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得坐三趟车，第一趟到金卡丁郡，在那儿等到伦敦的车，到伦敦以后，再等镇上的公交车去那里。星期天早上九点，她就出发了。等车等得太久了，一百来英里的路，等她到的时候，已经快下午两点了。这么长时间都得坐着，公交车上，车站里。不过没关系，反正她的工作也不是坐着的那种。

她在蓝杉树酒店当服务员，专门清理房间。刷浴缸、铺床、给地毯吸尘、擦拭镜子。她喜欢这份工作。这些事情把她的思想控制在某个范围内，让她筋疲力尽，晚上能睡着觉。有人劝她趁着年轻，长得还不错的时候，赶紧去上上培训课，找份坐办公室的工作。但她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她不想和人说话。

和她一起工作的人，都不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许他们知道，只是没有说。她的照片上过报纸——他们用的是他拍的照片，她和三个孩子，季米特洛，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还在她的臂弯里。芭芭拉和沙沙各站一边，看着镜头。那时候，她还是长发，棕色的波浪，自然卷曲，颜色也自然。她的表情正是他喜欢的，害羞温柔的面孔——这种形象与其说是她本人，不如说是他想见到的她。从那以后，她剪短了头发，漂淡了颜色，削尖了波浪，人也瘦了很多。现在，她用另一个名字生活：弗莱。此外，他们帮她找的工作，离原来住的小镇也很远。

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去了。头两次，他拒不见她。要是这回他还这么干，那她以后再也不去了。就算是他同意见她，一段时间以内，她也不打算再来了。她不想让自己激动得没法收拾。不过，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想怎么样。

坐第一趟车的时候，她感觉还好，就坐在车上看看风景。她是在海边长大的，那里至少是有春天的。但在这儿，好像冬天直接跳到了夏天，一个月前还在下雪，现在出门已经热得要穿短袖了。一片片刺眼的水泊躺在田野之间，阳光从枯干的杈枝中倾泻下来。

上了第二趟车，她开始神经紧张，忍不住琢磨，身边的那些女人，哪一个和她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她们都是单身出门的，大半也都精心打扮过，大概是希望让自己看起来像是要去教堂。那些年纪大的，看上去似乎属于一个传统的、严格的老教区，大家都得穿上长裙、长袜，戴上帽子。而年轻的，仿佛属于灵活的教区，能接受女人穿裤装，配上鲜亮的围巾、耳环，还留一头爆炸式的发型。

多丽不属于这两种人。在这里工作的一年半，她没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工作的时候穿制服，其他时候就穿牛仔裤。以前，她不化妆，是因为他不让。现在，她可以化妆了，但也没化。谷穗式的刺儿头，配她瘦骨嶙峋的脸，一点儿也不合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

上了第三趟车，她坐在车窗边，看着路边的指示牌，试图让自己平静。她在心里做游戏，让自己别的什么也不要想。她眼睛落在哪个单词上，就从这个单词里找另外的单词，看到底能找到多少。比如说，coffee这个词里能找到fee，然后foe。off里面有of，shop里则有hop、sop和so，哦等等，还有posh。出了城，能看见的单词就更多了，广告牌上，大型卡车经销店，轿车经销店，就连屋顶上系的气球都是销售广告。

多丽头两次去，没告诉桑兹太太，这一回，大概也不会告诉她。尽管她每周一下午都要见桑兹太太，谈谈近况，尽管桑兹太太永远说慢慢来，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不要急。她对多丽说，你做得很好，你会慢慢发现自己是强大的。

“我知道这些话都快烦死人了，但无论如何吧，都是真话。”她说。

她的脸突然红了，因为意识到自己说到了死字。但是，道歉只会让场面变得更糟糕。

多丽十六岁的时候——那恰好是七年前，她每天放了学，要到医院去看妈妈。她妈妈后背动完了手术，正在恢复，听说情况严重，但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劳埃德在医院当护理员。他和多丽的妈妈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嬉皮士。当然了，劳埃德要年轻几岁。劳埃德一有时间，就到病房去和她聊天，聊他们都听过的演唱会，他们都参加过的游行示威，他们认识的那些狂暴的人物，还有那些让他们丧失知觉的吸毒幻觉，总之就是这类事儿。

病人都喜欢劳埃德，因为他的幽默感，还有他强有力的、自信的拥抱。他人长得结实，肩膀宽厚，有副权威的模样，常常被病人当成了医生。不过，他对此并不高兴，因为他觉得大部分药都是骗人的，大部分医生都是蠢货。他的皮肤是敏感发红的那种，头发的颜色很淡，长了一双醒目的眼睛。

他在电梯里吻了多丽，告诉她说，她是沙漠里的一朵花儿。然后他自己就笑了，说：“你能更有创意点吗？”

她让自己显得友好一点，说：“你不知道自己是个诗人。”

一天夜里，妈妈突然就去世了，死于栓塞。多丽的妈妈有很多女朋友可以照顾她。她和其中一个待了一段时间——不过，多丽还是更喜欢和自己的新朋友劳埃德待在一起。接下来的生日时，她怀孕了，然后就结婚了。劳埃德以前一直没结婚，但至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尽管他并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不过，反正他们应该已经长大了。当他渐渐变老，人生哲学就变了，他开始相信婚姻，相信忠诚，而且反对避孕。他和多丽曾经住在色秋半岛，后来发现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老朋友多，以往的生活方式多，还有一堆老情人。于是，很快他就带着多丽穿越了整个国家，到了一个小镇去生活。他们是在地图上单单凭名字挑中了那里：迈尔德梅镇。他们没有住在镇上，而是在乡下租了个地方。劳埃德在一家冰激凌厂找到了工作，他们耕种自己的花园，劳埃德很懂园艺，还会做木工活儿，搭了一间木头温室，一辆老掉牙的轿车也是由他来保养。

沙沙出生了。

“非常自然。”桑兹太太说。

“是吗？”多丽回答。

多丽一直都坐在办公桌前的靠背椅上。她从没有坐过沙发。沙发是花儿的图案，还有几个靠垫。桑兹太太把自己的椅子移到桌子一边，这样她们之间就没有任何障碍了。

“我有点儿，有点儿希望你可以……”她说，“我想，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可能会这么做。”

开始的时候，桑兹太太从来没这么说过。甚至仅仅是一年之前，她说话会更小心的。因为她知道多丽有多讨厌这种话——不管是谁，随便哪个活人，怎么可能和她的处境一样？现在的她知道，多丽只把这种话当成一种说话的方式，甚至可能是谦虚的方式，只是表示试图理解。

桑兹太太不像他们。她不敏锐，不瘦，也不漂亮，也不太老。如果多丽的妈妈活着，也就是她这把年纪。当然了，她看上去，不像曾经是个嬉皮士。她灰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颊的一边有块胎记。她穿平底鞋，宽松裤，绣花上衣。不过，不管上衣是紫绛色，还是翠绿色，她看上去无论如何都不像在乎自己穿什么的人，反倒更像有人劝她应该打扮漂亮点，然后她就信了，跑去买了别人叫她买的衣服。她浑身散发出友好的、严肃的气息，把衣服愉快的、傲慢的气质都赶得无影无踪。

“嗯，头两次我没见到他。”多丽说，“他不肯出来见我。”

“那么，这次呢？他出来见你了？”

“出来了。我差点认不出来那是他。”

“他老了？”

“我想是吧。我觉得他也许瘦了。我是说，那种衣服，制服，我也从来没见过他穿成这样。”

“你觉得现在的他，和以前相比，不像是一个人了？”

“不。”多丽咬住上嘴唇，努力地想，到底区别在哪里。他很安静。她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安静。他似乎不知道自己要坐在她对面。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打算坐下来吗？”然后，他回答的是：“我可以坐？”

“他看起来，有些茫然。”她回答，“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给他吃药了？”

“也许吧，也许是让他保持镇定的药。不过，我其实也不清楚。你们没有聊一聊吗？”

多丽想了想，不知道能不能说是聊过了。她问了他几个愚蠢的普通问题。他觉得怎么样？（还好。）吃得饱吗？（他觉得饱了。）要是他想散步，有地方可以走走吗？（可以在监控下走走。他想，那儿怎么也算是个地方。他想，非要说成是散步也是可以的。）

她说：“你得呼吸点新鲜空气。”

他说：“没错。”

她差一点就问他有没有交些朋友。这种问题，似乎是在问刚上学的小孩子，总之，要是自己的孩子去上学，就会这么问。

“嗯，这样啊。”桑兹太太把舒洁纸巾盒子往前轻轻推了一下。不过，多丽其实不需要。她的眼睛是干的。有麻烦的是她的胃，胃的最深处，有什么在翻滚。

桑兹太太只是等待，自觉地把手拿开了。

后来，就像发现她要说什么了似的，劳埃德才说，有个精神病医生常常来找他谈话。

“我告诉他，他是在浪费时间。”劳埃德说，“我知道的一点也不比他少。”

这是唯一的一次，多丽觉得，他是她认识的那个他。

整个会见过程，她的心脏都咚咚地跳。她以为自己会晕倒，或者死掉。她是那么努力，才让自己能去正视他。把这个消瘦的、头发灰白的、踌躇的、冷淡的、动作机械的、精神紊乱的男人纳入视野。

这些话，她没有对桑兹太太说。桑兹太太也许会问——巧妙地问，你在怕谁？你是怕自己还是怕他？

但是，她根本不害怕。

沙沙一岁半的时候，芭芭拉出生了，然后，芭芭拉两岁的时候，他们又有了季米特洛。沙沙的名字是他们一起取的。之后，他们达成了协议，以后他取男孩的名字，她取女孩的名字。

季米特洛是第一个得婴儿疝气的。多丽觉得是因为他喝的奶不够，或者是她的奶水营养已经不够了。难道是营养过剩？总之，有问题就是了。劳埃德从国际母乳会请来一个女人，和她谈了谈。不管怎么样，你们不能用奶瓶代替，这个女人说。这是得寸进尺的开始，很快他会连乳头都不要了。

她不知道，多丽已经在用奶瓶喂他了。而且看起来确实他更喜欢奶瓶。渐渐地，他对乳房越来越抵触。再后来，就改成全用奶瓶喂了，三个月之后，没法再瞒劳埃德了，她只好告诉他说，她的奶水干了，必须得用替代品。劳埃德发了疯，用很大力气一个个地挤她的奶头，终于成功地挤出两三滴可怜的奶水，然后他就骂她是个骗子。他们吵了起来，他说她和她妈妈一样，是个婊子。

所有的嬉皮士都是婊子。他说。

很快，他们就和解了。不过，只要季米特洛一不高兴，只要他感冒，或者害怕沙沙的宠物兔，或者到了哥哥姐姐都能自己走路的年龄，他自己还得扶着椅子，没用母乳喂养的旧话就会一提再提。

多丽第一次去桑兹太太的办公室时，那里的一个女人给了她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了个金色的十字架，字是金色和紫色的。“当你所失去的不可弥补……”里面有一张色彩柔和的耶稣像，还有些更精美的印刷品，不过多丽没有看。

坐在桌子前，坐在她那把椅子上的时候，她手里还紧紧抓着那本小册子。她开始颤抖。桑兹太太只好硬掰开她的手，把小册子给拽出来。

“是别人给你的吧？”桑兹太太问。

多丽回答：“她。”脑袋猛地转向关上的门。

“你不想要？”

“你倒下的时候，就是人们抓住你的时候。”多丽说。说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她妈妈住院的时候说的话，那时候，总有一些气场差不多的女人来探望她。“他们觉得太好了，你就要跪下来了。”

桑兹太太叹了口气。

“好吧，肯定不会这么简单的。”她说。

“基本没可能。”多丽说。

“也许没有。”

那些日子，她们从来没有提过劳埃德。只要能控制自己，多丽是绝对不会去想他的。当他不过是生物界的一个可怕意外而已。

“就算我相信这些东西……”她说，她指的是小册子上的话，“那也不过是……”她想说的是，这样的信念倒是挺方便的，相信劳埃德在地狱里被火烧，或者随便什么，总之就是这类惩罚吧。但是，说不下去了，这些话简直蠢得说不出口。还因为一种熟悉的障碍，就像一把锤子在肚子里敲她。

劳埃德认为，他们的孩子应该在家接受教育。不是宗教原因，不是因为反对恐龙、野人、猴子之类的进化论，而是因为他希望他们待在父母身边，要缓慢地，要小心翼翼地接触外面的世界，不能一下把他们扔进去。“我只不过正好想起来，他们是我的孩子。我的意思是，他们是咱们的孩子，不是教育部的孩子。”他说。

多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办好这事儿，不过后来她发现，教育部有指导手册，有课程安排，所有的学校都可以领到。沙沙是个聪明的孩子，实际上，是他自己学会了阅读。另外两个，还太小，学不了什么东西。晚上和周末的时候，劳埃德教沙沙地理、太阳系、动物冬眠，还教他车子为什么会跑，总之生活中出现的、包罗万象的种种问题。很快，沙沙就超过了学校的课程规定，不过多丽还是会去学校拿学习的试题，让他及时通过测试，这样合乎法律的要求。

这个区，还有一位妈妈也是自己在家教孩子。那位妈妈叫玛吉，她有一辆小型客货车。劳埃德上班要用车，多丽还不会开车，所以玛吉主动说每星期带她一起去学校，一起把上一周的试题交掉，再把下一周的试题领回家。多丽为此很高兴。当然了，她们会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去。玛吉有两个男孩儿，大的那个对什么都过敏，玛吉只好处处盯着他，但凡他要吃什么都得小心翼翼地观察。这就是她必须在家教他的原因。而且，看来她也会把小的留在家里，这个小男孩想和哥哥待在一起，再说了，小男孩自己也有哮喘病。

相比之下，自己有三个健康的孩子，多丽是多么心存感激。劳埃德说这是因为多丽生孩子的时候年轻，玛吉却等到快要绝经了才生孩子。玛吉根本没那么老，他说话太夸张了，不过他也没说错，玛吉一直在等。玛吉以前是个验光师，她和她的丈夫是工作的伙伴，他们一直等到她的实习期结束，在乡下买了一幢房子以后，才开始了家庭生活。

玛吉的头发是椒盐色的，贴着头皮剪得非常短。她个子高，平胸，人很开朗，固执。劳埃德叫她拉拉，当然不是当着她的面。他一边在电话里和她开玩笑，嘴却冲着多丽说：“是那个拉拉。”多丽没多想，反正他把大部分女人都称为拉拉。不过，她觉得这个玩笑对玛吉来说，可能有点亲密过头，不说是骚扰，至少也是在浪费人家的时间。

“哦，你要和那位传统女性说话？好的，我叫她，她正忙着擦地板呢……对，你说得对，我就是那种把人当奴隶使的人，她连这个也告诉你了？”

后来，多丽和玛吉养成了习惯，到学校拿完试题之后，她们再一起去超市买东西，之后，有时候会到蒂姆·哈德斯买外带咖啡，和孩子们一起到河边公园去。沙沙和玛吉的儿子赛跑，或者一起挂在攀缘架上，芭芭拉爬上秋千，季米特洛则玩沙盒子，她们就坐在长椅上。要是天气冷，她们就坐在车里。她们的话题大半都是孩子，或者做什么吃的。不过多丽还是发现，原来玛吉在当验光师之前，曾经背包艰苦地环游欧洲。而玛吉也发现了，多丽结婚的时候是那么年轻，也知道了起初她有多容易怀孕，现在没那么容易了，因此劳埃德生了疑心，还去搜查她的衣柜抽屉，看她是不是私藏避孕药，他觉得她肯定偷吃避孕药。

“你偷吃了吗？”玛吉问。

多丽吓了一跳，回答说，我根本不敢。

“我的意思是，不告诉他就吃药，不是什么好事儿。他去搜衣柜也不过是开个玩笑。”

“哦。”玛吉回答。

有一回，玛吉问她：“你都还好吧？我是说，你的婚姻还好吧？你快乐吗？”

多丽说她很快乐，毫不犹豫地这么回答。从此之后，她说话就小心了。她发现，有些她习以为常的事情，别人却无法理解。劳埃德对所有的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这只是他个人的方式而已。她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当时的护士长是那种非常古板的人，他不叫她的名字米歇尔太太，而是叫她母狗儿太太，他发音太快了，所以大家其实都没听出来。他认为这个护士长偏心，而他不是她喜欢的人。如今在冰激凌厂，有个男人，他一直叫人家“舔冰棍”。她一直不知道这个人的真名到底是什么。不过，这至少能证明，他讨厌的不光是女人。

多丽知道，这些人没有劳埃德设想得那么坏，但反对他的看法没用。也许男人就是这样，男人需要敌人，就像需要开自己的玩笑一样。有时候，劳埃德也把敌人编进他的玩笑里，仿佛他嘲笑的是他自己。只要她没有先笑，他也不反对她笑。

她不希望他这样对待玛吉。她时不时会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万一他不让她搭玛吉的车去学校，去购物，就太不方便了。更可耻的是，她还不得不为此编些愚蠢的谎言。玛吉不会上她的当，至少玛吉知道她在撒谎，玛吉也许把谎言当成了信号，多丽的婚姻极其糟糕的信号。玛吉对事情的看法，有她自己尖锐的一面。

然后，多丽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在乎玛吉的看法。玛吉是个外人，甚至不是多丽喜欢相处的那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凝聚力，别人不会明白，也不需要他们明白，不关别人的事儿。劳埃德这么说，他说得对。要是多丽能亲眼看见自己的忠贞不渝就好了。

渐渐地，越来越糟。没有明令的禁止，但是越来越多的苛责。劳埃德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他认为玛吉的孩子之所以过敏，之所以哮喘，都是她的过错。他说，原因经常都在当妈的身上。他在医院的时候见得太多了。过度控制，在受教育过多的母亲身上常见。

“有时候孩子出生就有问题啊。”多丽不明智地插嘴说，“你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当妈的错。”

“哦？为什么我不能这么说？”

“我不是说你。我不是说你不能说。我是说，难道生下来就有问题不可能吗？”

“你什么时候变成医学权威的？”

“我可没说过我是医学权威。”

“你确实没说，你也确实不是。”

越来越糟糕。后来，他想知道她们究竟聊什么。她和玛吉平时都说什么。

“……我不知道。其实没说什么。”

“太有意思了。两个女人坐在同一辆车里。我头一回听说，两个女人在一起，竟然什么也不说。她就是想让我们分手。”

“你说谁？玛吉？”

“这种女人，我了解。”

“哪种女人？”

“就她这种。”

“别犯傻了。”

“说话小心点。你说我傻？”

“我们分手，对她有什么好处？”

“我怎么知道？她就是想这么干而已。你等着看，迟早有一天，她要跟你胡说八道，说我是个畜牲。迟早有一天，快了。”

不过，结果跟他所说的一样。至少对劳埃德来说，看起来确实就是这样。某一天，晚上十点，她发现自己竟然身处玛吉的厨房里，捧着清凉茶，泪水涟涟。她敲门的时候，隔着门听到玛吉的丈夫说：“见了什么鬼？”他不认识她。她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他看着她，扬扬眉毛，嘴巴紧闭。然后，玛吉就出来了。

多丽是在夜色中一路走到玛吉家的。开始是沿着她和劳埃德住的那条马路，然后就转上了高速路。只要有车来，她就得在沟里走，所以她走得很慢。她会看看路过的车，想是不是劳埃德的车。她不希望他找到她，至少不要这么快，至少在他完全清醒以前不要找到她。以前，都是她把他吓清醒的，她会大哭，号啕，甚至把脑袋往地板上撞。反复地说：“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一遍又一遍。最终他会妥协的。他会说：“好啦，好啦，我相信你。亲爱的，安静一点。想想，还有孩子呢。我相信你，真的，安静，安静。”

但是，今天晚上，她正打算开始这样表演的时候，突然清醒了。她穿上外套就出了门。他在她身后吼：“我警告你，别这么干！”

玛吉的丈夫上床睡觉了，多丽不停地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么晚了来敲门。”他的表情没有任何起色，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

“算了，闭嘴吧。”玛吉说，语气友好，有点职业化的客气，“你想喝杯酒吗？”

“我从不喝酒。”

“那么现在也别开始喝。我给你泡茶吧。茶有镇定作用。莓子甘菊茶。不是因为孩子吧？”

“不是。”

玛吉拿走了她的外套，递给她一卷舒洁卫生纸，让她擦眼泪和鼻涕。“先别告诉我。你先镇定下来再说。”

她镇定多了，不过她不想什么都告诉玛吉，她不想让玛吉知道她自己的问题。而且，她也不想解释劳埃德，不管和他相处有多么疲惫，在这个世界上，他仍然是她最亲近的人。她觉得，一旦她开口告诉别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对他彻底的背叛，那么接下来，现有的一切都会崩塌掉。

她说她和劳埃德又吵了起来，老调重弹，她烦了，她厌倦了，所以她想出门走走。没关系，会过去的。她说。他们没问题。

“每对夫妻都这样。”玛吉回答说。

这时候，电话响了。玛吉接了电话。

“她没事儿，嗯……她就是想出来走走，清醒一下……嗯，挺好的……那么行，明天早上我送她回家……没事儿，不麻烦的……好的，晚安。”

“是他。你听见了。”她说。

“他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正常吧？”

玛吉笑了。“我怎么知道？他本来就挺正常吧。反正，听起来没喝醉。”

“他也不喝酒。我们在家里连咖啡都不喝。”

“来点烤面包？”

一大早玛吉就开车送她回家。玛吉的丈夫还没去上班，他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们。

玛吉急着赶回家，只说了一句：“要是想聊聊，给我打电话。再见。”然后就在院子里倒车。

春天的早晨很冷，地面上的雪还没有化干净。可是，劳埃德坐在台阶上，连夹克衫都没穿。

“早上好。”他声音洪亮，语气嘲讽。她也说早上好，装作没听出他的讽刺来。

她想上台阶，但他动都没动，根本没打算让她进门。

“你不能进去。”他说。

她决心轻松一点。

“我说请，也不行吗？请你让我进去。”

他看着她，却没有回答。他笑了一下，连嘴唇都没分开。

“劳埃德，劳埃德？”她问。

“你最好还是别进去。”

“我什么也没和她说，劳埃德。离家出走，是我不对。我想，我只是需要点空间，呼吸。”

“最好别进去。”

“你到底怎么回事儿？孩子们呢，在哪里？”

他摇头，仿佛她说的话他一点也不爱听。仿佛她的话挺粗鲁。仿佛她说的是“狗屁”。

“劳埃德，孩子们去哪里了？”

他稍微侧了侧身，让她进去。

季米特洛在自己的婴儿床里，婴儿床倒在走道上。芭芭拉躺在床边的地板上，似乎是掉下了床，或者是被拽下了床。沙沙在厨房门边上——看起来他想逃，只有他的喉咙上有伤口。其他的孩子，是用枕头干的。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劳埃德说。

“是你自作自受。”他说。

陪审团裁定他有精神病。不能审判他。他是犯罪型精神病。他应该被关在安全的机构里。

多丽跑出那幢房子，绊倒在院子里。她的双手紧紧捂住肚子，仿佛她的身体被切碎了，而她想要把它们再拼回去。这就是玛吉看到的情景。玛吉回来了。玛吉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在半路上又转了回来。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多丽挨了打，也许她丈夫踢中了她的肚子。她完全听不懂多丽发出的噪音。可是，明明劳埃德还坐在台阶上。她要进门，他彬彬有礼地为她让路，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她看见了谜底。她报了警。

有一段时间，多丽抓到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从泥巴，到杂草，纸，或是浴巾，甚至她自己的衣服。仿佛她想要压下去的，不仅仅是号叫，还有脑海里的那个情景。然后，就给她定期注射药物，让她平静下来。药物奏效。她变得异常安静。不是那种紧张症。他们说她稳定了。她出院以后，社工就把她带到了这个全新的地方，桑兹太太接管了她的事务，帮她找地方住，给她找工作，为她安排每周一次的常规谈话。玛吉会来看她，但是，多丽受不了见她。桑兹太太说这种感受很自然——会引发联想。桑兹太太说玛吉会理解的。

桑兹太太说，要不要继续探视劳埃德，多丽可以自己做主。“我和你谈话，不是为了批准你做什么，不批准你做什么。你感觉怎么样，见他时，好还是不好？”

“我不清楚。”

多丽没办法解释清楚。她觉得她见到的，根本不是他。她见到的，仿佛是个游魂。苍白，如此苍白。肥大的衣服松松垮垮地罩住了他。鞋子落在地上，没有一点声音。也许他穿的是拖鞋。她还有个印象，他开始脱发了。他浓密的头发，波浪般的头发，色泽如蜂蜜般的头发。他的肩膀丝毫没有宽度可言，锁骨窝，她的脑袋常常依靠的地方，也不见了。

后来，他对警察说——这句话也被登在了报纸上——“我是为了免除他们悲惨的命运。”

什么悲惨命运？

“他们会知道，他们的妈妈离家出走，抛弃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他说。

这句话在多丽的大脑里灼烧。也许就是为了这句话，她才决定去看他。她要他收回这句话。她要让他明白，要他亲口承认，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你叫我别和你顶嘴，否则就滚出家门，所以我才滚出家门的。”

“我只不过是到玛吉家过了一个晚上。我肯定是要回家的。我从没打算抛弃谁。”

她记得清清楚楚，是怎么开始争执的。她买了一罐意大利面，罐子上有一个非常细小的凹痕。因为这种罐装面条降价，她很高兴自己省了钱，因此她还觉得自己很聪明。但是她没有告诉他，后来他就质问她。她觉得最好装作她没注意，没看见。

谁都会看到的。他说。我们全家都可能因此中毒。你到底怎么回事儿？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吗？或者你就是拿回来在孩子身上试试，或者在我身上试试有没有毒？

她叫他别发疯。

他说，发疯的不是他。要不是发疯，谁会给自己的家人买有毒的东西吃？

孩子们都站在房间门口的走廊上看着他们。这是最后一次，她看见活着的他们。

这就是她的想法。她想，这回我让你看看，你终于看见了，到底是谁疯了？

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想法时，她就应该下车了。即便已经到了大门口，也可以回头的。几个女人和她一起沿着车道，脚步沉重地走向大门。她可以回头，过马路，等下一班回镇上的公交车。也许有人这么做过。原本确实打算来探视，后来又不想了。人可能永远都是这样。

但是，也许去看看更好，看见他这么古怪，这么虚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责备某个人都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一个人能负责。没有一个人。他不过是梦境中的一个角色罢了。

她做过许多梦。在其中一个梦里，看见了他们以后，她逃出了房子，劳埃德就开始笑她，就是平常那种轻松的笑容，然后她听到身后传来了沙沙的笑声。她惊喜地明白了，这不过是他们和她开的一个玩笑而已。

“你是不是问过我看见他感觉如何？你上次问过我的吧？”

“对，我问了。”桑兹太太说。

“这个问题，我得想想。”

“明白。”

“我现在觉得，感觉不好。所以我不去了。”

桑兹太太的反应不太清楚。不过，她点头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比较满意，或者说，赞许。

这就是为什么多丽又决定去的时候，觉得最好不要告诉桑兹太太。不管她的什么事，想要绝口不提，还是太难，不过大部分时候，她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她给桑兹太太打了电话，取消了会见。她说自己要去度假。夏天就要到了，度假再正常不过了。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她说。

“你上个礼拜穿的不是这件夹克衫。”

“你说的不是上个礼拜。”

“不是吗？”

“对，你说的是三个礼拜以前。现在天气已经热了。这件薄一些，不过其实也用不着了。这种天气，不用穿外套。”

他问她路上还好吗，从迈尔德梅镇过来怎么坐车。

她告诉他她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她告诉他她现在住哪里，要坐哪三班车。

“那你来一趟真不容易。你是不是喜欢住在大一点的地方？”

“大地方容易找工作。”

“哦，那么你现在工作？”

其实，上一回她就告诉过他，她现在住哪里，怎么坐车，她在哪里工作。

“我在一家酒店打扫房间。”她回答说，“我上次告诉你了。”

“对啊，没错。我忘记了。对不起。你没想过上学吗？上夜校？”

她说她想过，但只是想想，没有认真到去做的地步。她说她觉得现在的工作还可以。

然后，好像他们就再也无话可说了。

他叹了口气，说：“对不起，真抱歉，我已经不习惯和人说话了。”

“那么你平时都干什么？”

“我想，我读了很多书吧。还有沉思冥想……哦，我不是说宗教的打坐什么的。”

“嗯。”

“你来看我，我得谢谢你。对我很重要……不是，我不是说你非得来不可。你想来就来，我的意思是，要是有事儿，或者你觉得……唉，我想说的是，要是你能来，你只来一次，这对我来说，已经很奢侈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说应该是明白了。

他说，他不想妨碍她的正常生活。

“你没有妨碍我什么。”她回答。

“这就是你想说的话？我以为你会说点别的。”

其实，她差点说出口的是：什么正常生活？

但她回答：没什么了，没别的话要说了。

“太好了。”

三个星期后，她接到一个电话。桑兹太太亲自打来的，不是她办公室的其他女人。

“呀，多丽，我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漫长的假期。现在你回来了？”

“嗯。”多丽的大脑在盘算，她应该说她去哪里了。

“回来了，还没打算安排一次会面？”

“还没呢。”

“好吧。我只是问问。你还好吧？”

“我挺好。”

“那就好，很好。要是需要我的话，你知道怎么找我。我是指，万一你想聊聊的话。”

“我知道。”

“那么，自己保重。”

她没有提劳埃德，也没有问她有没有去看他。当然了，因为多丽说过，再也不去了。不过桑兹太太很敏锐，通常她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桑兹太太也懂得回避，知道问没用。万一她真的问，多丽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回答。她是会撒谎，还是说出真相？实际上，就在桑兹太太告诉她去不去看都没关系的那个星期天，她就去了。

他感冒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就感冒了。

也许上次见她的时候，他就已经感染了，所以才那么乖僻。

“乖僻。”如今，她身边的人，都不会用这种词说话。这个词听起来感觉很奇怪。不过，他一向这样措辞。当然，有一段时间，她听到这类词不会觉得奇怪。

“你是不是觉得，我和以前不一样了？”他问。

“嗯，你看起来不太一样。我看起来一样吗？”她小心翼翼地回答。

他悲伤地说：“你看起来很漂亮。”

她心里有什么变柔软了。但是，她努力不让自己被打倒。

“你觉得自己不一样了？你认为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问。

她说她不知道，然后问他：“你呢？”

他回答说：“完全变了。”

就是这一周晚些时候，一个大信封送到了她工作的地方。地址写的就是她工作的酒店，收信人就是她。写了好几张纸，而且正反面都有字。她开始没想到是他写来的，她本来以为坐牢的人不能写信。不过，反正他不是那种犯人。他不是罪犯，他只是犯罪型精神病。

落款没有日期，甚至没有写她的名字。这种写信的语气，让她开始以为是哪家宗教机构写来的邀请函。

人们四处寻找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心灵感到痛苦（因为寻找），一路跌跌撞撞，备受伤害。你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脸上的伤痕和痛楚。他们困惑不安。他们四处奔走。他们要去采购，要去洗衣店，要去剪头发，要赚生活费，或者要去领社会福利的支票。穷人只能这样生活，而富人们要想方设法花掉他们的钱。这也是项工作。他们不得不盖最好的房子，还得给他们的冷水和热水配上金龙头。他们的奥迪车，自动牙刷，还有各种各样精巧的装置，还有防盗报警系统，防杀戮（嘘！）和所有的事。总而言之，不论贫富，灵魂永不得安宁。我为什么要提到邻居？为什么？我在这里没有邻居。这里的人，至少避免了一大堆麻烦。这里的人，知道自己都拥有什么，永远都清清楚楚，甚至吃的东西都不用自己去买，不用自己挑，不用自己做饭。选择被消灭了。

我们这里所有人能得到的，是来自我们心灵的东西。

开始的日子，我的脑海里只有繁扰（是这样写吗？）。好一场无休无止的风暴啊，为了让它停下，我用我的脑袋撞水泥。让痛苦停止，让生命停止。于是我受到惩罚。他们用水管冲洗我，把我捆起来，往我的血管里注射药物。我不是抱怨什么，因为我必须明白抱怨并没有好处。所谓的真实世界也没什么不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喝酒、发狂，或者用犯罪来消灭让他们痛苦的念头。他们经常被拘捕，或者被关起来，但时间不长，不足以让他们抵达彼岸。彼岸是什么？是彻底疯掉，或者平静。

平静。我现在抵达了平静，并且心智健全。我猜，你看到了这里，会以为我打算说的是什么上帝，耶稣，或者佛，似乎我抵达的是某种宗教信仰的变化。不，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没有闭上眼睛，然后被某种更高的力量提升。那些东西我不理解。我做的只是认识我自己。“认识你自己”，是哪里的训诫？也许是《圣经》，那么我至少从这点上遵从了基督教。“忠于你自己”——这句也是《圣经》里的话吗？它没告诉我们应该忠于哪部分，好的部分还是坏的部分。让我们忠实，那么就不是道德的引导了。再说，认识你自己也和道德无关，正如我们在“行为”中了解到的。不过，我真正关心的也不是“行为”。他们不是判定我是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的人吗？正因为这样，我才被关在这里。

再回头说认识自己。我可以非常严肃地说，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最糟糕的地方，我知道这都是我做的。世界判定我是个恶魔，我没什么要争辩的。不过我也许可以顺便说说，那些往城市中心扔炸弹的，那些放火烧掉整个城市的，那些饿死、杀死成百上千生命的人，却往往不被当成恶魔，而是大把大把地被授予奖章和荣誉。只有针对少量人的行为被认为是骇人听闻的，邪恶的。我不是要找借口，这只是我的观察。

认识我自己，我认识的是我的邪恶。这是我隐秘的慰藉。我了解我最坏的地方。它也许比别人最坏的地方更坏。但我不在乎。用不着什么借口。我获得了平静。我是个恶魔吗？世界是这么说的，它既然这么说了，那么我就同意好了。不过，这世界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就是我自己，也不会有机会成为别人。我说，我疯了，但疯了又是什么意思？精神不正常，精神正常，我只是我而已。那时候我改变不了自己，现在我也改变不了自己。

多丽，如果你读到了这里，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但是我无法写在信里。要是下次你还愿意来看我，也许我可以亲口告诉你。不要以为我无情。我并不是能改变但不想改变，我就是不能。

我把这封信寄到你工作的地方，寄到你的小镇。如果我没记错，那么这证明我的一部分大脑运作还算良好。

这封信，她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她以为，他们再一次见面时，一定会谈起这封信。不过，她想不起来有什么话要说。她想知道的是，他到底有什么不能写下来。但是，当她见到他的时候，他表现得就像他从来没有给她写过信。她找到一个话题，她告诉他，一个曾经很著名的乡村歌手这星期住在她工作的酒店里。让她惊讶的是，他竟然比她还了解这个乡村歌手。原来他有台电视机，至少是可以接触电视机，能看一些节目，当然，还能经常看看新闻。这样，他们能聊的就多了。不过，到最后，她还是没能忍住。

“你非要亲口告诉我的，是什么？”

他说，他原希望她不要问。他不知道他们现在能不能谈这个话题。

这下，她害怕了，她担心真的是什么她根本不想听的话，可能根本无法忍受的话，比如什么我依然爱你。爱。她现在无法忍受听到这个词。

“好吧，也许我们确实没准备好。”她回答说。

不过，她还是说：“但你最好还是告诉我。万一我从这里刚出去，就被车撞了，也许就再没机会知道了。你再也不会有机会告诉我了。”

“这倒是真的。”他说。

“那么到底是什么？”

“下回吧。下回告诉你。有时候我就是说不下去。我想说，但是我大脑空掉了，说不下去。”

多丽，你走后，我一直在想你。我很后悔让你失望。当你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愿意表现得比现在更感性一点。但在你面前，我没有权利动感情。你比我更有权利，但你永远那么节制。所以上次，我没有把话出说口，因为我想可以写信给你，这样比我亲口说出来更好。

现在，让我告诉你。

天堂存在。

这是一种说法，也许并不准确，因为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天堂和地狱。我以为，这些都是一堆废话。所以，现在突然谈这些，可能有点奇怪。

那么，我就直接说了。我看见了孩子们。

我看见了他们，而且和他们说话了。

现在你在想什么？你在想，现在他算是真疯了。或者你在想，哦，这是个梦，现在他已经分不清楚现实和梦境的区别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分得清。我知道，他们还存在。我说他们存在，不是说他们活着。因为活着的意思是，在我们这个维度里。我说的不是他们在这个维度。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不在。但是，他们存在，这世界上一定存在另一个维度，甚至有无数个不同的维度。我知道，我一定跨越了某个维度，碰到了他们。也许是因为我那么孤零零地执着于此，无休止地想这些我不得不想的事情。看我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和孤独，有一种神恩感觉应该赐我这种奖赏。我是唯一有此资格的人，这和世界的想法大相径庭。

好了，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有把信撕成碎片，你一定想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

他们挺好的。真的很快乐，而且很聪明。看起来，他们不记得那些可怕的事了。他们也许长大了一点，不过也难说。他们好像不同程度地能明白一些事情了。你会发现，季米特洛已经开始学说话了，那时候他还不会说话。他们住的房间，我能认出一点影子来，有点像我们以前的房子，但是更大更好。我问谁照顾他们，他们就嘲笑我，说什么他们已经会自己照顾自己了。我想这话是沙沙说的。有时候他们一个个地说话，我分不清楚他们的声音，不过明显能看出来都是谁。我得说，这真让我高兴。

请不要就此下结论，认为我疯了。我正是因为这么担心，才不想和你说。我有的时候会发疯，但是请你相信我，我已经褪去了旧日的疯狂，如同熊毛脱落，或者说，如同蟒蛇蜕皮。我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就不会有机会再见他们，沙沙，芭芭拉，还有季米特洛。我希望你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如果这是奖赏的话，那么你比我更应得这种奖赏。让你这样做，也许比我更艰难，因为你生活的那个世界，远远比我的世界忙碌。但至少，我得告诉你——这是真相——告诉了你我看见了他们，我希望能够让你心里更好受一些。

多丽想知道，如果桑兹太太看了这封信会怎么想，会说什么。桑兹太太会很谨慎，当然，她会小心翼翼地，不直接说他已经疯了，但是她会小心地、亲切地引领多丽朝这个方向去想。

或许，也不能说她引领——她也许会置之不理，多丽则不得不独自去面对这类观点，仿佛自始至终是她自己的观点似的。得把这些危险的废话从心里连根拔掉——桑兹太太说。

这就是为什么多丽不会透露给她的原因。

多丽也曾经想他是疯了。就在他写给她的信里，还是能找到他过去夸夸其谈的痕迹。她没有回信。日子就这么过去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她的想法没有改变，可是，他的话牢牢地盘踞在她的心里，就像是一个秘密。时不时的，当她喷洗卫生间镜子的时候，或者整理床铺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抓住了她。近两年了，她从来没有注意过任何让人高兴的东西，比如好天气，比如即将盛开的鲜花，比如烤面包的香味。直到现在，她的内心也没有丝毫快乐的感觉，但仿佛有了种提示，提醒她快乐到底是什么感觉。与鲜花和天气都没关系。孩子们在他称为另一个维度的地方。这个想法渐渐占据了她的心头。头一回，有什么让她感觉轻快，而不是痛苦。

自从出事之后，任何有关孩子们的念头，她都让自己立刻抛开，抽出来，就像抽出插在喉咙里的一把刀。她不能去想他们的名字。偶尔听到某个名字，像他们哪一个的名字，她就得立刻走开。甚至，孩子的说话声，尖叫声，他们拍打着小脚、从酒店跑向游泳池的脚步声，她都用开门关门的声音来消灭掉。现在，有什么变得不同了。现在，她有了一个安全的港湾。一旦有类似的危险，她就可以立刻躲进她的避风港。

是谁给了她避风港？不是桑兹太太。这是绝对的。不是那些坐在桌前手边放着舒洁纸巾的时光。

是劳埃德给了她。劳埃德，这个可怕的家伙，这个被关起来的、疯狂的家伙。

疯狂的，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但为什么不可能？也许他说得对。也许他确实看见了另一边，他在另一边得到了自由？谁敢说他的看法毫无意义，毕竟他经历过这样的事，有过这样的神游。

这样的想法，渐渐潜伏在她的脑海里，就在那儿停下不走了。

同时还有一个想法，在所有的人中，劳埃德才是那个她应该在一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她还有什么用？这话她可能讲给谁听了，也许是桑兹太太——要是连他的话都不听，她待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

我不是在谈什么“原谅”，她在自己的脑海里对桑兹太太说，我永远不会这么说，也永远不会这么做。

但是，想想吧，我不是和他一样吗？过去的事情，把我也孤立了。任何人但凡知道这件事，都不希望和我有什么瓜葛。对他们来说，我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想起他们根本承受不了的事。

伪装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一头黄色穗冠般的头发，真是又笨又可怜。

于是，她发现自己又一次坐在公交车上了。公交车开向高速公路。母亲去世后的那些个夜晚，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她悄悄溜出去见劳埃德，对她妈妈的朋友，就是和她住在一起的女人撒谎，骗她自己去哪里去哪里。她仍然记得这个女人的名字，妈妈的朋友，名字叫做洛莉。

现在除了劳埃德，还有谁能记得孩子们的名字，还有谁记得他们眼睛的颜色？桑兹太太每次提到他们，甚至都不说你的孩子，而是说“你家人”，把他们堆在了一起。

那些日子，对洛莉说谎，偷偷去见劳埃德，她并不觉得愧疚，而是有一种命中注定、顺应命运安排的感觉。她觉得，她活在这个星球上并没有别的原因，只为和他在一起，努力去理解他。

得了，反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她坐在第一排，和司机隔一个过道。透过玻璃窗，能看见清晰的风景。全车所有的乘客，除了司机以外，只有她看见那辆皮卡从旁路上冲了过来，甚至都没来得及减速。星期天的高速公路空荡荡的，卡车就在他们前面剧烈摇晃，穿过马路，一头扎进了沟里。接下来的情形更骇人。卡车司机飞到空中，仿佛很快，又仿佛很慢，既无比荒诞，又万分优雅。他落在公路旁的沙砾路上。

其他乘客不知道司机为什么急刹车，突如其来的事故惊动了所有人。多丽的第一个念头是，他是怎么飞出来的？那个年轻男人，或者说是男孩，肯定是开车的时候犯困，睡着了。他怎么会飞出卡车呢？而且落地的姿态还如此优美？

“我们前面的那个家伙……”司机对车上的乘客说，他努力让自己声音响亮，态度平静，可是他的声音明显带着惊吓，带着恐惧，“……他飞出来，掉进了沟里。能走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走。现在，大家都不要下车。”

她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或许是觉得自己特殊，是一个有用的人，于是跟在他身后下了车，他没有喝斥她。

“上帝啊，可恶。”他们过马路的时候，他说，这会儿他的声音只剩下了愤怒，“上帝啊，一个小屁孩儿，真让人不敢相信！”

这个男孩躺在地上，四肢摊开，仿佛有人在雪地上摆出一个天使飞翔的造型，他身边只有沙砾，没有积雪。他的眼睛甚至还没有完全闭上。他还那么年轻。一个身体正快速发育，甚至还不用剃胡子的男孩。可能还没有驾驶证。

司机在讲电话。

“巴菲尔德往南一英里左右，21号公路往东。”

一滴粉红色的泡沫，从男孩的头下缓缓地冒了出来，就在靠近耳朵的位置，看上去并不像是血，更像是做果酱的时候，从草莓汁里撇出来的泡沫。

多丽在他身边弯下身体。她把手搁在他的胸膛上。是静止的。她把耳朵贴过去。他的衬衫刚刚烫过——还有熨烫的味道。

没有呼吸。

但是，在他光滑的颈部，她的手指感觉到一丝脉搏。

她还记得有人告诉过她。是劳埃德告诉过她，万一有孩子出了车祸，他不在场的话。注意舌头，万一舌头堵在喉咙口，有可能堵塞呼吸。她把一只手搁在男孩的前额上，另一只手的两根手指放在他的下巴下头。前额往下压，下巴往上推，清理呼吸道。稳健的、轻微的倾斜姿态。

要是他还是没有呼吸，她就帮他做人工呼吸。

她捏紧鼻孔，深呼吸，紧闭嘴唇，吐出一口气。呼吸两次，检查一次。呼吸两次，检查一次。

传来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不是司机的，一定是另一个乘客也下了车。“他头底下要不要垫张毯子？”她轻轻地摇了摇头。她还记得，不移动伤者，就不会伤到脊髓。她撬开他的嘴，伏在他尚且幼嫩的、温暖的皮肤上，呼了一口气，等着。呼一口气，再等。似乎她的脸感觉到一丝微弱的、潮湿的气流。

司机说了句什么，但她没法抬头看。之后，她确定了，男孩的嘴里，呼出了一口气。她的手在他的胸膛上摸索，刚开始的时候，她甚至不知道到底是他的胸膛在起伏，还是自己在颤抖。

是的。是的。

真的是呼吸。呼吸道打开了。他自己在呼吸了。他正在呼吸。

“盖在他身上，”她对拿毯子来的男人说，“保暖。”

“他还活着吗？”司机弯下身体，问她。

她点点头，她的手再次摸到了脉搏。可怕的粉红色泡沫不再流出来了。也许没关系，不是从大脑里流出来的。

“我不能再等你了。车子已经晚点了。”司机说。

那个乘客说：“没关系，我来照顾他。”

安静，请安静。她想这么告诉他们。仿佛这一刻，她最需要的就是安静。男孩子身外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安静，不要让他失去呼吸的迹象。

微弱但稳定的呼吸。仿佛他听到了，并且乖巧地依从了她。继续。继续。

“你听到了吗？他说他待在这里，照顾他。救护车马上就会到的。”司机说。

“没事儿。”多丽回答，“我可以搭救护车进城，晚上你回来的时候，我会赶上你的车。”

他得弯下腰来才能听到她说话。她甚至连头都没抬，不以为然地说话，好像是她自己呼吸有困难似的。

“你确定？”他问。

当然。

“你不去伦敦了？”

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