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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涩谷住处,拿出不在家时寄达的函件,大致过目一遍。然后打开录音电话,把内容放出:重要事项一个也没有,照旧全是工作方面鸡毛蒜皮的琐事。无非下月号的稿件进展如何啦,我的失踪害得对方好苦啦,新的稿约等等。我嫌啰嗦,一律置之不理。光是逐个解释一遍就要花去好多时间。与其如此,倒不如不声不响地立即着手工作来得痛快。不过我心里也十分清楚,一旦干上扫雪工这行,此外便什么也干不下去,因此只能暂且置之不理。当然这在情理上多少说不过去。所幸时下不缺钱花,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总有办法可想。说起来,迄今为止我一直是按对方的指令闷头苦干,未曾有过半句怨言。现在多少自行其是也算不得胆大妄为。这份权利在我也是有的。

之后,我给牧村拓打去电话,忠仆接起,马上换牧村上来。我把经过大致说了一遍。告诉他雪在夏威夷十分快活自在,无任何问题。

“那好,”他说,“感激不尽。明后天就给雨打电话。对了,钱够用?”

“够的够的,还有剩。”

“花就是,随便。”

“有件事想问问,”我说,“那女郎的事。”

“啊,是那个。”他一副若无其事的口气。

“那到底是怎样一种组织?”

“应召女郎组织嘛。那东西一想就该明白的吧,你也不至于和那女郎整个晚上都在打扑克吧?”

“不不,我是问怎么能从东京买得火奴鲁鲁的女郎?想知道那种渠道——单纯出于好奇心。”

牧村略一沉思,大概是揣度我这好奇心有无杂质。“比方说,和国际特快专递差不多。给东京的组织打去电话,请其在何日何时把女郎送到火奴鲁鲁的何处。这样,东京的组织就同火奴鲁鲁有合同关系的组织取得联系,让对方在指定时间把女郎送到。我从东京付款。东京扣除手续费后,把剩下的钱汇往火奴鲁鲁,火奴鲁鲁再扣除手续费后,剩下的交给女郎。方便吧?世上什么机构都有。”

“好像。”我说。国际特快专递。

“噢,花钱是花钱,但方便。好女子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抱得到。从东京可以预订,不必到那边费劲去找,而且保险。中间又不会冒出什么争风吃醋的来,况且用经费报销。”

“能把那组织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么?”

“这可万万使不得,绝对秘密。除了会员概不接待,而要成为会员须经过极其严格的资格审查,要有金钱、有地位、有信用。你怕通不过,死心塌地好了!我把这渠道告诉给你都已犯规,违反了对局外人严守秘密的规定。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对你的好意。”

我对他这番纯粹的好意表示感谢。

“女郎够味儿吧?”

“嗯,不错。”

“那就好。交代过要送好女郎过去来着。”牧村说,“叫什么名字?”

“迪安。”我说,“6月的迪安①。”

①英语中“6月”的发音同“迪安”大致相似。

“6月的迪安。”他重复道,“白的?”

“白的?”

“不,东南亚。”

“下次去火奴鲁鲁,我也试试。”

其他再没什么可说的,我便道谢放下电话。

接着,给五反田打电话。照例是录音电话。我留话说我已经回国,请同我联系。如此一来二去,不觉暮色上来。于是我驾起“雄狮”,去青山大街采购。又在纪国屋买了调配妥当的蔬菜。或许长野县的大山里头有一处专门供应纪国屋的调配式菜田。那菜田想必很大,四周用铁丝网围着,就是《大逃亡》电影中那样的铁丝网,纵使有架着机关枪的岗楼也无足为奇。那里面有人对莴苣和芹菜施以某种动作,肯定。而且是远远超出我们想像的非蔬菜式训练。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买菜买肉买鱼买豆腐买咸菜。买完回来。

五反田没来电话。

翌日早晨,在“丹琴”炸饼店用过早点,去图书馆翻看半个月来的报纸。这自然是为了确认咪咪案件的侦破有何突破。我仔细翻阅了朝日、每日和读卖3份大报,均只字未提她的死。连篇累牍尽是什么竞选结果,什么雷夫契克谈话,什么初中学生不良行为等等。还报道说“沙滩男孩”由于有音乐剽窃嫌疑,原定在白宫举行的音乐会受到抵制。荒唐!假如“沙滩男孩”因此被逐出白宫,那么米克·贾格尔即使3次被投进火炉也毫不足惜。总之,未能从报纸上发现有关一女子在赤坂某宾馆被人勒死的报道。

随后,我又把过期周刊统统翻看一遍。只有1份有1页关于咪咪惨死的报道,标题是《赤坂Q宾馆·美女全裸勒杀案》,哗众取宠的标题!上面没有照片,代之以一幅大约某专门画家根据尸体画的肖像。恐怕是因为杂志不能登载尸体照吧。细细端详,还真有点像咪咪。不过这也是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这是咪咪,倘若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目睹这肖像,多半看不出所以然来。确实,脸的细部画得很像,然而关键之处却相差甚远——没有传达出她表情的主要特点。这是死的咪咪,活着的咪咪却是热情洋溢、生机勃勃的。她始终怀有希望,始终抱有幻想,始终动脑思索。她曾是个温情而熟练的官能扫雪工。所以我们才做成了幻想交易。所以那天早上她才说出了“正是”。然而画上的咪咪却比她本人寒伧得多,猥琐得多。我摇摇头,闭起眼睛,缓缓叹了口气。面对这幅肖像,我再次真切地感到咪咪确已死了。在某种意义上,比看尸体照片还要更真实、更深刻地感受到她的死,或她不在的缺憾。她完全地、彻底地死了,再也不能返回人世。她的生已被吸入黑洞洞的虚无之中。想到这点,我心里便生出一种近乎凝固而干涩的悲哀。

报道本身也同肖像画一样猥琐不堪——赤坂一流宾馆Q里,发现一位大约不超过25岁的年轻女子被人用长统袜勒死。女子全裸,随身没有任何足以证明其身份之物。在服务台使用的是假名等等。内容同我从警察口中听来的相差无多。我所不知道的只在文章最后写了一点:警方认为此案同色情组织,即以一流宾馆为活动场所的高级应召女郎俱乐部等组织有关,并已就此开始调查。看罢,我把过期杂志放回刊物架,坐在大厅椅子上前思后索。

警方为什么单单对色情组织进行调查呢?莫非掌握了确凿证据?但我不能够给警察署打电话,叫出渔夫或文学,询问后来进展如何。我走出图书馆,在附近简单吃了午饭,沿街游游逛逛。本以为游逛时间里会突然计上心来,结果纯属徒劳。春日的空气淡漠而滞重,使得皮肤阵阵发痒。到底应怎样分析呢?思路一片混乱。我走到明治神宫,在草坪上仰望天空,开始思考色情组织。国际特快专递!在东京预订,在火奴鲁鲁同女郎困觉。自成一统,简便易行,老谋深算,无懈可击,且堂堂正正。无论何等污七八糟的名堂,只要越过某一临界点,便很难以单纯善恶的尺度加以衡量。因为其中已经产生特有的、独立的幻想。一旦产生幻想,势必作为纯粹的商品开始发挥作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要从所有的空隙中发掘出商品来。幻想,此乃关键所在。卖春也罢、卖身也罢、阶层差别也罢、个人攻击也罢、变态性欲也罢、什么也罢,只要附以漂亮的包装,贴上漂亮的标签,便是堂而皇之的商品。再过不久,说不定可以通过商品目录在西武百货店订购应召女郎。You can rely on me.

呆呆仰望春日天空的时间里,不由腾起想同女孩儿困觉的欲望,可能的话,最好同札幌的由美吉。嗯,这并非绝对不可能。我想像自己把一只脚插进她公寓房间门缝——就像那个神情抑郁的刑警——使之不得关门的情景,并且对她说:“你必须同我困觉,这是你应该做的。”接下去恐怕就会如愿以偿。我轻轻地、像解开礼品绸带似的脱去她的衣服。解开外衣,摘去眼镜,脱掉毛衣。脱光后,却成了咪咪。“正好,”咪咪说,“我的身子很动人吧?”

我刚要回答,不料天已大亮。而且身旁躺着喜喜,五反田的手指在喜喜的背部优雅地往来移动。这时雪开门进来,撞见我同喜喜相抱而卧的场景。那不是五反田,而是我,手指是五反田的,但同喜喜做爱的是我。“想不到,”雪说,“简直想不到。”

“不是那样的。”我说。

“你这是怎么了?”喜喜重复道。

白日梦。

粗俗、混乱、无聊的白日梦。

不是那样的,我说。我想困觉的对方是由美吉。但是不行,千头万绪,乱成一团。我首先必须清理头绪,否则一切都无从着手。

我走出明治神宫,在原宿后街一家可以供应美味咖啡的小店喝了一杯又热又浓的咖啡,慢慢悠悠踱回住处。

薄暮时分,五反田打来电话。

“喂,现在没时间。”五反田说,“今晚见面如何?8点或9点?”

“可以,正闲着。”

“吃饭,喝酒!过去接你。”

我开始整理旅行包,把旅行期间的收据归拢起来,又分成两份,一份算在牧村头上,一份我自己掏腰包。餐费的一半和租车费可以划归他,再加上给雪个人买的东西(冲浪板、收录机、游泳衣等)。我把明细账写在一张纸上,装入信封,将剩下的旅行支票也整理好,以便在银行换成现金后一并寄出。我处理这类事务是很快捷麻利的。倒不是出于喜欢,没有人喜欢干这个。只不过我不愿意在钱财上不清不白。

清算完毕,我煮了把菠菜,同小白鱼干拌在一起,洒上点醋,边吃边喝“麒麟”生啤酒。我慢慢地重新看了佐藤春夫一个短篇。这是个令人心情愉快的春日良宵。苍茫的暮色犹如被一把透明的刷子一遍遍地越涂色调越浓,最后变成了黑幕。看书看得累了,便放上唱片来听。唱片是斯坦·罗茨演奏的舒伯特作品100号三重奏。从很多年前开始,每到春天我就听这张唱片。我觉得春夜蕴含的某种哀怨凄苦同这首乐曲息息相通。春夜,甚至把人的心胸都染成柔和的黛蓝色的春夜!我闭起眼睛,于是白色的人骨从黑暗的深处隐约浮现出来。生在深沉的虚无中沉没,骨则如记忆一般坚硬,而且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