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体育馆俱乐部里，品赏着老酵母威士忌和牛肉，假装观看比赛。我以前多次去洛杉矶出差，不过从没进过道奇体育馆。大个子西姆斯拽着我上了他的汽车，然后拉到这里。

我们坐的地方装有玻璃，与场地分隔开来。即便坐在靠窗的桌子边旁，我们也只能听到减弱的呼喊声。电台播音员的声音从转播间里清晰地传来，但是现场的人群与我们有一段距离，我们听到的仿佛是某支失败部队发出的心灵呻吟。

布赖恩·格拉斯克说：“我听说，他们终于停止了往东海岸水域中倾倒垃圾的做法。”

“我吃饭时不要说这事儿吧。”我说。

“告诉他，”西姆斯说，“仔细描述，让他闻到垃圾的气味。”

“我还听说，他们在一个地方倾倒的垃圾越多，那里的海洋生物就越多。”

西姆斯看着这个英国女人，只有她一个人点了鱼。

“听到那个？”他问，“海洋生物大量繁殖。”

格拉斯克说：“我们赶快吃完，离开这里，像真正的球迷那样，到看台上去观看比赛吧。”

西姆斯问：“为什么呢？”

“我想听到观众的声音。”

“不，你不想。”

“如果听不到观众的叫喊，看比赛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吃饭和看球，”西姆斯说，“我劳神费力地预订到靠窗的桌子，到棒球场来，不是为了听比赛，而是要看比赛。你在这里看不见吗？”

在公司里，西梅翁·毕格斯——也就是大个子西姆斯——的大腰围人人皆知。他身体肥胖，秃顶，腰围五十五英寸，不过身体强壮，脖子肥，胳膊粗，仿佛是一棵用石头雕成的枫树。如果他非常喜欢你，他会和你碰胸膛，或者邀请你和他一起围着街区赛跑。西姆斯管理我们所说的洛杉矶小区的操作终端，他设计的垃圾填埋场非常漂亮，比用彩色粉笔画的购物中心还漂亮。

格拉斯克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图像头盔和能量手套。这不是真实的东西，是虚拟现实。我们没有所需的设备。”

西姆斯说：“如果我们到场地上的座位上去，就不能带酒。”

“这一点很重要。”我说。

如果说我有什么时候吃的东西不对头，或者饮酒过量，那就是和西姆斯一起用餐时。他以自己的言行批驳吃喝应该适度的这个说法。

英国女人说：“现在我明白了，投手从捕手那里得到示意，知道应该这样或者那样投球，知道是投快球还是慢球，高球还是低球。不过，如果投手竭力反对捕手的意见，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他会摇头的。”

“哦，明白了。”

“他会挥动手套或摇头，”西姆斯说，“要么，他会两眼瞪着捕手。”

英国女人名叫简·法里什，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制作人，希望搞一期关于盐丘的节目。我们在能源部的指导下，正在测试用于贮存核废料的盐丘。多年以来，她一直在努力吸收美国文化，按照她的说法，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被采访烧焦的痕迹。她的采访对象包括色情大王、沉思的修道士、关在监狱里的布鲁斯歌手。她刚刚完成了在加利福尼亚的采访工作，准备报道在伦若举行的扑克牌锦标赛，然后到沙漠去，采访克拉拉·萨克斯。

道奇队与巨人队的比赛正在进行。

西姆斯看了法里什一眼，然后说：“你知道吗，这两支队伍是多年的对手，在50年代后期之前都是纽约市的球队。”

“他们迁到西部去了，对吧？”

“迁到西部去了，把尼克的魂儿也带去了。”

法里什看了我一眼。

“没有什么可以带走的，那时我已经不是球迷了，厌倦了。这是我数十年来看的第一场比赛。”

“结果是一场无声比赛。”格拉斯克说。

大个子西姆斯点了一轮酒，然后给法里什讲老布鲁克林道奇队的事情。西姆斯是在密苏里州长大的，他讲述的道奇队的事情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他当时不在那里，不可能说清道奇队的情况。英国女人并不在乎这一点。她认真地理解听到的信息，有时闭上眼睛，心思集中在过程上。

“尼克曾经把收音机拿到房顶上去。”格拉斯克说。

法里什把头转到我的这个方向。

“我有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我随身携带，什么海滩啊，电影院啊，我到哪里，就带到哪里。那时我十六岁，在房顶上收听道奇队的比赛。我喜欢一个人待着。他们是我的球队，我是那条街上唯一的道奇队球迷。他们输球，我简直要死了。一个人独自死去，这一点很重要。其他的人会干扰我，我得一个人收听比赛实况。那时，收音机会告诉我自己是该死去，还是继续活着。”

如果你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经常接触棒球，要弄清楚棒球比赛的规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法里什提出的问题还算过得去，难的是怎样回答她的问题。我们肯定就像三个完全不知道任何题解的数学家，没有注意到棒球术语多么稀奇古怪，多么晦涩难解，没有注意到棒球术语中的双关语意义多么复杂。我们对棒球术语的理解各执一词，尽量向这个局外者一一解释。

“有没有哪个要葡萄酒？”法里什说，“我想来一点本地生产的白葡萄酒。”

“喝葡萄酒是一种逃避，”西姆斯对她说，“我们靠清扫厕所为生。”

格拉斯克解释说，如果从投了三个出局的投手的角度看，一局就是一局。但是，在一场九局制比赛中，它仅仅是半局。如果还有一名投手尚未出局，同样的半局就是三分之二局。

我叫来招待，要她为我们的客人端一杯葡萄酒来。格拉斯克回到关于局这个术语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但是大个子西姆斯一挥手，让他停下话头。

“我们还是说一说道奇队，”他说，“就让那孩子带着他的收音机，待在房顶上吧。”

“不行。”我说。

“你得告诉简是什么事情终止了你的铁杆球迷生涯。”

“我忘记了。”

“那件事情让你刻骨铭心，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过要重操旧业。”

“这些是局部痛苦，并不影响其他事情。”

“告诉她，”西姆斯说，“博比·汤姆森的那个本垒打是怎么一回事。”

法里什眼里露出期望的神情，看上去很有礼貌。她希望有人给她讲述她可以理解的事情。于是，西姆斯给她讲了汤姆森和布兰卡的情况，告诉她为什么时隔四十多年之后，人们还互相问到这个问题：汤姆森打出那个本垒打时，你当时在什么地方？他告诉她，有的人怎样留住了那个瞬间，将它完整地保留心底，告诉她西姆斯如何跑到街上。当时，一个甚至并不支持巨人队的黑人男孩通过KMOX电台收听比赛实况。后来，那个男孩冲出房门，大声叫喊：我是博比·汤姆森，我是博比·汤姆森。而且，他还告诉法里什，有的人没有观看比赛，然而却声称自己身在现场。有的人如实相告，他们当时并不在场。那一事件具有渗透力量，让他们觉得那天自己身在现场。否则，他们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呢？

“你的说法与肯尼迪被杀的说法不一样。肯尼迪遭到枪击那天，你在哪里呢？”

格拉斯克说：“肯尼迪遇害时，人们涌进房间。我们在黑暗的房间里看电视，在电话里与亲友交谈。我们全都是分离的，单独的。但是，当汤姆森打出那个本垒打时，人们冲到室外，希望一起庆祝。人们为了一件事情，自发地走出家门，也许，那是最后一次。有些奇妙，有些惊讶，就像战争结束以后留下的脚注。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西姆斯说。

法里什看了我一眼。

“别看着我呀。”我说。

“可是，当那个球打出时，你在房顶上，对吧？”

“我用不着冲出去。我已经在室外了。我冲进家里。我关上房门，然后死掉了。”

“你的那个做法预示了肯尼迪遇害的情形。”法里什说罢，微微一笑。

“我认为，第二天我便开始觉得，各种各样的符号都指向13这个数字，到处都是噩运。我成了一个新的命理学信徒。我找来纸笔，记录所有看来会形成13这个数字的神秘联系。我希望自己能够记住那些东西。我记住了一个，那场比赛的日期。10月3号或者1和3这两个数字。把月份和日子加起来，就得到13。”

“还有布兰卡的号码。”西姆斯说。

“当然，布兰卡的球衣是13号。”

“人们管它叫震撼世界的击球。”西姆斯告诉法里什。

“有点美国式大话的味道吧？”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格拉斯克望着我，眼光奇特，几乎可以说充满柔情。有的人看到朋友太愚蠢，不知道自己将要出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露出那样的眼神。

“给他们说说那个棒球的事情吧。”格拉斯克说。

他把手从桌面上伸过来，从西姆斯的盘子里拿了一些食物。

格拉斯克应该是我的朋友。我很久之前就认识西姆斯和格拉斯克。格拉斯克，这个长着雀斑、举止自由的布赖恩·格拉斯克，是一个具有魅力的人，是我的倾诉对象。我也和大个子西姆斯说话，但是更愿意和格拉斯克交流，因为格拉斯克并不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质疑我所说的内容。而且，他不会像西姆斯那样，眯缝着眼睛，愣愣地看着我。

“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我告诉他。

“不，我要你说一说这事儿。你欠西姆斯的。西姆斯不知道这事，简直让人受不了。他是唯一一个依然喜欢棒球的人。”格拉斯克转向英国女人。“我去看球，完全是为了与人保持联系。不和人保持联系是不体面的事情。尼克已经不体面了，只有西姆斯还以可怜的方式和他保持联系。过去，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道奇队和巨人队，现在看到的是全息图。”

法里什问道：“你们所说的是什么棒球呀？”

西姆斯望着我，已经吃完了，取出一支细长的雪茄烟。他以复杂的仪式般的姿势，完成了这个动作。

“尼克拥有那个棒球，就是博比·汤姆森打出本垒打的那个棒球，真正的东西。”

西姆斯不慌不忙，点燃了雪茄。

“没有谁拥有那个棒球。”

“肯定有人拥有它。”

“没有人知道那个球的下落，”西姆斯说，“几十年以前就被人丢弃了。否则，我们应该知道。”

“西姆斯，先听一听，再下断言。首先，”格拉斯克说，“我几年前在东部旅行时，发现一个商人。那个家伙让我相信，他拥有那个棒球，并且说，它就是汤姆森打出本垒打的那个球，名副其实的东西。”

“没有人得到那个球，”西姆斯说，“那个球从未出现过。无论谁曾经拥有那个球，它后来一直没有出现过。这是整个——什么来着？——的组成部分，那场比赛留下的神话的组成部分。没有谁站出来提出可以证实的主张，说明自己拥有那个球。或者说，有十几个人露了面，手里都拿着一个球，都说自己的才是真品。”

“而且，那个商人还告诉我他是如何追踪那个球的，时间几乎追溯到1951年10月3日那一天。那人不像是到棒球比赛现场去找便宜货的家伙。他是带着某种病态迷恋的人，一个全身心忘情投入的家伙。他让我相信他手中的那个球是真的，有99.9的可能性。后来，他让尼克相信了。尼克问他要多少钱？他们达成了交易。”

“你被骗了。”西姆斯告诉我。

我看到，道奇队的游击手拿到了滚地球，然后投向一垒。

格拉斯克说：“那个家伙花了多年时间，追寻那个球的下落。他可能花了大把金钱，打电话，寄信件，四处寻找。用夸张的话说，花费的总数超过了尼克支付的价钱。”

西姆斯脸上闪过一丝讥笑，一丝嘲笑，那笑容随时可能变得更卑鄙。

“整个事情都不可信，”他告诉我，“如果那个球是真的，怎么可能有人买得起呢？”

“我给你说一说买得起的原因吧，”格拉斯克说，“首先，那个商人不能提供绝对的最终证明材料，这就降低了价格。其次，这东西出现在纪念品市场行情火爆之前。在那以后举行的一次索思比拍卖会上，有人出价四十万美元，购买一张极小的棒球卡。”

“我不知道。”西姆斯说。

“我也不知道。”我说。

法里什终于喝到了葡萄酒，看了我一眼，然后问道：“那球你花了多少钱？”

“我们的耻辱感来自内心深处。我们还是不要过问细节吧。”

“什么耻辱？”

“我买那东西，并不是因为它代表了辉煌和激动人心的场面。它代表的并不是本垒打的汤姆森，而是投球失误的布兰卡，代表的只有失败。”

“坏运气。”格拉斯克说着，用叉子挑起一个土豆，放在我的盘子里。

“它与厄运的悬疑有关，与失败的悬疑有关。我不知道。我一直说我不知道，不知道。然而，这是我一生中必须拥有的唯一东西。”

“充满耻辱的秘密？”法里什问。

“对。先是把大笔现金花在作为纪念品的棒球上，然后是为买而买。纪念失败，把那个瞬间凝固在我的手中：布兰卡转身，看着棒球落入看台——耻辱从他那里到了我这里。”

除了西姆斯之外，其余的人都笑了起来。

格拉斯克说：“甚至他的名字也有这样的意味，忧郁的拉尔夫·布兰卡，就像是古老史诗中的角色。忧郁的、沉重的拉尔夫在某种暮色之中被人杀死。”

“被黑色箭头射中。”英国女人说。

“太棒了，当然这仅仅是笑话。你心里一直想着那个可怕的时刻，这种日子给人什么样的感觉？”

“比赛中的一个时刻。”她说。

“一直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越外场的草坪，走向俱乐部会所。”

西姆斯对着我们，满脸怒容。

“我觉得，你们这些家伙没有看到这一点。”他特别强调了家伙这个单词。“什么失败？我们所说的是什么失败？他们不是全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吗？我的意思是说布兰卡——布兰卡弄了一个带有13的车牌号码。他想让人们知道，他就是那个投球失误的家伙。布兰卡常常和汤姆森一起出席体育界的宴会，一起唱歌，一起讲笑话。他俩给娱乐界提供了常演不衰的小品节目。你们这帮家伙没有看到这一点。”他说话的口气让人觉得我们仿佛是穿着预科生服装的笨孩子。“布兰卡是英雄。我是说，人们给了布兰卡许多机会，让他从那场比赛的阴影中走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这样做的原因。”

餐桌四周弥漫着一种不悦的气氛。

“因为他是白人，”西姆斯说，“因为整个东西都是白人的。因为他们给你机会，你就能存活，忍受，发迹。不过，你首先得是白人，他们才会给你机会。”

格拉斯克在椅子上挪动着身体。

西姆斯讲了一个名叫多尼·莫尔的棒球投手的故事。在一场季后赛上，多尼送给对手一个关键的本垒打，结果他妻子被人开枪打死了。多尼·莫尔是黑人，跑出本垒打的那名球员也是黑人。结果，他开枪自杀。他朝他妻子开了几枪，没有命中要害部位，最后把枪口对准了自己。他在自己的洗衣房里睡了一会儿，西姆斯说。西姆斯给英国女人讲了这个故事，不过，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看得出来，格拉斯克仅仅勉强记得。我从未听说过多尼·莫尔，不知道关于枪击的事情。西姆斯说，枪击事件是在那个本垒打几年之后发生的，但是与那场比赛有直接联系。多尼·莫尔没有得到机会，没有走出那次失败留下的阴影。球迷们深表悲痛，在棒球界举行的宴会上，没有任何人表演小品。

西姆斯知道许多与枪击相关的事情，详细地描述了多尼·莫尔的妻子遭遇枪击的情形。

法里什闭上眼睛，以便更好地想象当时的场面。

“我们听到了你说的，”格拉斯克说，“可是，你不能只从肤色的角度比较这两件事情。”

“还有什么原因呢？”

“人们对汤姆森的那个本垒打记忆犹新，因为它发生在几十年前，那时发生的事件不会在第一天半夜之前就被重播，磨损，损耗，耗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老片子或者老录音带上的划痕越多，人们就记得越清楚。这是因为它不用和成千上万的其他情节争夺我们的注意力。因为它是被保留下来的独特的东西。多尼·莫尔，嗯，对不起，不过，我们怎样把多尼·莫尔事件与其他比赛分开来，与其他的枪击事件区别开来呢？”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注意到或者记住的东西，而是在于当时发生的情况，”西姆斯说，“在于对当事人的影响。我们所说的是对死者，对幸存者的影响。”

“不过，并不是其中的原因，”格拉斯克说，“如果诚实、全面地分析原因，而不是看到肤浅的表面现象，我们会看到别的东西吗？”

“非历史的观点。”我说。

“那么，我们会意识到，那个家伙开枪的原因可能不止一个，其中的大多数我们既无法知道，也无法理解。”

西姆斯再次用伙计一词来称呼我们。我几次改变支持对象。我们又点了一轮酒，继续小酌。后来，我们没有与简·法里什说话，既没有注意到她的反应，也没有引起她的兴趣。西姆斯多次使用伙计一词来称呼我们，后来又使用家伙一词，这让场面开始变得有点滑稽了。我们点了咖啡，接着观看比赛。法里什坐在那里，两腿交叉，身体弯曲，凝视窗外，若有所思，被我们之间的差异形成的力量征服。

“买卖棒球，真令人心痛。你从来没有给我说过。”西姆斯说。

“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本来可以说服你，不让你那样干。”

“其实，你自己也出手购买。”格拉斯克说。

“我和其他种类的废品打交道。世界上的真东西。让我处理数以吨计的一次性尿布吧，不要让我面对昨天遗留下来的这种令人忧郁的废品。”

“我不知道。”我再次说。

“你怎么做呢，把那球从衣柜里找出来看？然后呢？”

“他考虑它的意义，”格拉斯克说，“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他思考失败，很想知道什么东西给人带来厄运。什么东西给人带来享受好运的甜蜜。另外，那个棒球本身也是一件可爱的东西。一个旧棒球？它是一件可爱的东西，西姆斯。这个球与其他的球不同，来头可大了。”

“他有钱，”西姆斯说，“他手里有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结了账，动身离开。西姆斯指着酒吧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许多体育明星们照片中的一张。它是最近拍摄的，上面有两个头发灰白的老运动员，汤姆森和布兰卡，穿着深色套装，身体健康，站在白宫草坪上，两人中间是手握一根铝质球棒的布什总统。

我们走出去，在包厢里坐了十分钟，以便让格拉斯克听一听观众发出的声音。后来，我们下了坡道，朝停车场走去。法里什问了几个关于内场球规则的问题。当我们走到汽车旁边时，西姆斯和格拉斯克已经能够就此形成一致意见。对英国广播公司来说，这是出人意料的特别有用的东西。

我坐在后座上，看着城市的街景在车窗外闪现而过，脑海里浮现出西姆斯小时候在圣路易斯市的街道上奔跑的样子。他穿着粗蓝布工装裤，裤腿卷起，形成隆起的翻边，布料反面的颜色泛白，没有斜纹棉布正面的那么深。他挥动两只胳膊高呼：他就是博比·汤姆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