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官称之为“恶意的不当行为”。另外一位法官则称之为“损毁公有财产。”

在纽约市，现代美术馆的一名警卫逮到他之后，法官最后把罪名减轻为“乱丢垃圾”，而在洛杉矶盖帝美术馆的事件之后，法官更说泰瑞·费莱契的行为是“涂鸦”。

不论是在盖帝美术馆。弗里克艺术品收藏馆或是国家画廊，泰瑞的犯行都是一样的，只是大家不能同意究竟该算什么罪名。

这些法官都不能和洛杉矶郡地方法院的赖斯特·G·梅耶法官大人混为一谈，梅耶可是一个艺术品收藏家，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好人。艺评家也不是作家和文化通才专家谭尼迪·布鲁斯特。另外呢，放心，也不可能是哪位画廊老板丹尼斯·布莱恩萧，他那间有名的“五花八门艺廊”，很巧合的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人在后面遭到枪杀。

没错，任何活人或死人如果和这些人物有相似之处，必是纯属意外。

在这里说的全是虚构的，除了泰瑞·费莱契之外，其他人谁也不是那个人。

只要随时提醒你自己，这是个故事，里面没有一点是真的。

最基本的概念来自英国，那里的美术科系学生会到邮局去，大把大把拿取那些很廉价的住址贴纸，每张贴纸尺寸相当于你手指伸直并拢的手，大小很容易藏在你手里，这种贴纸背面有张可以撕开的蜡纸，底下是一层黏在任何东西上就撕不掉的胶水。

这正是他们的宝贝，年轻的艺术家——其实都是些无名小卒——都有那种坐在画室里画一幅完美袖珍小画的本事，或是在把贴纸涂上一层白色的底色后，在上面画一幅炭笔素描。

然后，把贴纸藏在手里，他们就出去办他们自己的小画展了，在小酒馆里，火车车厢里，计程车的后座上，他们的作品在那些地方“挂”的时间，可比你能猜想到的要久的多呢。

邮局用来印地址贴纸的纸张差到你根本就撕揭不了。这种最多只在边边上撕掉一小点或一小片，可是即使如此，胶水还在原处，那些露出来的背胶看来一坨坨黄的像鼻涕，会集上灰尘和烟，最后会变成一抹护卫，比先前小小的艺术科系学生习作要难看得多，大家都觉得任何一幅画都比留下来的背胶好得多。

所以——大家就让那些画粘着，在电梯和公厕的马桶间里。在教堂的告解室和百货公司的试衣间里。大部分这一类的地方，还可能会有一些新作品。但大部分的画家则对他们的作品能永远有人看到而感到开心。

不过——这却让一个美国人把事情搞大了。

对泰瑞·费莱契说来，想到这个主意的时候，他正在排队看《蒙娜丽莎》。他越走越近，那幅画却一点也没有显得更大一点。他的美术课本里都有比这画大的。这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张画，却比沙发坐垫还小。

如果是在其他的什么地方，这幅画都能很轻易地藏进大衣里，两手一抱，就偷走了。

队伍慢慢离那幅画越来越近之后，看起来那画也没多神奇。这幅画是达文西的杰作，可是看来实在不值得他在法国巴黎浪费了一天时间站着排队。

这种大失所望的感觉就和泰瑞·费莱契在看到那吹笛舞者柯可佩里的古老岩画时一样。之前，看过这个图像印在领带上，漆在狗食盆子上，弄进浴室脚垫和马桶盖上。最后，他终于去了新墨西哥州，看到了錾画在一面悬崖上的原作，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好平凡……

所有那些浪得虚名的小小古老名画，英国邮局的贴纸，所代表的意义是：他可以做得更好。他可以画得更好，把他的作品偷运进美术馆里，装好框子，藏在他的大衣里。不用很大，但是他可以在画背后贴上双面胶带，只要等时机对了……就把画贴在墙上。在那里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贴在鲁本斯和毕卡索之间……一幅泰瑞·费莱契的原作。

在泰特美术馆里，挤在透纳（J.M.W.Turner）名作《暴风雪：汉尼拔率军横越阿尔卑斯山山脉》旁边的，是泰瑞微笑着的母亲，正在用一块红白条纹的洗碗布擦手。在普拉多美术馆里，贝拉斯克斯（Diego Velázquez）所画的《公主肖像》旁边，是他的女朋友如荻，或是他的狗小骨。

当然，那都是他的作品，有他的签名，可是那都是为了替他所爱的人增添光荣。

可惜的是，他绝大部分的作品最后都只能挂在美术馆的洗手间里。那里是唯一没有敬畏或监视器的地方。在人少的时段，他甚至还可以走进女用洗手间里去挂上一幅画。

并不见得每一个观光客都会进到美术馆里的每一个展览室。可他们都会去上洗手间。

似乎一幅画看起来样子怎么样都没关系，会让那幅画成为艺术品或杰作的条件，好像完全要看挂在什么地方……画框看起来有多贵……还有旁边挂着些什么作品而定。要是他好好研究，找到合适的古董画框，把画挂在一面挂满画的墙正中央，那就会在那里挂上好几天，甚至于好几个礼拜之后，他才会接到美术馆方面，或是警方来的电话。

然后是罪名：恶意的不当行为，损毁公有财产，涂鸦。

“乱丢垃圾。“一个法官这样称呼他的艺术，然后处泰瑞一笔罚款，在牢里拘禁一天。

警方拘禁泰瑞·费莱契的那间牢房里，在他之前待过的人全都是艺术家。在每面墙上都把绿漆刮掉来画画，然后签上他们的大名，是比《柯克佩里》和《蒙娜丽莎》更富原创性的岩画，画家也不是毕卡索。就是在那天晚上，看着那些图画，泰瑞几乎决定要放弃一切。

几乎。

第二天，有个人来到了他的画室，一群黑苍蝇绕着泰瑞被捕时正打算画的一堆水果打转，来的人是很多家报纸的名评论家，他是前天晚上审案的那个法官的朋友，而这位艺评家说，不错，他觉得这整个故事真是笑死人了，正合于他在各报同事刊载的专栏里用。即使污渍里充满了腐烂水果的气味，又有苍蝇在嗡嗡地飞来飞去，那个人却说他想看看泰瑞的作品。

“非常好，”那个艺评家在看着一幅幅大小适合藏进大衣里的画作时说。“非常、非常好。”

那些黑苍蝇一直在飞来飞去，停在有斑点的苹果和发黑了的香蕉上，然后又嗡嗡地绕着这两个人飞。

那个艺评家带着眼镜，两边镜片都厚得像船上的玻璃窗。和他说起话来的时候，你会想大喊大叫，就像对藏身在一栋大房子楼上窗子后面，就是不下来打开上了锁的大门的人。

不过，他完完全全，绝对，毫不容否认地不是谭尼迪·布鲁斯特。

泰瑞告诉他说，大部分最好的作品，都还当证物锁在警方，以备将来审讯时用。

可是这位艺评家说那没关系。第二天，他带来一个画廊老板和一位收藏家，两个都因为他们的意见经常刊载在全国发行的杂志上而赫赫有名，这一小群人看了他的作品，他们不断提起一个画家的名字，那位画家之所以有名，只因为他那些乱七八糟的已故名人画像，而且用一罐红色喷气在画上签下好大的签名。

当然，这个画廊老板不是丹尼斯·布莱恩萧。而那位收藏家开口说话的时候，有很重的德州腔。她金红色的头发就和她给太阳晒成可怕桔皮色的肩膀和脖子颜色一样，可是她也不是蓓德·希拉蕊·碧亚丽丝。

她是个完全虚构的人物。可是在她看他的画作时，她一直不停地说着“能赚”两个字。

她甚至在脚踝上以花体字刺了一个小小的“糖”字，就在她穿了凉鞋的脚掌上方。可是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错，不是蓓德·希拉蕊·碧亚丽丝小姐。

不错，这个假的，假冒的艺评家，艺品收藏家，和画廊老板，最后对我们的艺术家说：我们要和你谈笔生意。他们有好几百万美元的钱投资在那个乱七八糟的画家身上，可是他现在的作品却在艺术市场上泛滥。他赚了大钱，可是使他早期作品的价值大跌。而那正是我们投资的所在。

所谓生意就是：如果泰瑞·费莱契肯把那个画家杀掉——那这位艺评家，这位画廊老板，还有这位收藏家就可以让泰瑞大大有名。他们会把他变成一项上好的投资，他的作品会以高价卖出，他画他母亲、女朋友、他养的狗和宠物鼠的画作，会给炒热得成为像《蒙娜丽莎》一样的经典，像柯可佩里，那个印第安神祗。

在他的画室里，那些黑苍蝇仍然在那堆软了的苹果和烂了的香蕉上飞来飞去。

他们告诉费莱契说，也许这个消息对他有帮助，那就是那个画家之所以会成名，是因为他杀了一个懒惰的雕刻家，而那个雕刻家杀了一个过分积极的画家，那画家之前杀的是一个背叛了他们的拼贴画家。

所有这些人都死光了，而且他们的作品陈列在美术馆里，像银行账户一样，一直如滚雪球般地增值中。而所谓的价值坏不是美的价值，因为颜色会变成像梵高的向日葵一样的咖啡色，油画颜料和上面的罩光漆会开裂泛黄，永远在排了一天的长龙之后看到时会觉得比预期的小了很多。

艺术市场已经这样运作了几百年，那位艺评家说。要是泰瑞决定不接受这个，他的第一个真正的“委托”，也没问题。可是他未来还有好多没解决的官司要打，加在他身上的诸多罪名仍然成立。这些艺术界人士只要一通电话就可以把案子摆平，或者也可以把事情弄的更麻烦，就算泰瑞·费莱契什么也不做，也还是可能在牢里关上很久、很久。就是那个绿色墙面被弄得乱七八糟的牢房里。

事情过了之后，有人还会相信一个坐过牢的人的话呢？

所以泰瑞·费莱契，他说：好的。

还好他从来没见过那个画家。画廊老板给了他一把枪，叫他在头上套上一只尼龙丝袜，那把枪的尺寸就像你手指伸直并拢的那只手一样大小，是件很容易藏在手里的东西，大小只像一张寄包裹用的单子，可是一样效果十足。那个乱七八糟的画家会在画廊里待到打烊的时候，然后他会走路回家。

那天晚上，泰瑞朝他背上开枪——砰，砰，砰——开了三枪，这件工作比他把他那只狗，小骨的像挂在古根汉美术馆里快多了。

一个月后，费莱契举行了他生平第一次在画廊里的真正个展。

那里不是“五花八门画廊”，地上却铺着一样黑色和粉红色的棋盘花瓷砖，大门上还有同样花色的天蓬，有好多好多聪明人到那里去，把钱投资在艺术品上，可是这里是另外一个，让我们假装是的那种画廊，积满了假的聪明人。

在那以后，泰瑞的生涯变的复杂起来。你可以说他的工作做得太好了，因为那位艺评家又叫他去杀一个德国的概念艺术家、一个旧金山的行为艺术家、一个巴赛罗纳的活动雕刻家，每个人都以为安迪·沃荷死于胆囊手术，你以为尚-米契·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是因为内吸食海洛因过量而送了小命，以为凯斯·哈林（Keith Haring）和罗柏·梅普索普（Rboert Mapplethorpe）死于艾滋病。

事实的真相是……你所想的正是人家希望你有的想法。

整个时间里，那艺评家说要是费莱契抽身的话，艺术家就会构陷他成为第一宗谋杀案的凶手，或者会有更坏的结果。

泰瑞问道：更坏的结果是什么？

他们没有说。

让一个美国人把事情搞大了。

在刺杀每一个背叛他们的艺术家，每一个懒散、邋遢的艺术家之间，他瑞·费莱契没时间把画画好，就连如荻和他母亲的画像看起来也都画的很匆忙。很杂乱，好像他一点也不在乎似的。他越来越画出各种吹笛舞者柯克佩里的不同版本。他还把《蒙娜丽莎》的照片放大到一面墙的大小，再以手工着色的方式把照片涂上当年室内装潢最受欢迎的颜色。但是，只要底下有他的签名，大家就会买，美术馆也会买。

在成名的这一年以后……

在那一年之后，他正在一家画廊里，和老板谈话，这个老板就是一年前给他一把枪的人。不是丹尼斯·布莱恩萧。外面街上很黑。他腕上的手表显示十一点钟。画廊老板说他要打烊了，他自己要回家了。那支枪后来的下落如何，泰瑞不知道。

老板打开了前门，外面是黑黑的人行道。黑色和粉红色条纹的天蓬。走回家的路很长。

外面，路灯柱子上都粘着一些你永远也不会认得的人所画的小小画作。这条街上贴着他们没有签名的作品，事情就会出在走进夜色的长路上，如果不是今晚，那就会在另外某个晚上。下一步，每天晚上都会走进那个每一位艺术家都想要一个机会成名的世界里。

我们在那个玛雅式的门厅里，四壁涂着灰泥，弄得凹凹凸凸的，好看起来像是火山熔岩，假的火山熔岩刻成身缠腰布、头戴羽饰的战士。这些战士披着有斑点毛皮的披风，好看起来像豹子，整个房间在说着一个要你当真的故事。

刻出来的灰泥鹦鹉有橘色和红色如彩虹般的尾巴。

这些灰泥的石头上还有假的裂缝和崩碎的地方，好看起来很古老，在我们头上很高的地方，长出一串串用纸做的肥大紫色兰花。

“魏提尔先生说得对，”克拉克太太环顾着说道：“我们的确创造了能填满我们生命的戏剧。”

只不过灰尘使得橘色的羽毛和紫色的花朵黯然失色。假豹纹斑的毛皮遮住了木头的沙发。那些沙发和战士狰狞的面孔以及火山熔岩，全都因蜘蛛丝连在一起，露出一缕缕的灰色。

克拉克太太说，看起来好像我们上半辈子都花在寻求灾祸上，而她垂眼去看她直挺出来的胸部----这一看却因为她突出的嘴唇而几近不可能。她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希望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慢下来，把我们困在一个地方，久得足够让我们去看这个世界表面之下的一切。那灾祸是一次撞车或是一场战争。要让我们静坐不动的话，那就可能是得到癌症，或是怀了孩子。重要的部分是这种事出得完全在我们意料之外。灾祸使我们不能再过我们小时候计划好要过的生活-----始终不停到处闯荡的生活。

“我们仍然在创造出我们所需要的戏剧性和痛苦。”克拉克太太说：“可是这第一个灾祸是一种预防针。一项预防接种。”

你这一辈子，她说，你都在寻求灾祸----你在试演灾祸----这样等到最后灾祸终于来临的时候，你早已熟练了。

“就是你死的时候。”克拉克太太说。

在玛雅式的门厅里，那些黑木沙发和椅子都刻成祭坛的样子，在金字塔顶上，献祭的活人就是在那上面把心挖出来。

地毯像太阴历，圈圈里面还有圈圈，橘底的黑色花纹，因为打翻的汽水而变得粘答答的。在我们脚下有一大片渍印，还长出手脚来。

坐在假毛皮的椅垫上，你还能闻得到爆米花的香味。

这就是她的理论。克拉克太太由魏提尔先生的理论所衍生出来的。

我们在世界上有痛苦、憎恨、爱、欢乐和战争，是因为我们要有这些。而我们需要的所有这些戏剧性的东西，来让我们准备好在将来的某一天面对死亡的考验。

大自然坐在那里，像梦游者似地把两臂伸直在身前。她张开手指，看着皮肤上已经弄污了的暗红色花纹，用一只手的手指，摸着另一只手每根手指的底部。摸着骨头，看看有多粗，大自然说：“你觉得游民夫人已经准备好了吗？”她说：“你认为魏提尔先生已经准备好了吗？”

克拉克太太耸了下肩膀，她说：“这有什么关系吗？”

坐在大自然身边假毛皮上的否定督察把一只尼龙丝袜缠在她左手的手腕上。她用右手吧那只丝袜缠得更紧一些，紧到她的左手都泛白了，白到连苍白的猫毛和她青白色的皮肤比起来都显得灰暗了。紧到那几根白得没有了感觉的手指软垂下来，垂挂在手腕下。

圣无肠则在怀里弄他右手的拇指，以左手握拳，上下敲击着那根拇指。感觉他拇指关节的突起部分，这样在拇指没有了之后，也永远忘不了。

我们全都坐在那里，彼此看着对方，等着下一个情节或某些对话，可以记下来，留作我们能卖钱的真相版本之用。

八卦侦探把录影机的灯由一个人脸上移到另一个人的脸上。诽谤伯爵的小小网眼麦克风由衬衫口袋里伸了出来。

这一刻预示了接下去真正可怕的事。这一刻已经取代了魏提尔先生之死，那段又取代了游民夫人之死，而这段则取代了美国小姐用刀抵着魏提尔先生脖子的画面。

大自然对克拉克太太说：“那你为什么不爱他呢？”

“我并不是爱他才到这里来的，”克拉克太太说。她对八卦侦探说：“不要把录影机对着我，我在录影带上看起来好丑……”然而，在录影机热热的聚光灯照射下，卡里克太太咬紧牙齿露出笑容，配上她如水球似的嘴唇，像是个小丑的笑脸。她说：“我到这里来，是因为我看到一则广告……”

而她就信任这个她以前不认识的男人吗？跟随他，帮助他？甚至知道他会把她关在一扇锁上的门后面？这太没道理了。

脸上的肉缝在一起，眉毛剃光，指甲长得都不能握拳的无神教士，他说：“可是你哭了……”

“每一个使徒或学生，”克拉克太太说：“尽管他们会跑着来追随他们的教主----也同样地是在跑着逃避着什么别的。”

在雕刻出的战士注视我们，纸兰花染色而摺得看来很自然的情况下，克拉克太太说到她以前有一个女儿，有个丈夫的事。

“凯西那时候十五岁。”她说。

她说：“她的全名叫卡珊黛娜。”

克拉克太太说，有时候警方发现一座埋得很浅的坟，或是被谋杀的受害人遭弃尸的遗体时，警探都会在那里藏一具麦克风。这是标准程序。

她朝口袋里有个卡式录音机的诽谤伯爵点了点头。

警方的人会在附近，监听几天或几个礼拜。因为几乎所有的凶手都会再回来跟受害者说话。差不多总是会这样。我们需要把我们生活中的故事说给什么人听，而凶手只能和一个不可能再处罚他的人，也就是被害人，讨论他的罪行。

即使是凶手，也需要把话说出来，说他生活中的故事，这种需要强烈到他会来坐在一个坟旁边或一具腐烂的尸体旁边，滔滔不绝地说上几个钟头。一直讲到他的话有了道理。一直讲到那个凶手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他新现实的故事。那个现实就是----他的行为是对的。

所以警方才会等着。

她仍然面带笑容地说：“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克拉克太太说：“像你们其他的人一样，我只是想有办法来说我的故事……”

克拉克太太仍然在八卦侦探聚光灯的温热光圈之中，她说：“拜托。”她伸出两手来捣住面孔，在紧紧并拢的十指后面，她说：“就是一架录影机毁了我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