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在彼得堡始终没有选到一个职业，而且确实因酗酒闹事被驱逐到莫斯科。大家在罗斯托夫伯爵家谈到的确有其事。皮埃尔参加了捆绑警察和狗熊的恶作剧。他几天前才到，照例住在他父亲家里。虽然他料到他的事在莫斯科已经传开，父亲身边那几个女人本来待他不好，一定会乘机惹伯爵生气，他还是在到达当天就来到父亲屋里。他走进公爵小姐们日常活动的客厅，向两个正在刺绣和一个正在读书的女人问好。这三个女人中，年纪最大的是那个上身很长、服装整洁、神态严厉的老姑娘，刚才出来看见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就是她，此刻她正在读书；两个年轻的脸色红润，容貌秀丽，正在绣花，她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一个唇上生有一颗黑痣，使她显得格外妩媚。她们看见皮埃尔，就像看见一个死人或者瘟神。大公爵小姐放下书，眼神惊惶地对他望望，没有作声；没有痣的小公爵小姐现出同样的神态；有痣的最小的公爵小姐生性快活爱笑，这时低头对着刺绣架，免得人家看见她想到即将发生一幕好戏而忍不住要笑。她把毛线往刺绣架下引，低下头，仿佛在辨认花样，其实是在掩饰笑容。

“您好，表姐，”皮埃尔说，“您认不出我吗？”

“我太认得出您了，太认得出您了。”

“伯爵身体怎么样？我能见见他吗？”皮埃尔照例笨嘴笨舌地问，但并没有发窘。

“伯爵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很痛苦，您是不是还要来增加他精神上的痛苦？”

“我能见见伯爵吗？”皮埃尔又问。

“哼！……如果您要他的命，要他一下子没命，那您就去见他。奥尔加，您去看看，叔叔喝的肉汤炖好没有，快到时候了。”她补了一句，借此向皮埃尔表示，她们都在忙着照顾他父亲，而他却来增加他的痛苦。

奥尔加出去了。皮埃尔站了一会儿，望望表姐们，鞠了一躬，说：

“那么我到自己屋里去。什么时候能见他，请你们通知我。”

他走了。他走后，听见有黑痣的表姐发出又低又脆的笑声。

第二天，华西里公爵来了，住在别祖霍夫伯爵家。他把皮埃尔叫到眼前，对他说：

“老弟，你在这里要是也像在彼得堡那样，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不瞒你说，伯爵病得很重、很重，你根本用不着去看他。”

从此就再也没有人去打扰皮埃尔，皮埃尔整天独自待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

保里斯进去的时候，皮埃尔正在房里踱步，偶尔在角落里停一下，对墙壁摆出威吓的姿势，好像在用剑刺穿看不见的敌人，并且严厉地从眼镜上方凝视着，然后又踱起步来，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耸耸肩膀，摊开双手。

“英国完蛋了，”皮埃尔皱起眉头说，一只手指指什么人，“庇特出卖民族和民权，应判处……”他想象自己就是拿破仑，并已冒险强渡加来海峡，占领了伦敦。他还没有说出对庇特的判决，就看见一个年轻漂亮、体格匀称的军官走进来。他站住了。皮埃尔出国的时候，保里斯才十四岁，如今他一点也记不得了。虽然如此，他还是敏捷而热情地握住保里斯的手，友好地微微一笑。

“您还记得我吗？”保里斯镇定而愉快地微笑着说，“我跟妈妈来看望伯爵，他好像身体不太好。”

“是啊，他大概病了。总是有人打扰他。”皮埃尔回答，竭力回想这个青年是谁。

保里斯觉得皮埃尔没有认出他，但认为没有必要自我介绍，只是若无其事地盯住他的眼睛。

“罗斯托夫伯爵请您今晚到他家去吃饭。”保里斯在皮埃尔觉得难堪的长时间沉默之后，说。

“啊，罗斯托夫伯爵！”皮埃尔高兴地说，“那么您是他的儿子伊里亚啰？哦，乍一见到您，我没认出来。您还记得我们同若科夫人一起坐车去麻雀山吗……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您弄错了，”保里斯不慌不忙说，带着几分放肆的嘲弄，“我叫保里斯，是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的儿子。至于罗斯托夫家，父亲叫伊里亚，儿子叫尼古拉。我不认识什么若科夫人。”

皮埃尔挥挥手，摇摇头，仿佛有蚊子或者蜜蜂向他飞来。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全搞糊涂了。我在莫斯科有那么多亲戚！您是保里斯……对了。好，现在弄清楚了。那么，您对布伦远征有什么看法？只要拿破仑一横渡海峡，英国人就要倒霉了。您说是吗？我想远征很有可能。但愿维尔纳夫不要出纰漏！”

保里斯不读报，不知道布伦远征，维尔纳夫的名字也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在莫斯科这里，对请客吃饭和流言蜚语比对政治更感兴趣，”保里斯镇定而嘲弄地说，“这类事我一点也不知道，也不考虑。在莫斯科，大家最感兴趣的是流言蜚语，”他继续说，“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您和令尊呢。”

皮埃尔忠厚地微微一笑，仿佛替对方担心，唯恐他说出什么会后悔的话来。但保里斯盯着皮埃尔的眼睛，说得清清楚楚，不动感情。

“在莫斯科，大家无所事事，就知道搬弄是非，”保里斯继续说，“大家关心的是，伯爵将把财产留给谁，但可能他活得比我们大家都长，我也衷心这样希望……”

“是的，这一切都叫人厌恶，叫人厌恶。”皮埃尔接口说。他还在担心，唯恐这位军官说出使他自己尴尬的话来。

“您大概以为，”保里斯说，微微涨红了脸，却没有改变语气和姿势，“您大概以为，大家都想从富翁手里弄到点什么吧。”

“就是这么一回事。”皮埃尔想。

“为了避免误会，我要对您说，您要是把我和我母亲也看作那种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很穷，但我至少可以代表我自己说：正因为您父亲有钱，我才不愿同他攀亲戚，我也好，我母亲也好，决不会向他要求什么，也不会从他那里接受什么的。”

皮埃尔好一阵不明白他的话，但等到一明白，就从沙发上跳起来，以他特有的慌张而笨拙的姿态抓住保里斯的手，脸涨得比保里斯更红，又羞又恼地说：

“这算什么话！难道我……谁会往这上头想……我很清楚……”

但保里斯又把他的话打断了：

“我很高兴，把要说的话都说了。这样也许使您不痛快，那就请您原谅。”他不但不等皮埃尔来安慰他，反而安慰起皮埃尔来，“但愿我没有得罪您。我这人就是心直口快……我该怎样回话？您去罗斯托夫家吃饭吗？”

保里斯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却把别人放在这种地位，他感到如释重负，轻松愉快。

“不，您听我说，”皮埃尔平静下来说，“您这人真了不起。您刚才说的话很好，非常好。当然，您不了解我。我们那么久没见面了……当年我们还是孩子……您以为我会……我明白您的意思，完全明白。换了我，就做不到，我没有这样的勇气，不过这样很好。我认识您，感到很高兴。真奇怪，”他沉吟了一下，笑笑，添加说，“您竟把我看成这样的人！嗯，那也没有关系，我们以后会进一步相互了解的。就是这样。”皮埃尔握了握保里斯的手，“不瞒您说，伯爵屋里我一次也没去过。他没叫我去……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可怜……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您认为拿破仑的军队能渡过海峡吗？”保里斯含笑问。

皮埃尔看出保里斯想改变话题，就顺着他的意思，分析起布伦远征的利弊得失来。

听差来请保里斯到他母亲那里去。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要走了。皮埃尔答应到罗斯托夫伯爵家吃饭，因为这样可以进一步和保里斯接近。他紧紧地握了握保里斯的手，亲切地从眼镜上方瞧着他……保里斯走后，皮埃尔又在屋里踱了好半天，不再用剑刺那无形的敌人，却笑眯眯地回想着这个聪明、坚强的可爱青年。

皮埃尔对保里斯说不出有多喜欢，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同他做朋友。这种心情在青年时代，特别在孤独的时候，是很容易产生的。

华西里公爵送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出去。公爵夫人拿手帕捂着眼睛，满脸泪痕。

“真可怕！真可怕！”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说，“不管得付出多大代价，我也要尽到我的责任。晚上我来守夜。不能这样撂下他不管。现在每分钟都很宝贵。我不明白公爵小姐她们怎么这样磨磨蹭蹭的。也许上帝会帮助我替他做好后事……再见，公爵，愿上帝保佑您……”

“再见，亲爱的朋友。”华西里公爵回答，转身从她身边走开。

“唉，他病得真厉害，”母子俩坐上马车时，母亲对儿子说，“他几乎谁也不认识了。”

“妈妈，我不知道他对皮埃尔究竟抱什么态度？”儿子问。

“遗嘱会说明一切的，我的宝贝；我们的命运也要看遗嘱了……”

“凭什么您认为他会留点什么给我们呢？”

“啊，我的宝贝！他那么有钱，我们却这么穷！”

“哦，妈妈，这理由可不够充足！”

“唉，天哪，天哪！他病得多重啊！”母亲叹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