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下午两点钟，怀尔德开始哭泣。六点钟的时候，他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望着椭圆形的窗户，仍然在哭。我们很快吃完了晚饭，在他四周活动，或者跨过他走到灶台和冰箱那儿。芭比特一边吃饭，一边观察他。她还要去教坐、站和行走姿势的课，一个半小时后就得开始上课。她看着我，一脸筋疲力尽和哀求的神色。她对他说了安慰的话，把他抱起来，吻他，查看他的牙齿，给他洗了个澡，检查了他的身体，给他挠痒痒，喂他吃了饭，也试过让他爬进他的塑料游戏隧道。她教的那些老人会在教堂地下室里等候。

这是有节奏的哭泣，一种短促急迫的有韵律的表述。时不时地，他会突然停下来啜泣，发出一种不规则的、喘大气的动物哀叹声，但是其节奏还在，节拍更强，他的脸因为精疲力竭和悲伤而变得红扑扑的。

“我们带他去看医生。”我说，“然后我再送你到教堂。”

“医生会给一个哭泣的孩子看病吗？而且，他的医生现在不看门诊。”

“你的医生呢？”

“我想他在看门诊。但是，杰克，一个孩子哭泣算什么病呢！我对那人能说什么呢？‘我的孩子哭泣！’”

“有没有一种症状更加要紧呢？”

到此时为止，我们尚未有危机感。只不过是气恼和绝望。可是一旦我们决定去看医生，我们就开始手忙脚乱和犯愁了。我们寻找怀尔德的夹克衫和鞋子，努力回忆他在最近二十小时里吃了些什么，预想医生可能问的问题，小心地排练我们该怎么回答。即使我们不敢肯定回答是否正确，我们回答得一致似乎至关重要。医生对于两个说话互相矛盾的人会失去兴趣。这一忧虑一直贯穿在我与医生们的关系中，我担心他们对我失去兴趣，关照他们的接待员跳过我的名字呼叫别人看病，把我的死亡看做理所当然。

芭比特和怀尔德走进榆树街尽头的医疗大楼，我就在车里等候。医生的诊所比医院更让我沮丧，这是因为诊所里有人们期望否定的气氛，还因为偶尔有一个病人带着好消息离开诊所时，他会握着医生消过毒的手大声地笑，对医生说的每一句话大笑，笑声隆隆，气壮如牛，当他走过候诊室时，决意置其他病人于不顾，仍然恼人地笑着—他已经甩掉他们，与他们每周来一次时的忧心、他们的焦急和不足惜的死亡，不再有什么关联。我宁可到急诊室去，这是城里让人们战栗的地方，到这里来的人，有的肚子吃了子弹，有的被人砍伤，有的注射鸦片制剂而睡眼惺忪，也有的针头断在手臂里。这一切事情与我自己注定的死亡—我的死亡是非暴力的、偏狭的、忧虑重重的—毫不相干。

他俩从明亮的小门厅里走到街上。大街上冷飕飕的，空荡荡的，黑沉沉的。小男孩走在妈妈身边，拉着她的手，仍然在哭泣；他俩看起来好像是一幅出自业余画家之手的悲哀和灾难的画，我几乎要笑起来—不是笑那悲哀，而是笑他们用悲哀画就的这幅画，笑他们的悲伤与其表现之间的大相径庭。我的柔情和哀怜被他俩穿过人行道时的样子破坏：两人都穿着鼓鼓囊囊的衣服，男孩不依不饶地哭着，而他母亲头发凌乱，行走时弓着背，真是狼狈和可怜的一对儿。他俩不善于用语言来表达悲伤，那是一种毫不做作的巨大痛楚。这不就说明何以存在职业哭丧者了吗？他们使守灵不至于沦为滑稽的悲怆。

“医生说什么了？”

“给他吃了一片阿司匹林，让他上床躺着。”

“丹妮斯就是这么说的。”

“我把这话告诉了他。他说：‘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为什么我们不？”

“她只是个孩子，不是医生—这就是为什么。”

“你把这话也对他说了吗？”

“我不知道对他说了些什么。”她说，“我从来搞不准自己该对医生说什么，更记不住他们对我说了什么。空气中有某种干扰。”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这就好像在外空间行走时，穿着厚厚的宇航服晃晃悠悠地进行的对话。”

“每一样东西都在飘浮和游动。”

“我总是对医生说谎。”

“我也一样。”

“可这是为什么呢？”她说。

我在发动汽车时意识到，他的哭泣改变了声调和音质。急促的节律变成了持续、含混的哀哭声。他现在是在哀哭了。这是中东地区哀悼的表达方式，它所表达的痛苦是如此具有感染力，以至它会迸发而淹没了造成痛苦的直接原因。这种哭泣中，有某种永恒的触动心灵的东西。这是一种天生凄凉的声音。

“我们该怎么办？”

“想个办法。”她说。

“离你上课时间还有十五分钟。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送急诊室。听听他们怎么说。”

“你不能因为一个孩子哭泣，就把他送急诊病房。如果有什么事情算不上急症的话，那就是它了。”

“我在车里等着。”我说。

“我对他们说什么呢？‘我孩子哭泣。’还有，他们那儿有没有急诊病房？”

“你不记得了吗？今年夏天我们送斯托弗一家来过。”

“为什么？”

“他们的汽车正好在修理。”

“别管那个了。”

“他们从什么去污器里吸进了某种喷雾。”

“送我去上课。”她说。

姿势。我把车停在教堂门前时，她的一些学生正在地下室入口处往台阶下走。芭比特用一种探究、恳切和绝望的眼光，看着她的儿子。他已经哭到第六小时了。她沿人行道跑进大楼。

我考虑把他送到医院去。但是，如果那个坐在自己舒适的诊所里的医生—那是一个墙上挂满了镶着精致金边框的画的诊所—彻底检查过孩子之后，什么毛病也找不出的话，那么急诊技术人员—那些训练成一下子就跳到人家身上，在胸脯上使劲按压停止跳动的心脏的人—还能做什么呢？

我把他抱进汽车，让他靠着方向盘，脸朝我，双脚搁在我大腿上。那大声的哀哭一直不停，一波又一波地响着。这种声音又响亮又纯粹，以至我能够倾听它、有意识地去理解它，如同音乐厅或剧院里安装上一台心理记录仪。他不是在啜泣或哭诉，而是在边哭边说一些说不上名的东西，其方式之深沉、丰富，着实让我感动。这是一种古代的挽歌，因其不折不扣的单调乏味而愈发感人。悲鸣。我用双手托着他两臂，使他坐直。他不停地哭的时候，我的思想中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变化。我发现自己并不一定希望他停止哭泣，我想，这么坐着再听他哭一会儿，也许并非那么可怕。我们互相看着对方。在那哭糊涂了的面容后面，有一种复杂的灵性在起作用。我一只手扶着他，另一只手捏着他的连指手套，用德语大声地数他的手指头。那无法抚慰的哭泣持续不断。我让它像倾盆大雨一样向我倾泻。在某种意义上，我进入了这哭泣之中。我让它落下来，在我脸上和胸膛上扑腾。我开始想到，他已经消失在这恸哭的声音之中了；假如我能加盟到他迷惘和停滞的空间，我们或许可以一起做出什么莽撞然而可以理解的奇迹来。我让它穿透我的身体。我想，让马达和取暖器开着，再在这儿坐四个小时，倾听这单调无变化的哀哭，也许并非那么可怕。那样也许感觉不错，也许还会奇怪地抚慰呢。我进入其中，陷了进去，让它包裹和覆盖我。他哭的时候，一会儿睁开眼，一会儿闭上眼；一会儿双手放在口袋中，一会儿戴手套和脱手套。我坐在那里像一个贤哲似的点着头。突然，我一个念头上来，把他翻了个身，让他坐在我怀里，然后我发动了车，让他来掌方向盘。我们从前这样做过一次，那是在八月份一个星期天的黄昏时分，我们那条街深深地笼罩在沉寂的阴影之中，我们这样行驶了二十码距离。今番他再次配合我，只不过不管是他掌着方向盘，还是我们转弯，还是我终于在公理会教堂后面刹车停下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哭着。我把他放在我左腿上，一条胳膊勾着他，把他拉到我身边，然后任凭我自己进入半睡状态。哭声游动，忽近忽远。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我斜靠在车门上，微微地感觉到他的呼吸气息喷在我的大拇指上。一段时间之后，芭比特来敲车窗，怀尔德爬过旁边的座位为她拔开了窗闩。她进了车，为他整了整帽子，从地板上捡起一团揉皱的纸巾。

我们离家还剩一半路时，哭泣终于停止了。它停得突然，在声调和强度方面均无一丝变化过渡。芭比特什么话也没说，我也盯着大路。他坐在我们中间，瞅着收音机。我等着芭比特从他背后，越过他头顶来瞥我一眼，以示松了一口气，高兴，担忧，然而怀着希望。我不清楚自己感受到了什么，想弄个明白。但是她直瞪瞪地看着前方，好像害怕任何声音、动作、表情的敏感构造上的一点儿变化都可能引起哭泣的重新爆发。

家里也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个个都默默无声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用畏缩和充满敬意的眼光远远地看着他。当他提出要喝一点儿牛奶时，光着脚、穿着睡衣的丹妮斯轻轻地跑进厨房，她意识到只有行动简练和脚步轻盈，才可能不破坏他带进家门的严肃和戏剧性气氛。他仍然穿着全部衣服，一只手套别在他的衣袖上，他一大口就喝干了牛奶。

他们用某种类似敬畏的眼光看着他。几乎有整整七个小时连续不停的、一本正经的大哭！就好像他刚刚从某个遥远、神圣的地方，从大漠荒野里或成年积雪的大山中流浪归来—那里所说的话语、所见的景色、所攀登的高峰，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凡艰辛中的人只能以敬慕和惊奇仰望。这一份敬慕和惊奇，我们是留给最崇高和最难以达到的功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