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是用她自创的哥特式字体书写的，我一写完就知道自己想要逃避爱情的愿望又落空了。

1958年1月11日

最亲爱的基特里奇：

你的来信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你与我是多么亲近，你的情感是多么深沉、多么可恶、多么不公平！我现在明白了你为什么喜欢看我那充斥着琐碎小事的信了，那么，现在让我再给你讲点故事逗你一乐吧。在驻点，有那么两三件事可干就已经算是忙碌的了，但这样还避免不了让大家觉得自己变成了鲁布·戈德堡的机械。现在是周六下午，这里很安静——真罕见哪，现在正值一月夏天呢。我认识的人都去了沙滩，在咖啡色的海水里畅游。这里真热，我依旧穿着我的短裤，一个人坐在廉价的旅馆房间里，你信吗？我竟然是这家旅馆住得最久的房客之一。基特里奇，我很佩服自己对物质生活要求这么低，但事实上在列举驻点故事的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了乐趣，仿佛我开了一家商店，这所有的故事都是我的存货，我很自豪我有这么多库存。

跟你讲个好消息吧。博斯克威尔第家里来了两个可恶的华盛顿人，其实是苏俄分部乔装打扮的线人在他家借宿。周二晚上，在城市的另一端，AV/ALANCHE正与左派青年学生组织MRO激战（你还记得吗，AV/ALANCHE就是那个绘制指示牌的人），参与其中的还有佩奥内斯、利博塔德、沙威·福特斯，还有一些俄国人——为我们效力的俄国人。我现在可以愉快地“拜访”马萨罗夫夫妇了，没错，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大的变化了，在最严厉的预防措施保护下，上级允许甚至鼓励我与这家人培养出一份可靠的关系，这真是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生活。

但是，基特里奇，跟你细说之前我得先声明，我是多么地爱你！听到我们的同行有人怀疑α-Ω的存在，我也完全蒙了，但是我认识的一位耶鲁写作老师曾经说过，永远不要使用修饰语，比如“绝对”，除非一个人无可救药地坠入爱河。绝对不要！

现在来说说我的好朋友鲍里斯·马萨罗夫和他的吉卜赛夫人齐尼娅吧（她曾经告诉我，她有十九分之一的吉卜赛血统）。

“十九分之一？”我问她。

“你跟俄国人一样如此痴迷于事实、数字。”她回答道。

“十九分之一？”我又问了一遍。

“这么帅的年轻人，怎么问这么傻的问题？”

有了这次对话，我发现我竟总结不出她的特点。她并不是一个肤浅的人，她自认为，自从沙皇的缓刑令从射击手中救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条命，俄国就再也没有出过优秀的作品。我想我的意思是说，她是从历史鉴赏角度看待问题的。她就是来到我们中间的一位贵族女性，每次与齐尼娅在一起，我都能体会到俄国文学的精华又一次涌现在我心中，那么多屠格涅夫不满意的女性形象也冒出来，还有契诃夫对俄国那无可匹敌的见解。对我来说，齐尼娅能代表他们所有人，甚至比他们每一个人都要伟大。然而，同样是这个女人，她还活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基特里奇，你能体会苏联对这个高贵的灵魂的蹂躏吗？虽然她看起来已经四十多岁了，但同龄的俄国人与美国人相比，前者总是更显老一些。你知道吗，他们的灵魂总是写在满是褶皱的脸上，而且似乎对此还很满意。当然，我们美国人从来不会给任何人机会，让他们满足于探索我们灵魂的深度，但俄国人可能就截然不同了。她的脸似乎在告诉我：“我已经经历过了大动荡，也经受了暴政所带来的恐惧，但是我从来不会对我的灵魂说谎。”（她的眼窝是那么深，眸子是那么黑）是啊，她经历了那么可怕的遭遇，毕竟她是一个克格勃，或者她的丈夫是。她告诉我她只有33岁，历史果然一刀刀刻在了俄国人的脸上。

我看我多没礼貌，没做任何铺垫就急忙忙向你介绍一个新人，但目前为止，马萨罗夫一家是我在乌拉圭处得最有意思的人了，尽管这段友谊是被别人安排的，就像相亲而得的婚姻一样。

这段友谊能够开始，我想一部分原因是我们都是待在蒙得维的亚为国务院工作的人。亨特经常说“我们的掩护身份如今变成了我们的坚硬外壳”，当然，他并不是反感假装成美国大使第一秘书长。你或许还记得一位知名人士杰弗逊·帕特森吧，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当局的宣传部长，他是个彬彬有礼的绅士，但是一说英语就口吃，说西班牙语时结巴得更厉害，所以帕特森就一直拒绝工作。他的副部长，也是他的顾问，人还行，但是他的老婆却是个酒鬼，在大使舞会上随意脱鞋，来了一个即兴劈叉——“完美落地！”她大喊。然后他们就把她封杀了，现在这个地盘成了亨特家的，有时候我和碗哥也会参与。

把这一点和国务院的预测联系起来你就会看到，最近赫鲁晓夫一直示好减少武器装备，虽然这也不值得我们信任，但是我们国家也不会坐以待毙的。这一轮世界舆论大战我们绝对不能输——这是现在国务院的态度，西半球分部传来消息：认真指导与苏联结交一事可行。理论上说，我国随时都愿意向苏联敞开怀抱，尽管他们鄙视我们；但实际情况是，双方对话无论大小，我方的表现似乎也有轻视之意。所以我们不能一心寻求双方友善结交。

终于上级下达了命令，俄国的花园派对又开始了，我们增派了“果哥尔”哨岗（与博斯克威尔第一家的拍摄工作相关），这些暴脾气思虑真周到——趁这次机会处理了他们两个话务员。几乎所有苏俄分部的人都是反苏联的俄国人、波兰人、芬兰人，个个俄语说得顶呱呱，但他们却在机构里埋下了奇怪的种子。极度偏执、孤立的他们竟能散发出藤壶般的热，他们彼此起绰号闹着玩，各自起一个爱尔兰名字，拼写真是奇奇怪怪呢，比如“Heulihaen、Flarrety”，上个月他俩轮流去果哥尔哨岗值岗八小时，当然记录了苏联使馆花园派对的各个细节。

亨特把他们称作我们的“芬兰爱尔兰人”，他们向我们提供的情报与爱尔兰人和芬兰人一样多，但是亨特知道怎么把球击回蟑螂小巷，结果就是这些芬兰人和爱尔兰人乖乖地向我们提供内幕消息或者骗局陷阱之类的情报。

最大的发现（经过对花园派对上的俄国人和宾客的拍摄，以及之后的仔细观察研究）就是苏联大使馆的“后院着了火”，这位新来的苏联克格勃长官似乎与我们高尚的齐尼娅有联系。这位长官名叫瓦尔科夫，格奥尔基·瓦尔科夫，代号“居民”，他长得跟他的名字还真是般配，一副坦克脸，头发剃得像颗子弹外形。

这是我与马萨罗夫的友谊稳固之后得到的消息。我依然觉得齐尼娅灵魂高洁，虽然她有可能与瓦尔科夫有染。这两个芬兰人和爱尔兰人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事实，我想了想，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交生活中，我们在派对上遇到背叛之事实属常见。派对上人们彼此微笑、耳语、抛媚眼——所有这些电影似的标志“语言”都很常见，但是两人之间即使有好感也是极其短暂的。这样的事不少见，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是眼见为实。拍电影时，如果我们抱着极大的耐心不停地回放，仔细观察演员的一举一动，那么任何不确定性都会被具体为有形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基于这个假设，我们已经有四分之三的把握，确定齐尼娅和格奥尔基·瓦尔科夫有联络，而且马萨罗夫还知道这件事情。

真抱歉我不得不停笔了，单位里突然打来电话——有紧急事情要处理。去单位的路上我会经过大使馆，所以我就顺便把信寄给你吧。我尽量明天能继续写信给你，心怀这份希望，我才有信心今天把信寄给你，请原谅我唐突地收笔。

爱你的赫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