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建清

“鹿苑”，一个漂亮的名字，让人联想到山坡、草地、树林和鹿群。然而美国作家诺曼·梅勒（1923—2007）描写的这座“鹿苑”——与“电影之都”好莱坞相距两百英里的度假胜地沙漠道尔小镇——却是“美德和无邪的吞噬之所”。小说扉页上有这样一段文字：“多少受害者曾深陷其中，当他们回归社会之时，一个个已堕落、放荡，劣迹斑斑，他们在鹿苑邪恶无耻的官员们潜移默化之下，自然学成了这副德性。”这段话引自一本记叙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私生活的书，但作者显然是借用来贬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因而，诺曼·梅勒笔下的“鹿苑”可以看作美国社会的一幅写照。

《鹿苑》是作者继成名作《裸者与死者》（1948）后的第三部小说，出版于1955年，属于诺曼·梅勒的早期创作。这个时期诺曼·梅勒的小说既不同于五十年代的“垮掉派”，也有别于稍后出现的“黑色幽默”，而是继承了美国二十世纪初以德莱塞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风格上带有“爵士时代”代表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创作特色。这部小说出版后曾遭到冷遇，原因之一就是书中对美国社会丑恶现实的无情暴露让正人君子们脸上难堪。

五十年代初，冷战的阴云日趋浓厚，麦卡锡主义的反共狂热使标榜民主原则的整个美国蒙羞。共和党把持的参议院设立各种名目的调查委员会，采用法西斯手段对思想左倾或持不同政见的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小说主人公艾特尔就是反民主的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

艾特尔是一位有才华、有成就的电影导演，就因为他青年时代参与社会活动，在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协助开展募捐活动等，被视为“电影界里的颠覆势力”，受到专门调查。由于对调查委员会持不合作态度，他被认定为“敌意证人”，随之失去了在好莱坞的工作。他虽然有名，但成了孤家寡人，昔日的同行好友纷纷疏远他，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他事业上难以为继，经济上拮据，生活每况愈下。他创作了一个本子，但没有哪位制片人愿意同他合作；他想去欧洲拍片，但得不到护照。艾特尔并不是共产党人，他只是保持沉默，拒绝说出听证会上要他指认的一些人的名字，以此来间接地捍卫民主制度，而且“这关系到他的自尊，一个人岂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趴在地上爬”。然而，这小小的反抗葬送了他的前程，“现在对他来说，什么机会也没有了，大门全关死了”。这是一种白色恐怖。艾特尔走投无路，只好屈服。他给调查委员会的克兰议员写了一封信，愿意出席秘密听证会，并对委员会的要求给予合作。事后还在报上发表一个发明，承认“颠覆活动调查委员会所起的爱国且有益的作用”，说明他是在不受任何胁迫的情况下作证的，并因能为保卫国家不受渗透和颠覆而做出自己的贡献感到自豪；最后还得补充一句：“基于对我们共有的民主传统的坚定认识，向该委员会提供我们所知的一切，以帮助其开展工作，是每个公民的职责。”这真是对美国的“民主传统”的绝妙讽刺。被迫屈服的艾特尔内心产生了已彻头彻尾沦为妓女的感觉。

确实，“鹿苑”像是一座“妓院”，混迹于这儿的人，不是妓女、嫖客，就是拉皮条的。“鹿苑”中有两位高级嫖客兼皮条客，他们是国会议员克兰和最佳影片公司总裁泰皮斯。说他们“高级”，不仅因为他们有权有势，身份高贵，是“鹿苑”中的“官员”，而且因为他们惯于强奸民意，却又冠冕堂皇。克兰议员如此解释“颠覆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我最为关心的是这个国家的安全，我们谁也不想毫无必要地伤害人。可以说，这是我一贯的信念，我们的工作，对于任何行业都具有一种净化道德、振奋精神的作用。”

泰皮斯也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他告诫过艾特尔，“任何人想要冒犯这个国家，都会落得可耻的下场”。艾特尔被调查委员会认定为“敌意证人”后，泰皮斯耻于与他为伍，毫不犹豫地将他赶出了最佳影片公司，“甚至都不要呼吸一个颠覆分子呼吸过的空气”。泰皮斯还是一位“有德者”，一位“尊重社会责任的正派人”。他妻子死了十年，她的照片始终供在他的办公桌上，显示他一向十分敬重妻子，每当提及九泉之下的妻子，他的眼中还会涌出泪水，很动情的样子，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屡屡让女婿为他物色女人送到他的办公室去！他俨然一副慈祥长者的姿态，在他的影片公司里营造一种大家庭式的融融乐乐的氛围。他说他要像父母一样，关心公司里年轻人的一切，包括他们的事业、婚姻和孩子的出生。他极力撮合男女影星特迪和露露的婚事，而当两位当事人各有所爱合不到一块时，他还利用大老板的权威，软硬兼施拉郎配。其实，他并非不知道特迪是个同性恋，而露露也有自己的相好，但为了最佳影片公司的利益，为了让这两位居排名榜前列的金童玉女成就一桩金玉良缘，以显示他的美意及公司的良好形象，维护票房价值，他不惜以解雇为手段胁迫他们就范，最后因露露擅自成婚才使他功亏一篑。这时，这位“热心厚道、乐于成人之美”的“慈父”顿时面露凶相，因为他为之得意的商业炒作破了产，而且他的意志受到了挑战，他的尊严受到了挫伤。他对“不识抬举”的特迪咆哮：“你是我所认识的最忘恩负义的人，滚吧，我会马上把你逐出电影界！”他诅咒般地对露露大骂：“你马上去死吧，我甚至连你的坟墓也不会瞧上一眼！”小说中的这场戏精彩极了，一个道貌岸然的无耻小人形象跃然纸上。他刚把不听话的特迪和露露骂走，接着就让女婿把为他物色的女子送去，只是事后自解地说一句“人的心里有个恶魔”。不错，这是一个会演戏的恶魔！

“这可恶的地方败坏了民众的道德。”“鹿苑”中人吃喝嫖赌，到处弥漫着放纵情欲、追求刺激的享乐主义风气。“鹿苑”是一座“堕落之城”。堕落的主角是男人，堕落的受害者则多半是女人。小说中的埃琳娜与几个男人的关系就是形象的说明。埃琳娜是个夜总会舞女，先为泰皮斯的女婿、电影制片人芒辛包养，遭弃后与艾特尔同居。艾特尔虽然同情她，但不愿意与之结婚，因为她配不上他这位大导演。最后拉皮条的马里恩收留了她。马里恩是个吸毒的同性恋者，他甚至鼓励埃琳娜去自杀。埃琳娜被马里恩逐出家门后出了车祸，艾特尔闻讯后出于怜悯与她结了婚。埃琳娜虽然嫁了人，生了孩子，但在堕落的男人身边，恐怕最终躲不过沦为弃妇的悲惨命运。

艾特尔和埃琳娜的离与合是小说的中心故事。艾特尔在与埃琳娜同居时，曾出于同情想娶她，但他骨子里是不甘心的。他不甘心永远被电影界拒之门外，他落魄时可以接纳埃琳娜，但一旦得意，便会看不上她。他内心认为，他的落魄是暂时的，而埃琳娜是配不上他的。他有时嘴上说结婚，其实心里并不认真，而且即使结了婚，也会很快离婚。对此，艾特尔和埃琳娜都是十分清楚的。埃琳娜并不积极回应他的结婚提议，因为她不敢相信她会有这样的好运，也不敢相信“鹿苑”中会有这样的好男人。她在等待机会离去，只是她无处可去，所以始终依附着他。也许，她的不幸在于受到了诱惑，不能勇敢地离去，找个普通人一起生活。

艾特尔有着一个男人的偏见和自私。他一边享受着埃琳娜的温情和性爱，一边为自己的屈尊感到委屈：“凭什么一个上等男人要在一个下等女人身上耗费那么多时光？这不合乎逻辑。上等男人就该找上等女人。”他为埃琳娜这个下等女人有同他以外的性关系而恼怒，而他这个上等男人却一边说着结婚的假话，一边同上等女人调情，还瞒着埃琳娜去找下等的应召女郎。他对自己的这种“下贱”行为也深感不满：“我是越来越堕落了。”他还无耻地将埃琳娜介绍给各式男人，以便让她“失足”而解脱自己。其实，他之所以口口声声说结婚，就因为结婚是一种心安理得的摆脱。当埃琳娜坚持一点自尊，不愿意艾特尔为难或仅仅出于怜悯而娶她，还表示她会留在他身边，直到他不再需要她时，艾特尔似乎良心发现，大叫“我真是堕落透顶！”艾特尔很清楚她被遗弃后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对她的悲惨命运也深感同情，但他还是要抛弃她。埃琳娜与他同居的几年，正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埃琳娜满足了他的肉欲，也填补了他内心的空虚，而一旦时来运转，他就不耐烦地嫌弃她了。埃琳娜最后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原来这几年，他一直认为她只是个妓女而已。但艾特尔这个嫖客话却说得很动听，甚至说他配不上她，逼得埃琳娜要骂他，“你太会说话了，我真恨你，你这个臭家伙！”埃琳娜骂得没错，这是个臭家伙！一如《裸者与死者》，诺曼·梅勒借艾特尔这一形象，表现了“人身上的兽性与悟性之间的矛盾”。

相较之下，在“鹿苑”中的两个小人物身上，似乎有着更多的做人的真诚和自尊。这就是埃琳娜和小说的叙述者瑟吉厄斯。埃琳娜虽然免不了被人当作一个供人玩弄的妓女，但她实在要比“鹿苑”中那些千金小姐或影艺明星更真诚、更大度。瑟吉厄斯原是个飞行员，因对美军在亚洲的战争行为不满，产生厌战心理而退伍。他为人耿直，讲义气。他同情艾特尔，不惜冒犯名流；他不愿让自己的孤儿经历成为编造和炒作的材料，为此他丧失了可观的酬金和有可能被“造就”为当红明星的好运；他不怕调查人员的威胁，拒绝同他们合作；当艾特尔屈服后重回影片公司并想雇用他时，他高傲地拒绝了，尽管他不得不去饭店干粗活。他的离开美国和从事写作，都是为了坚持一点做人的原则和自尊。作者在他身上寄托了一种拒绝堕落的希望：在这个沉沦的社会，“你必须以艺术家的骄傲，面对现存权势的高墙，吹响你反抗的小小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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