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我应该野炊一回来就给霍华德打电话的，但是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奇怪又叛逆的状态中。我不希望周日晚上的最后几个小时是在被盘问中度过，所以，我选择了给基特里奇写信，就好像我期盼着能在这个过程中理清我和马萨罗夫之间发生的事。我知道，一旦希尔马·欧梅勒仔细看过我的正式报告，然后再发电报递交给苏俄分部时，我与鲍里斯的这份经历就完全变了质，虽然我的做法很不符合职业道德，但我就是想要这份经历完好无损。

然而，我也是进退两难。“不要相信你们苏俄分部的人。”这句话我一旦写在报告中，就会带来极大的危险，因为现在除了我的个人描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鲍里斯纸条上的言论，我一定会被视为扰乱两国交流的不可信的联络人。也许克格勃本来就是想让我把这句话传达给苏俄分部，以期达到扰乱苏俄分部的目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不提及这张纸条，才是更为谨慎的做法。

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家咖啡馆有可能安装了摄像头，拍到了鲍里斯递给我一张纸条，我看过之后他就把纸条放进烟灰缸烧毁，之后我们两人都严肃地注视着这一切。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若不向亨特和欧梅勒汇报这件事，而且苏俄分部的确存在一个克格勃卧底的话，那他可能就会看到这份录像，并以此来敲诈我。

因此，我决定在我的报告中写上马萨罗夫递给我纸条的事，但是我会省略纸条中提到苏俄分部有内鬼的相关内容。如果克格勃的目的是让我们怀疑自己人，那么我不会让他们奸计得逞。虽然保留一部分内容不上报会显得纸条内容太模糊，但我决定冒这个险。

为什么？就好像有人将粗鲁的手指戳到我的胃里——这个问题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的确，这事怎么能不让人“压力山大”呢？为什么要上报？为什么不报呢？如果这则消息扰乱了苏俄分部，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将在此之前就已经遭受损失了。然而，我知道我不会改变主意，但我今天没打报告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与欧梅勒住得这么近就像和传染病同居一样，而且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他谨慎的怀疑。

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知道我这么做的私人动机是什么。我内心深处的顽固本能让我这样做的。

现在是周日晚上十点，再不给霍华德打电话就太不合适了。我去了街上，找到一个付费电话。七月十八日的大街上，夜晚安静得如同周二威斯康星州绿湾的午夜。

“该死的，你去哪儿了？”他一开口就这样的话。

“与我们的朋友喝酒了。”

“一直到现在？”

“坦白说吧，霍华德。七点我回到酒店就准备打电话给你，告诉你我回来了，然后十分钟之后再打给你跟你详细说，但是我拿着电话筒就直接睡着了。”

“噢，不要这样吧。”

“你曾经有没有和俄罗斯人比赛喝伏特加？”

“当然有，并且我赢了。难道你不知道在喝之前喝点橄榄油吗？”

“嗯，也许我现在就可以喝一点。”

“好吧。一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不完全肯定。”

“放屁。”

“有太多信息了。”

“现在要开始通宵会议了吗？”

“我恐怕不能。”

“那好，明天再说。但是现在你得去大使馆，南希正等着打印录音稿呢。”

“好的。”

“待在她身边，及时纠正她的错误。”

“好的。”

“我知道这是公开的电报，伙计，但是你得给出一条线索，我们这位朋友究竟想干什么？”

“比我聪明的人多的是，他们会给出答案的。”

“你的朋友有机会站到我们这一边吗？”

“20%可能。”

“20%？”亨特重复道。我能想象他在卡拉斯科的书房，听到他长长的手指敲在桌子上的声音。“有点失望。”

“但是，”我告诉他，“还是有些新鲜玩意儿的。”

“那我们明天有的忙了，”亨特说，“早点休息。”

“我和南希待上三个小时再去休息。”

“好吧，哈利。也许我思考着你的困境时就能听见你的鼾声喽。”

我与南希花了几个小时转录磁带，整个过程都很正式，就像我们接了一次吻之后带来的无声影响。我确定，她内心一定很空虚。手稿终于做好了，我的报告也完成了，离早上还剩下两个小时，我回到酒店，而南希，太敬业了，还在把我们的文本发送到编码器上，我们五个字母组成的密码将在黎明前被华盛顿的通信人员破译。

希尔马·欧梅勒，不知道是不是亨特提醒了他，又或者是他自己的直觉，在我离开前的二十分钟找到了我。他的时机掌握得刚刚好，我的报告刚刚完成，南希也马上敲完录音手稿。他精读这份手稿，样子十分怪异（这让我回忆起盖伦将军对着棋盘咕哝的样子），他只是低吟这些内容。“神圣的流氓，希尔马，神圣的流氓。”一边读一边不停地说，但对我此次行动成果是褒是贬呢？我无从得知。正当我离开的时候，南希飞快地——像小鸟飞到屋檐上一样（我没想到她会突然有这个动作）——给了希尔马一个温柔的微笑。真是讽刺，我应该担忧自己内心的空虚，而不是瞎操心别人的事。

周一上午，霍华德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苏俄分部已成功证明了马萨罗夫的年龄有问题，现在他们苏联人事部门正有序地工作着。然而亨特不会也不能提供给我更多细节，除了说马萨罗夫不是三十二岁而是三十九岁，也不是他说的三十七岁。明白这一点：他的级别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很多，甚至比瓦尔科夫还要高。

“芬兰爱尔兰人不是已经得出结论，说鲍里斯就是这里的克格勃二把手嘛。”

“他们确实已得出结论了，但是苏联肯定已经发送了谋划的信息，是一个‘袋鼠信封’。”

我从未听说过这个词，但是显然这个比喻涉及了掩藏在背后的头号人物。

“齐尼娅和瓦尔科夫是什么级别呢？”我问。

“还在评估中，不过，有一件事已是板上钉钉了：在乌拉圭的马萨罗夫是美国问题上的克格勃专家。”

“为什么他处在这些位置呢？”

“这可能是不解之谜，不是吗？”霍华德说。

访问鲍里斯和齐尼娅的家让我经受了沉重的盘问，与马萨罗夫的野餐也让我和希尔马共度了十八个小时，紧接着又花了三十六个小时填写来自华盛顿的调查问卷。不止一次我差点承认我所谓的“可恶的遗漏”（都是最后一刻又被我防守住了阵地），因为问卷总是返回到鲍里斯所写的纸条上。我能确定的信息能占多少百分比呢，60%、70%、80%、90%、95%，还是100%？我犯了一个错误，回答说是80%，好像他们精神上感觉到负罪感。苏俄分部又提出了问题：在你重新组织这纸条时，纸条上有三个完整的句子，还有三个分开的单词，说的是劝诫的内容。如果回忆的内容80%都是完整的话，那么很可能第四句话被“遗漏”了。

我回答说：可能性为零。

重复问题：50%、40%、30%、20%、10%、5%、0%？

可能性为零。

鲍里斯的纸条上意思不完全，你怎么解释呢？

我坐在能连接到编码器和译码器的打印机控制台旁边，一个加密的问题将从华盛顿发过来，通过译码器，激活我的打字机的按键，再破译出来，我的打字机页码上就会出现五个字符，我能很快读懂它就像读纯文本一样。boris notel acksc oncer tedim pact我用0.1秒就可以明白。然后，我打上我的回复，我的五个字符开始重组，通过打印机和编码解码器传到蟑螂小巷的苏俄分部那里。之后我就会坐在那儿等着我的打字机重新发出咔嗒声。经过几个小时的来来回回，我开始觉得我是在和一个对手在另一个房间里下棋。希尔马·欧梅勒就站在我身旁看着这些问题和答案。

最后的评论里，“鲍里斯的言论缺少共同影响”，我转向欧梅勒。

“那是什么意思？”

他表现出一副恼人的笑容，他的牙齿和他的眼镜一样闪着光芒。“这意思是，这纸条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把我惹恼了，于是我准确地回复了我之前对他说的话：这是什么意思。

收到回复：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好吧，问题出来了，我不懂问题的意思，无法做出回答。”我说。

在耶鲁大学，我总是讨厌看起来像希尔马·欧梅勒一样优秀的研究生，他们的脑袋总是有些奇怪的想法。他们边笑边听其他人说，当和他们完整的一致性相比较时，你总能感觉到他们对别人的鄙视。他们会回答调查问卷，这些问卷通常以“准确地说是什么意思”这样开头。然而，他们一旦解释了该主题，就会要求你100%信任他们。“我们已经在考虑这位高级克格勃、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了，他心血来潮与未成年人案件负责人讨论那些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缘政治影响，还谈论所谓的克格勃官员凭借极其严厉的评论、暗示继续去控告所谓的小案件负责人，他还把他的国家和党派比作妻子和丈夫，滥用马克思主义原则。所有这些言行都至少是他不可否认的，而且也足以让他受到监禁。如果我们将获得的记录转发给克格勃的话，他们肯定会相信。你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是。”

“很好。因为他是乌拉圭克格勃骨干的领头羊，如果他自己也有一份手稿的话，那也无济于事，只要乌拉圭的克格勃出了问题，他怎么着都难逃其咎。现在在乌拉圭的克格勃里，不难找行动‘自由’的人，言论‘自由’的家伙就更多了。这位后尼安德特人目前的境况可堪比十七世纪的耶稣了。我说的这些你明白吗？”

“明白。”

“很好。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十分棘手，我来总结一下刚刚所说的：克格勃里的一条大鱼无意叛变，却参与了与‘反对派’对话的不明智行动。如果这场对话有意义——肯定有意义，否则怎么会有这么一场对话呢？那么他成功地展示了一张纸条又立刻毁掉这事就很可疑。你所递交的信息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没有提到任何人，也没有专门攻击我们部门。总之，内容太一般、太没有道理了，他这是甩给你一把没有手柄的铲子。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我正要回答，他说：“等一下，”顺手打开放在解码和编码器旁边的录音机，对我说，“说吧。”

麦克风的位置让我不得不背对着欧梅勒，我能感觉到他倾斜在我肩膀的衣服上，满脸都是恶意。

“再说一遍你的问题。”我说。

“你对此作何解释？”

“我认为我们是在和一个人打交道而不是一个场景。”

“解释一下。”

“我不像你们所有人一样肯定，马萨罗夫是否向我传递了什么明确信息。如果他真是一把手，他的妻子也确实爱上了瓦尔科夫，那么现在谁来做他的助理？我相信这一点能解释他的行为为什么那么让人迷惑。”

“马萨罗夫无情又老练，工作才能和效率更是没的说，所以他被戴了绿帽子却不采取行动（假设他妻子的事是真的）的确让人难以置信。一九四一年，他才二十二岁，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年轻军官，苏联屠杀波兰官员时他就在卡廷森林，他是一个敢于射向其他人的后脑勺的人。”希尔马站在我身后，轻轻拍了一下我的头。

难道我要重新定义鲍里斯吗？我的胃开始不舒服：“卡廷森林有助解释他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我说。

“运用马萨罗夫自己的口头禅‘科瓦奇’。简而言之，他试图欺骗，误导你，让你在他的游戏中堕落。”

“如果你知道这一切，为什么还一直质问我？”“‘鲍里斯写的纸条缺乏共同影响’，在编码和解码器上回复这句话。”我转向我的打字机，把下面的内容发到了编码器和译码器上。

ICANN OTDOA NYTHI NGTOR ESOLV ETHIS IMPAS SEIWI LLALT ERMYE STIMA TEOFP ROBAB ILITY OFREC OLLEC TIONO FTHEN OTEFR OM80% TO95%（对目前的僵局我无能为力，我将我对那张纸条内容的完整性由80%改为95%）。

我们停顿了很久。欧梅勒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摇着头，慢慢地从一边摇到另一边，就像一个节拍器在振荡一样。现在已是深夜，我们是唯一留在大使馆里的两个人。

“最终决定？”编码器和译码器上显示。

“最终决定！”我回复过去。

这次的暂停很短。“你同意做谎言测试吗？”

在这三天里，欧梅勒头一次看起来这么高兴。

INPRI NCIPL HYESP ROVID EDJUR ISDIC TIONA LHEGE MONIE SDONO TOVER RIDET HEPRI NCIPLE

“原则上是的，”希尔马越过我的肩膀大声读道，“提供了司法机关的支配权不包括原则在内，”他笑了，“你觉着你的驻地长官保你不受颤振盒的惩罚的概率有多大，50%还是40%？”

他提高了音调，很讨厌，我差一点就上去揍他一顿，他刚刚在我后脑勺上打那一下到现在还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