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恩德培救援行动的前一年，也是约尼执掌侦察营帅印的日子，我开车去基地总部。那个时候，离我脱下军装、离开侦察营已经有两年的光景，很多面孔已不再熟悉。我经过一名士兵身边，看见他穿着汗衫，很放松地坐在营房前面，正在用一个修面刷清洁他的来复枪。他很仔细地转动枪的每一个部位，然后在阳光下检查。那天一大早，基地四处都在为换帅仪式做准备，之后还有一个庆祝活动。为了向约尼统率新军表示祝贺，我朝着基地总部走去。在路上，也就是一个餐厅旁边，我碰到了两个熟人——一个是受邀参加仪式的退伍军官，一个是即将卸任的正在跟那位军官交谈的侦察营初级指挥官。那位年长的军官一看到我，马上沉默下来。但是，他的动作还是慢了半拍。我听到了他们污蔑约尼的只言片语。原来，这种勾心斗角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不禁让人一阵揪心。

我站在旗杆前面的一小块训练场上，面朝基地总部。而大楼里，回荡着巨大的喧闹声。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约尼站在接待柜台后面，半截身子都被隐藏起来。大约六七个人围着他，有的因为紧急事件向他请示，有的拍着他的肩膀向他表示祝贺，约尼都满面笑容地予以一一回应。看起来，即使正式的交接仪式还没举行，约尼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已经走马上任了。门廊前有三个台阶，我爬到第二阶就停下了。约尼正在给一个下级军官作指示。他完全沉浸在手头的事务之中，以至于即使几步之遥也没有注意到我。我转身离开了大楼。这么多人在场，我现在无法向他表示祝贺。

我在基地闲逛着。桉树林里的帐篷群落已经消失了，而我一半的军旅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新的营房已经为士兵们择地而建，于是帐篷驻扎的地方只剩下光秃秃的水泥地面。食堂也已经扩建，侦察营的士兵再也不必轮班吃饭了。士兵们身着短裤和格子图案的上装，脚踩拉链式的便鞋，在悠闲地踱步。这是约尼教会这些城市青年的一种集体农场的时尚。士兵们强健的体格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展示出来，这不禁让我的优越感油然而生！第一批预备役军人、侦察营退伍军人已经抵达仪式的现场。整个基地的人开始汇集起来。

过了不久我又返回到基地总部。接待室除了一些职员，已经没有人了，于是我走了进去。

“你能告诉约尼我来了吗？”我问她。

“他在参加一个全员大会，”她说。

我再次离开了，在附近的一个草坪上坐了很久。沮丧的情绪包裹着我。我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这么等着。偶尔有人向我问好，我也朝他们招手。在我面前这栋办公楼的窗户和帘子后面，我的哥哥正坐在会议桌旁。身后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历任军官和侦察营士兵的照片，而另一面挂着一个展开的巨幅中东地图。可以肯定的是，军官们都紧紧地围坐在那个几乎占据了整个办公室的会议桌旁。我也相信，约尼已经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了那本记录用的便签簿，并且一边讲话一边浏览。他吐词清晰，语言也丰富多变。我听不见他，但我知道他的讲话抓住了要点，并且也经过了深思熟虑。偶尔，他的措辞中也显露出一些情感。军人讲话中一贯弥漫的那种热情洋溢的同志之谊，在他讲话结束时几乎都没有一点体现。

我的目光从窗户移开，转向了旗杆和四周的水泥地基。我记得，几年前我们还坐在那坚硬的圆形水泥石阶上。一大群士兵，等着负责的长官到达，然后把旗帜降下来。这经常发生在夜班站岗之前的傍晚时刻。长官是一位说话很和蔼、喜爱沉思的集体社区成员，对军事问题几乎一窍不通。他到达以后，我们就在前面排成一列，面朝旗杆，以立正姿势站好。长官走到旗杆下面准备解开绳子，手指还没碰到绳子的时候，他转过身说，“对了，礼拜天我们要降旗吗？也许我们可以让它一直挂着，就像安息日一样？”

整个一列士兵炸开了锅，开始激烈地讨论起这个问题来。一些人说要降旗，另一些人说不要。而我们的长官，把手从绳子上挪开了。

“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讨论吧。旗帜就这样了。”他说。退回来之后，他立正站好，向国旗行礼。我们也离开训练场，开始夜班站岗。

我回头看了看总部大楼。军官们正从门廊顺着台阶而下。全员大会结束了。现在可以去跟约尼说说话。

然而，我却站起身，走回了汽车，然后钻进车里，驶出了基地。我朝着耶路撒冷的家开去，而脑子里关于哥哥的思绪却如潮水般涌现。

五年前，我第一次看见他作为指挥官的模样。

我和战友们在完成基础训练和跳伞课程之后，为了弥补调往侦察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被派驻位于约旦大裂谷的耶利哥城以北的地区，归属那里的哈鲁突击部队管辖。第一天早晨，我们在基地一个偏远的角落搭建帐篷。不到一天的时间，营队里的农家小子就准备好了我们需要的所有东西，比如用来清洁来复枪的汽油、用来替换床上草垫的海绵垫、一把露出弹簧但用毯子盖着的扶手椅。负责指挥的埃亚尔长官，决定要离开侦察营去军官培训学校。在我们不需要呆在埋伏地点或进行晚间巡逻的时候，埃亚尔就会找其他方式来让我们打发时间。比如，他命令我们按照身高一对一列队，然后每个人轮流背着队友穿过大裂谷的大小道路。如果要折返到基地的那一圈路灯下，我们要颤颤巍巍地走上六公里路程（我几乎吃不消）。当剥下被汗水浸透的子弹带、舒展四肢的时候，没有人会去在乎哪一件事情更难熬了：是背着队友走过的那段路程，还是来回路上的短暂休息，抑或是每挪动一步那种翻胃和呼吸急促的感觉？

抵达大裂谷几天以后，基础训练时期一直和我同睡一个帐篷的队友纳西母突然问我，“嘿，你觉得约尼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

“埃亚尔跟我说，约尼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官，他再也找不到比约尼更优秀的人了。”

我只是报以微笑。

一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埃亚尔跑过来告诉我，我的祖母去世了。“约尼要你去基地和他会面，然后你们从那里一起去葬礼。”

我搭了便车赶往约尼在撒马利亚的基地，而我离开那个新兵训练营也只有一两个月。我第一次看到，前往基地路上的风景透过挡风玻璃向我扑面而来。它没有在身后消失，而大部分被旁边卡车上的油布所遮挡。那些卡车载着刚刚周末度假归来的新兵们。那样的旅程，我们也经历过。每转过一条迂回的山路，都会加深笼罩在我们心头的沮丧情绪。仿佛一眨眼的工夫，旅程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军士长如影随形的恐惧激励和刑罚折磨。现在，我仿佛张开了胸前滑翔的翅膀，手里拿着红色的贝雷帽。曾经走过的这条路，在眼前飞驰而过，唤起的不是过往的恐惧，而是一种自由的感觉。

我跳下那辆顺风车，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基地大门站岗的迈克尔。我在耶路撒冷读高中时就认识他。

“你最近怎样？”我握着他的手问道，“怎么沦落到站岗放哨的地步了？”

“别提了。事情搞得一团糟。骨折之后我就不能参加训练课程。”

“你在哪个连队？”

“哈鲁连队，也就是你哥哥的连队。这次受伤让人感觉很郁闷，真的。”

“为什么呢？”我抬起眉头。

“你看，我怎么能拒绝那样的长官呢？怎么能啊？”

我离开迈克尔，爬上前往总部大楼的那一段斜坡。在首长决定要加速提拔约尼后，他暂时从侦察营调到哈鲁连队，在那里积累一些当连长的经验。在他走出办公室时，我遇见了他。我们紧紧地握手，笑容堆满了他的脸庞。

“我们马上出发，”他告诉我，“不过我得去一下医院，就一会儿。你可以跟我一起来。”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去医院。对我来说，他看上去非常健康。大约六七个士兵等在门口。我们穿过人群来到门诊室。医生已经在检查第一个病人了。这个士兵的脚底满是裂开的口子，像干旱的泥土一般。

约尼仔细查看后，好像对士兵的情况了如指掌。

“医生，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这得靠他自己，”医生看了看士兵，然后说道，“我无法告诉你，他的病是否会继续这样。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好转，也许情况会更加糟糕。这个病已经好几年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染上的。”

“你认为自己能撑住吗？”约尼问士兵。而这个士兵只是耸耸肩，不知说什么好。

我又看了一眼他的脚底，他是如何吃力地挪动每一步的，我真是感到奇怪。

“也许，你应该送他去看皮肤科专家。”约尼建议道。

士兵们一个接一个进来，约尼检查后确保他们都能得到合适的治疗。站在那里，我想起了自己在基层的连长，也是在侦察营。我不记得他曾经跟我们讲过话，除了有时行军前的一些只言片语。当然，他从没有单独跟我交流过。

不，事实不是这样。有一次他确实跟我说过话。那是在基地的最后一天，我去交回自己的物品。野餐用的碗两个星期前在苏伊士运河被一辆坦克压扁了。当我听到坦克履带的碾压声传来的时候，身子猛地往边上一闪，而没有把那只碗抢过来。坦克经过后，我只发现一个压皱的罐头盒子，一半埋在地里，上面满是土豆泥。

“那只碗没了，这就是你打算用来交差的吗？”军需官嘲讽式地质问我。“在这里签名认罚吧。”

我和他辩解了一番，这时从大楼的深处传来一个声音。这栋大楼也是连队总部所在。原来是连长在说话，“少在这里扯嘴皮子，伊多，签名吧。”

我签了名。

我爬上约尼的吉普车，朝大门开去。在我们面前耸立着尖尖的山峰，俯瞰着我们的基地。我记起了我们到山顶的夜行军——曾经有两次，四名士兵用担架抬着第五名士兵，上山又下山，只在山顶休息了一会儿。在一个半月的基地生活之中，这还算不上是特立独行之举。约尼去世后，有人告诉我，他也带过连队行军到山顶。那是在基地的第一天。约尼一马当先，没有停歇，其他的军官和士兵都跟在他后面。到了山顶的最高处，一座阿拉伯酋长的坟墓兀立在那里，瞭望着一片视野非常开阔的山谷和阿拉伯村落。约尼在坟墓边跟士兵们交谈了一会，他没有讲士兵们从基地生活中能够期待得到什么，而是讲一个男人成为一名士兵的意义，那就是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保卫人民。

我们离开了基地。约尼开车，我坐在他旁边。吉普车顺着蜿蜒的山路而下，一路从伯特利到了耶路撒冷。葬礼上，我们的家人团聚了——父亲、母亲、叔叔、伯伯、姑父以及同辈的表亲。约尼和我都穿着军装。我们另外的一个兄弟比比，因为在侦察营执行任务而没能赶回来。叔叔伯伯们围在约尼身边，带着一种明眼人都看得出的慈爱和敬佩之情问候他。

之后，我们来到橄榄山上，那里有一片公墓区。旁边是远远的耶路撒冷和圣殿山。在种着橡树的、有几十年历史的祖父的墓碑前，父亲发表了悼文。我注意到，父亲的兄弟们在那一刻表现出内心压抑着痛苦的神情。父亲提到，虽然祖父母一直背负着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但他们的孩子都离开了祖国。现在，孩子们重新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相聚，为了母亲的葬礼。

悼文结束后，丧葬协会的工作人员把泥土掀进墓地。约尼从其中一个人手中拿过铁锹，开始铲土。泥土落下的声音在耳畔回荡。我的脑海里，仿佛浮现出最后一次见祖母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从飞行课程中请了几个小时的假，晚上去医院看望她。我搭了便车来到特拉维夫这个不太熟悉的城市。等到找到地方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我询问值班的护士，哪里可以找到莎拉·米勒科夫斯基太太。护士领着我走过一条黑暗的走廊，来到一个小房间，打开了床栏杆边上的灯。“奶奶，奶奶，”我呼唤着，她已经醒了，但没能认出我来。“我是伊多，奶奶。我是伊多。”我望着她，雪白的床单中间，是一幅已经萎缩和佝偻的身躯。她爬不起来，迷惑地四处张望着。“我的伊多，”她用微弱的语气回应我，然后又渐渐睡去了。巨大的悲痛萦绕着我。漆黑的房间、裸露的墙壁、凝重的空气。护士在我提出其他要求之前，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借着电灯洒下的光晕，我又看了看祖母。她闭着眼睛，等着即将到来的死神把她从病榻上的孤独中解放出来。我在她旁边又待了几分钟，然后离开了。

这样的场景再次涌上心头。墓地边上，约尼在卖力地填土。他的贝雷帽塞在衣服口袋里，眉头已经挂满汗珠，嘴角凝结着他惯有的坚定，而悲伤的情绪在目光里已然泛滥。我这样想，约尼本该陪伴在祖母身边的，亲她的额头、握她的手、跟她聊天，即使她一句也听不懂。我拿了一把铁锹，帮约尼一起铲土。我的表亲们都加入进来，而那些丧葬协会的工作人员都被撂在一边，无事可做。

五年之后，我坐在车里前往耶路撒冷，想起兄弟约尼的这些往事。我离开了侦察营，也将换帅仪式抛在脑后。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是有一点困惑的。事实上，作为他的兄弟，我不得不先应付一大群军官和秘书，才能找到他亲自向他道贺。但是现在，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知道那不是我逃离基地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看见了站在食堂边上的那位年轻军官的嘴脸。他满脸堆笑地听某个人诽谤他的长官，眼里还带着一丝愉悦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