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智力无法理解各种现象的全部原因，但人的心灵却往往想探索它们。人的智力不深入了解无数错综复杂的条件（其中每一个条件单独看都像是原因），只随便抓住一个首先碰到的近似条件说：这就是原因。在历史事件中（人的行动在这里是观察对象），最原始的近似条件是神的意志，然后是站在历史显要地位的人的意志，也就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意志。但是，只要深入了解每一历史事件的实质，也就是深入了解参与其事的全体群众的活动，就会相信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不仅没有引导群众的活动，而是常常处于被引导地位。不论怎样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情况都是这样。有人说，西方人向东方进军，是因为拿破仑要这样做；另外有人说，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非发生不可。这两种人的差别就同下列两种人的差别一样：一种人说，地球固定不动，是行星围着地球转；另一种人说，他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支持着地球，但知道，地球和行星的运动都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一个历史事件不可能有多种原因，只能有一种原因。但支配事件的规律，有些是未知的，有些已被我们摸索出来。我们只有摈弃从某一个人的意志中寻求原因的方法，才能发现这些规律，就像人们只有摈弃地球固定不动的观念，才能发现行星运动的规律一样。

史学家认为，在一八一二年战争中，除了鲍罗金诺战役、莫斯科沦陷和被焚之外，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俄军从梁赞大道来到卡卢加大道，然后直入塔鲁季诺营地，也就是所谓越过红帕赫拉河的侧翼进军。史学家把这一天才功勋的荣誉归于不同的人，并且争论究竟应该归功于谁。谈到这次侧翼进军，就连外国史学家，包括法国史学家在内，也都承认俄国统帅的天才。但是，为什么军事著作家以及他们的信徒都认为，这次侧翼进军是某个人深思熟虑的结果，从而使俄国得救、拿破仑失败。这种观点是难以理解的。首先，很难理解这次行动的深思熟虑和天才决策表现在哪里，因为，一支军队在不受攻击时，它的最有利位置就是粮草充裕的地方，这个道理是无需多费思索就能懂得的。任何人，就连一个不懂事的十三岁孩子，也能毫不费事地看出，一八一二年莫斯科失守后，军队最有利的位置是在卡卢加大道。因此，第一，无法理解，史学家凭什么认为这次行动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第二，更难理解的是，史学家怎样看出，这次军事行动对俄军是得救而对法军是致命打击？因为这次侧翼进军，如果在进军前、进军中和进军后发生其他情况，那么，对俄军就可能是致命打击而对法军则是得救。如果说，这次军事行动后，俄军的地位开始改善，那也绝不能说是这次行动促成的。

这次侧翼进军，如果没有其他条件配合，不仅不会给俄军带来什么好处，而且可能使俄军毁灭。如果莫斯科没有被毁，如果缪拉没有从视野中失去俄军，如果拿破仑没有按兵不动，如果按照别尼生和巴克莱的建议在红帕赫拉附近打一仗，那会怎么样？如果法军在俄军渡过红帕赫拉河后大举进攻，那又会怎么样？如果拿破仑在逼近塔鲁季诺时，用进攻斯摩梭斯克十分之一的兵力进攻俄军，那又会怎么样？如果法军进攻彼得堡，那又会怎么样？……这些假定如果有一条成立，那么，这次侧翼进军就会由救星变为灾星。

第三，最难以理解的是，研究历史的人不愿看到，这次侧翼进军不能归功于任何一个人，谁也没有预见到，这次军事行动也像撤出菲里时一样，没有一个人看见它的全貌，它的全貌是从无数错综复杂的条件中，一步一步，一个事件一个事件，一个瞬间一个瞬间地不断显现，直到行动完成并成为往事后，才豁露出来。

在菲里会议上，俄军将领多数认为，沿着下城大道一直退却是理所当然的事。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这个意见，尤其是会后总司令同主管军粮的兰斯基那场著名的谈话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兰斯基向总司令报告说，军粮主要集中在奥卡河沿岸的图拉省和卡卢加省，要是向下城撤退，存粮将被广阔的奥卡河隔断，时令已交初冬，渡河是不可能的。这是必须放弃原先认为最自然的直下下城的想法的第一点理由。军队沿右边梁赞大道行进，离给养较近。后来，由于法军甚至不知道俄军在什么地方而按兵不动，俄军则要保护图拉的兵工厂，尤其是要接近粮草存放地，就进一步向南移动，来到图拉大道。俄军神速地过了红帕赫拉河向图拉大道行进的时候，将领们想在波多尔斯克停下来，根本没考虑塔鲁季诺阵地。但是无数情况，包括原先不知俄军去向的法军的重新出现，作战计划的改变，尤其是卡卢加的粮食充裕，促使俄军更向南移，移到粮食所在的交叉路，从图拉大道转到卡卢加大道，直奔塔鲁季诺。就像无法回答莫斯科是何时放弃的那样，人们也无法回答转移到塔鲁季诺究竟是谁的主意，直到俄军由于各种不同因素的巧合来到塔鲁季诺后，人们才煞有介事地说，他们早就想这样做，早就预见到这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