲对此颇有些不满，但从教师的角度看，算是蛮不错的孩子了。

“情况从学生母亲那儿听说了吧，电话里。”保安员问我。

“听说了。”我说，“扒窃。”

“正是，”说着，保安员拿起脚下的纸盒，放在桌上，推到我这边来。盒里有八个仍包着塑料纸的订书器。我拿一个在手上看了看：标价八百五十元。

“订书器八个，”我说，“全部吗？”

“是的，全部。”

我把订书器放回纸盒。“价格一共六千八百元吧？”

“是的，六千八百元。您肯定这样想吧：当然不止是扒窃，而是犯罪行为。可为什么这么小题大作呢，充其量才八个订书器嘛，何况又是小学生。是这样想吧？”

我什么也没表示。

“没关系，即使这么想也情有可原。毕竟较之扒窃八个订书器，更恶劣的犯罪满世界都是。在这里当保安员之前，我也在第一线当了很长时间警察，情况一清二楚。”

保安员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道。我也在注意不给他以挑战性印象的前提下正面迎接他的视线。

“若是头一回，店方也不至于因为这个程度的扒窃而一一闹腾没完。我们也是靠客人吃饭的，都想适可而止，不把事情闹大。本来嘛，把他带到这房间来，稍微吓唬吓唬就完了；糟糕的时候也顶多跟家里联系，提醒一下，而不通知学校。对这类事情尽可能息事宁人，这是我们店对待小孩扒窃的基本方针。

“问题是这孩子扒窃不是今天第一次。以前也有，仅我知道的就三次。注意，是三次！而且第一次也好第二次也好，这孩子都死活不肯道出自己的姓名和所在的学校。两次都是我处理的，所以记得很清楚。无论说什么问什么，反正就是不开口。用警察的说法，就是所谓缄默。不道歉，也没反省的样子，很有抵触性，态度非常恶劣。对他说再不告诉姓各就带去找警察也不怕么，他还是默不作声。无奈，这次硬让他出示汽车月票，才弄明白了姓名。”他停了停，等待事情的细节渗入我的脑中。他仍然定定地注视我的眼睛，我也没将视线移开。

“还有一点，那就是所偷东西的内容不好，不让人怜爱。最初是十五支自动铅笔，金额是九千七百五十元。第二次是圆规八个，金额为八千元。就是说，总是集中偷同一种东西。不是为自己用，或纯属恶作剧，或是为了卖给学校同学。”

我想象午休时胡萝卜向班上学生兜售订书器的场景。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

“难以理解，”我说，“何苦在一个店里那么明日张胆地扒窃呢？接连干上几次，当然要被认出，又引人警惕，逮住时处分也要加重。要想得手换一家商店岂非人之常情？”

“那种事问我也没用，实际上在别的店也可能干来着。若不然就是对我们店情有独钟，或是对我的长相看不顺眼也未可知。我毕竟只是店里一个保安，复杂情况一一考虑不来，也没拿那份薪水。想了解的话，直接询问本人如何？今天也一样，领来这里都三个小时了，就是不肯开口，只字不吐。乍看样子蛮老实，其实十分了得。所以才劳老师大驾。好好的休息时间给我打扰了，实在抱歉。

“……不过，刚才我就注意到了，您晒得相当可观嘛。倒是跟这件事没有直接关系——暑假您去哪里了？”

“没去什么特殊地方。”我说。

他还是煞有介事地打量我的脸，就好像我是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再次拿起订书器细看。随便哪个家庭哪问办公室都备有的极其普通的小订书器——臻于完美境地的廉价事务用品。保安员口叼“七星”，用大大的打火机在顶端点燃，侧过脸吐烟。

我转向孩子那边，温和地问道：“为什么要订书器呢？”

一直在看地板的胡萝卜静静地拾起脸看我，但什么也没说。这时我才发觉他的神色与平时截然不同，表情奇怪地消失了，眼睛的焦点也对不上，视线没有纵深感。

“不会是受谁威胁才干的？”

胡萝卜仍不回答，连是否理解我的意思都无从判断。我只好作罢。现在在这里怎么问恐怕都一无所获。他已关上门，窗也封了。

“那，怎么办呢，老师？”保安员问我，“我的工作是在店内巡视、用监控摄影机监视、发现现行扒窃分子带到这房间来，这份薪水我拿了。至于往下怎么办是另一个问题。尤其对象若是小孩子，就更伤脑筋。您看如何是好呢，老师？这方面当老师的更清楚吧？或者干脆把事情端到警察那里去？那一来作为我可就省事了，大可不必这么往棉花堆打拳头，白白搭上半天时间。”

说实在话，此刻我脑袋正另有所思。超市这大煞风景的保安室不容我不想起那个希腊小岛上的警察，接下去又不能不想堇，想她的失踪。

所以竟好一会没弄懂保安员想要对我说什么。

“跟他父亲也说了，得好好教育孩子，跟他讲明白扒窃是一种犯罪，再不会给您添麻烦了。”她用缺乏起伏的声调说。

“因此不希望弄得满城风雨——刚才就听好多遍了。”保安主任甚为不耐烦地说。他在烟缸里磕落烟灰，然后重新转向我说：“不过依我看，同样的事情干三次无论如何也是太多了，有必要在哪里刹住。老师您对此有何高见呢？”

我深吸一口气，将思绪拉回现实：八个订书器，九月一个星期日午后。

我说：“在同孩子谈话之前，什么都不好说。这孩子以前从未招惹是非，脑袋也不笨。至于他为什么如此无谓地扒窃，现在还无法判断。往下花时间找他好好谈谈。谈的过程中我想肯定可以发现起因或线索。给您添麻烦了，实在非常抱歉。”

“我说，我是不好理解，”对方在镜片后眯起眼睛，“这孩子——仁村晋一——是您教的学生吧？就是说天天都在教室见面吧？是这样的吧？”

“是的。”

“四年级了，在您班上待一年四个月了，不错吧？”

“不错。从三年级教上来的。”

“班上一共多少学生？”

“三十五人。”

“那么，是很可以照料到的唆。可是，完全没有料到这孩子会捅出漏子，连迹象都没觉察到，是吧？”

“是的。”

“可是慢着，这小子可是半年时间里就扒窃了三次哟！而且总是单独干。不是有人逼他非干不可，不是出于需要，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不是为了钱——听他母亲说零花钱绰绰有余。那么就是说是主观故意犯罪，为了偷而偷。也就是说，这孩子显然是有‘问题’的。对吧？而这东西多少总会有一点迹象吧？”

“从教师角度来说，习惯性扒窃这一行为，尤其在是孩子的情况下，较之犯罪性，很多时候更来自精神上的微妙扭曲。当然，假如我再细心些观察，有的情况也许就看出来了，这点我表示反省。问题是，这种扭曲表面上是十分难以推测的，或者说并非将行为本身作为行为单独提出来而给予相应惩罚就能马上解决的，必须找出根本原因加以纠正，否则事后还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儿童采取扒窃这一形式发送某种信息的情况并不少见。即使效率不高，也只能慢慢面谈来解决。”

保安员掐掉烟，半张开嘴，像观察什么珍稀动物似的久久盯视我的脸。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指甚是粗大，俨然长有黑毛的十个肥胖的活物，看得我有些透不过气。

“您刚才讲的，就是人们在上大学教育学之类时所听到的？”

“不尽然。因是心理学常识，哪本书上都有。”

“哪本书上都有。”他面无表情地重复我的话，然后拿起毛巾擦粗脖子上的汗。

“这精神上的微妙扭曲，到底是什么呢，这？我说老师，作为警察我可是从早到晚都跟不是微妙地扭曲之人打交道来着。世上这样的人横躺竖卧，拿扫帚扫都扫不过来。若是花长时间细细听这些人的话，认真琢磨话里到底有什么信息，我身上就算有一打脑浆也怕不够用。”

他喟叹一声，把装有订书器的盒子又放回桌下。

“大家嘴上说的都合情合理：孩子的心灵是纯洁的，不能体罚，人们都是平等的，不能以分数取人，要慢慢商量解决。这倒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世道会因此多少变好吗？甭想，莫不如说在变坏。我说，人恐怕并不都是平等的吧？这话听都没听过。跟您说，这狭小的日本可是有一亿一千万人挤在一起，要是大家全都平等试试看，简直地狱！

“漂亮话说起来容易。闭上眼睛装没看见，把问题往后一推即可。风平浪静地让孩子唱着萤火虫之歌毕业就算万事大吉。扒窃是孩子的心灵信息，别的与我无关，这当然快活自在。谁给揩屁股呢？我们！您以为我们天生欢喜于这个不成？您那神情像是在说充其量六千八百元罢了，可你从被偷者的角度想想。这里干活的有一百多人，为了一两元差价，每个人都像乌眼鸡似的。收款机的现金统计若有一百元对不上账，就得加班弄个水落石出。您晓得这超市打收款机的阿姨一小时挣多少钱？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个讲给学生听？”

我默然，她默然，小孩也默然。保安主任也到底像是说累了，蜷缩在沉默之中。别的房间里电话短促地响了一声，有人接起。

“那么，怎么办才好呢？”

我说：“用绳子把他倒吊在天花板上，直到他说出对不起——这样可以么？”

“那怕也不坏吧。不过您也知道，果真那么干，我也好您也好，饭碗就都砸了。”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花时间耐住性子同他谈。这是我的最终意见。”

别的部门有人门也没敲就闯进房间，说道：“中村君，借仓库钥匙用一下。”“中村君”在抽屉里找了半天，没找到钥匙。“没有。”他说，“奇怪啊，一直在这里来着。”对方说事情重要，无论如何马上要用钥匙。从两人的口气听来，那钥匙非同儿戏，本该在那里才是。桌子几个抽屉都翻个底朝上，还是没有找到。

这时间里我们三人一片沉默。她不时以若有所语的眼神觑我一眼。胡萝卜依旧面无表情地目视地板。我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热得要命。

讨钥匙的人只好作罢，嘟嘟囔囔地走了出去。

“可以了。”中村保安主任转过身，以平板板的事务性语调说道，“辛苦了，这就完事了。往下完全委托给老师和母亲了。不过有一点：倘若同一件事再发生一次，记住，那时可就真麻烦了。这点能理解吧？我也不愿意找麻烦的，但工作毕竟是工作。”

她点头。我也点头。胡萝卜置若罔闻。我欠身站起。两人也有气无力地站起。

“最后一句，”保安员坐着向上看我，“这么说我也认为不够礼貌，恕我冒昧——一见面就觉得您好像有什么心事。年纪轻轻，高高大大，风度翩翩，晒得漂漂亮亮，思路井井有条，说话头头是道，父兄方面也肯定喜欢。不过嘛——倒说不好——从看第一眼就有什么让我纳闷儿，让我琢磨不透。倒不是我个人同您有什么，所以您别生气。只是一种感觉罢了，心想到底有什么不释然的呢。”

“作为我个人有一点想问，不介意吗？”

“请请，都无所谓。”

“假如人人平等，您将处于什么位置呢？”

中村保安主任狠狠地往肺里叹了口烟，摇摇头，就好像把什么强加给谁似的慢慢花时间吐出。“不知道。不过别担心，至少不会和您处于同一位置。”

她把红色丰田“赛力佳”停在了超市停车场。我把她叫到离开孩子些的地方，叫她先一个人回去，自己同孩子单独谈谈，再送他回家。她点点头，想要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一个人钻进车，从手袋里取出太阳镜，发动引擎。

她离去后，我把胡萝卜领进眼前一家明亮的饮食店。在空调环境中舒了口气，为自己点了冰红茶，为孩子要来冰淇淋。我解开领扣，扯下领带揣进衣袋。胡萝卜依然陷在沉默中，表情和眼神也同在超市保安室时没什么两样，看样子仍未从长时间的恍惚状态中挣脱出来。指头细细的小手整齐地放在膝头，扭脸看着地板。我喝着冰红茶，胡萝卜根本没碰冰淇淋。冰淇琳很快溶化在碟子里，但胡萝卜似乎没注意到。我们相对而坐。像关系欠佳的夫妻一般久久沉默不语。女侍每次有事来我们桌前时都现出紧张的神情。

“事情很多很多。”我终于道出一句。也不是想开始说什么，是从心中自然冒出来的。胡萝卜缓缓抬头转向我，但还是一言不发。我合目叹息一声，又沉默良久。

“还跟谁都没说起，暑假我去了希腊一段时间。”我说，“希腊在哪里知道吧？上社会课时看过录像带的。在南欧，地中海。岛屿多，出橄榄。公元前五○○年左右古代文明很发达。雅典产生民主主义，苏格拉底服毒死了。去那里来着，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不是去玩的，朋友在希腊一个小岛下落不明，前去寻找。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悄然消失了，像烟一样。”

胡萝卜两唇约略张开，看着我的脸。表情虽还僵硬，但眼睛多少像有光亮返回。我的话他显然听了进去。

“我喜欢那个朋友，非常喜欢，比任何人比什么都宝贵，所以坐飞机去希腊那个岛上寻找。但没有用，怎么都找不到。这样，那个朋友没了以后，我就再没有朋友了，一个也没有。”

我不是对胡萝卜说，只是对自己说，只是出声地思考自己。

“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想登上金字塔那么高的地方，越高越好，四周越开阔越好。站在那项尖上，环视世界，看有怎样的景致，看到底有什么从那里失去了。想以自己的眼睛看个究竟。不不，说不明白。或许实际上并不想看，什么都不想看。”

女侍走来，从胡萝卜面前撤下冰淇淋早已溶化的碟子，把账单放在我面前。

“从小我就是独自一人生活过来的，好像。家里有父母有姐姐，但谁都喜欢不来，跟家里哪个人都沟通不了。所以猜想自己是不是领来的，是不是因为什么从哪个远亲那里领来的孩子，或者从孤儿院领养的。如今想来，那怕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怎么看父母都不是领养孤儿那一类型的人。总而言之，就是很难认为自己同家人有血缘关系。相比之下，认为他们全是不相干的外人心里倒好受一些。

“我想象远处有个小镇，小镇上有一户人家，那户人家里有我真正的家人。房子不大，很朴素，但令人心里舒坦。在那里我可以同大家自然而然地心心相印，可以将所思所感毫无保留地说出口来。一到傍晚厨房就传来母亲做饭的动静，飘来暖融融香喷喷的饭味。那是本来的我应该在的地方。我总在脑海中描绘那个地方，让自己融入其中。”

“现实中的我家有一条狗。家里边只有这条狗我顶顶喜欢。虽是杂种，但脑袋好使得很，无论什么，教过一次就再也不忘。天天领出去散步，一块儿上公园，坐在长椅上说这说那。对儿童时代的我来说那是最快乐的时光。不料在我小学五年级财狗被卡车撞死了。那以后再没养成狗，家人说狗又吵又脏又麻烦。

“狗死了以后，我开始一个人闷在房间里一个劲儿看书。觉得书中的世界比周围世界生动有趣得多。书里有我从没看到过的风景。书和音乐成了我最宝贵的朋友。学校里也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但没碰上能说知心话的。每天见面只是适当聊几句，一起踢足球罢了。遇到困难也不服任何人商量，独自思考，得出结论独自行动。不过也不怎么觉得寂寞，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人这东西归根结蒂只能一个人活下去。”

“但是，上大学后我碰上了那个朋友，那以后想法开始多少有所不同了。我也明白过来，总是长期一个人考虑事物，归根结蒂产生的只是一个人的想法，总是只身独处有时候也还是非常寂寞的。

“只身独处。心情就像是在下雨的傍晚站在一条大河的河口久久观望河水滔滔流入大海。你可曾在下雨的傍晚站在大河的河口观望过河水滔滔入海？”

胡萝卜没有回答。

“我是有过。”

胡萝卜整个睁开眼睛，看我的脸。

“我也不大明白观望很多河水同很多海水搅合在一起为什么会那么寂寞，但的确是那样。你也看一次好了。”

说罢，我拿起外衣和账单，慢慢站起，手往胡萝卜肩上一放，他也站了起来。我们走出店门。

从那里到他家，走路要三十分钟。并肩走路的时间里，我和胡萝卜都没开口。

他家附近有条小河，河上有座混凝土桥。河没多大意思，很难称之为河，也就是排水沟约略放大一点而已，这一带还是沃野平畴的时候大概作为农业用水使用来着。如今水已浑浊，一股轻微的洗衣粉味儿，甚至是否流淌都看不明白。河床里长满夏日杂草，丢弃的漫画杂志就那样打开在那里。胡萝卜在桥正中停住，从栏杆探出上身朝下看。我也站在他旁边同样往下看。好半天我们就这样一动不动。想必不乐意回家。心情可以理解。

胡萝卜把手伸进裤袋，掏出一把钥匙，朝我递来。常见式样的钥匙，带一个大大的红塑料牌，牌上写着“仓库3 ”。看样子是中村保安主任找的那把仓库钥匙。估计是胡萝卜因为什么原因单独剩在房间里时从抽屉中找出并迅速揣进口袋的。看来这孩子心间仍存在着我想象不到的谜一样的领域。不可思议的孩子。

我接过托在手心，感到这钥匙似乎沉甸甸地沁有、沾有许许多多的人际纠葛。在太阳闪闪耀眼的光照下。它显得甚是寒伧、污秽、猥琐。我略一迟疑，毅然把钥匙投下河去。小小的水花溅了起来。河虽说不深，但由于浑浊，不知钥匙去了哪里。我和胡萝卜并立桥上，久久俯视那块河面。处理了钥匙，心情多少松弛下来。

“到这时候就不便再还回去了。”我自言自语似的说，“再说肯定哪里还会有另配的钥匙的，毕竟是仓库重地。”

我伸出手，胡萝卜轻轻攥住。他细细小小的手的感触就在我手心里。那是一种很久很久以前在哪里——哪里呢？——体验过的感触。我就势握住小手，往他家走去。

到了他家，她正等着我们，已经换上了白色无袖衫和百褶裙，眼睛又红又肿。回到家后大概一直一个人哭来着。她丈夫在东京都内经营不动产公司，星期天不是工作就是打高尔夫，极少在家。她把胡萝卜打发去二楼自己的房间，没让我进客厅，而把我领去厨房的餐桌。大概因为这里容易说话，我想。鳄梨绿大电冰箱，爱尔兰厨柜，朝东大玻璃窗。

“脸色好像比刚才正常一点了。”她低声对我说，“在那个保安员房间第一眼看那孩子，真不知怎么才好。那样的眼神还是第一次看到，简直像去了另一个世界似的。”

“别担心，过一段时间自然恢复。所以暂时什么都不要说，放一放为好，我想。”

“那以后你们两人做什么来着？”

“说话了。”我说。

“都说些什么？”

“没说什么像样的。或者说只我一个随便说来着，都是无关紧要的。”

“不喝点什么冷饮？”

我摇摇头。

“有时候我真不晓得到底该跟那孩子说什么，这种感觉好像越来越强烈。”她说。

“也用不着勉强。孩子自有孩子的天地，想说的时候会主动找你说的。”

“可那孩子几乎什么都不说。”

我们注意不让身体接触，隔着餐桌面对面坐着，不冷不热地说一些话，就像一般情况下教师和学生母亲就有问题的孩子交谈时那样。她一边说，一边在桌面上神经质地摆弄手指，时而聚拢时而伸开时而握紧。我不能不想起那手指在床上为我所做的一切。

“这件事就不再向学校报告了，由我来跟他好好谈谈，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你不必想得太严重。那孩子聪明又懂事，只要有一定的时间，一切都会各得其所。这种情况是过渡性的，关键是你要镇静下来。”为了使自己的意思渗入对方的头脑，我说得很慢很温和，同样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看样子她多少放下心来。

她说要开车送我回国立宿舍。

“莫不是那孩子感觉到了什么？”等信号灯的时间里，她问我。当然是指我同她之间的事。

我摇摇头。“何以见得？”

“刚才一个人在家等你们回来时突然那么觉得的。也没什么根据，一种感觉罢了。一来孩子天生敏感，二来怕也理所当然地觉察出我同丈夫不大融洽。”

我默然。她也再没说什么。

她把车停在距我宿舍隔两条路的停车场，拉下手动刹车。转动钥匙关掉引擎。引擎声消失、空调声也消失后，令人不舒服的静寂降临到车内。我知道她希望我马上抱她，想到她衬衫下那滑润的身体，我口中一阵发干。

“我想我们最好别再见面了。”我一咬牙说道。

对此她什么也没说，双手兀自搭在方向盘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油压表，表情从脸上消失殆尽。

“考虑很久了。”我说，“可我还是不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即便为了很多人。既是问题的一部分又是对策的一部分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

“特别是为了你儿子。”

“同时也为了你？”

“那也是的，当然。”

“我呢？我可包括在很多人里边？”

我想说“包括”，但未能顺利出口。她摘下深绿色太阳镜，又转念戴回。

“跟你说，我本不想轻易说出口来——见不到你，对我是相当痛苦的。”

“对我当然也痛苦，若是能长此以往就好了。但这不是正确的事。”

她大大地吸一口气，吐出。

“正确的事，到底是什么事？能告诉我？老实说，我可是不太明白什么算是正确的事，不正确的是什么事例还明白。正确的事是什么事？”

对此我也回答不好。

看样子她就要哭出来了，或大声喊叫，但总算在此止步，只是两手紧紧抓在方向盘上。手背有些发红。

“还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主动跟我说话，给我讲种种样样的事情，愉快的、美好的、神秘的。可是过了某一时间分界点之后，再也没人跟我说话了，一个也没有。丈夫也好孩子也好朋友也好……统统，就好像世上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有时觉得是不是自己的身体都透亮了，能整个看到另一侧了。”

她把手从方向盘上拿开，举在眼前。

“不过跟你说这些也没用，你肯定不明白的。”

我开始搜肠刮肚，但找不出话语。

“今天的事实在谢谢了。”她改变想法似的说道。此时她的语音已差不多恢复了平日的镇定。“今天的事，我一个人怕是处理不来的，因为心里相当不好受。幸亏有你赶来，非常感谢。我想你肯定能成为一个十分出色的老师，现在都差不多的了。”

我琢磨她话里含不含有挖苦意味，想必是含有的。

“现在还差得远。”我说。

她略赂现出笑意。我们的交谈就此结束。

我打开助手席的车门下车。夏日星期天的下午，天光明显淡了下来。我有些胸闷，一接触地面，脚底感触竟很奇妙。本田发动了引擎，她从我个人生活的疆域里撤离了，永远永远，大概。她放下车窗轻轻招手，我也举起手。

回到宿舍，我把被汗水弄脏的衬衫和内衣投进洗衣机，淋浴，洗头，去厨房把没做完的午饭做完，独自吃了。之后缩进沙发，想继续看已看开头的书，但五页都没能看下去，只好作罢，合上书想了一会儿堇，又想投下脏水河的仓库钥匙，想紧紧抓在本田方向盘上的“女朋友”的那双手。一天好歹过去了，剩下来的是未经梳理的思绪。淋浴冲了那么长时间，可我的身上仍有烟味儿纠缠不去，而且手上竟落下了一种就好像拼命撕裂有生命物体的活生生的感触。

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吗？

我不能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我只是做了对我本身需要做的事。这里边有很大差异。“很多人？”她问我。“我可包括在很多人里边？”

说实话，那时我所考虑的，不是很多人，仅仅堇一个人。那里存在的，不是他们，也不是我们，只是不在的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