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卡里·克洛斯为我摆平了一切,但可怜的爱国者弗兰克·阿尔柯却遭到起诉,被解除现役恢复平民身份,受到审判并被判有罪,要坐一年牢。一周后,少校把我叫进他办公室,他并没有生气,实际上,他脸上还带着被逗乐的笑容。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梅林,”他告诉我,“但你赢了这一战。恭喜你。我不在乎,整件事情根本就是个该死的笑话,他们应该把那些孩子扔进监狱。我为你高兴,但我收到命令要解决这件事,保证这事不会再次发生。现在,我以朋友的身份跟你说,我不想逼你,我的建议是,辞去公职,立刻。”

我非常震惊,还有些恶心。我以为自己安全了,现在却丢了工作。我他妈要怎么才能付所有的账单?怎么养活我妻子和孩子们?又该怎么付长岛那座我几个月后就会搬进去的新房的贷款?所以,当我说出下面的话时,努力保持表情不变。

“大陪审团判我无罪,我为什么得辞职?”

但少校肯定看出了我的想法。我记得在拉斯维加斯时,乔丹和卡里开玩笑说,所有人都能看出我在想什么。少校说话时,脸上带着怜悯:“我是为你好,才跟你说。上面会派内部调查员到这里来,FBI也可能会继续调查,预备役的那些孩子会继续想要利用你,试着让你跟他们交易,他们会让这锅油继续烧。但如果你辞职,很快,一切就会消失,调查员无处着手,就会冷静下来离开。”

我想知道其他收受贿赂的人怎么样了,少校预料到了我的问题。“我知道至少有十个跟你一样的顾问和行政人员会辞职,有些已经辞职了。相信我,我跟你是一起的,你会没事的。做这份工作完全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你这个年龄应该做出更大的成就。”

我点头。我也正想着这个。我这一生到现在还没做出什么事情来。当然,我发表了一本小说。我当公务员每周能拿回家一百块,每月帮杂志写文章能再多赚三四百块,现在这个非法的金矿被关掉,我就得另想出路了。

“好,”我说,“我会提前两周写辞职信。”

少校点头,然后又摇了摇。“你还有一些带薪假没休,”他说,“在这两周里用掉它,然后找份新工作。我会一直在这里,你每周来两三次做做文书工作就可以了。”

我回到办公桌边,写好辞职信。事情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我能得到大概二十天的带薪假期,我算过,差不多有四百块。在政府退休基金里,我大概还有一千五百块,也可以取出来,不过这样一来,我就放弃了在六十五岁以后领退休金的权利。但那是三十多年之后的事了,说不定我那时已经死了。一共两千块,还有我藏在卡里那边的受贿钱,超过三万块。有那么一刻,恐慌情绪席卷了我,要是卡里背信弃义,不给我钱怎么办?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曾是好朋友,他把我从麻烦中救出来。但我对卡里可不存在任何幻想,他是个赌城大骗子,如果他说那钱是他帮我的酬劳呢?我没法反驳这一点。为了让自己不进监狱,我肯定会付钱的。上帝,我肯定会付钱的!

我最担心的是得告诉瓦莱莉我失业了,还得解释给她父亲听,无论如何,那老头都会四处打听真相的。

那晚,我并没有告诉瓦莱莉。第二天,我去艾迪·兰瑟的杂志社找他。我告诉了他一切,他坐在那儿,摇着头大笑。当我讲完后,他几乎是带着惊奇地说:“你知道的,我肯定会大吃一惊,我以为你是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哥哥亚蒂之外最正直的人呢。”

告诉艾迪·兰瑟我收受贿赂,变成了一个半吊子罪犯,这让我心里好过了许多。在某种意义上,我释放出了很多之前所感受到的苦涩,公众对我小说的拒绝、人生的乏味、事业的失败,以及我是如何一直都不快乐的。

兰瑟脸上带着他那种微妙的微笑看着我。“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最不神经质的人,”他说,“你幸福地结婚了,有孩子,过着安稳的生活,赚着钱。你正在写另一部小说。你他妈还想要什么?”

“我需要一份工作。”我告诉他。

艾迪·兰瑟思考了一会儿,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因为请求他而感到羞愧。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六个月后就会离开这里,”他说,“他们会让另一个编辑顶替我的位置。我会推荐继任者,这样他就会欠我一个人情。我会让他给你足够的自由撰稿的活儿,让你过生活。”

“那就太好了。”我说。

艾迪轻快地说:“在那之前,我可以帮你多找点活儿,冒险故事、垃圾爱情小说,和一些通常由我来写的书评,好吗?”

“当然好,”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写完那本书?”

“两三个月。”兰瑟说,“你呢?”

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痛恨这个问题。事实是,这本我想写的关于一宗发生在亚利桑那的著名案件的小说,我只写了大纲。我把提纲给了我的出版商,但他拒绝提前支付稿费,还说这种小说绝对不可能赚钱,因为里面有小孩被绑架杀害的内容,没人会同情绑匪——他是书中的主角。我的目标是另一部《罪与罚》,但那吓跑了出版商。

“我正在努力,”我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兰瑟同情地微笑。“你是个好作家,”他说,“总有一天你会出名的,别担心。”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关于写作和书。我们都认为自己比多数畅销书单上的著名作家写得好。当我离开时,自信满满,跟兰瑟谈完后我总会这样。不知为什么,他是少数几个我能轻松相处的人,再加上我知道他聪明又有天赋,他对我天赋的好评总能让我高兴起来。

就这样,一切皆大欢喜。现在,我是个全职作家,会继续诚实地生活。我躲过了牢狱之灾,几个月后,我就能搬进此生第一次属于自己的房子。也许犯罪真的有收获。

两个月后,我搬进了长岛新建好的房子。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卧室。我们有三间浴室,还有个特别的洗衣间。我再也不用等孩子们洗完澡,或是躺在浴缸里,刚洗好的衣服挂在头上,水滴在我脸上。我得到了那种几乎令人颤抖的奢侈:隐私。我在自己的房间写作,拥有属于自己的花园和草坪。我和其他人隔离开来,简直是梦想之地。当然,很多人认为这理所当然。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的家庭安全了,我们把贫穷和绝望的人抛在身后。他们永远不会追上我们,他们的悲剧再也不会引发我们的悲剧。我的孩子永远都不会变成孤儿。

有一天,我坐在后门廊上,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真的开心,或许在我的一生中都不会有比现在更快乐的时光了。

这令我有些不开心。如果我是个艺术家,为什么会因为如此平凡的乐趣——一个我爱的妻子、让我高兴的孩子们,和郊区的一栋便宜房子——而开心?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不是高更。也许正是如此,我才没有继续写作,我太快乐了。我甚至对瓦莱莉生出一丝憎恨。她把我套住了,上帝。

但即使这一点也无法阻止我觉得满足,一切都进展得那么顺利,在孩子们身上获得的快乐又是那么日常。他们真是令人讨厌的“可爱”。当我儿子五岁时,我曾带他在街上散步,一只猫从某个酒窖跳出来,在我们面前滑行而过。我儿子转向我说:“那是只吓破胆的猫吗?”当我给瓦莱莉讲这个故事时,她很快活,想把它寄给某家会为可爱的小故事付稿费的杂志。我的反应则完全不同。我很好奇是不是他的某个朋友曾嘲弄他是只吓破胆的猫,而他并没有觉得被冒犯,因为并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我琢磨着语言的所有谜团和我儿子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它们的经历。我嫉妒他的童真,就像我嫉妒他有那么好的运气能有父母听到他说这个,然后为他操心着急。

我还记得,有一个周日下午,我们全家去第五大道散步。瓦莱莉正看着橱窗里那些她永远都买不起的裙子,一个只有三英尺高的女人向我们走来。她穿着高雅的软皮短上衣、白色皱边衬衫和深色毛呢短裙。我女儿拉了拉瓦莱莉的外套,指着那位矮个子女士说:“妈妈,那是什么?”

瓦莱莉既羞愧又害怕,她总害怕伤害到别人的感情。她叫女儿闭嘴,直到那女人安全地走过去,然后她跟女儿解释说那位女士是那些永远都不会再长高的人之一。我女儿没有真的理解,她问:“你是说她没有长高就成为跟你一样的老太太了吗?”

瓦莱莉冲着我微笑。“是的,亲爱的,”她说,“现在别再想了,很少有人会这样的。”

那晚回到家,在我给孩子们讲睡前故事时,我女儿沉思着,完全没听进去。我问她有什么问题,她的双眼睁得大大的,说:“爸爸,我真的是个小女孩吗,还是只是个没有长高的老太太?”

有成千上万的人有类似的关于他们孩子的故事可以讲,这我知道,这一切都平常极了,但我仍无法抑制地觉得,分享我孩子人生的一部分让我变得富足了很多,我的人生图景就是由这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事织就的。

又是我女儿。有一天吃晚饭时,她不断捣乱,朝着弟弟扔食物,故意洒了一杯饮料,还打翻了一碗肉汤。这惹恼了瓦莱莉,最后,瓦莱莉冲她大叫:“你再捣乱,我就杀了你。”

当然,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表达,但我女儿非常专注地盯着她问:“你有枪吗?”

这很好笑,因为她显然相信除非自己的母亲有枪,否则就没法杀了她。她对战争、瘟疫、强奸犯和性侵犯、车祸和飞机失事、球杆砸人、癌症、毒药、被扔出窗外都一无所知。瓦莱莉和我大笑起来,瓦莱莉说:“我当然没有枪,别犯傻了。”我女儿脸上因为担忧而形成的皱纹消失了。我注意到,后来瓦莱莉在盛怒下再也没说过类似的话。

瓦莱莉有时也会让我吃惊。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像天主教徒,越来越保守。她再也不是那个希望成为作家的格林威治村波希米亚姑娘了。在城里的廉租房里不许养宠物,瓦莱莉也从未告诉过我她喜欢小动物,现在我们有了一幢房子,瓦莱莉买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我可不太高兴,即使我的孩子在草地上跟宠物玩耍的画面很好看。事实是,我从来都不喜欢家养猫狗,它们简直就是对孤儿的讽刺。

我跟瓦莱莉在一起太快乐了,那时我对这是多么稀罕而珍贵一无所知。她是一个作家所需要的完美母亲。当孩子们摔跤需要缝针时,她从不惊慌失措,也不会打扰我。她不介意做所有那些通常由男人干而我却没耐心做的活儿。她父母家现在离我们只有三十分钟路程,傍晚和周末她会开车带孩子们过去。她知道我痛恨那种拜访,所以根本不来问我,我就可以用这些独处的时间来写书。

不知为何,也许是因为她的天主教信仰,她会做噩梦。我需要在夜里叫醒她,因为她即使在熟睡时也会发出小小的绝望哭喊。有一晚她被吓得很厉害,我把她紧紧拥在怀中,问她梦到了什么,她悄声回答:“别告诉我我正在死去。”

这把我吓死了,我想象她去看医生并收到了坏消息的画面。但第二天清早,当我问她这件事时,她却什么都不记得了。当我问她她是否去看了医生,她冲我大笑,说:“是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我猜我只是担心会下地狱。”

有两年时间,我为杂志自由撰稿,看着孩子们成长。如此开心地享受婚姻生活,令我觉得都有些恶心了。瓦莱莉极为频繁地去见她的家人,而我则花很多时间在我的地下室写作间里,我们并没有跟对方见太多面。我每月为杂志写至少三篇文章,同时写一部我希望能够让自己变得富有又出名的小说。那部关于绑架和谋杀的小说是我的玩具,而杂志是我的面包和黄油。我预测还得三年才能写完那本书,但我不在乎。只要觉得孤单,我就会通读一遍越来越多的手稿。看着孩子们慢慢长大,瓦莱莉也越来越开心满足,对死亡的恐惧也在逐渐减轻。但没什么能天长地久,这种日子没有继续的原因是你不想让它继续,我想。如果一切都很完美,你就会自找麻烦。

每天写作十小时,每月看一次电影,阅读所见到的一切,这样在我郊区的房子生活两年之后,我很高兴接到艾迪·兰瑟的电话,他叫我去城里跟他吃晚饭。两年里第一次,我看到了夜幕下的纽约。我跟编辑谈我的杂志活计总是在白天,然后开车回家吃晚饭,瓦莱莉已经成为出色的大厨,我可不想错过跟孩子共度的一切,和在我工作间里的睡前工作时光。

但艾迪·兰瑟刚从好莱坞回来,他保证会带来极好的故事和好吃的。和往常一样,他问我的书写得怎么样了。他对我的态度,总好像他知道我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那样,我爱极了这一点。他是我认识的仅有的几个完全没被自利而玷污的真诚友善的人。他还非常风趣,真让我嫉妒。他让我想起在学校里写故事的瓦莱莉,她的写作中就有这种风趣,有时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即使现在,也偶尔会闪现。因此,我告诉艾迪,第二天我会去杂志社领份活儿,在那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餐。

他带我去了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叫珍珠餐馆。我太蠢了,完全不知道那里是纽约当时最“时尚”的中餐馆。那是我第一次吃中国菜,当我告诉艾迪时,他非常惊奇。他做足了全套工夫,向我介绍不同的中国菜式,同时指出餐馆里的名人,甚至帮我打开幸运饼干把里面的纸条念给我听。他还阻止我吃掉幸运饼干。“不,不,你绝不能吃掉它们,”他说,“那样非常外行。如果你在今晚要学会一件很有价值的事,那就是永远也不要在中餐馆吃掉你的幸运饼干。”

这整件事只有在两个朋友间深厚的情感背景下才会有趣,但几个月后,我在《君子》杂志上读到了他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件事,是个令人感动的故事,自嘲着当时在嘲笑我的他。读过这篇故事后,我对他有了更多了解,他的幽默只是用来遮住他本质上的孤独和他与这个世界、与他周围人疏离的面具。我也隐约知道了他对我的真正想法。他把我描绘成一个掌控着生活,并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的人。这让我觉得好笑极了。

但他说幸运饼干是我那晚唯一的收获是错的,因为晚餐之后,他说服我去参加纽约的其中一个文学派对,在那里,我再次遇到了伟大的奥萨诺。

我们正吃着甜品喝着咖啡,艾迪逼我点了巧克力冰淇淋,他告诉我这是唯一和中国菜搭配的甜品。“记住这一点,”他说,“永远别吃掉你的幸运饼干,甜品总是点巧克力冰淇淋。”然后他随意地邀我跟他一起去参加派对。我有些勉强,得开一个半小时车才能回长岛,而我非常想回家,在睡前再工作一小时。

“得了吧,”艾迪说,“你不能总缠着你老婆,当个隐士。今晚开心一下,会有美酒、愉快的谈话和养眼的女人。你也许还能认识些有价值的人,如果一个评论家跟你有私交,就很难把你骂得一文不值。如果某个出版商在派对里见过你,觉得你人挺好,也许你的东西在他眼里也会更可读一些。”艾迪知道我找不到出版商出版我的书,我第一本书的出版商再也不想见到我了,因为我的书只卖了两千本,而且完全没可能出精装版。

所以我去了那个派对,见到了奥萨诺,他没有表明 自己记得之前那次采访,我也没有。但一周后我收到他的一封信,问我是否愿意去见见他,跟他共进午餐,谈谈他想给我的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