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试着写《穹顶之下》，是一九七六年的事。当时，在两个星期约莫写了七十五页以后，我夹着尾巴，蹑手蹑脚地逃离了这本书。

二〇〇七年，当我坐下来准备再度开始时，那份稿子已经遗失了许久。但我还清楚地记得开头的章节——“飞机与土拨鼠”——程度到了让我几乎可以完全重现的地步。

我先前会不堪负荷，并不是因为角色众多——我喜欢那种有大量人物的小说——而是因为故事里出现的专业问题，尤其是穹顶会对生态与天气带来什么影响的部分。对我来说，那些涉及许多事情的问题，对这本书似乎非常重要，因此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懦夫——还有懒惰鬼——生怕会把这本书给搞砸。所以，我又找了别的事情做，只是穹顶这个点子，却也始终没离开过我的脑海。

我有个在缅因州布里奇顿从事助理医生工作的好友罗斯·多尔。多年以来，他帮我解决了许多书里的医疗细节问题，特别是《末日逼近》一书。二〇〇七年的夏末，我问他愿不愿意接下一个任务更多的主要研究员的工作，与我合作一本篇幅很长、叫做《穹顶之下》的小说。他同意了，而且多亏了他，我想本书里的大多数专业细节全是正确的。罗斯研究了用计算机控制的导弹系统、喷射气流的样本、冰毒的制作方式、携带式发电机、辐射、手机技术方面可能会有的进步，还有其余一百种别的事情。罗斯还创造了生锈克·艾佛瑞特自制的辐射防护衣，以及发现人们可以借由轮胎的空气呼吸至少一段时间的事。我们犯下错误了吗？当然有。不过，由于是我曲解或误会了他所提供的答案，所以大多应该都归咎于我。

这本书最早的两个读者，是我的妻子塔比莎，以及我的儿媳妇蕾诺拉·勒格朗。她们都是坚强、富有人情味，以及乐于提供帮助的好人。

纳恩·格雷厄姆编辑这本书时，让这本书从原本恐龙般的厚度，稍微缩减成一只较好管理的野兽般的尺寸；每一页上头都有她手写的标记与修改。我欠她许多感谢，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她总是早上六点起床，开始拿起铅笔改稿。我试着用一定的速度持续写这本书。纳恩知道这点，所以每当我开始动摇时，她就会踩着我的脚，（就大喊像编辑的习惯一样，这部分全标记在页边的空白处）：“写快点！斯蒂芬！写快点！”

这本书献给了苏兰达·佩托，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三十年来我可靠的友情泉源。二〇〇八年六月，我接到了他死于心脏病的消息。我坐在我办公室的楼梯上哭了起来。等到哭完以后，我又回头工作。这就是他会希望我做的事。

还有你，忠实的读者。谢谢你读了这个故事。

如果你得到的乐趣就跟我在写的时候一样，那么对我们来说，这都是件再幸运不过的事了。

斯蒂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