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去!
我告别了十七岁、十八岁,眼看就满十九岁了,仍然在伊森斯工作着,仍然在为菲奴肯太太写恐吓信。她说她要不久于人世了,为她的灵魂做的弥撒越多,她就感到越舒服。她把钱装进一些信封,然后派我去城里各地的教堂,敲开牧师们的门,一一递上这些信封,要求他们为她做弥撒。她想让所有教堂的牧师都为她祷告,就是耶稣会教堂的牧师不行。她说:他们没有用,光有脑袋,没有心灵,他们应该用拉丁语把这句话写在门上。我不会给他们一个便士,你给耶稣会的每一个便士,最后都跑到一本荒唐的书或一瓶葡萄酒那里去了。
她把钱送出去,希望牧师们在弥撒上为她祷告,但是她从来都不晓得人家会不会照办。既然如此,在我正需要钱去美国的时候,何苦把这些钱全交给牧师呢?要是我给自己留下几镑,存进邮局的账户里,谁会知道呢?反正我是一个罪人,又好久没忏悔啦。在菲奴肯太太死后,要是我为她祷告,为她的灵魂点上一支蜡烛,上帝难道会拒绝吗?
还有一个月,我就满十九岁了,我所需要的,就是为路费添上几英镑,再在口袋里留上几英镑,好在美国落脚用。
在我十九岁生日前一天,星期五晚上,菲奴肯太太派我去买雪利酒。等我返回时,她已经死在椅子里,眼睛大张着,钱包也在地上大张着。我不敢看她,但我忍不住拿了一卷钱,有七英镑。我拿起楼上那个箱子的钥匙,从箱子里的一百英镑里拿走了四十英镑,还带走了账本。这些和邮局里的存款加起来,足够我去美国了。我拿上那瓶雪利酒走了出去,免得浪费。
我在香农河边的码头附近找了个干燥的地方,坐下来,呷着菲奴肯太太的雪利酒。阿吉姨妈的名字也在账本里,她欠了九英镑,这可能是她很久以前给我买衣服的那笔钱吧,但是现在,她再也不必还了,因为我把账本抛进了河里。我很遗憾,不能告诉阿吉姨妈是我替她省下那九英镑的。我很抱歉,我曾给那些住在利默里克巷子里的穷人写恐吓信,那都是自己人。不过账本已经不在了,没人知道她们欠下的账了,她们不必再还剩下的钱了。我真希望能对她们说:我是你们的罗宾汉。
我又呷了一口雪利酒,决定拿出一两英镑,为菲奴肯太太的灵魂做一次弥撒。她的账本安详地在香农河上漂流着,漂向大西洋,我知道,不久之后,我也将追随它而去。
奥瑞丹旅行社的人说,不可能坐飞机去美国,除非我先去伦敦,但这要花一大笔钱。但他可以把我送上一艘名为“爱尔兰橡树”的轮船,这艘船几个星期后就从科克启航。他说:要在海上航行九天,不过九月和十月是一年里最适合航行的时候,共有十三位旅客,你自己一个舱室,伙食不错,你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不过这要花费五十五英镑,你有这笔钱吗?
我有。
我告诉妈妈几个星期后我就要走了,她哭了。迈克尔问:有一天我们都会去吗?
我们都会去。
阿非问:你能送给我一顶牛仔帽,和那种扔出去又能回来的东西吗?
迈克尔告诉他,那叫回飞镖,只有去澳大利亚才能弄到那种东西,在美国是弄不到的。
阿非说在美国能弄到,是的,能弄到。他们为美国、澳大利亚和回飞镖争执起来,直到妈妈说:看在老天分上,恁们的哥哥就要离开我们了,可恁们却在这里为回飞镖打嘴仗,恁们能消停一会儿吗?
妈妈说在我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得搞个聚会。过去,有人去美国时,他们常搞这样的聚会。他们把这样的聚会叫做“美国守灵夜”,因为美国那么遥远,家人根本不指望此生能再见到离去的人。她说小马拉奇不能从英国赶回来,实在是太遗憾了,不过有上帝和圣母的保佑,我们早晚会在美国团聚的。
不再去上班的那些日子,我在利默里克走了走,看了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风车街、哈特斯汤吉街、罗登巷、小哈灵顿街———它其实是一条巷子。我站在那里看着特丽莎。卡莫迪家的房子,直到她母亲出来问:你想干什么?我去圣帕特里克墓地,在奥里弗和尤金的坟前坐了一会儿,然后来到对面的圣劳伦斯公墓,那是埋葬特丽莎的地方。不论我走到哪里,都能听见这些死去的人的声音,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随我远渡大西洋。
我想把利默里克的景象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也许我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坐在圣约瑟教堂和至圣救主会教堂里,提醒自己好好看一眼,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些了。我来到亨利街向圣弗兰西斯告别,虽然我相信在美国也能和他说话。
现在这几天,我又不想去美国了,我很想去奥瑞丹旅行社,把我的五十五英镑要回来。我可以等到二十一岁,跟小马拉奇一起去美国,这样在纽约我就不会孤身一人了。我有些奇怪的感觉,同妈妈和弟弟们一起坐在炉边的时候,有时我感觉泪水在涌动,这种脆弱让我很难为情。起初,妈妈还在笑,对我说:你的眼睛快赶上尿泡了。但当迈克尔说:我们都要去美国喽,爸爸也要到那儿喽,小马拉奇也要到那儿喽,我们都要到那儿团聚喽!她也开始流泪了。我们四个人坐在那里,像泪流不止的受气包。
妈妈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搞聚会,但搞这样的聚会,真是让人感伤,眼看着孩子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小马拉奇去了英国,弗兰克又要去美国。她从照看斯里尼先生的薪水里省下几个先令,买了面包、火腿、猪肉冻、奶酪、柠檬水和几瓶黑啤酒。帕。基廷姨父也带来了黑啤酒、威士忌和一点阿吉姨妈喜欢的雪利酒。阿吉姨妈带来一块自己烤的蛋糕,上面嵌着葡萄干。修道院长拿来六瓶黑啤酒,他说:好吧,弗兰基,我只要有一两瓶喝着唱歌就行,剩下的恁就只管喝吧。
他唱起“拉什恩之路”。他握着酒瓶,闭着眼睛,歌声犹如一阵高声的哀号。歌词毫无意义,但泪水却从他那闭着的双眼不断渗出,让人百思不解。阿非在耳旁问我:这歌什么意思也没有,怎么会让他哭出来呢?
我也不知道。
修道院长唱完歌,睁开眼睛,擦着脸颊告诉我们,这是一首悲伤的歌曲,讲的是一个爱尔兰男孩去了美国,中了匪帮的子弹,牧师还来不及赶到,他就死了。他告诉我,要是牧师不在你跟前的话,千万不要中子弹。
帕姨父说,这是他听过的最悲伤的歌曲,我们是不是可以唱些活跃气氛的。他鼓动妈妈唱,她却推托:啊,不,帕,我没力气。
来吧,安琪拉,来吧。现在来一首,一首,就只唱一首。
好吧,那我试试。
我们都随着她那伤感的歌声,一同唱起来:
母爱是一种赐福,
无论你浪迹何方,
趁她健在好好珍惜,
不然将是思念的惆怅。
帕姨父说一首不如一首,我们完全把今夜变成守灵夜了,应该有人唱首歌,活跃气氛,要不只能伤心地喝闷酒了。
啊,上帝,阿吉姨妈说,我忘了,这个时候外面有月食。
我们都站到巷子里,望着月亮渐渐消失在一团黑影后面。帕姨父说:你到美国去,这是一个好兆头,弗兰基。
不,阿吉姨妈说,这是个坏兆头。我在报纸上看过,一发生月食,就表示世界末日要到了。
哼,世界末日个屁,帕姨父说,这是弗兰基。迈考特的开始。几年后,他会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回来的,跟任何一个美国佬一样胖乎乎的,胳膊上挎着一个牙齿洁白的漂亮妞儿。
妈妈道:啊,不,帕,啊,不。他们把她扶到屋里,给她灌了一口来自西班牙的雪利酒,让她镇定下来。
“爱尔兰橡树” 从科克启航的时候,天色已晚,它经过金赛尔和克利尔海角,到达米岑海岬时,天已经黑了,灯光开始闪烁。这是我最后一眼看爱尔兰了,天晓得我得多久后才能重返故土?
当然,我本该留下来,参加邮局的考试,一步步向上爬的。那样我就可以挣到足够的钱,供迈克尔和阿非吃饱穿暖去上学,我们可以从巷子里搬出来,到街上甚至更气派的街区找一幢有花园的房子住下来。我是应该参加考试的,那样妈妈就再也不必去给斯里尼先生或别的什么人倒便盆了。
现在已经太迟了,我已经上路,爱尔兰在夜色中远去了。真是够蠢的,我站在甲板上,却频频回首,想着我的家人和利默里克,想着身在英国的小马拉奇和父亲。更愚蠢的是,罗迪。迈克考雷从容赴死的那首歌,以及妈妈喘着气和躺在床上干咳的克劳海西先生一起唱的那首“啊,凯里舞会的那些日子”,也开始在我的脑海回响。此刻,我真想回到爱尔兰,至少我还有妈妈和弟弟们,有阿吉姨妈,虽然她对我并不算好,有帕姨父,是他请我喝了人生的第一杯啤酒。我的眼睛快赶上尿泡了,一位牧师正站在旁边的甲板上,好奇地看着我。
他是个利默里克人,但在洛杉矶待过几年,说话带有美国口音。他知道离开爱尔兰是种什么心情,他经历过,而且永远难忘。当你住在洛杉矶,每天进进出出都有阳光和棕榈树相伴时,你却偏偏想问上帝,能不能给你一天利默里克那种细雨蒙蒙的日子。
这位牧师挨着我坐在大副的桌子边,大副告诉我们航船的目的地改了,不是开往纽约,而是开往蒙特利尔。
船刚刚开出去三天,目的地又改了,还是开往纽约。
三位美国乘客抱怨:该死的爱尔兰人,他们就不能可靠一点吗?
在即将驶进纽约港的前一天,目的地再次改变了。我们要去哈得逊河上游一个叫奥尔巴尼的地方。
美国乘客们说:奥尔巴尼?该死的奥尔巴尼?我们干吗要坐爱尔兰这艘他妈的老爷船啊?
牧师叫我别理会,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是这个样子。
拂晓时,我们驶进纽约港,我站在甲板上,以为自己置身于电影中,而它就要结束了,利瑞克电影院里的灯光即将亮起。牧师想指一些东西介绍给我看,但大可不必,我可以一一辨认出哪是自由女神像,哪是爱丽丝岛,哪是帝国大厦,哪是克莱斯勒大厦,哪是布鲁克林大桥。成千上万的轿车在路上飞奔,阳光把所有的东西变得金晃晃的。有钱的美国人身穿燕尾服,戴着高高的礼帽,系着白色的领带,他们一定是要回家,和牙齿洁白的漂亮娘们儿睡觉去,其他人则去温暖舒适的办公室上班,没人关心这个世界。
美国乘客正在和船长以及一名刚从拖船爬到船上的男子争吵: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这儿下去?为什么我们非要走上一段该死的路,去他妈的奥尔巴尼?
那名男子说:因为你们是这艘船上的乘客,而船长就是船长,未经许可,不能让你们上岸。
噢,是的。啊,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是美国公民。
是真的吗?好吧,你这是在爱尔兰的船上,和一个爱尔兰的船长在一起,你只能服从他该死的命令,要不你们就游上岸。
他爬下梯子,拖船突突突地开走了。我们驶进哈得逊河,经过曼哈顿,从乔治。华盛顿大桥下穿过,又从几百艘“自由”号舰艇旁驶过,它们曾在战争中作过贡献,如今停泊在这里,已经锈迹斑斑了。
船长宣布,因为海潮,我们要在对岸一个叫普吉普赛的地方抛锚过夜。牧师为我拼出这个名字,他说这是一个印度名字,那些美国人骂,他妈的普吉普赛。
天黑后,一艘小船噗噗噗地开到我们的船边,一个爱尔兰口音喊道:喂,那儿,天呀,我看见了爱尔兰的国旗,我真看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喂,那儿。
他邀请大副去岸上喝一杯,让他再带上一个朋友。他说:你,神父,也一样,带上一个朋友。
牧师邀请了我,我们和大副、通讯官一起顺着梯子爬到小船上。小船上的这个人说他叫蒂姆。鲍伊尔,是从梅奥县来的。上帝保佑我们,我们停靠的正是时候,因为这里有个小聚会,我们都被邀请了。他领着我们来到一幢门前有草坪的房子,这里有喷泉,三只粉红色的小鸟单腿立于水池中。在一间叫起居室的房间里有五个女人,这五个女人梳着直直的头发,穿着纤尘不染的礼服,手里拿着酒杯。她们友善地微笑着,牙齿完美无缺。其中一个女人说:快进来吧,去(聚)会刚刚开始。
去会,她们就是这样说话的,我猜,要不了几年我也会这样说话的。
蒂姆。鲍伊尔告诉我们,她们的丈夫夜里出去打鹿这会儿,这些姑娘正好有点时间。一个叫蓓蒂的女人说:是啦,他们都是一起打过仗的伙伴。战争结束差不多有五年了,他们还是念念不忘,所以每个周末去射杀动物,喝“莱茵黄金”酒,直到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了才算完。该死的战争,原谅我说这种话,圣佛(神父)。
牧师对我小声嘀咕:这些都是坏女人,我们不能在这儿久留。
这些坏女人问我:想喝点什么?我们什么都有。你叫什么,亲爱的?
弗兰克。迈考特。
好名字,那么你就喝一点吧。所有的爱尔兰人都能喝一点。你喜欢啤酒吗?
是的,谢谢。
哎哟,这么有礼貌。我喜欢爱尔兰人,我祖母就是半个爱尔兰人,所以我也成了半个……应该是四分之一个爱尔兰人吧?我不道(不知道)。我叫弗瑞达,来,给你啤酒,亲爱的。
牧师坐在沙发的一边,她们把这沙发叫做睡椅,有两个女人在跟他说话。蓓蒂问大副想不想看看这幢房子,他说:啊,我想,因为我们爱尔兰可没有这样的房子。另一个女人告诉通讯官,他应该去看看她们花园里的花草,美得让你不敢相信。弗瑞达问我身体是不是没事,我说没事,但还是得麻烦她告诉我,厕所在哪儿。
什么?
厕所。
噢,你是说洗手间啊。来,就从这儿走,小甜心,在大厅里。
谢谢。
她推门走进去,打开灯,吻着我的脸颊,对我耳语说,要是我需要什么的话,她就在外面等着。
我站在马桶前源源不断地喷射,心想,这种时候我能需要什么呢?美国都这样吗?在撒尿的时候,有女人在外面等你?
撒完尿,我冲了马桶,来到外面。她拉着我的手,把我领进一间卧室,丢下酒杯,锁上门,然后把我推倒在床上,开始摸索我的下身:该死的扣子,你们爱尔兰就没有拉链吗?她拽出我那兴奋的家什,随即爬到我的身体上。天啊,我上了天堂。外面有人敲门,是牧师,“弗兰克你在里面吗?”弗瑞达把一根手指竖在唇边,她的眼睛都要翻到天上去啦。“弗兰克你在里面吗?”啊,神父,你就不能自己去转转吗?啊,上帝,啊,特丽莎,你看我在干什么?就算教皇亲自来敲门,就算红衣主教团在窗户上围观,我也照样不尿他们。她瘫倒在我的身上,说我太棒了,问我是否考虑过在普吉普赛定居。
弗瑞达告诉牧师,去了洗手间后,我有点头晕,这在旅途上是经常的事,何况我又喝了“莱茵黄金”这种没喝过的啤酒,她相信爱尔兰没有这种酒。我看出牧师并不相信她的话,我的脸止不住地发烧。他已经记下我母亲的姓名和住址,我很怕他会给她写信,说你的好儿子在普吉普赛的一间卧室里,同一个女人胡闹着度过来美国的第一夜,这个女人的丈夫曾参加过二战,现在在外面打鹿,放松自己。对那些曾为国效力的男人们来说,这可不大公平啊。
大副和通讯官参观完房子和花园回来了,他们都不看牧师。这些女人说我们一定是饿了,便进了厨房。我们都在起居室里坐着,一言不发,听着那些女人在厨房里嘀嘀咕咕,哈哈大笑。牧师再次对我耳语:坏女人,坏女人,罪恶的时刻。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些坏女人把三明治端出来,又倒了些啤酒。等我们都吃完,她们放上了弗兰克。西纳塔的唱片,问我们有没有人想跳上一曲。没有人搭碴儿,有牧师在场,谁敢主动起身与这些坏女人跳舞呢。于是,这几个女人一起跳起来,边跳边笑,好像她们都有个小秘密似的。蒂姆。鲍伊尔喝了威士忌,躺在角落里睡着了,弗瑞达将他喊醒,叫他送我们回船上去。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弗瑞达向我俯过身,好像要吻我的脸颊,牧师却极为严厉地说了一声晚安,结果没人再敢和她们握手。我们走上街道,向河岸走去的时候,听见那几个女人又在大笑,银铃般的笑声在夜空中显得格外清脆。
我们爬上梯子,蒂姆在他的小船上冲我们喊:小心点爬梯子啊。啊,男孩们,啊,男孩们,这难道不是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吗?晚安,男孩们,晚安,神父。
我们目送着他的小船,直到它消失在普吉普赛岸边的一片黑暗中。牧师说了一声晚安,就到下面的舱室里去了,大副也跟着他下去了。
我和通讯官一起伫立在甲板上,望着美国夜色中那闪闪烁烁的灯光。他说:我的上帝呀,真是个美丽的夜晚啊,弗兰克,这难道不是个伟大的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