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记得恩德培救援行动的前一年,也是约尼执掌侦察营帅印的日子,我开车去基地总部。那个时候,离我脱下军装、离开侦察营已经有两年的光景,很多面孔已不再熟悉。我经过一名士兵身边,看见他穿着汗衫,很放松地坐在营房前面,正在用一个修面刷清洁他的来复枪。他很仔细地转动枪的每一个部位,然后在阳光下检查。那天一大早,基地四处都在为换帅仪式做准备,之后还有一个庆祝活动。为了向约尼统率新军表示祝贺,我朝着基地总部走去。在路上,也就是一个餐厅旁边,我碰到了两个熟人——一个是受邀参加仪式的退伍军官,一个是即将卸任的正在跟那位军官交谈的侦察营初级指挥官。那位年长的军官一看到我,马上沉默下来。但是,他的动作还是慢了半拍。我听到了他们污蔑约尼的只言片语。原来,这种勾心斗角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不禁让人一阵揪心。
我站在旗杆前面的一小块训练场上,面朝基地总部。而大楼里,回荡着巨大的喧闹声。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约尼站在接待柜台后面,半截身子都被隐藏起来。大约六七个人围着他,有的因为紧急事件向他请示,有的拍着他的肩膀向他表示祝贺,约尼都满面笑容地予以一一回应。看起来,即使正式的交接仪式还没举行,约尼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已经走马上任了。门廊前有三个台阶,我爬到第二阶就停下了。约尼正在给一个下级军官作指示。他完全沉浸在手头的事务之中,以至于即使几步之遥也没有注意到我。我转身离开了大楼。这么多人在场,我现在无法向他表示祝贺。
我在基地闲逛着。桉树林里的帐篷群落已经消失了,而我一半的军旅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新的营房已经为士兵们择地而建,于是帐篷驻扎的地方只剩下光秃秃的水泥地面。食堂也已经扩建,侦察营的士兵再也不必轮班吃饭了。士兵们身着短裤和格子图案的上装,脚踩拉链式的便鞋,在悠闲地踱步。这是约尼教会这些城市青年的一种集体农场的时尚。士兵们强健的体格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展示出来,这不禁让我的优越感油然而生!第一批预备役军人、侦察营退伍军人已经抵达仪式的现场。整个基地的人开始汇集起来。
过了不久我又返回到基地总部。接待室除了一些职员,已经没有人了,于是我走了进去。
“你能告诉约尼我来了吗?”我问她。
“他在参加一个全员大会,”她说。
我再次离开了,在附近的一个草坪上坐了很久。沮丧的情绪包裹着我。我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这么等着。偶尔有人向我问好,我也朝他们招手。在我面前这栋办公楼的窗户和帘子后面,我的哥哥正坐在会议桌旁。身后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历任军官和侦察营士兵的照片,而另一面挂着一个展开的巨幅中东地图。可以肯定的是,军官们都紧紧地围坐在那个几乎占据了整个办公室的会议桌旁。我也相信,约尼已经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了那本记录用的便签簿,并且一边讲话一边浏览。他吐词清晰,语言也丰富多变。我听不见他,但我知道他的讲话抓住了要点,并且也经过了深思熟虑。偶尔,他的措辞中也显露出一些情感。军人讲话中一贯弥漫的那种热情洋溢的同志之谊,在他讲话结束时几乎都没有一点体现。
我的目光从窗户移开,转向了旗杆和四周的水泥地基。我记得,几年前我们还坐在那坚硬的圆形水泥石阶上。一大群士兵,等着负责的长官到达,然后把旗帜降下来。这经常发生在夜班站岗之前的傍晚时刻。长官是一位说话很和蔼、喜爱沉思的集体社区成员,对军事问题几乎一窍不通。他到达以后,我们就在前面排成一列,面朝旗杆,以立正姿势站好。长官走到旗杆下面准备解开绳子,手指还没碰到绳子的时候,他转过身说,“对了,礼拜天我们要降旗吗?也许我们可以让它一直挂着,就像安息日一样?”
整个一列士兵炸开了锅,开始激烈地讨论起这个问题来。一些人说要降旗,另一些人说不要。而我们的长官,把手从绳子上挪开了。
“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讨论吧。旗帜就这样了。”他说。退回来之后,他立正站好,向国旗行礼。我们也离开训练场,开始夜班站岗。
我回头看了看总部大楼。军官们正从门廊顺着台阶而下。全员大会结束了。现在可以去跟约尼说说话。
然而,我却站起身,走回了汽车,然后钻进车里,驶出了基地。我朝着耶路撒冷的家开去,而脑子里关于哥哥的思绪却如潮水般涌现。
五年前,我第一次看见他作为指挥官的模样。
我和战友们在完成基础训练和跳伞课程之后,为了弥补调往侦察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被派驻位于约旦大裂谷的耶利哥城以北的地区,归属那里的哈鲁突击部队管辖。第一天早晨,我们在基地一个偏远的角落搭建帐篷。不到一天的时间,营队里的农家小子就准备好了我们需要的所有东西,比如用来清洁来复枪的汽油、用来替换床上草垫的海绵垫、一把露出弹簧但用毯子盖着的扶手椅。负责指挥的埃亚尔长官,决定要离开侦察营去军官培训学校。在我们不需要呆在埋伏地点或进行晚间巡逻的时候,埃亚尔就会找其他方式来让我们打发时间。比如,他命令我们按照身高一对一列队,然后每个人轮流背着队友穿过大裂谷的大小道路。如果要折返到基地的那一圈路灯下,我们要颤颤巍巍地走上六公里路程(我几乎吃不消)。当剥下被汗水浸透的子弹带、舒展四肢的时候,没有人会去在乎哪一件事情更难熬了:是背着队友走过的那段路程,还是来回路上的短暂休息,抑或是每挪动一步那种翻胃和呼吸急促的感觉?
抵达大裂谷几天以后,基础训练时期一直和我同睡一个帐篷的队友纳西母突然问我,“嘿,你觉得约尼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
“埃亚尔跟我说,约尼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官,他再也找不到比约尼更优秀的人了。”
我只是报以微笑。
一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埃亚尔跑过来告诉我,我的祖母去世了。“约尼要你去基地和他会面,然后你们从那里一起去葬礼。”
我搭了便车赶往约尼在撒马利亚的基地,而我离开那个新兵训练营也只有一两个月。我第一次看到,前往基地路上的风景透过挡风玻璃向我扑面而来。它没有在身后消失,而大部分被旁边卡车上的油布所遮挡。那些卡车载着刚刚周末度假归来的新兵们。那样的旅程,我们也经历过。每转过一条迂回的山路,都会加深笼罩在我们心头的沮丧情绪。仿佛一眨眼的工夫,旅程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军士长如影随形的恐惧激励和刑罚折磨。现在,我仿佛张开了胸前滑翔的翅膀,手里拿着红色的贝雷帽。曾经走过的这条路,在眼前飞驰而过,唤起的不是过往的恐惧,而是一种自由的感觉。
我跳下那辆顺风车,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基地大门站岗的迈克尔。我在耶路撒冷读高中时就认识他。
“你最近怎样?”我握着他的手问道,“怎么沦落到站岗放哨的地步了?”
“别提了。事情搞得一团糟。骨折之后我就不能参加训练课程。”
“你在哪个连队?”
“哈鲁连队,也就是你哥哥的连队。这次受伤让人感觉很郁闷,真的。”
“为什么呢?”我抬起眉头。
“你看,我怎么能拒绝那样的长官呢?怎么能啊?”
我离开迈克尔,爬上前往总部大楼的那一段斜坡。在首长决定要加速提拔约尼后,他暂时从侦察营调到哈鲁连队,在那里积累一些当连长的经验。在他走出办公室时,我遇见了他。我们紧紧地握手,笑容堆满了他的脸庞。
“我们马上出发,”他告诉我,“不过我得去一下医院,就一会儿。你可以跟我一起来。”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去医院。对我来说,他看上去非常健康。大约六七个士兵等在门口。我们穿过人群来到门诊室。医生已经在检查第一个病人了。这个士兵的脚底满是裂开的口子,像干旱的泥土一般。
约尼仔细查看后,好像对士兵的情况了如指掌。
“医生,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这得靠他自己,”医生看了看士兵,然后说道,“我无法告诉你,他的病是否会继续这样。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好转,也许情况会更加糟糕。这个病已经好几年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染上的。”
“你认为自己能撑住吗?”约尼问士兵。而这个士兵只是耸耸肩,不知说什么好。
我又看了一眼他的脚底,他是如何吃力地挪动每一步的,我真是感到奇怪。
“也许,你应该送他去看皮肤科专家。”约尼建议道。
士兵们一个接一个进来,约尼检查后确保他们都能得到合适的治疗。站在那里,我想起了自己在基层的连长,也是在侦察营。我不记得他曾经跟我们讲过话,除了有时行军前的一些只言片语。当然,他从没有单独跟我交流过。
不,事实不是这样。有一次他确实跟我说过话。那是在基地的最后一天,我去交回自己的物品。野餐用的碗两个星期前在苏伊士运河被一辆坦克压扁了。当我听到坦克履带的碾压声传来的时候,身子猛地往边上一闪,而没有把那只碗抢过来。坦克经过后,我只发现一个压皱的罐头盒子,一半埋在地里,上面满是土豆泥。
“那只碗没了,这就是你打算用来交差的吗?”军需官嘲讽式地质问我。“在这里签名认罚吧。”
我和他辩解了一番,这时从大楼的深处传来一个声音。这栋大楼也是连队总部所在。原来是连长在说话,“少在这里扯嘴皮子,伊多,签名吧。”
我签了名。
我爬上约尼的吉普车,朝大门开去。在我们面前耸立着尖尖的山峰,俯瞰着我们的基地。我记起了我们到山顶的夜行军——曾经有两次,四名士兵用担架抬着第五名士兵,上山又下山,只在山顶休息了一会儿。在一个半月的基地生活之中,这还算不上是特立独行之举。约尼去世后,有人告诉我,他也带过连队行军到山顶。那是在基地的第一天。约尼一马当先,没有停歇,其他的军官和士兵都跟在他后面。到了山顶的最高处,一座阿拉伯酋长的坟墓兀立在那里,瞭望着一片视野非常开阔的山谷和阿拉伯村落。约尼在坟墓边跟士兵们交谈了一会,他没有讲士兵们从基地生活中能够期待得到什么,而是讲一个男人成为一名士兵的意义,那就是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保卫人民。
我们离开了基地。约尼开车,我坐在他旁边。吉普车顺着蜿蜒的山路而下,一路从伯特利到了耶路撒冷。葬礼上,我们的家人团聚了——父亲、母亲、叔叔、伯伯、姑父以及同辈的表亲。约尼和我都穿着军装。我们另外的一个兄弟比比,因为在侦察营执行任务而没能赶回来。叔叔伯伯们围在约尼身边,带着一种明眼人都看得出的慈爱和敬佩之情问候他。
之后,我们来到橄榄山上,那里有一片公墓区。旁边是远远的耶路撒冷和圣殿山。在种着橡树的、有几十年历史的祖父的墓碑前,父亲发表了悼文。我注意到,父亲的兄弟们在那一刻表现出内心压抑着痛苦的神情。父亲提到,虽然祖父母一直背负着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但他们的孩子都离开了祖国。现在,孩子们重新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相聚,为了母亲的葬礼。
悼文结束后,丧葬协会的工作人员把泥土掀进墓地。约尼从其中一个人手中拿过铁锹,开始铲土。泥土落下的声音在耳畔回荡。我的脑海里,仿佛浮现出最后一次见祖母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从飞行课程中请了几个小时的假,晚上去医院看望她。我搭了便车来到特拉维夫这个不太熟悉的城市。等到找到地方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我询问值班的护士,哪里可以找到莎拉·米勒科夫斯基太太。护士领着我走过一条黑暗的走廊,来到一个小房间,打开了床栏杆边上的灯。“奶奶,奶奶,”我呼唤着,她已经醒了,但没能认出我来。“我是伊多,奶奶。我是伊多。”我望着她,雪白的床单中间,是一幅已经萎缩和佝偻的身躯。她爬不起来,迷惑地四处张望着。“我的伊多,”她用微弱的语气回应我,然后又渐渐睡去了。巨大的悲痛萦绕着我。漆黑的房间、裸露的墙壁、凝重的空气。护士在我提出其他要求之前,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借着电灯洒下的光晕,我又看了看祖母。她闭着眼睛,等着即将到来的死神把她从病榻上的孤独中解放出来。我在她旁边又待了几分钟,然后离开了。
这样的场景再次涌上心头。墓地边上,约尼在卖力地填土。他的贝雷帽塞在衣服口袋里,眉头已经挂满汗珠,嘴角凝结着他惯有的坚定,而悲伤的情绪在目光里已然泛滥。我这样想,约尼本该陪伴在祖母身边的,亲她的额头、握她的手、跟她聊天,即使她一句也听不懂。我拿了一把铁锹,帮约尼一起铲土。我的表亲们都加入进来,而那些丧葬协会的工作人员都被撂在一边,无事可做。
五年之后,我坐在车里前往耶路撒冷,想起兄弟约尼的这些往事。我离开了侦察营,也将换帅仪式抛在脑后。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是有一点困惑的。事实上,作为他的兄弟,我不得不先应付一大群军官和秘书,才能找到他亲自向他道贺。但是现在,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知道那不是我逃离基地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看见了站在食堂边上的那位年轻军官的嘴脸。他满脸堆笑地听某个人诽谤他的长官,眼里还带着一丝愉悦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