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的另一头有一座公理会教堂，芭比特每周到那里去两个晚上，在教堂的地下室里给成年人讲授人体活动的正确姿势。她主要教他们如何站、坐和行走。大多数学员年纪很大了，我弄不清他们为什么还要改进自己的活动姿势。人们似乎相信，只要遵循良好的行为举止规则，就有可能阻止死亡的降临。有时候，我跟妻子一起到教堂的地下室，看她站立、转身、摆出各种神气活现的姿态、优雅地打着手势。她谈论瑜伽、日本剑道、迷睡行走。她谈论苏菲派苦行僧和夏尔巴人的登山者。老人们边听边点头。这些事情都不是海外奇谈，没有什么遥不可及。我对于他们的接受和信任，对于他们一团和气的深信不疑总是感到惊讶。既然他们寻求把自己的身体从一辈子的坏姿势中拯救出来，那么一切对他们都有用，不必怀疑任何事情。这是怀疑主义的终结。

我们在月光下步行回家。街尽头我家的房子看起来古老苍白，门廊的灯光下是一辆模压制成的塑料三轮车，一堆可以燃烧三小时彩色火焰的锯末和蜡做成的棍儿。丹妮斯在厨房里一边做功课一边照看怀尔德。怀尔德却已经溜到楼下，坐在地板上，盯着烤箱的观察窗往里看。走廊里是一片寂静，斜坡草地上有形状各异的影子。我们关上门，脱下外衣。床上乱七八糟，堆着杂志、窗帘杆儿、一只黑乎乎的小孩袜子。芭比特把窗帘杆儿放到房角去，嘴里哼着百老汇上演的某部戏里的歌词。我俩拥抱起来，小心地斜着倒在床上，然后改变了一下位置，沐浴在相互的肉体里，同时设法把床单踢到脚下去。她的身体上有几处长长的凹陷，这是一些可以让手在黑暗中停下来逗留、徐徐行进的地方。

我们相信，某种东西生活在地下室。

“你想做什么呢？”她说。

“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我想做对你来说最好的事情。”

“对我最好的事情就是使你高兴。”我说。

“我想使你快活，杰克。”

“我使你高兴的时候，我就快活。”

“我只是想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想做对你来说最好的事情。”

“但是只要你让我使你高兴，你就使我高兴了。”她说。

“作为男伙伴，我想，使对方高兴是我的责任。”

“我吃不准这是一句微妙的关心话，还是一句带有性别歧视的话。”

“难道男人体贴他的伙伴是错的吗？”

“我们打网球时我是你的伙伴，否则我就是你的妻子。顺便说一句，我们该重新开始玩网球了。你要我给你朗读吗？”

“好极了。”

“我知道你喜欢我读点儿色情的玩意儿。”

“我以为你也喜欢来着。”

“根本上来说，还不是听的人受益和得到满足吗？我给特雷德怀尔老头朗读，并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些通俗小报刺激。”

“特雷德怀尔眼睛瞎了，我不瞎。我以为是你喜欢读色情的段落。”

“如果这使你高兴，那么我就喜欢读。”

“但是这也必须使你高兴，芭贝。否则我会有什么感觉呢？”

“只要你喜欢我的朗读，我就高兴。”

“我觉得，有一份道义上的负担正在被推来推去。那就是谁因此而高兴的负担。”

“我愿意读，杰克。真的。”

“你充分地、完全地肯定吗？因为假如你不肯定，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做。”

有人在走廊那一头打开了电视机，一个女人的声音说着：“如果它很容易地破碎成片，那叫页岩。它一旦受潮，闻起来像黏土。”

我们聆听夜晚中好像从天而降的、柔和的、川流不息的汽车声。

我说：“选一个你喜欢的世纪吧。你要不要读点儿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女奴、乔治王朝时期的浪荡子的书？我想我们有一些关于鞭笞妓馆的资料。中世纪的东西怎么样？我们有关于梦淫男妖和梦淫女妖的书。修女的淫荡故事也很多。”

“你觉得最好的任何东西都行。”

“我要你来挑选，那样更有性刺激。”

“一个人选，另一个人读。难道我们不需要平衡、一种‘给予和索取’吗？那样不是可以使它产生性刺激吗？”

“刺激强烈，悬念迭出。好极了，我来挑选。”

“我来读。”她说，“但是我不要你挑选任何说什么男人在女人里面，等等，等等，或者什么男人进入女人之类的东西。‘我进入了她。’‘他进入了我。’我们又不是门厅或电梯。‘我要他在我里面。’这种话听起来好像他能整个儿潜入，然后登记、睡觉、吃饭，等等。我们可以讲好不要那种东西吗？只要这些人不进入或被进入，我不在乎他们干些什么。”

“同意。”

“‘我进入了她并且开始推进。’”

“我是完全同意你的。”我说。

“‘进入我，进入我，对，对。’”

“愚蠢的说法，绝对。”

“‘插入你自己，瑞克斯。我要你在我的里面，使劲进，进得深一点儿，对，好了，哦。’”

我开始感觉蠢蠢欲动要勃起了。多么愚蠢和不着边际。芭比特为她所读的文字笑了起来。电视里在说：“直到佛罗里达的外科医生给安上了假手。”

芭比特和我互相倾诉一切。我已经说出了一切，正如我当时对我每一任妻子那样。因为一次次结婚，要说的事情当然越来越多。但是，在我说我相信彻底的袒露胸怀时，我并非指不当一回事地随便说说，就像说奇闻逸事或者做浅薄的揭示。这是自我新生的一种形式，信托监护的一个姿态。爱情有助于我们开发出一种个性，它安全稳固得足以将自己置于另一个人的照料和保护之中。芭比特和我已经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付给相互的体贴关怀，在月光下把它们交付到对方苍白的手里，在沉沉的夜晚诉说父母亲、童年、友谊、觉醒、从前的爱情、从前的恐惧（死亡的恐惧除外）。一点一滴都不应该遗漏，甚至一条长了虱子的狗或者邻居家的男孩逞能吃了一只昆虫的细枝末节，也不应漏掉。还有食品间的气味，下午无所事事空荡荡的心情，物体落下时划过我们皮肤的感觉，诸如事实和激情、疼痛、茫然、失望、快乐得喘不过气来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夜晚的这些絮絮叨叨中，在我们当时感觉的和现在谈论的事情之间营造出一片空间。这片空间留待讽刺、同情和愉快的消遣，是我们用以将自己从过去解救出来的手段。

我决意着眼20世纪。我穿上浴袍，穿过走廊到海因利希的房间，找一本芭比特也许读过的垃圾杂志—登载读者描述个人性经验来信的那种杂志。我突然想到，这就是现代人的想象对于性行为历史的为数寥寥的贡献之一。在这样的信里，有着双重的奇思怪想：人们先是把想象出来的情节写出来，然后看着它们在一份全国性的杂志上刊登。哪一件事情更富于刺激性？

怀尔德在那里看海因利希用钢珠和色拉碗做物理实验。海因利希穿了一件毛巾布的袍子，脖子上围着毛巾，头上也扎了毛巾。他告诉我向楼下看。

我在一堆材料中发现了几本家庭影集，其中一两本至少有五十年的历史。我把它们拿到卧室去。我们坐在床上，花了几个小时翻阅它们。孩子们在日头里显得萎靡不振；女人们戴着遮阳帽；男人们遮着眼睛挡住耀眼的阳光，好像从前的光线具有某种我们如今不再感受得到的特性。星期天强烈的阳光使得身穿礼拜服的人们绷紧了脸，并且站在通向未来的角度上—似乎略微偏了一点儿—带着程式化好看的微笑，怀疑匣式照相机性能中的什么东西。

谁会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