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你看看那个男人！等一下，现在先别往那儿瞧，你转过来对着我，咱们接着聊。我可不想让他看到我，也不希望他和我打招呼。现在你可以瞅瞅他。是那个矮墩墩的、穿貂皮领大衣的男人吗？不是，怎么会是他呢？我说的是那个瘦高个儿、面色苍白、穿黑色大衣的男人，他正在跟那位苗条的甜品店金发女服务员说着什么，让她打包橘皮蜜饯。哎，真怪，他从来没给我买过这个。

你怎么了，亲爱的？没事，等一下，我擤擤鼻子。

他走了吗？要是走了，你就告诉我一声。

他在付账吗？……你告诉我，他拿的是什么样的钱包？你好好盯着，我可不想朝那边看。不会是一个棕色的鳄鱼皮钱包吧？……对吗？你看，这可真让我高兴。

我为什么高兴？不为什么，就是高兴。当然啦，那个钱包是我送给他的，他四十岁生日的时候。已经十年了。我还爱他吗？……还真难回答，亲爱的，是的，我相信我还爱着他。他已经走了吗？……

他要是走了，那就太好了。等一下，我在鼻子上补点粉。能看出来我哭过吗？真是愚蠢！但你知道，人呐，就是这么愚蠢。当我看他的时候，心还是怦怦乱跳。我能不能告诉你那个人是谁？当然可以，亲爱的，这不是什么秘密。这个人是我的前夫。

你说，我们来一份开心果味的冰激凌怎么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说冬天不能吃冰激凌。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冬天来这家甜品店吃冰激凌。我有时候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做的，简简单单，做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美好或意义多么重大，仅仅因为有做它的可能。

我本来就喜欢冬天到这家店里来小憩，通常在晚上五点到七点之间。尤其在分手后的这几年，当我变得形单影只之后，我对这家摆满上世纪家具的红色沙龙更是喜爱有加，还有这里上了年纪的女店员。在这里透过玻璃窗观看广场上的大都市景象和进店出店的穿梭人流，对我而言是一种享受。所有的这一切都蕴藏着一丝暖意和某种不易察觉的上世纪末的气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煮的茶是最好的？……我知道摩登女性不再去甜品店了。她们都去咖啡馆，匆匆忙忙，没有时间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休息，午餐喝四十菲列的黑咖啡，再配上一道色拉，真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我仍属于另一个世界，仍需要精致典雅，摆满了老家具和玻璃橱柜，挂着红色丝绒壁毯，常客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伯爵夫人、公爵夫人的甜点店。我并不是每天都来这里，你肯定能够想象得出，我在冬天有时来这里坐一坐，心情该是多么舒畅。有一段时间我常跟我丈夫在这里见面，六点钟后，他下班之后，那是我们的品茶时间。

我敢肯定，现在他也刚从单位下班过来。七点过五分，这是他的时间表。我直到今天都对他的所有动向和行踪了如指掌，仿佛我过的是他的生活。六点零五分，他招呼衣帽间的服务生为他刷刷大衣和礼帽，并且帮他戴上。出门后，他先把车打发走，随后步行回家，因为他想透透气，让脑子清醒清醒。他很少步行，所以才这样苍白。也许还有别的原因，那我就不清楚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再没有见过他，也不跟他说话，我已经有三年没跟他说过话了。我不喜欢那种矫揉造作的离婚方式，离婚之后夫妻俩挽着手臂离开法院，接下来一起去城市公园的著名餐厅共进午餐，他们对彼此是那样的喜欢和在乎，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吃完饭后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我是另一种品性、另一种脾气的女人。我不相信一对夫妻在离婚后还能成为好朋友。婚姻就是婚姻，离婚就是离婚。这是我的观点。

你怎么认为？当然，你从来没有结过婚。

你看，我不相信人类发明出来，并且惯性地重复了千百年的事情是一种虚无的形式。我相信婚姻是神圣的，离婚是对神圣的亵渎。我一向受到的是这种教育。不仅是教育、信仰使我相信这点。我之所以相信这些，还因为我是女人，我认为离婚也不完全是流于空洞的形式，就像登记注册以及在教堂举行婚礼的仪式一样，婚姻使双方的灵魂和肉体紧密相连，而离婚则彻底地将彼此的命运分开和割裂。我们离婚的时候，我一刻都不会自欺欺人地相信我跟我的丈夫仍然是“朋友”。当然，他仍然表现得礼貌体贴，并且非常慷慨大方，仿佛理所应当或习以为常。但是我既不礼貌，也不慷慨，我连钢琴都搬走了，是的，就是这样。我的报复心非常强烈，甚至想把整座房子都搬走，连窗帘也不留下，所有的一切都通通带走。从离婚的那一刻起，我就是他的敌人。现在是，永远是，直到我咽气为止。千万不要友好地请我去城市公园的饭店吃饭，我可不是那类造作的女人，她们离婚之后还去前夫家里，如果用人偷了他的内衣，还要帮他收拾整齐。即使他的所有东西都被偷了，我也不会觉得可惜，即使哪天我听说他病了，我也不会去他那里探望。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懂吗？这本身就让人无法心平气和。

等一下，我还是收回刚才说他生病的那句话吧，我不希望他生病。如果他真病了，我还是会去看他的，去病房探望他。你笑什么？你在取笑我吗？因为我希望他病了就可以去探望他？是的，我当然这样希望，直到死我会一直怀着这个希望。但他还是不要真的生病为好，你看，他的脸是多么苍白啊……他这几年一直都这样苍白。

我想告诉你整个故事。你有时间吗？我，很遗憾，我拥有太多空闲时间了。

哦，冰激凌来了。你知道吗，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我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而你马上去了美国。我记得那时我们还鸿雁传书，联系了三四年，对吧？我们之间是那种病态、愚蠢的青春期爱恋，但现在我对这种爱可没什么好印象。感觉似乎一个人没有爱就无法生存，所以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你。你们家非常富有，而我们家只是普通中产阶层，拥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从走廊进来直接就是家门。我很仰慕你……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崇拜是情感联系的一部分。虽然我也有一位女佣，但是她用的是我用过了的洗澡水。这些细节非常重要。贫穷和富有之间有很多可怕的精细的亚层。在贫困里面，再往下数，你认为还有几种可以细分的层次？……你是富人，你不会理解每个月收入四百到六百之间的巨大差距。每个月收入两千和一千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现在我对此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家是每月收入八百的阶层，而我丈夫每个月的收入是六千五百，我必须要适应这种差距。

他们家所有的一切都跟我们家的截然不同。我们租的是公寓房，他们租的别墅。我们有一个阳台，种着天竺葵，他们有一个小花园，种着两坛鲜花和一株老核桃树。我们用的是一个简陋的冷藏柜，夏天必须自己买冰块放进去用来降温，而我婆婆家里有一台小电冰箱，可以制出漂亮、整齐的四方冰块。我们家里有一个负责打点所有事务的用人，而他们家却有一对仆人夫妇，分别担任用人和厨师。我们有三个房间，他们有四个，加上客厅实际上有五个。他们的客厅门上挂着雪纺纱窗帘，宽敞明亮；我们家只有一个前厅，冷藏柜也摆在那里——就是普通佩斯家庭那种光线昏暗的前厅，角落里摆放着鞋刷子盒，还有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挂衣架。我们有一台三管收音机，是我父亲分期付款买来的，只能“接收”它感兴趣的电台；他们家的收音机有柜子那么大，就像一件家具，同时具有收音机和留声机的功能，靠电流运转，可以更换唱片，在房间里甚至能欣赏日本歌曲。我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始终是要生存下来，而他们接受的教育，首先是生存，然后是如何优雅地、有教养地、循规蹈矩地、始终如一地生活，而后者更为重要。可惜的是，对于这些巨大的差别，我那个时候并不懂得。

有一次，吃早餐时，那时我们刚刚结婚不久，他对我说：“我对餐厅里那些紫红色的椅套感觉有些厌倦，它们过于鲜亮刺眼，仿佛有人在那里一直尖叫。亲爱的，你去城里转转吧，找些别的椅套在秋天用。”

他要把十二个“让人有些厌倦”的椅套全部换掉。我困惑地看着他，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他不像是在开玩笑。他神情专注地读着报纸，目光严肃，可以看出，他说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的确——我不否认——那个惹他心烦、让他焦虑的刺眼颜色是有一点俗气。那是我母亲选的，椅套还是全新的。他离开后，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不是傻瓜，我清楚地知道，他想通过这个对我表达什么……他想说的话，不能用直接、准确和唐突的言语来表达，即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品位上的差距，我来自另一个世界，即使我懂得并学会了一切，即使我跟他一样也属于中产阶级，但由于一个层次，由于一个他所喜欢的、几乎令人难以察觉的色调差别而使我跟他变得判若云泥。与贵族相比，市民阶层对这些细微感受的差异尤其敏感。市民要穷其一生地不断证明自己，而他从一降生就获得了确凿的身份。市民永远要迫不得已地去争取去储蓄去积累；而他，事实上既不属于要靠奋斗生存的第一代，也不属于靠储蓄和积累苦熬的第二代。这些他曾经跟我说过一次。当时他在阅读一本德文书，并且宣称他找到了生命的伟大真谛。我不喜欢这类“伟大真谛”，我相信，在人类生活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始终存在着无数微不足道的琐碎问题，而且只有它们作为整体才真正重要——因此我挖苦地问道：“那么，你真的相信你了解了自己？……”

“当然了解。”他回答说。在眼镜片后，他的目光充满了孩子般的真诚，如此炙热，让我几乎为自己的提问感到追悔。“我是一位艺术家，只是没有找到适合我表现的艺术形式而已，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普通市民身上。通常一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家庭就会面临危机。”

从那之后，他再没有谈论过这个话题。

当时我对此根本不理解。他既不写作，也不绘画，更不演奏音乐。他鄙视艺术爱好者，但是他阅读很多书籍，“系统地、有条不紊地”——这是他最喜欢的词——对我来说他实在是有些过于系统和有条不紊了。我喜欢阅读，主要根据个人喜好和心情而定，而他阅读，仿佛要履行生命中的一项重大义务。如果他开始阅读一本书，他从不会放弃，会一直读到最后一个字——即使那本书很无聊或者令人生厌，他也要坚持读完。阅读对他来说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他如此尊重每个字，就像神父对待圣书一样虔诚。他以同样的热情对待绘画，以同样的意志力前往博物馆、剧院、音乐厅。他对万事万物都感兴趣，由衷地感兴趣，他对所有涉及灵魂的事情都满怀激情；而我，却只对他感兴趣。

可惜他恰恰没有找到自己的“艺术形式”。他管理工厂，经常旅行，雇用艺术家并付给他们很高的薪水。他非常留意，从不把自己比绝大多数雇员和顾问独特得多的个人品位强加到别人身上。他讲的每句话都极有分寸，彬彬有礼，就像为某事寻求谅解一样，就像自己毫无主见，需要得到别人帮助一样，但在一些重要事情的决断上，尤其是事业上的事情，他却能表现出果断、固执的态度。

你知道我丈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是世上最罕见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说的“男人”一词，既不同于那种舞台上或者爱情剧里英俊男主角的概念，也非指人们常说的那类拳击冠军式的男人。他的灵魂是刚毅的，是一个坚定而谨慎的人，敏锐又焦躁不安，多思且充满猜疑。对于所有这些，我当时并不明白。一个人在生活里很难什么都学会。

在学校里谁都没学过这些，包括你我，对不对？……

也许，我该从他向我介绍了一位朋友的那一天讲起，那个人叫拉扎尔，是位作家。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你读过他的书吗？我已经读过他的全部作品。事实上我对他的作品逐字逐句地咀嚼，仿佛他的书里隐藏着的某种秘密，而那同时也正是我生活的秘密，但是最后我没能在他的书中找到任何答案，我没有找到这些秘密的答案。生活的答案有时令人瞠目结舌。我在此之前没有阅读过这个作家的任何字句。他的名字我是知道的，但也仅此而已。我不知道我丈夫认识他，也不知道他们还是朋友。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时，发现我的丈夫正在家里陪着这个人，于是，某种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那是第一次和他见面，在我们婚姻的第三个年头，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根本不了解我的先生。我和一个我根本不了解的人一起生活。有时我以为自己了解他，但是我发现，对于他的喜好、品位、欲望我一无所知。你猜他们两个人在做什么，拉扎尔和我的丈夫，就在那天晚上？……

他们在玩游戏。

但那是多么令人感到奇怪和焦躁不安的游戏啊！

他们没有打法式扑克牌，根本没有。我的先生本来就非常痛恨和厌恶打牌之类中规中矩、缺乏想象力的娱乐方式。他们在做游戏，那么奇怪，有点可怕，起初我一点都没有理解他们，我感到害怕，紧张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仿佛我误入了疯人院。我丈夫跟这个人在一起时，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样子。在我们婚后第三个年头，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在起居室里见到我丈夫和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在一起，那位先生友好地向我走过来，他瞥了我丈夫一眼，然后说：“你好，伊伦卡，你不会生气我把彼得带到家里来吧？……”

他指着我的丈夫说，我丈夫一脸窘态地站起身来，用尴尬的、充满乞谅的眼神看着我。我相信，他们肯定疯了。但是他们没有过多留意我的神色，那个陌生人接着拍着我丈夫的肩膀说：“我在奥雷纳大街碰上了彼得，你知道吗，他连停都不想停一下，这个疯子，他只想敷衍了事地打个招呼后溜掉，我当然没有放他走，我对他说：‘彼得，你这头老驴，你没生我的气吧？……’然后我就挎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这里来了。好啦，孩子们!”他接着说，“你们现在可以拥抱了，我允许你们吻吻脸。”

你能想象得到吗，我是如何目瞪口呆地立在那里的？我手里攥着手套、挎包和帽子，就这么木讷地呆立在房间中央，仿佛是一头灰色的小蠢驴，只知道傻愣愣地看着。我的第一感觉是赶快跑出去打电话给家庭医生，或者叫一辆救护车来，我甚至还想到了警察。但是就在这时，我丈夫朝我走过来，不安地吻了我的手，然后垂下头来对我说：“让我们把过去的一切都忘记吧，伊伦卡，伊伦卡，我为你们现在的幸福感到高兴。”

然后我们坐到桌前吃晚餐。作家坐到了彼得的位置上，他开始安排，吩咐用人，就像他才是一家之主。他没有跟我使用“您”，而是以“你”相称。女佣认为我们全都发疯了，她甚至惊诧地将沙拉盘子掉到了地上。晚上他们仍然没有给我解释那个游戏的规则，因为我的一无所知、混沌不明正是那个游戏的趣味所在。他们还商量好，他们两个人，在等我的那段时间，要进行一场完美的演出，就像两个真正的专业演员一样。根据这出戏脚本里写的基本剧情，我和彼得几年前离了婚，然后和这个作家——也就是我丈夫的朋友结了婚。彼得很受伤害，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我们，房子，家具，所有的一切。总而言之，现在作家是我的丈夫，彼得和他在街上相遇，作家挽着的是我那深受伤害、已经离异的前夫，他对彼得说：“你看，别再犯傻了，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你上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伊伦卡也很想见到你。”然后彼得真的上来了。现在我们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在从前我和彼得生活的房子里友好地共进晚餐，作家是我的丈夫，他睡在彼得床上，占据了我生命中原本属于彼得的位置……你懂吗？这就是他们在做的游戏，就像两个疯子一样。

除此之外，这个游戏也有其具体的细节刻画。

彼得扮演的是一个备受回忆折磨，处于困惑之中的角色。作家扮演的是过于从容自如、无拘无束的角色，而实际上由于情境的特殊性他自己也局促不安，面对彼得时内心充满犯罪感，因此他表现得声音高亢，面容可亲。我扮演的是……不，我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我只是坐在他们中间，轮番注视着这两个成年人，这两个聪明人所做的让人费解的愚行。

当然，我最终还是领悟了这出游戏的精妙内涵，然后也开始遵循这个群体游戏的特殊规则。但是，那天晚上，我也领悟到了别的什么。

我的丈夫，我曾坚信他完全彻底属于我，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从头到脚连肌肤和毛发都属于我，我以为我拥有他内心深处的全部隐秘；但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属于我，对我来说，他几乎是一个陌生人，他拥有很多秘密，就好像我已经发现了他的一些疑点：也许他曾坐过牢，也许他有病态的热情，也许在他身上有着跟我在过去几年内以为的完全不符的东西。我发现我丈夫只在某些方面跟我是亲密的伴侣，除此之外，他就像这位我丈夫在半路上遇见并带回家来的作家一样神秘陌生。他们背着我，发明了一种荒唐、令人费解、带有同谋性质的游戏，并且在我面前表演。我知道，我的丈夫不仅仅活在我所认识的那个世界里，他还拥有另外一个世界。

我同时发现，这个人，这个作家，对我丈夫的心灵有着强大的控制力。

告诉我，这是一种什么力量？……现在人们对这方面写了很多，也谈论了不少。什么是政治力量，是什么理由导致一个人能将他的意志灌输给千百万人？而我们女人的力量，我们的能力是什么？你说是爱情。也许就是爱情吧。我有时对这个词心存疑惑。我不否认爱情，当然不会。它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力量。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男人们，当他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爱我们时，他们是鄙视这一切的。每个真正的男人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有所保留，有所克制，仿佛拦阻女人进入他们本性、灵魂的领地，如同他对他爱的那个人说：“好了，就到此为止吧，亲爱的，别再往前走了。就到这里吧。在这儿，在第七个房间里，我想自己独处。”愚蠢的女人会为此发疯崩溃，聪明的女人由此黯然神伤，她们会变得好奇，最后被迫接受了现实。这是什么力量？

这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心灵的统治力量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并不快乐、焦躁不安、聪明、可怕，同时并不完美、受过伤害的作家拥有能够掌控我丈夫灵魂的力量？

因为他本身就拥有这种力量，后来我才明白这一点，他身上具有某种危险、致命的力量。在那之后过了很久，我丈夫有一次对我说，这个人是他生命的“见证人”，他努力尝试解释。他说，所有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位见证人，在年轻的时候遇见的这个人更为强壮，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实际都是为了能把内心深处感到羞愧的事情在这位无情的法官面前隐藏起来。见证人不相信我们。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关于我们的一切。也许你会被任命为总理或者获得诺贝尔奖，但是见证人只是微笑。你相信这些吗？……

他还说，我们一生中所做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为了奉献给见证人，我们要让他相信我们并且从他那里获得证明。在职业生涯中，在个体生命中，他所有的努力首先是为见证人准备的，你了解那种窘迫的处境吗？当年轻的丈夫向他的妻子介绍“那位”朋友时，介绍他年轻时代伟大的伙伴时，他焦虑地等待朋友的反应，他的朋友是否喜欢这个女人，他的选择是否正确？……他的朋友当然深思熟虑并且极其友好，但是暗地里却心生妒忌，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个女人都把朋友从一种感情关系中排挤了出来。那天晚上，他们就是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只是他们更有意识，因为他们俩知道得很多，而我对他们知道的东西却一无所知。

但是这一次，我从他们的交谈里明白：这两个同谋——我的丈夫和作家——知晓某些关于男人和女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我丈夫跟我从来没有提过。好像这些事不值得跟我提似的。

午夜过后，这位不速之客走了以后，我走到丈夫跟前直接问他：“你说，你是不是有些瞧不起我？”

他从雪茄的烟雾后疲惫地眨着眼睛盯着我，仿佛刚泡完酒馆回来，带着宿醉的微醺听我的责骂，实际上，那一天晚上我丈夫第一次邀请那个作家到我们家，并跟他一起进行那个奇怪的游戏，留给我们比狂欢或大吃大喝后更糟糕的余味。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很累，特别苦涩的感觉席卷而来。

“没有，”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没有瞧不起你，怎么会呢。你为什么这么想？你是一个聪明女人，而且有很强的个性。”他肯定地说。

我思忖着，心怀疑虑地听着他讲的话。我和他面对面地坐到已经收拾好了的桌子旁——我们在桌子旁坐了整整一晚，晚饭后没去客厅里，而是在一堆烟蒂和空葡萄酒瓶之间“席后倾谈”，因为客人喜欢这样——我怀疑地反问：“聪明，有个性，是的，但你对我的个性和内心是怎么看的呢？”

我感觉到，这个问题有些令人伤神。我的丈夫认真地看着我，但是没有回答。

好像他在说：“这是我的秘密。我肯定了你的聪颖和个性，你应该感到知足了。”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很久以后我常常想起那个夜晚。

作家很少到我们这里来。他和我丈夫也不经常见面，但是我还是能察觉到他们找机会见面的迹象，就像一个妒忌的女人感觉到丈夫身上一次短暂相遇遗留下的气味一样，甚至能感觉被一个女人的手紧握过而在男人的肌肤上留下的香料味道。当然，我非常妒忌作家，起初，我时不时地催促我丈夫再次邀请作家来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这种时候，我丈夫会不安地回避这个话题。“他过着隐居生活，不大与人来往，”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着我，“他是个另类，是名作家，他要工作。”

但我知道他们有时候会偷偷见面。有一次，我在一家咖啡馆里偶然看到他们，我从街上看到他们，我第一次有了那种病态、残酷的感觉，就像被人用锋利的物件，用刀或者尖锐的针刺伤一样。

他们并没有察觉到我，坐在咖啡馆的一个包厢里，我的丈夫说了些什么，两个人开始笑起来。我丈夫的面孔再次变得陌生，完全不同于在家里的模样，完全不同，就像我不认识他一样。我感到头晕，快速地走开了，面无血色。

你疯了吗？我想，你在想什么呢？……这个人是他的朋友，一位著名作家，一个特别的人物，一个拥有智慧的人。如果他们见面，也不代表什么。你想让他们怎么样呢？……为什么你的心跳得这么厉害？……你害怕他们不让你作为第三者参加游戏？怕你不能成为那个特殊的荒诞游戏中的一份子？……你担心自己在他们眼中不够聪明，或不够有教养？你在妒忌吗？……

我该对自己的念头感到好笑，但是疯狂的心跳并没有停止下来。我的心怦怦乱跳，就像我即将分娩必须去医院一样，但那种妊娠时的心跳是甜蜜的、幸福的。我拼命在街上快步疾走，感觉遭到背叛并且被人抛弃。我在理智上理解并且也承认这一切：我的丈夫不希望我和这个古怪的陌生人碰面，只有他认识和了解这个人，他们从年轻时代就已经认识，这是他的权利。另外，我丈夫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也感觉到他们某种程度上想骗我蒙我。晚上，我丈夫跟往常一样按时回家，我的心仍然狂跳不止。

“你去哪里了？”当他吻我的手时，我问他。

“哪里？”他望着别处回答说，“哪里也没去，我直接回家来了。”

“你撒谎。”我说。

他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毫无感情地、冷淡到几乎有些厌烦地说：“对，我都忘了，我在路上碰到了拉扎尔，我们去一家咖啡馆里坐了坐。你看，我真把这事给忘了。你看到我们在咖啡馆了？”

他的语调是那样真诚、平静又有些惊讶，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对不起，”我说，“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没有好感。我相信他既不是你真正的朋友，也不是我的朋友，更不是我们的朋友。别再理他，躲他远点。”我乞求道。

“噢！”我丈夫非常好奇地盯着我，他像往常一样非常认真地擦拭着眼镜，“我用不着躲拉扎尔，他从来就不是缠人的人。”

从那之后，他再也没谈过这个人。

现在我很想了解关于拉扎尔的一切，我阅读他的著作，在我丈夫工作的图书馆里我找到了几本，还带着手写的、措辞特别的推荐语。这些推荐文字里有什么特别之处？……那种不敬……我怎么说呢……不，这不是个很准确的词……充满了讽刺和挖苦，就如同作者本人也瞧不上一样，因为他写了这本书。在这些导读中带着某种羞辱、苦涩和悲伤，就如同他的名字下面写着，“是的，是的，我也没有办法，但还是不能把我跟书里描写的人物划等号”。

在此之前，作家在我的印象里颇像某种周游世界的传教士。而这个人在他的书里那么严肃地向世界如此宣告！……对于他写的东西，我无法全部理解，就像他不屑于对我、对读者阐述清楚一样……对此评论家和读者已经做过充分的评论，就像人们讨厌所有的名人那样，也有不少人痛恨这个作家。他从不谈论他的任何一本书籍，从不谈论文学。反之，他对别的所有事情都很好奇：哪天晚上如果他来找我们，我必须向他解释怎么腌制兔肉……你听说过这种事吗……是的，腌制兔肉。我要把我知道的所有关于腌制兔肉的知识教给他；他甚至请来了厨娘。然后他开始妙趣横生地说起长颈鹿，他海阔天空，面面俱到，他知道很多事情；就是从不谈论文学。

你说他们是不是都有些疯狂？……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后来我坚信，这所有的一切都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就像生活中其他的事情那样。他们不是疯子，只是羞于坦露自己的内心。

但是拉扎尔后来消失了，只有他的书籍和文章围绕着我。有时可以听到关于他的流言蜚语，比如和某位政客或者某些著名的女人有关；但是从中不会得到任何确实的推论。政客发誓，著名的作家要加入他们的党派，女人们炫耀说，她们征服了这头怪兽，并用镣铐拴住了他，但是最终怪兽还是逃回到自己的巢穴。几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他。这期间他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他活着。他阅读。他写作。也许还施展魔法。说到这里，我向你讲述一件事。

那之后又过去了五年。我和我丈夫已经一起生活了八年。孩子是在结婚后第三年出生的。没错，是一个男孩。我还给你寄过他的照片。我知道，他漂亮极了。然后我再没给任何人写过信，给你也没写过，我不为别的活着，只为我的孩子。我周围的所有事物似乎消失殆尽，无论近的还是远的，都变得与我无关。不应该这么爱，不能如此爱别人，就连亲生子女也不能这样。所有的爱都粗鄙自私。是的，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的通信也中断了。你是我唯一的女朋友，但是我连你都不需要了，因为我有了孩子，是的，那两年，孩子活着时，世界上只有无与伦比的幸福，让人沉浸在安宁、挂念的情愫中。我知道这个孩子不会活太久。我怎么知道的？……人能够感知这类事情。我们能感知到一切，感知命运。我知道，这样的幸福、美好和仁善，就像这个孩子一样，并不属于我。你不要批评指责我，关于这点我比你更清楚。但是那两年我真的体会过幸福。

孩子死于猩红热。在他第二个生日后的第三个星期，是在一个冬天。

你说，无辜的小婴儿为什么会死？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想了很多，很多次。但是连上帝都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的生活里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只能思考这个问题。是的，现在也同样如此，只要我还活着。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痛苦中康复。这是唯一真实的疼痛，孩子的夭折。其他的痛苦与此比起来，仅仅只能称得上相似而已。你不能理解，我知道。你看，我不知该怎么说，我到底是该妒忌你，还是可怜你，因为你不懂这种伤痛之深……我想，我可怜你。

如果第三年没有这个孩子，也许一切都会不同。如果这个孩子活下来的话，也许生活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也许……因为孩子是最伟大的奇迹，是生命唯一的意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自我欺骗，不要在任何时候为任何事情自欺欺人，因为我马上要对你说的是我不相信孩子能够解决潜伏在两个人之间的紧张和无法释解的矛盾。但是很遗憾，现在谈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不管怎样，孩子还是出生了，活了两年，然后死了。这两年我还是跟我丈夫生活在一起，之后我们就离婚了。

我现在确切地知道，如果在这过程中没有孩子的话，我们可能在第三年就离婚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我不能和我丈夫继续一起生活了。这是生命中最大的痛苦，一个人深爱另外一个人，却无法与之共同生活。

为什么呢？……有一次我缠住他追问在我们之间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时，他这样回答：“你想让我放弃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这点我做不到，与其这样，我宁可去死。”

我立刻明白了。我这样回答：“你不要去死，还是活下来吧，继续做一个陌生人。”

因为他说到做到，他就是这样的人，可能他不会立刻付诸行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年过去了，他的某些话会变成行动。其他人只是说说而已，他们轻率地谈论计划与机遇，但是晚餐以后，马上忘得一干二净。他谈论结局。仿佛他的话跟他的内心绑缚得很紧，他一旦说出，就会坚持不变。如果他说“我宁愿去死”，那么我应该明白这个人不愿意为我放弃自己的内心，他不会向我投降，即使去死也不会。这就是他的性格和命运……有的时候，他仅仅是谈话中不经意地提到几个词，对一个人做出判决，在脑子里闪现出一个“计划”，之后几年过去，他没有再说起这件事，某一天我意识到，他判决的那个人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而那个他附加提出的“计划”在两年后已经变为现实。婚后第三年我已经很清楚，我们两人之间真的存在很大的问题。我的丈夫一向彬彬有礼、温柔体贴，而且他爱我。他从不骗我，也没结识其他的女人，只有我。但是……你注意听着，不要看我，我想我脸红了……我感觉到在我婚姻的头三年和最后两年，如同我不是他的妻子一样，而是……他确实爱我，怎么会不爱呢，但是与此同时，他似乎容忍我出现在他的家里，在他的生活里。在他的性格里有一种宽容的耐性，仿佛他除此别无他法，因此只是平心静气地接受我也住在那里，住在第三个房间里。这就是世界的秩序。他愿意和我聊天，和蔼客气地说话，摘下眼镜，认真倾听，给出建议，有时也开个玩笑。我们一起去剧院，我看到他在人群中跟其他人讲话时，昂着脑袋，手臂交叉在胸前，带着一丝疑惑，面带善意的嘲讽和半信半疑的表情倾听着别人的讲话。因为他从不轻易相信别人。他听他们讲话时，总抱着非常认真负责的态度，然后予以答复，但是他的声音中流露出某种同情、怜悯的味道，就像他知道，世事充满无奈、狂热、谎言和无知，不需要相信一切。即使另一个人以一种绝对的诚意和他讲话，他也不会相信。这点他当然不能告诉别人，因此他总是怀着良好的出发点，带着宽容的心，认真地，带着疑虑聆听他们，过程中有时他会微笑或者摇头，就像对另一个人说：“请您接着讲，我该知道的我都知道。”

先前你问我是否爱他。在他身边我极为痛苦。但是我知道我爱他，我也知道，我为什么爱他……因为他是个忧伤、孤独的人，没有任何人能够帮他，连我也不能。但是，我要花多少时间，经受多少折磨才能知道并理解这一点啊！我很长时间一直以为他瞧不起我，轻视我……但是他的言行中也包含别的东西。这个四十岁的人是那样的孤寂，就像荒原中的修道士。我们生活在大都市中，家境富裕，交友甚广，社交圈庞大，但是我们恰恰是孤独的。

一次我看到他的另外一个样子，仅仅一次，一瞬间而已。孩子出生时，这个面色苍白、忧郁、孤独的男人走进房间。他不安地走过来，就像一个人置身于某种尴尬、夸张的情景里，对一切都感到有点难为情。他站在摇篮前面，犹豫不决地倾斜上身，就像他习惯的那样，双手背到了身后，小心，审慎，带着克制。那一个小时我很累，但是我特别注意观察他。

他朝着摇篮倾下身来，那时，就在那一刻，他苍白的脸上闪出一种光辉，就像从他身体内部开始发光一样。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他长时间地看着孩子，大概有二十分钟，一动不动。然后朝我走了过来，把他的手放到我的额头上，就这样站在床边，一言不发。没有看我，只是凝望着窗外。我们的宝贝就出生在那个多雾的十一月的凌晨。我丈夫在我的床边也站了一会，抚摸着我的额头，他的手掌滚烫，然后开始和医生交谈，就像他已经处理完事情而开始谈论别的事情一样。

但是我知道，在那一刻，也许在他生命中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体会到幸福。也许他也会愿意为此对他称之为“男人尊严”的那个秘密做出让步。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他以另一种更为亲密的方式和我谈话。我可以感觉到，我还未完全进入他的世界，我知道，这个人在跟自己斗争，试图战胜他内心深处抗拒的力量，战胜傲慢、恐惧、伤害、怀疑等那些奇怪的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的情绪，这些纠结阻碍其成为与其他人相同的人。为了孩子他愿意与世界和平共处……至少在有的时候。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在孩子活着的时候，我满怀狂热的希望，我看着这个男人如何与自己的性格抗争。他与自己较量，就像一位驯兽师与猛兽较量。这个寡言少语、既骄傲又忧郁的人千方百计地努力彻底成为自信、谦虚、卑微的人，比如他会买礼物，送给我很多小礼物。这真是让人感动得落泪。因为像他这样羞怯的人是羞于送别人琐碎的礼物的，圣诞节、生日时我总是收到那些昂贵、奢华的礼物，比如一次华丽的旅行、贵重的裘皮大衣、崭新的汽车、首饰……他花二十菲列买一包烤栗子带回家。你明白吗？……或是马铃薯糖或别的什么。现在他则带这些东西回家。他给予我一切，最好的医生，最漂亮的婴儿房，这枚戒指也是那时他送给我的……是的，很贵重……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带着尴尬的微笑，略带羞涩，从绢纸中打开用钩针编织的精美的婴儿外套和头巾。他把这些东西放到婴儿房间的桌子上，脸上挂着请求原谅的微笑，然后快速地离开了房间。

我想说的是，那样的情境让我几乎热泪盈眶。因为高兴，因为希望，甚至夹杂着其他的感受：恐惧。我担心他做不到这一点，他不能战胜他自己；担心我们，他、孩子和我……都不能这样坚持下去，不能忍受这一切。有些事情不对劲。但是什么事情？……我去教堂祈祷。“上帝，帮帮我们吧！”我说。但是上帝知道，只有自己才能帮助自己。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他与自己较量。

你看，你现在也变得不安了吧？你问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的丈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亲爱的。这八年中我也一直在苦思冥想这个问题。

而且离婚后我还一直在想。有时我相信，我找到了真相。但是所有的结论都非常可疑。我只能说出我察觉到的症状、现象。

你问，他爱过我吗？……是的，他爱过我。但是事实上我相信，他只爱过他的父亲和他的小孩。

他对他的父亲孝顺体贴，极为尊敬。每个星期都会去看他。我的婆婆每周在我们这里吃一次午饭。我的婆婆，多么苦涩的词语！这个女人，我丈夫的母亲，是我所知道的最精致的人类杰作之一。我公公去世之后，这个富有、高贵的妇人独自住在那个大宅子里。我很怕她会习惯性地到我们这里来。人总是充满偏见，但是这个女人谨慎得体、体贴仁慈，她搬到了一个小一点的公寓，没有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她非常周全、聪明地独自解决了她生活中琐碎、棘手的日常事务。她没有乞求同情和怜悯。当然她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她儿子的事情，只有母亲能了解真相。她知道她儿子对她体贴、恭敬、细心，只是……他不爱她吗？多么可怕的字眼，但是我们应该平静地说出这个事实，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待在我丈夫身边——这是我们俩从拉扎尔那里学到的——就是真实的话语拥有某种创造和净化的力量。在他们俩之间，在母亲和儿子之间，从不曾发生过分歧和争论。“亲爱的母亲，”其中一个说，“亲爱的儿子，”另一个答。他们总是吻手，有着仪式般的礼貌，就是从没说过一句贴心的话语。他们从来不会同时长时间地待在一个房间；一个站起来并以某种借口离开，或者叫其他人进来。他们害怕独自共处、四目相对，就像突然要说出些什么，那将是个很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是母子二人不能谈论和面对的。我是这样感觉的。事实也是这样的，对吧？……是的，事实如此。

我非常愿意让他们和平相处。可他们之间从来都没有红过脸！……他们非常谨慎，就像一个人碰触肢体的伤口一样。有时我去触摸这层关系。但是刚一触及，他们即惊恐万分，马上转移话题。我又能说什么？控告和申诉无法建立在没有看到、无法感知到的迹象基础之上。我能说他们母子之间在某些方面彼此有过亏欠吗？我不能这样说，因为他们俩都完成了“自己的义务”。他们整个一生似乎都用来证实自己没在犯罪现场。命名日、生日、圣诞节、大大小小的家族纪念日，母亲收到礼物，同时也赠送礼物，我的丈夫吻她的手，我婆婆吻我丈夫的额头。母亲午餐或者晚餐时坐在餐桌最重要的位置，每个人恭敬地和她交谈，谈论家庭或者世界的问题，他们从不争论，聆听母亲严谨、客气和低声的观点，然后接着用餐和谈论其他的话题。很遗憾，他们总是谈论其他的话题……哦，那些家庭聚餐！那些谈话间歇的停顿！那些“其他的话题”，那些客气的沉默，永远如此！我不能跟他们讲话，在汤与肉之间，在生日与圣诞节之间，在青年和老年之间，他们总是在谈论其他的事情。我不能说他们什么，因为我的丈夫也和我“谈论其他的事情”，我也像我的婆婆一样从这些聆听与沉默中饱受折磨，有时我想，我们两个人，他母亲和我，都是有罪的，因为我们不能理解他，我们没有找到这个心灵的秘密，不能解决和完成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真正的任务。我们不理解这个人。她给了他生活，我给了他一个孩子……一个女人能否给予一个人更多？你认为不能吗？……我不知道。一天我开始对此产生怀疑。我想对你说，今天，因为我们见面，我看到他了，并且感觉到所有的一切再次涌上心头，我必须向谁倾诉，因为这始终困扰着我。那么现在我和你诉说吧。你不累吧？你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吗？你听我说，大概可以把所有的事情讲完。

也可能，他尊重我们，并且他肯定也是爱我们的，但是无论是他母亲还是我都没有理解他。这是我们人生的一大失败。

你说，爱不需要，也不可能被“理解”吗？你错了，亲爱的。我本来也是这样说的，很久以来我无助地对着天空尖叫和控诉，期盼得到答案。爱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有什么需要“理解”的？……背后藏着意愿与意图的人类感觉，到底能有多大价值？……你知道，当人老了的时候，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另一副样子，而且要去“理解”并学会所有的一切，包括爱。是的，你不要摇头，不要笑。我们是人，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由理性所控制。我们的感觉和动机由于理性变得让人可以忍受或者无法忍受。仅仅有爱是不够的。

这点我们不必争论。我很清楚我所了解的东西。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什么代价？……我的生活，亲爱的，我的整个生活。我现在和你坐在这里，坐在这个红色的沙龙里，我的丈夫给另外一个女人打包橘皮蜜饯。这也不让我多么惊讶，他现在能把橘皮蜜饯打包带回家。那个女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有这种庸俗的大众化品位。

你问谁的品位？……当然是另一个女人的。我不想说出她的名字。后来跟他结婚的那个。你不知道吗？他又结婚了……我以为这个消息会传到你那里，传到美国，传到波士顿。你看，人是多么幼稚，把个人的事件和真相当成世界大事。当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离异，我丈夫再婚，确实在世界上也正发生着很多大事，国家四分五裂，人们一直在酝酿战争，直到有一天战争真的爆发了……这不让人惊讶，连拉扎尔也说，当人类长时间以极大的意愿、耐力、远见和谨慎准备一件事情——比如战争——终有一天它会发生。但是如果在那几个月里，在报纸头条，以我的战争、我的争吵、我的失败、我的局部性胜利当作新闻，用大号字母发表，我一点也不会惊讶，基本上前线就是我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但这是另一个故事。孩子出生时，我们离这一切还都很远。

也许我可以说，在孩子还活着的那两年里，我丈夫跟我，跟世界缔结了和平条约。但这不是真正的和平，而是和平准备、停火间歇，他在等待和观望。他努力理顺他内心千丝万缕的头绪。因为这个人有一颗纯洁的心灵。我和你说过，他不仅是个真正的男人，而且还是一位绅士。当然不是那种在赌场因付不起赌债而与人决斗或者举枪自杀的那种意义上的绅士，而且他连纸牌都不玩。有一次他说，绅士是不应该打牌的，因为他只有权得到他工作换来的钱财。在这种意义上他是个绅士。他对弱势阶层彬彬有礼、耐心可嘉，面对同阶层的人时严肃、守矩而注意保持自己阶层的身份。他不了解除此之外的其他阶层，所以不能承认其他高于他自己的社会和世界的那些阶层。只有艺术家赢得了他的尊敬，他说，艺术家是上帝的孩子，他们选择了世界上最艰难的角色。他不承认任何人高于他。

因为他是一位绅士，所以当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努力消除自己心灵上那可怕的疏离感，正是这种疏离感使我饱受折磨。他以令人感动的方式努力亲近我和孩子。就像老虎决定从明天开始做格森食疗，并且报名参加救世军。哦，生活真是艰难，做人真难……

但是我们这样一起生活了两年，不是太好，也不很幸福，只是过得平静而已。他以惊人的力量熬过了那两年。让一个人违背自己本性地活着需要超越人类的力量。他咬紧牙关尽其所能地幸福。在某种僵硬的痉挛中想要解放，想要变得轻松、无忧和亲热。可怜的人！……如果我能在感情方面给予他自由，把所有的渴求，对爱的需求全部转移到孩子身上，也许他能少受些苦。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在我内心发生了某些我当时并不理解的事情。我只是通过我丈夫来爱我的孩子。也许，上帝为此而惩罚我。你为什么睁大眼睛看着我？……你不相信我？……或者你感到惊讶？……是的，亲爱的，我的故事并不让人感到亲切有趣。我为孩子而欢欣，只为他而活，只有在那两年里我感觉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但是我是因为他才爱孩子，我是为了他而爱孩子，你明白吗？我用孩子把我的丈夫拴住，从内心完完全全地拴住。也许说出来让人觉得可怕、卑鄙，但是我现在知道，孩子，我为之永远哭泣的孩子，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我强索我丈夫的爱的借口。假如要我在告解室忏悔这些直到黄昏，我真不知该怎么用言语表达。但是即使不用言语他也知道，私下里我也知道，从内心完全知道，之所以没有可以表达的正确言语，那是因为还没找到某种话语来形容我人生的不寻常现象……正确的话语姗姗来迟，为等待这些话语的成熟我们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些话语在那时只有拉扎尔一个人拥有。某一天他转交给了我，伴随着附加动作，就像一个人校正了机械装置，打开了一个秘密抽屉一样。但是那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周遭的一切从外部看井然有序。早上保姆把孩子抱到早餐桌旁，孩子穿着浅蓝色和玫瑰色衣服。我丈夫跟我和孩子说话，然后坐进他的汽车去工厂上班。晚上我们在城里吃饭，我们要招待客人，他们来祝贺我们拥有的幸福、我们的华美宅邸，年轻的母亲，可爱的小孩，无忧无虑的气氛。离开时他们想的是什么呢？……我想我是知道的。只有蠢货才妒忌我们。当聪明人和敏感者跨出我们家的大门时，他们心里会想：“终于又能一个人了！”我们拥有豪华的厨房，他们喝着稀有的外国葡萄酒，谨慎地交谈。只是所有这一切缺少了什么，客人们关心什么时候离开。我婆婆也带着那么克制的惊恐赶到，带着格外的匆忙离开。我们察觉到了这一切，但是并没有充分理解，我丈夫也许理解，是的……但那时无法做其他的事情，我们咬紧牙关，被迫幸福。

我在内心深处不让他自由，一刻都不行。我用孩子把他拴在我的身边，用我的爱情需求悄无声息地敲诈他。人和人之间是否存在这种强迫的力量？……是的，只有以这种形式才存在。我的每一分钟都是孩子的，之所以这样，因为我知道只要孩子在他就在，并且只属于我。上帝没有宽恕这种行为。人不能怀着企图去爱。不能用使人扭曲、癫狂的方式去爱。你说，只有这样才可能爱吗？……至少我过去是以这样的方式去爱的。

我们生活在孩子的生活之上，我们互相搏斗。面带微笑，礼貌，满怀热情，无声地战斗。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我累了，就好像我的手脚麻木一样。因为这些年我也以惊人的力量在忍受，不只是他。

我累极了，就像要生病一样。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初秋时节。和煦、甜丝丝的秋天。孩子已经两岁多了，开始变得有趣，变成那么可爱、迷人的一个个体，一个人……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花园里。孩子已经睡了。我的丈夫说：“你想去梅拉诺待六个星期吗？”

两年前我请求他在夏末秋初时带我去梅拉诺。我很迷信，我对那些骗人的偏方也颇感兴趣，相信葡萄疗法。那时他没和我去，随便找了一个借口避开了这个请求。我知道，他不喜欢和我一起旅行，因为他害怕旅行过程中过于亲密，害怕那些四目相对彼此陌生的感觉，害怕在宾馆房间里完全为彼此而活。在家里，我们有住房、工作、朋友圈和我们生活的节奏，但现在他给予他能够给予的。

我们前往梅拉诺。我的婆婆这段时间——按照通常的习惯——搬到我们家里来照看小孩。

这是一次特别的旅行。包含了蜜月、告别、相知、折磨等所有的一切，你所能想到的一切。他努力在我面前敞开心扉。因为有一点可以肯定，亲爱的，跟这个人共同生活一点也不无聊。我饱受折磨，几乎要死去，有时几乎被毁灭，有时又感觉到和他在一起我再次获得生命，但是没有一刻我是无聊的。这些我只是随便说说，于是终于有一天，我们去了梅拉诺。

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一个充满生机、浓郁、优美的世界。我们是开车去的。树上结满了黄色的果实。空气中充满了水果的清香和花香，就像身处一个百花开始凋谢的花园里。这些富有的、无忧的游客们，就像一群横冲直撞、大腹便便的马蜂一样，在这温暖的丰沛光线里嘟嘟囔囔、飘来荡去、喃喃私语。美国人在充满着发酵葡萄汁味道的阳光下晒太阳，法国妇女像只蜻蜓，还有谨慎小心的英国人。那时世界还没被间隔，所有的一切，整个欧洲，人们的生活眨眼之间就会沐浴在阳光下。但是所有的一切有一种行将失控发疯的急躁，所以充满了及时行乐的味道。人们知道自己的命运。我们住在最好的宾馆里，去看比赛，听音乐。我们的两个房间相通，面向群山。

这六个星期的本质内容是什么？是那种期待吗？……希望？……我们周遭一片寂静。我的丈夫带了很多书，他有着完美的文学鉴赏力，他能区别声音的真伪，就像拉扎尔能做到的那样，或者就像一位伟大的音乐家。黄昏时分，我们坐在阳台上，我给他朗读法国诗歌，英国小说，沉重严肃的德国散文，歌德的作品和已出版的霍普特曼的戏剧《弗洛里安·盖尔》的几场戏，他特别喜欢这部戏剧。自从有一次他在柏林剧院欣赏了那部戏剧之后，总是念念不忘。另外他也喜欢《丹东之死》，喜欢《哈姆雷特》和《理查德三世》。奥兰尼·亚诺什的组诗《秋水仙》我也要朗读给他听。然后我们打扮整齐，去一家大饭店吃饭，畅饮甜腻的意大利葡萄酒，品尝螃蟹。

我们过得就像那些新贵，似乎要把生命中错过的所有东西一次性加以补偿和品味。他们听着贝多芬，一边啃着腌鸡，一边啜着法国香槟，同时我们也感觉到似乎要向什么东西告别一样。在战前的最后几年，一切都在一种不知不觉的告别气氛中流逝了，我丈夫这样跟我说，我只是默默地听着。我没有和欧洲告别——我们是女人，生活在彼此之间，我们内心承认，这些抽象的概念与我们没有真正的关系——这是一种感觉，从这种感觉中，从内心深处我没有力量抽身而出。有时我被这种无能为力压得喘不过气来。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宾馆房间的阳台上。桌子上玻璃托盘里摆放着葡萄和大大的黄苹果，那时是梅拉诺苹果成熟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苹果香味，就像某处一个巨大的装有糖煮水果的广口瓶忘记扣上盖子，敞开着一直散发着香气。宾馆底层正在上演法国沙龙乐队演出的古典意大利歌剧。我的丈夫让人送来葡萄酒，葡萄酒叫“基督眼泪”，深棕色的，盛在水晶酒杯里，摆在桌子上。所有这一切，包括音乐里，都有着某种甜甜的，熟透了的意味，有一点令人倒胃。我的丈夫意识到了这点，他说：“我们明天回家吧。”

“好的，”我说，“我们动身吧。”

他突然用那种孤独、低沉的嗓音说了这么一句话，他的声音就像陌生、原始的乐器在演奏：“你说，伊伦卡，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这之后？”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我们的生活。那个夜晚星辰密布，我仰望星空，秋日的意大利星空，感到不寒而栗。我意识到，那个时刻终于来临了，所有的努力已失去意义，应该说出真相。我的手脚冰凉，手心却因激动而冒汗。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能放弃你。我不能想象我的生命中没有你。”

“我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平静地说，“我甚至不奢望你能做到。也许时候未到，或许永远都不是时候，但是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在这段旅行中，在我们的人生中确实存在某些卑微的、丢脸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没有勇气说出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终于说出来了，我闭上眼睛，感到眩晕，就这样闭着眼睛听着。我只说：“那么你说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沉默许久，思索着。一根接着一根地点燃香烟。在这段时间他吸的是味道浓烈的英国烟，掺杂着鸦片，那烟雾让我有点头晕，但那是属于他的味道，就像他的内衣柜子里的香草味道一样，他的衣服、内衣要用这种苦涩的英国香草味道熏染，这样他才喜欢。一个人是由多少不同的细节组成！最后他说：“我真的不需要别人爱我。”

“不可能，”我牙齿打战地说，“你是个凡人，你一定有爱的需求。”

“是的，这就是女人不想相信的事情，她们不能明白，也不会理解。”他说，就像对着天上的星星讲述一样，“有一类男人，他们不需要爱，没有爱他们也过得很好。”

他平淡而毫无感情地说着，语气疏离、态度自然。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就像一直以来一样，所有的事情说的都是真话。或者至少他相信他说的是事实。我开始妥协：“你无法完全了解你自己。也许因为你没有勇气来承担感情。感情是需要人更加简单、更加谦卑的。”我用哀求的语气说道。

他丢掉香烟，站了起来。他个子很高——你看到过他有多高吗？——比我要高一头，但是那一刻他完全凌驾于我之上。他倚在阳台的栏杆上，悲伤中似乎显得更高大，在异国的夜空下，我多么希望解开横亘在他内心深处那个忧伤、陌生的秘密。他抱着双臂说道：“什么是女人生命的意义？是一种感觉，女人可以为之完完全全地奉献自己。这点我很清楚，但是我只能跟随自己的理智生活。我不能为一份感情而放弃自己。”

“那么孩子呢？”那时我几乎以攻击性的声音问道。

“正是这个问题，”他的声音活跃起来，带着不安的颤抖，“为了孩子我愿意忍受一切。我爱孩子。我是因为孩子才爱你的。”

“而我……”我开始说，但是中途沉默了。

我没有勇气说出，我因为他才爱这个孩子。

那个夜晚我们谈了很久，也沉默了很久。当所有的一切重新浮现，我几乎能记起他所说的每字每句。他还说：“女人们无法理解。一个男人依靠自己的灵魂也可以活下来。其他的只是点缀、副属品。孩子，是个特殊的奇迹。在这点上人会妥协。我们妥协吧。那么我们继续生活在一起，但是请你少爱我一点，多爱孩子吧。”他带着怪异、沉闷、几乎是充满威胁的口吻说道，“你从内心放掉我吧，你知道，我不要别的什么，我跟你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有别的什么想法或秘密的计划，但我不能再生活在这样敏感的紧张气氛中。有些男人有女性特质，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人爱他们，但同时也有另一类男人，他们能做到的最高程度就是容忍爱，尽力忍受，而我就是这样的男人。每个真正的男人都是谨慎的，这点你必须要知道。”

“你想要怎样？”我痛苦地说，“我要怎么做？”

“我们达成一种约定吧，”他说，“为了孩子，让我们继续生活在一起。你很清楚地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他语气严肃地说，“只有你可以帮助我，只有你能缓解这种束缚。如果我想要离开的话，早就离开了，但是我不想离开你，也不想离开孩子。如果我要求你做得更多，或许那是不能的。我们在一起生活，但是我不要像现在这样无条件地、从生到死地捆绑在一起，因为我无法忍受。我对你感到抱歉，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他彬彬有礼地说。

我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那你为什么娶我？”

他的回答很可怕：“我娶你的时候，几乎已经很了解自己了，但是我对你了解得还不够。我娶了你，因为我不知道你会这么爱我。”

“爱是罪过吗？”我问道，“我如此爱你，难道是那么大的罪过吗？”

他笑了，站在黑暗中，抽着烟，无声地笑着，但是悲伤地苦笑，没有任何玩世不恭和盛气凌人，“比罪过还要命，”他答道，“是错误。”

他还说：“这个回答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塔列朗最先说的，是当他知道拿破仑处决昂吉安公爵时说的话。现在成了一个俗语，或许你还不知道。”他友好地说。

但是我才不管拿破仑和昂吉安公爵呢。我清楚地知道、感觉到他想通过所有这一切和我说什么。我开始争辩：“你看，所有的一切也许没有那么令人无法忍受，日后我们都会衰老。当你周围的一切都慢慢变冷时，在某个地方能有个取暖的角落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吧。”

“问题就在这里，”他平静地说，“无论怎样，隐藏在所有事情背后的事实是，衰老终会来临。”说这话的时候他四十五岁。在那个秋天他刚满四十五岁，但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在我们离婚后一下子老了许多。

但是那天夜里我们再也没谈论过这个话题，第二天也没有，再也没有。两天后我们踏上归程。当我们到家的时候，孩子已经在发烧。一个星期后小孩死了。此后我们再也没谈论过任何个人问题。我们只是生活在一起，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也许是奇迹，但是并不存在奇迹。

孩子死后几个星期的一天下午，我从墓地回到家里，走进孩子的小房间。在漆黑的房间里我丈夫站在那里。

“你来这儿干什么？”他生硬地问，然后突然回过神来，快步走出了房间。

“请原谅我。”他在门槛处冷漠地说。

这个房间是他布置的。每件家具都是他亲自挑选的，他安置好所有的一切，甚至连家具的摆设。是的，孩子活着的时候他很少走进这个房间，那时他总是有些紧张地站在门槛那里，似乎害怕这种富有感情的情景，害怕这种外露的感情显得矫情可笑。但是每天他都叫人把孩子抱给他，抱到他的房间，每天早上和晚上必须向他报告，小孩睡得怎么样，是否吃东西，健不健康之类的问题。那是他唯一一次跨进孩子的房间，在葬礼之后的几周。一般情况下，我们把那间房间关着，钥匙在我这里，直到离婚，有三年时间我们都没打开过那个房间，一切都保持在把孩子带到诊所时那一刻的样子。只有我有时会进来打扫卫生，并为了……总之，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时候，有时我会走进这个房间。

葬礼后的几个星期，我濒临崩溃，但仍然以一种疯狂的力量蹒跚前行，我不想昏倒。我知道他的情况可能比我的更糟糕，他几乎彻底崩溃，尽管他会否认，但他是需要我的。在那几个星期内发生的事情，在我身上，在他身上，在他和世界之间，我无法准确地述说出来。在他的内心深处某种东西被打碎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默默无声地进行着，就像通常要发生重大和危险的事情时一样。当人可以讲述出来，可以哭泣，或者喊出来的时候，一切就简单多了。

葬礼上，他始终保持镇静，沉默无语。他的镇静也弥漫到我的身上，我们静静地走在白色与金黄色的小棺木后面，没有一滴眼泪。你知道，此后他一次，连一次也没有和我一起到过墓地，去孩子的坟前看望过……也许他独自一个人去过，我无从知晓。

有一次，他说：“当一个人开始哭泣时，已经在欺骗了。整个过程已经结束。痛苦是没有眼泪和语言的。”

那几周，在我的内心深处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在，历经了沧桑之后，我可以说，我发誓要报复，对谁？……对命运？对人？这是傻话。你可以想象得到，孩子接受城里最好的医生救治。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已经尽到了一切努力。”这只是说说而已，首先并没有尽到人类的一切可能，人们还在忙碌其他事情，当小孩奄奄一息时，他们最小的问题也比我挽救我的小孩重要。我当然不能原谅他们，至今也不能。另一方面我要发誓报复，不是用理性，而是用情感。我的内心燃烧着一股特别的麻木不仁和不屑一顾的熊熊火焰，充满残暴和冷酷。人们由于苦难而得到净化，变得更好、明智和洞察，这不是真的。他们会变得更冰冷、看破红尘和麻木不仁。人们生平第一次真正看透了命运，几乎都将归于平静。他们是平静的、孤独的，令人恐惧的孤独。

那段时间我也去忏悔，就像从前一样。但是我能忏悔什么？我的罪过在哪里，我做错了什么事？……我感觉在这世界上没有比我更无辜的生灵。现在我不再感觉如此……罪恶不仅仅是宗教教义教导我们的。罪不仅仅是我们所犯下的，罪过还是那些我们想做但没有足够力量做的。当我的丈夫——在他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孩子的房间以那种特别的、生硬的声音向我喊叫，我明白在他的眼里我是有罪的，因为我不能挽救孩子的生命。

我看到你沉默了，在痛苦的不安中你两眼发呆。你认为，只有一个受伤的心灵才会萌生出这样不公正的夸张感受，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认为那是绝望。我一刻也没感觉到这个指控是不公正的。你说“一切已经发生了”。是的，办案法官也不能拘捕我，因为根据人们的观点一切该做的都做了。我在孩子的床前守护了八天，我睡在那里，照顾他，并且不顾医生的职业规矩。当第一个医生，第二个医生不能帮助的时候，我叫了其他的医生。我尽了一切努力，是的，但是这一切的主要目的都是要我丈夫跟我一起生活，守在我身边，让我的丈夫爱我。如果其他方式行不通的话，只能通过孩子。你明白吗？……我在为我的孩子祈祷时，其实是为我的丈夫祈祷。只有他的生命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孩子的生命也仅仅因此才重要。你说这是罪过！……什么是罪过？我已经很清楚什么是罪过！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爱一个人，并且保持这份爱，发自内心，倾尽所有力量。当孩子死的时候这一切都坍塌了。我知道我失去了我的丈夫，因为即使他一言不发，他也在怪罪我。你说这是荒谬的指控，是不公正的……我不知道。我无法忍受谈论这个话题。

孩子死后的一段时间，我疲惫不堪。当然我很快病倒了，得了肺炎卧床不起，然后治愈，之后又再次卧病在床。我病了几个月，住进了疗养院，我的丈夫每天过来探视我，并且给我送来鲜花，中午和晚上他从工厂直接过来。有一位护士照料我，我非常虚弱，甚至无法自己吃饭。我知道这些对我而言无济于事，我的丈夫不会原谅我，甚至连生病都不能使他消气。他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并且温柔体贴，是那种令人害怕的善解人意、通情达理、温柔体贴……每当他离开时，我都会忍不住哭泣。

这段时间，我的婆婆也经常来探望我。有一天，那是一个早春的日子，我刚恢复了一些体力，我的婆婆坐在我旁边的躺椅上织毛衣，像往常一样安静。她放下活计，摘下眼镜，友好地朝我微笑，亲切地说：“你要通过报复得到什么，伊伦卡？”

“什么？”我警觉地问道，同时我的脸红了，“您说的什么报复啊？”

“你发烧的时候反复唠叨，‘报复，报复’，不需要报复，我的心肝，需要的只是耐心。”

我紧张地注视着她，这也许是孩子夭折后我第一次注意什么事情，然后我开始说：“我忍受不了了，妈妈。我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我知道，我不是无辜的，但我不明白的是，我在什么地方犯了罪，我的过错是什么？我不属于他吗？我们应该离婚吗？如果妈妈认为这样更好，那么我就离开他。您知道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其他的感觉，只有他。但是如果我不能帮助他，我宁愿离婚。请您给我个建议，妈妈。”

她严肃地看着我，充满智慧并且悲伤地说：“你不要激动，我的孩子，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没有任何建议可以给你。要活下来，要忍受生活。”

“活着，活着！”我叫嚷道，“我无法仅仅像一棵树那样活着。人只有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时才能够活着。我遇见了他，爱上了他，生命一下子有了意义。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奇怪……我也不能说他变了。不能说他不如第一年那样爱我。现在他也是爱我的，只是他在生我的气。”

我的婆婆沉默了。她一言不发，好像对我说的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是这样吗？”我焦躁不安地问道。

“也许并不是这样的，”她谨慎地说，“我不认为他在生你的气。准确地说，我不认为他对你有怨恨。”

“那他生谁的气？”我粗鲁地问，“谁得罪他了？”

这位睿智的老妇人严肃地看着我：“很难，”她叹了口气，“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说着她把活计放到了一边。

“他从没和你说过年轻时候的事情吗？”

“当然说过，”我说，“偶尔说过，用他习惯的方式……带着特别的、紧张的大笑，就像一个人羞于讲述自己的事情一样。他讲述其他人和朋友，但是他从没说过，有人得罪了他。”

“不，不是这样的，”我的婆婆很快地说道，几乎用漠不关心的冷淡声调，“这件事也不能这样说，得罪……生活可以有很多方式伤害一个人。”

“拉扎尔，”我说，“那个作家，您认识他吗，妈妈？可能他是唯一一个知道点什么的人。”

“是的，”我的婆婆说，“有一阵子他很喜欢他，那个人知道一些事，但是你和他说是没用的，他不是一个好人。”

“真有趣，”我说，“我也是这样感觉的。”

然后她又开始织起毛衣来，带着温柔的微笑，她一边织毛衣一边说：“你放心，小姑娘。现在你感到一切都非常痛苦，但是不久后，生活会奇迹般地把那些你认为无法忍受的事情调整好。你从这里回到家里，你们出去旅行，另一个孩子会来代替这个孩子……”

“我不相信，”我说，绝望使我的心缩成一团，“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感到某些事物即将结束。请您告诉我，我们的婚姻，真是一桩失败的婚姻吗？”

她眯起双眼，透过镜片目光锐利地看着我，理智地说：“我不认为你们的婚姻是失败的婚姻。”

“奇怪的是，”我苦涩地说，“我有时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婚姻。妈妈，您还能举出更好的例子吗？”

“更好的？”她用思索的声音问道，转过头来，仿佛看着远方一样，“也许有吧，我不知道。幸福，真正的幸福并不会显露出来，但是我肯定知道更差的。比如说……”她沉默了，就像她被自己所说的话吓到一样，并且开始后悔聊这个话题。但我现在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我坐了起来，丢掉被子，追问道：“比如什么？”

“是的，”她叹了口气，接着继续织毛衣。“我很遗憾，我们谈论这个话题，但是如果这能让你感到安慰，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婚姻就更糟糕，因为我并不爱我的丈夫。”

她是那样平静地说出这番话，几乎不带任何情感色彩，就像一个以为即将告别人世的老人那样，他们已经知道这些词的真正意义，不再害怕任何事情，认为真理远远胜于人们的共识。听到这段自白之后我面色有些苍白。“这不可能，”我天真而不安地说，“你们过得那么好。”

“我们没有过得不好。”她苦涩地说，努力织着毛衣。“你知道我建起了工厂，他爱上了我。生活总是这样的：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爱对方。但是，这对爱的那一方来讲更容易些。你爱你的丈夫，所以对你来讲会更容易，即使你从中受到伤害。我必须忍受的感受则是另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在我的内心深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忍受这个要困难得多。我忍受了，忍受了整整一生，你看，我现在还活着。生活一直就是如此。有的人渴望别的，热烈，欣狂。我从来就没有欣狂过。但是对你来说更好，相信我。我几乎羡慕你了。”

她把头歪向一边，从侧面看着我：“但你不要认为我因此受苦了。我和其他人一样生活。我只是现在回答你的问题而说起这个，因为你是那样的狂热、焦躁，那么现在你都了解了。你问你的婚姻是不是最糟糕的……我不这样认为。只是婚姻而已。”她平静、严厉地说，就像宣布一个判决。

“妈妈，您建议我们继续生活在一起？”我问道，并且害怕听到她的回答。

“当然，”她答道，“那么你想得到什么呢？……什么是婚姻？是某种被烘托的气氛？是一时兴起的念头？……神圣义务和生活法则。这些东西想都不要去想。”她有些受伤地说，并且充满了敌意。

我们长时间沉默。我看着她骨节突出的双手，灵巧、快速运动的手指，看着她编织的样式，目光落在她苍白、平静、滑润、被白发掩盖的脸庞上。在这张脸上我没有看到任何苦难的痕迹。如果有苦难的话——我想——她成功地完成了最困难的人类任务，没有被击垮，并能有尊严地亲历了最困难的考验。一个人或许无法做得更多了。其他任何事物——欲望、不安——与这个最困难的任务相比皆一文不值。我这样按照婆婆的方式推理着，但是事实上我知道我无法心平气和。

我说：“我不需要他的不幸。如果他和我在一起不能幸福的话，那么他可以去找其他人。”

“找谁？”我的婆婆问我，同时她特别仔细地检查针织的网眼，就像没什么比这更重要一样。

“找他的真爱。”我生硬地说。

“你知道这事？你认识那个人？”我婆婆平静地问，但并没有看我。

你知道，我又一次成为困惑者。在这两个人面前，在母亲和儿子面前我总是感觉到自己的不成熟，就像还没完全懂得生活秘密似的。

“你说谁？”我贪心地问道，“我应该知道谁？”

“那个人，”我婆婆迟疑地说，“你刚刚说到的……那个……那个真爱。”

“那么这个人存在了？她生活在某个地方？”我高声问道。

我的婆婆低头忙着活计，平静地回答道：“在某个地方总是存在着真爱。”

随后，她沉默不语。之后关于这件事我没听她提过一个字。完全就像她的儿子一样，在心中暗藏着某些致命的东西。

但在当时，在那次谈话的几天之后，我在惊诧之中痊愈了。开始我并没有完全理解我婆婆的话，她说的是通常的道理，象征性地讲述，很难真正让人产生怀疑。毫无疑问，世界上某个地方存在着真爱。但是我，我呢，我是谁？……当我恢复知觉，清醒过来以后，我反复追问自己。如果不是我，谁是他真爱的那个人？她住在哪里？长什么样？比我年轻吗？金色头发？……她会些什么？我害怕得要命。

我手忙脚乱，尽力使自己恢复健康。我出院回家，订做新衣服，跑去美发店做头发，还去打网球、游泳。我发现家里一切井然有序……是的，就像某人从家里搬离后恢复的那种井然有序。或者是那种，你知道……相对的幸福状态，是我在婚姻最后几年的生活状态，满怀痛苦、焦躁不安的相对幸福状态，我以为，我几乎无法忍受，但是现在，当一切化为乌有，不再存在时——我一下子明白——这已经是生活所能给予我的最多的东西。房间里井井有条，只是每个房间都是空的，就像法院执行者到过那里，把更重要的家具——小心谨慎地——搬走一样。一个家的意义不是家具，而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内心所充盈的感受。

我的丈夫在那段时间住得离我那么远，就像去了国外一样。我不会惊讶，如果某一天——我从隔壁的房间——收到我丈夫的来信。

以前，就像还在做着尝试，他有时也非常谨慎地和我说起工厂的情形和他的计划，然后歪着头等待答案，就像考试一样。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再和我说起他的计划，看起来，就像他的生活中不再有任何特别的计划一样。他也不再叫拉扎尔来，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没有见到他，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书和文章。

有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四月的一个早晨，四月十四日，星期天——我坐在门廊底下，面对长满灯台草和黄花，羞涩报春的花园，看着书，感觉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在我的身上。没关系，你尽管笑话我吧！我不想在你面前扮演圣女贞德，我没有听到上天的任何召唤，但是我却感到生命中最强烈的感受，有一个声音，它是那样的清晰，告诉我再也不能这样活下去了，没有任何意义，这种状态是屈辱的、残酷的、不人道的。我必须改变它，创造奇迹。生命中存在那样令人眩晕的时刻，但是人能够清楚地看透一切，感觉到自身的力量和潜力，他看到过去的自己是多么胆怯或软弱。这是生命转变的时刻。这些时刻没有任何过渡地到来，就像死亡或者皈依一样。

我颤抖着，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浑身发冷。

我注视着花园，眼里盈满了泪水。

我感觉到了什么？……我要对我的命运负责。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我不能守株待兔般静静地等着上天的恩宠，在我的私人生活里不能，在与人的关系中也不能。在我和我丈夫之间有某些问题存在。我不理解我的丈夫。他不是我的，他也不想完全属于我。我知道，他的生活中没有其他女人……我年轻，漂亮，并且我爱他。我也有力量，不只是拉扎尔，那个有法术的人才有，我想要利用我的力量。

我感觉到残酷的力量，用这种力量甚至可以杀人，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也许只有男人在生命的关键时刻才能真正地、本能地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女人这时候会恐惧不安，犹豫不决。

但是我不想退缩。在这一天，四月十四日，星期天，在孩子死了几个月后，我做了人生唯一一次主动的决定。我说的没错，你用不着瞪这么大的眼睛看着我。你认真听，我讲述给你听。

我决定，要征服我的丈夫。

你为什么没有取笑我？……这不可笑，对吧？我也没感觉到。

但是我震惊于这个任务的庞大。我被吓得几乎停止了呼吸。因为我感觉到，这个任务是我生命的意义，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再也不能相信时间或者偶然，不能静等回头可能会发生什么，一个人不可能甘心这样……现在我已经知道，不只是我认定了这个任务，同时这个任务也选择了我。现在我们紧密捆绑在一起，无论生死，不会分开，直到在我们之间发生些什么，某种宿命。或者这个人回到我的身边，全心全意地，没有任何拘谨和羞愧，或者我离开他，或者存在某些我不了解的秘密，那么我要挖掘出这个秘密，需要的话，用我的十指的指甲，从地下，就像狗挖出骨头一样，就像一个疯狂的人挖出爱人的尸体一样，或者我失败了，被迫旁观。这样我就放弃。我要告诉你，我决定了，我要征服我的丈夫。

这听起来很容易。但你也是女人，这个你懂，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的，有时我甚至相信，这就是最难的。

当一个男人下决心要完成某一件事情，即使整个世界挡在他和他的计划，他和他的意愿之间，他仍然坚定地要去实现……是的，我的情况大概与此类似，处于相似的精神状态。我们所爱的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全世界。对于拿破仑，直到现在我对于他的其他方面也不了解，除了知道他曾经当过世界的统治者，处死了昂吉安公爵——而这些比罪过还要致命，是个错误，我已经说过了吗？总之，当拿破仑决定征服欧洲，他投身于一个并不比我在那个多风的四月星期天所决定的更为困难的任务。

类似的事情就像一位决定去非洲或者北极的探险家所感受的那样，当他决定去非洲或者北极，他并不在乎猛兽和气候的凶险，而是去发现并且了解此前人类所不知道的，科学家尚未发现的东西……的确，当一个女人决定发现一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一个相似的任务。即使要下地狱，也要从中发掘出秘密。那么我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

或者说是这个愿望主宰了我……这点我无法准确地知道。在这个时候，人处于被动状态。梦游者、水源勘探者、乡村占卜术士正是这样行动的，每个人，无论是人民还是当局，出于对迷信的敬畏而退缩，因为他们的目光中有着某种东西不容戏弄，由于他们的额头带着某种标记，世界上有某种危险和无法重来的事物，如果不完成他们不会平心静气……那一天，我就这样等着他回家，当我知道这些并且已经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带着这种感受迎接他的归来，中午的时候，我的丈夫散完步，回到家。

他带着他浅棕色的匈牙利猎犬一起去清凉谷，他非常喜欢这条猎犬，每次散步都带着它。他们走进花园，我双臂交叉在胸前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廊上面的台阶上。那时已经是春天，阳光很强烈，风在树丛中吹拂，吹乱了我的头发。我永远会记住这个时刻，周围闪烁着带着寒意的明亮，在风景中，在花园内，在我心里，仿佛沉浸于迷幻之中。

主人和猎犬停了下来，看上去并不情愿，小心谨慎，就像一个人在自然现象前被惊呆并开始注意那样，本能地带着防卫的态度。“尽管来临吧”，我平静地想到——所有的一切，陌生的女人、朋友，孩童时代的回忆，家庭，所有陌生、敌对的人类世界尽管来临吧。我将从你们那里夺走这个人。这样我们坐下来吃午饭。

午饭后我有些头疼，我回到我的房间，躺下来，直到晚上我都躺在黑暗的房间里。

我不像拉扎尔那样是个作家，因为我不能对你说那个下午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想了什么，我的头脑中盘旋着什么……我只看到了这个任务，我只知道，我不允许自己脆弱，我要完成我决定下来的任务，但是同时我也知道，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我自己也没有任何概念我要做什么，怎么开始……你明白吗？有些时候感觉自己很可笑，因为我决定了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要怎么做？……我千百次地问自己。最后，我并没有给杂志写信，我不能用“一位绝望的妇人”的署名请求他们给予任何建议和指导。我熟悉这些信和答复，会刊登在编辑回信的栏目里，鼓励绝望的主妇，不要气馁，可能她的丈夫有很多工作，告诉她们要照顾好家庭，建议晚上使用这样那样的面霜和香粉，因为皮肤会变得红润，会让她的丈夫再次爱上她，但是这么简单的答案并不能帮助我。我也很清楚，面霜和香粉不能帮助我，而且我在家政方面也非常出色。我们家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那时我还很漂亮，也许我从没有像那一年那样美丽过。我是傻瓜，呆头鹅，我想。我是蠢货，想到的是这些事情，但实际涉及的却是另一回事。

我不能去占卜，也无法向睿智者求教，我更不能给著名的作家写信，也不能在朋友和家庭成员面前摊开这个庸俗的，但对我来说却是永恒的并且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也不能向周遭世界询问如何才能征服一个男人……我的头痛到了晚上变成了恼人的、有规律性频繁发作的血管痉挛，但是我没有和我的丈夫说，自己服用了两片药，然后我们先去歌剧院，接着吃晚饭。

第二天星期一，四月十五日——你可以看到，我能准确记起这些时间。一个人只有回忆有生命危险的事情时才会如此详细清晰地记得！我凌晨起床，去塔邦的小教堂，我大约有十年没去那里了。我常去克里斯蒂娜区的教堂，我们也是在那儿结婚的，依什特万·塞切尼伯爵也是在那里和塞依莱恩·克里奇尼娅宣誓的。如果你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人们常说这桩婚姻也不是特别成功，但是我已经不相信这些传言了，人们什么都说。

那天早上塔邦的教堂里空无一人。我对圣器看管人说我要忏悔。我等了一会儿，孤独地坐在昏暗教堂的一个长凳上。然后一个年老、陌生、有着严肃面孔的白发神父出现了，他走进忏悔室，示意我也跪到那边。我开始向这个陌生的神父讲述一切，这个人我从没见过，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

就像一个人一生只能忏悔一次那样，我开始倾诉。诉说我自己、孩子、我的丈夫。我说，我想重新俘获我丈夫的心，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我祈求上帝的帮助。我说我是一个贞洁的妇女，甚至在梦里除了我丈夫的爱没有其他。我说，我不知道是谁的错，我的还是他的……总之我对他说了一切。不像现在我对你讲的这样。现在我已经不能说出一切了，我已羞于再这样做……但是在那个昏暗的教堂里，在那天早上，我对那位陌生的老年神父告白自己。

我忏悔了很长时间，神父一直沉默着倾听我的诉说。

你去过佛罗伦萨吗？……你熟悉那尊米开朗琪罗的雕像作品吗？你知道在圣彼得大教堂里那尊令人叹为观止的雕塑吗？……等一下，它叫什么来着？对，叫《圣母恸子像》，这幅作品的作者以自己为模特创作的，那是年迈的米开朗琪罗的脸。一次我和我的丈夫去那座城市，他向我介绍这尊雕塑。他说，这是一张凡人的脸，脸上没有任何愤怒、渴望，似乎一切都从这张脸上消失了。这是一张洞察一切却无欲无求的脸，既没有报复，也没有宽恕，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那是我丈夫在雕像前对我说的，应该成为这样的人。这是人类的终极完满，这是一种神圣的漠不关心，这是完美的孤独和面对快乐和痛苦时的无动于衷……当我忏悔的时候，我抬头看神父的脸，即使满眼泪水，这张脸使人恐惧地想起《圣母恸子像》里主人公的大理石雕塑的脸。

他半闭着眼睛坐在那里，双臂交叉在胸前，把手掩在白色法衣的褶皱之间。他没有看我，头微微地垂向一边，眼神困倦。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听我讲话，就像没有在意一样，就像这些他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一样，就像他已经知道了我要说的一切内容，我所说的是多余、无望的。他就这样听着，但是他听清楚了，用特别的、强壮的心灵在聆听。他的脸，是的……就像知道这一切，知道所有可以诉说的痛苦和磨难的人的脸，这其中也包括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事情。当我讲述完，他也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必须要有信念，我的孩子。”

“是的，尊敬的神父。”我机械地说。

“不，”他说，他那副面色平静、假死的面孔现在也开始变得生动起来，眼皮粘在一起的衰老眼睛顷刻间开始闪烁。“应该以另一种方式相信。不要在这样的花招上绞尽脑汁。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好了。”他嘟囔着。

他已经很老了，看来，漫长的谈话让他很疲劳。

我想他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再说什么了，因此我沉默了，等待着救赎与宽恕。我感觉我们彼此已经没有更多可说的了，但是在漫长的沉默之后（这期间他一直闭着眼睛，就像打瞌睡一样，两眼发呆）突然他没有任何过渡，开始活跃地说起来。

我满怀惊讶地听着。从没有人这样和我说话，特别是在忏悔室里。他简洁地说着，以一种自然谈话的语调，就像不是在忏悔室里和我说话，而是在某处与人闲谈一样。他话语简练，语气苍老、和蔼，没有任何虚情假意的腔调，有时发出微微的叹息，就像在抱怨一样。他那么自然地诉说一切，就像整个世界是上帝之所，每个人类的事物都属于上帝，无需在上帝面前做隆重的仪式，无需转动眼睛，捶胸顿足，只要说出真话，全部、彻底……他就是这样说的。

讲话？……准确地说他不是在讲话，而是在交谈，毫无偏见、轻声地说着。他的声音有些斯拉夫式的抑扬顿挫。我最后一次是童年的时候在泽姆普林听到这种口音和方言。

“亲爱的孩子，”他说，“我很愿意帮助你。有一天一个妇人到我这里来，她爱上了一个男子，爱到杀死他的地步。不是用刀，也不是毒药，仅仅是不给他任何自由，她要完全拥有这个男人，使其脱离这个世界。他们争吵了很长时间。一天这个男子疲惫至极，他死去了。这位妇人清楚他死去的原因。男人走了，因为持续的争吵让他精疲力竭。你知道吗，我的孩子，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力量，有很多方式相互残杀。光有爱是不够的，孩子。爱也可以变得极度自私。我们要谦卑地去爱，带着信仰。整个人生只有那时才有意义，如果内心有真正的信仰。上帝将爱赐予了人类，让他们彼此忍耐对方以及这个世界。但是，假若一个人不能谦卑地去爱，那他就会给另一个人很大的压力。你懂吗，孩子？”他那么和蔼地问道，就像一个年迈的小学教师在教小孩子字母表一样。

“我想，我懂了。”我有些惊慌失措地说。

“以后你一定会懂的，但你将为此受很多苦。这样狂热的心灵是骄傲的，会受很多苦难。”他说，“你想征服你丈夫的心，你还说，你的丈夫是个真正的男人，不是风流易变、追逐女性的男人，而是认真敦厚、心地纯正的人，但是他有秘密。这个秘密可能是什么呢？……你心里就因为这个在做斗争，我的孩子，你想发掘这个秘密，但是你不知道上帝给每个人以灵魂，这个灵魂就像世界上的天地万物一样充满了秘密。为什么你想知道上帝隐藏在一个灵魂里的秘密呢？也许你生活的意义，你的任务就是忍受这种状况。也许你会伤害你的丈夫，也许你会毁掉他，如果你成功地打开他的灵魂，如果你强索那种人生，那种感受，那么他会自我防卫。不应该粗暴地去爱。我说的那个女人，就像你一样，年轻漂亮，做了各种愚蠢的事，为的是重新赢得她丈夫的爱。她和其他年轻男子调情为了使她的丈夫妒忌，她失去理智地生活，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把财产花在维也纳的烂衣物上，穿得花里胡哨，就像那些不幸的女人一样。她们的心中丧失信念，内心的平衡坍塌，然后沉迷于社交生活，去娱乐场所，流连晚宴，去任何灯光闪烁，人群拥挤的地方，逃离人生的空虚、虚荣和无望的激情。她们到那里为的是遗忘。这一切是多么无望啊。”他说，几乎是低声自言自语，“但并没有遗忘。”

他这样说着，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但是他好像根本就没注意到我。

他用老年人絮叨的语气，就像对某人说话一样，就像在和世界争论。他还说：“不，不存在遗忘，上帝不允许在面对人生呈现给我们的问题时感情用事、过于狂热。在你的内心有一团火，我的孩子，虚荣和自私的火焰。可能你的丈夫对你的感情和你想要的不一样，也许他仅仅是骄傲或者孤独，他不知道如何呈现，或许没有勇气呈现他的感受，因为此前被伤害过。世界上有很多这样受到过伤害的男子。我不能豁免你丈夫的罪，我的孩子，因为他也不懂得谦卑。两个如此骄傲的人在一起一定受苦，但是现在你的心灵中有那样的贪婪，让人想起罪过。你想夺走一个人的灵魂。恋爱的人总是想得到这个。这就是罪过。”

“我不知道这是罪过。”我说，我跪在他的面前，开始发抖。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上天自愿赐予的一切，不满足于心甘情愿的给予，如果我们用贪婪的手伸向另一个人的秘密，这总是罪过。为什么不能更谦卑地活着？怀着更少的感情要求？……爱情，真正的爱情是耐心，我的孩子。爱是无止境的，并且经得起等待。爱不可能是任务，那是不人道的。你想征服你的丈夫……但与此同时，上帝已经在这尘世中把你的一切事情安排好了。你不明白吗？”

“我受了很多苦，尊敬的神父。”我说，我担心自己随时会哭出来。

“那就忍耐。”他闷声说，几乎是带着冷漠的语气。

“你为什么害怕受苦？”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苦难会燃尽你的自私和虚荣的火焰，谁是幸福的？你有什么权利奢望获得幸福？你确信，你的愿望和爱是无私的，值得获得幸福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你就不会跪在这里，而是生活在生命所给予的范畴内，同时履行你的义务，等待着人生的安排。”他严肃地说，并且注视着我。

这时他第一次用他闪烁、明亮的小眼睛注视我，然后突然转过头，垂下眼帘。在长时间的沉默后接着说：“你说，你的丈夫因为孩子的死生你的气？”

“我是这样感觉的。”我答道。

“是的，”他沉思着说，“有可能。”

看起来那个假设他一点也不惊讶，认为人与人之间一切皆有可能，然后他就像对我提了一个无所谓的问题，用沉闷的声音捎带着问道：“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内疚吗……”

他带着斯拉夫口音说出“你”这个词，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种口音在那一刻几乎使我得到安慰。

“我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尊敬的神父？……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你看，孩子，”他忽然说，那样亲切和坦诚，我几乎想要吻他的手。他热忱地说着，以一种虔诚心并且带着外地口音，就像只有年老的乡村神父才能对人做到的那样，“我不知道你的灵魂里有什么，除非你自己告诉我，而你向我忏悔，我的孩子，那仅仅是计划和企图，但是主暗示我，这不是全部的真相。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内心充满愧疚，因为此事或者其他的事情。也许我错了。”他以自我开脱的语调说着，然后突然停了下来，吞下了要说出的一个词。看起来，他后悔做了什么。

“但是那也是好的。”之后他低声、谨慎地说，“如果你感到内疚就是好的。也许有一天你将痊愈。”

“我要怎样做？”我问道。

“祷告。”他简单地说，“并且坚持下来，这是宗教的戒律，我不知道更多了。你对你的罪过感到遗憾和追悔吗？”他问道，就像一个人在谈论其他的事情，快速并且机械。

“我感到遗憾并且追悔。”我也急促不清地说。

“五遍主祷文和五遍圣母颂，”他说，“我赦免你的罪过……”

然后开始祷告，不想听我说任何话。

两周以后，一天早上，我在我丈夫的钱包里发现了一条紫色缎带。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从来没有翻过我丈夫的钱包和口袋。我从没偷过他的任何东西，尽管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我要的东西他都会给我，我为什么要偷他的钱？……我知道很多女人会偷丈夫的钱，出于义务，出于大胆，通常女人由于任性什么都做得出来。“我没有那么笨。”她们这样说的同时还是在做着自己根本没兴趣的事情。我不是这类女人。这并不是自我夸奖，这是事实。

那天早上我之所以翻看他的钱包，是因为他打电话回家，说把钱包忘在了家里，并且会派勤务员过来取。当然这不是理由，你说。在他的声音里有着某种陌生、焦急，几乎是紧张的感觉。在电话里他的声音很不安，可以感觉到这个小小的被遗落的东西对他来说很重要，意味着什么。这种事情不是用耳朵听到的，而是用心感受到的。

那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只鳄鱼皮钱包。是我送给他的，我说过了吗？这个钱包他也同样忠诚地一直在使用。我应该告诉你的是，这个男人的灵魂本身就是忠诚的化身。我感到，他做不到不忠，即使他想也做不到。他对物品也是忠诚的。他想保存和保护所有的东西，这是他内在的中产阶级性格，贵族化的中产阶级特征。他想保存的不仅是物品，而是所有的一切，那些生活中亲切的、美好的、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所有的全部，你知道……好的风俗、生活方式、家具、基督教道德、桥梁以及人类用无穷工作、智慧和痛苦建立的世界，那是才华的激情与结满老茧的双手之结晶……这些对他来说都一样，他爱这个世界，并且想拯救它，使其免受破坏。这些，他们男人称为“文化”。我们女人，私下里，也许不会使用这么大的词语，也许我们能聪明地聆听他们用拉丁语跟我们讲话已经足够。我们知道的是本质，他们了解的是概念。这两者不是一码事。

是的，鳄鱼皮钱包，他也保存着。因为很漂亮，材料很珍贵，并且是我送的。当钱包的针脚开线时，他让人补了补，非常严谨，一丝不苟，是的。有一次他笑着说，他是真正的冒险家，因为冒险也只有在他置身于规矩方圆中时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很艺术的想法……你感到惊讶吗？是的，我也惊讶，很多次，他说出类似的话。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很不容易，亲爱的，因为他有灵魂。

你想要抽一支烟吗？我得点一支抽，因为我有点激动，现在，当我想起那条紫色缎带时我还是能感觉到那种颤抖和紧张。

我说那天他的声音里有某些别样的东西。他不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打电话回家。我还提议说如果他愿意，中午我给他送到工厂里去，但是他谢绝了这个建议。他让我放到信封里，很快他会派勤务员来。

然后我就仔细地查看了钱包，翻看每个隔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我仔仔细细地翻看个够，你可以想象得到。

外层放着钱，工程师协会会员证书，八张十菲列和五张二十菲列邮票，然后是驾照，还有一个贴着照片的入岛通行证。照片是十年前照的，刚刚理完发，男人们在这种时候，通常显得有些滑稽地年轻，带着一副似乎刚刚结束的中学毕业考试没有及格一样的神情。然后是名片，只有名字和徽章，没有头衔。他特别注意这些细节。他不能忍受把贵族的王冠绣在或者刻在内衣或者银器上。他不仅看不起这些事物，而且谨慎地把它们从世界上隐藏起来。他说，一个人只有一种头衔，那就是他的性格。他有时会带着骄傲、怨艾的神情说出这些话来。

在他的钱包外层，我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他的钱包里井然有序，就像他的人生、他的抽屉、他的衣柜和他的笔记一样。他周遭的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他的钱包也必然如此。也许他的灵魂里没有完美的秩序与和谐，你知道……看起来，人们总是试图通过外部的有序隐藏内部的无序，但是我那时没时间做哲学分析，我就像一只在疏松的泥土里挖掘着的鼹鼠一样在他的钱包里翻找着。

在钱包的内层，我发现了一张照片，孩子的照片。那是孩子刚刚出生八小时的时候拍摄的。有很多头发，你知道，紧握的小拳头向上伸着，他出生时重3公斤800克，他在睡觉……照片就是那时拍的。告诉我，这种痛苦要持续到何时？整个一生吗？……我相信，是的。

在他的钱包内层，我发现了这张照片，还有那根紫色的缎带。

我拿到手里，触摸着，当然我也闻了闻。没有任何味道。是一条旧缎带，暗紫色的。缎带上带着鳄鱼皮钱包的味道。四公分长——我量了量——宽一公分。缎带是用剪刀规则地剪下来的。

我吃惊地坐了下来。

我就这样坐着，手里拿着缎带，心里带着一个神圣的决定，我要征服我的丈夫，就像拿破仑企图征服英国一样。我就这样坐着，那样震惊，仿佛在午报上读到我丈夫在拉克什圣米哈依边境被捕，因为他犯了抢劫杀人罪，或者就像杜塞尔多夫恶魔的妻子某天晚上得知她的丈夫被抓时所感觉到的一样，因为她丈夫是个正直的人，优秀出色的父亲，按时纳税，晚饭后，有时会去啤酒屋里小酌一杯，但是路上却习惯性地停下来，剖开某人的肚子。我在那一刻是同样的感受。

现在我看到，你认为我是个歇斯底里的笨鹅。不，亲爱的，我是女人，所以我可以同时是印第安人和大侦探，是圣女也是间谍，当涉及到我爱的男人时我就是全部的这些角色。我对此不感到羞耻。上帝就是这样把我造出来的。这是我在世界上的任务。我感到头晕，房间开始转了起来，对此我有很好的理由，而且不止一个。

首先，我和这条缎带没有丝毫关系，从来没有。对于这种事情，一个女人心里是清楚的。在我的衣服和帽子上，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垂挂过这种缎带。我从不使用这种奔丧式的严肃颜色。那么可以确定的是，很遗憾，这条缎带根本不是我的，我的领地里没有，我丈夫不是从我的帽子或者衣服上剪下来，然后带着慈悲和虔诚收藏起来的。很不幸，这不是我的。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感觉的。

另外，我的手脚开始麻木，因为缎带不仅不适合我，也不适合我的丈夫。我感觉，一样东西，一条缎带，一个像我丈夫这样的人，在他钱包里珍藏数年，为了它紧张地从办公室打电话回家——他是因为这条缎带才打电话的，这个我甚至不需要向你解释，因为他上午在工厂里，是不会急需钱、名片或者会员证的——这个物件不仅仅是一个纪念，而是一件圣物。不，这已经是个犯错迹象的罪证。因此我手脚发麻。

那么也就是说我的丈夫有比我更重要的回忆，这就是紫色缎带的意义。

但也可能意味着其他的东西。这条缎带的颜色没有褪去，只是有些旧了，就像死人留下的遗物逐渐老旧的特别方式一样。你知道死去的人的帽子、手绢旧得非常快，换句话说就是顷刻之间，当一个人死去，他曾经使用的物件……某种程度上失去颜色，就像树叶从树上被扯了下来，然后这个脱离树木的植物生命所特有的那种翠绿的、水彩画的颜色立刻变得苍白黯淡……看起来人的内心也有一条洪流，这条洪流传送所有属于我们的东西，就像阳光普照世界。

这条紫色缎带几乎没有生命力了，就像很早以前有人戴过它。也许使用它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人世……或者，至少对我的丈夫来说她已经死去了。我也是这样希望的。我看着它，闻着它，用两根手指揉搓着，盘问着它……但是缎带没有透漏出它的任何秘密。它固执地缄口，带着不知出处的物品所特有的执拗的沉默。

但是同时，它的缄默也泄露了什么，它是幸灾乐祸和高傲的。这条缎带就像一个嘲弄的魔鬼伸出中风的、紫色的舌头，讥讽和取笑我，它说：“你看，在漂亮、有序的外部颜色之后我一直存在，我过去、现在一直都存在。我是地狱，我是秘密，是真理。”我理解它所说的话吗？……我紧张、失望，同时感到震惊，内心的愤怒和好奇之火熊熊燃烧，我想跑到街上找到那个曾经在头发上或紧身胸衣上戴过这条缎带的女人……我因为委屈和愤怒而满脸通红。你看，现在我的脸也是热的，燃烧和火红，因为我想起了紫色缎带。等一下，你给我一点香粉，我要让自己恢复正常。

就这样，谢谢，现在我已经好多了。然后勤务员就来了，我已经把钱包里的所有东西重新摆放整齐：名片、证件、钱和那条对我丈夫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上午紧张地从工厂打电话回家，并且派勤务员来取走的紫色缎带……然后我站在那里，带着我心里的重大决定和燃烧的怒火，以及对全部人生的一知半解。

确切地说，有些事情我还是懂得的。

这个男人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书生，也不是一个日渐衰老的可怜可鄙的浪荡子。他是个真正的男人，他的行为有理由和意义。我的丈夫不会没有理由地在他的钱包里藏着一个女人的紫色缎带——这就是我当时从中所感悟的，此后对于这点我理解得如此透彻，就像一个人对于生活的秘密一样了解。

如果他做了什么，数十年带着某种充满感情的旧东西，只能存在某种极大的、真正的理由。那个拥有这块破布的人，可能对他来说比任何人都重要。

比我重要，这是肯定的。比方说，他的钱夹里没有放我的照片。对于这个你肯定会说——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得出来，即便你不说。他不需要照片，因为每天从早到晚，他看我已看得够多的了，但是这还不够。当我不在他身边时，他也应该能看到我，当他打开钱包时，在那里应该看到我的照片，而不该是这条陌生的紫色丝带。对不对？……你看，他本来最应该这样做。

我的心里冒火，就像一根不小心丢掉的火柴点燃了一座平安无事的宅院。它的正面，后面，整体，所有的一切，不管怎么说都根基牢固。这座建筑物是我生活的真实化身，有空间，有屋顶……现在这根火柴的紫色火焰掉到了屋顶上。

中午我丈夫没有回家。晚上我们一起参加晚宴。我打扮得很漂亮。那个晚上，我动用了我的全部力量与意志，想让自己非常漂亮。我选了件白色的晚礼服。这件丝质的晚礼服就像要参加婚礼一样，隆重又高贵。下午我在理发店整整待了两个小时。我没有一丝倦怠。接近傍晚时分，我去了市中心，在一家时装店买了一个紫色的缎带结，那种可爱、随意、仿紫罗兰花的小装饰在那一年里很流行，女人们把各种样子的这类东西别在衣服上。这个小的缎带结的颜色和我丈夫藏在钱包里的缎带丝毫不差，我把它别在白色露胸礼服的开领衣襟上。那天晚上，我就像一名即将登台表演的女演员一样那么精心地装扮自己。当我丈夫来的时候，我已经披上披肩在等他了。他匆忙地换上衣服，因为他回来晚了。我终于也等了他一次，耐心地。

我们一言不发地坐在车里。我看到他很疲惫，在想着别的事情。我的心跳得厉害，但是同时也感到了不可思议的平静。我只知道，这个夜晚将决定我的人生。我礼貌地坐在他的身旁，我的发型美极了，蓝狐狸披肩，白色丝质礼服，我香气四溢，表情异常宁静，靠近我胸口处别着紫色缎带结。我们抵达一幢很大的宅邸，大门口站着瑞士门卫，在前厅里一群男仆恭迎我们，当我的丈夫脱下外套并且交给男仆时，他照了照镜子，笑了。

那天晚上我是那样漂亮，连他也感受到了。

他脱下外衣，在镜子前整理领带，动作中带着一种漫不经心、仓促，甚至有些拘谨，好像阴沉着脸迎宾的仆人的出现打扰了他。他就跟那些不太注意衣着、总是匆忙穿衣的男人们一样，也总要整理经常戴歪了的夜礼服的领结。他从镜子里对我微笑，非常亲切、友好，就像在说：“是的，我知道，你很完美，也许你是今晚最漂亮的，但仅凭这点，很遗憾，并不起作用，这完全是另一码事。”

但是他什么也没说，我绞尽脑汁在想，我是否比那个他为之保存缎带的女人更漂亮。然后我们步入大厅，那里早已宾客云集，名仕、政治家、国家的头等人物以及著名的漂亮女人，我们就像亲戚一样交谈，仿佛说话的一方和另一方只是通过辅助性的暗示就可以猜到相互间要表达的意思，就像每个人都熟知内情一样——熟知什么事呢？……熟悉那个精致、腐朽、刺激、令人窒息与傲慢、绝望又冷漠的同盟，那是另一个世界，是社交人生。我们置身于一个有红色大理石柱子的巨大厅堂里，穿着白袜子、及膝短裤的仆人在宾客间穿梭，高举着水晶托盘，提供各种浓烈、有毒、彩色的某种物质以及鸡尾酒，我只是尝了一杯花花绿绿的有毒物质，因为我无法忍受酒精饮料，喝了之后酒精会在我体内翻滚，头晕目眩，而且那天晚上我也根本不需要兴奋剂。我感到一种莫名、可笑、孩子气的紧张气氛，仿佛命运之神派给我一项艰难而私密的使命，好像那天晚上每个人，那些美丽又迷人的女人，声名显赫、有权力又聪明的男人都在注意我一样……我对每个人都保持着微笑和友善，就像涂着头油、戴着假发的上个世纪大公夫人在举行宴会时那样。那是属于我的夜晚……如此强烈的生命存在感不可避免地反射到其他人身上，任何人都无法冷漠地避开。我突然感觉到我在红色大理石柱子之间，在大厅的中央，被男男女女包围着，成为了人群的中心，他们对我说着恭维话，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引发赞同。在那天晚上我被可怕的安全感淹没了。我成功了，是的……什么是成功？是意志力，看起来是的，是狂热的令人发疯的意愿，它能点燃所有的人以及周遭的一切，这一切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必须弄清楚，那个人是否存在，她是否在衣服或者帽子上佩戴过紫色缎带，她是不是也许对我的丈夫来说比我更重要？……

那天晚上，我没有喝一口鸡尾酒，之后在晚饭时我喝了半杯酸酸的法国香槟，但我仍然表现得像是微醉的样子……那么特别的，你知道，是冷静的微醺。

我们等着上菜，客人们三两成群地站在大厅里，就像在舞台上一样。我的丈夫站在书房门边与一位钢琴家交谈着。我不时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我知道他担忧地偷偷观察我。他不理解我的成功，不理解这个出人意料、难以解释的成功，他感到既高兴又不安。他慌乱地看着我，我骄傲地感受着他的困扰。现在我对我的作为感到自信，我知道，这个夜晚是属于我的。

这是人生中最奇特的时刻。世界在你面前突然一下子展开，所有的目光都注意着你。那个晚上如果有一个追求者吻我的手，我一点也不会惊讶。你要知道，令人绝望的是，这个世界，这另一个世界，这个社交圈和上流世界不属于我。我丈夫带领我来到这个世界，而我总是怯场，小心翼翼地行走着，就好像坐在城市公园的旋转木马上面……没有一刻我不害怕打滑摔倒。多年之后在社交中我还是这样小心翼翼和彬彬有礼，或者是过度地表现自然……总之，我是某种其他的样子，害怕、冷淡、不直率，从来不是我自己。我总是由于恐惧而变得浑身僵硬，就像痉挛一样，但是今天晚上某种东西击退了这种痉挛。我透过迷雾看到了一切，看到了光，看到人们的面孔。如果他们不时为我鼓鼓掌，我也不会惊讶。

然后我感到有人在盯着我看。我慢慢转过身寻找那个人，寻找那个几乎触及我身心、炯炯闪光的光束来源。他是拉扎尔。他站在一根柱子旁边，在同女主人交谈，但是眼睛却在看着我。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

当侍者们从中间打开那扇镶着镜子的玻璃门，就像一幕剧的帷幕拉开，客人们像一支队伍一样进入半暗半明的、用教堂蜡烛点亮的餐厅，他朝我走来。

“您遇到什么事了吗？”他低声问道，几乎充满敬意。

“为什么问这个呢？”我有些嘶哑地问道。我对我的成就感到陶醉了。

“您好像有什么事情。”他说，“我现在对那天晚上感到羞愧，您看，我和彼得用那么低俗的玩笑来对待您。您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说，“您不用愧疚。大人物们都喜欢作戏。”

“您爱上某个人了吗？”他用平静、严肃的语气问道，同时他直视着我两眼之间的额头。

“是的。”我以同样坚决和平静的语气答道，“我爱上我丈夫了。”我们站在餐厅的门口。他把我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他带着深深的同情，轻声说：“可怜的人啊。”

然后他伸出手臂并陪我走到餐桌旁。

吃饭时他坐在我旁边，我的另一边是一位老伯爵，我是谁那个人一点概念都没有。晚餐的时候，他用一种十八世纪的赞美方式恭维我。拉扎尔的左边坐着一位知名外交官的夫人，她只懂法语，晚餐也是法式的。在上一道菜和下一道之间，在法语会话的过渡期间，拉扎尔时不时转向我，为了避免让别人听见，他将声音压得很低很轻，他用自然的、毫无过渡的语气跟我说话，就好像在继续早已开始的话题一样，“您决定怎么做？”

当时我正在忙着吃鸡肉和糖煮水果。我朝盘子探着身子，手里拿着刀叉，微笑着回答他的问题，就好像在回答一个毫无伤害性的、愉快的社交问题一样。“我决定要征服他，让他回到我的身边。”

“这不可能。”他说，“他从没有离开过您，所以这不可能。您可以让不忠的人回头，可以挽回已经离开您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彻底地来到您身边，从没……不，这真的不可能。”

“那他为什么娶我？”我问。

“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将会被毁灭。”

“毁于什么？”

“毁于一种感觉。一种比他更强大的感觉，一种和他不匹配的感觉。”

“一种感觉，”我心平气和地问道，把头抬得很高，但用一种别人听不懂的方式问道，“那个把他和拥有紫色缎带的女人连接在一起的感觉吗？”

“您知道这件事？”他猛地抬起头来紧张地问道。

“我现在只知道我需要知道的部分。”我诚实地答道。

“谁跟您说起的这件事？彼得吗？”

“不是，”我说，“但是人总会知道关于他所爱的那个人的全部。”

“没错。”他严肃地说道。

“而您，”现在换成我问他，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的声音居然没有颤抖，“您认识那个拥有紫色缎带的女人吗？”

“我……”他嘟囔着，低下了光秃秃的头。他凝视着盘子。情绪低落。

“是的，我认识。”

“您偶尔见到她吗？”

“很少，几乎没有。”他凝视着空气，“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她了。”

他开始用细长、骨节分明的手指紧张地敲打桌布。这时外交官夫人用法语问了某些事情，同时，我时不时回答那个老伯爵“为什么是，为什么非”的问题，那个老伯爵出人意料地开始用一个中国寓言逗我开心，但那时我无法专心于中国寓言，香槟酒和水果上来了。当我喝了一口浅玫瑰色的香槟酒时，旁边的伯爵正以某种方式痛苦不堪地、费尽力气地从中国寓言故事的纠结中解脱出来，这时拉扎尔又一次向我转过身来：“您今晚为什么佩戴这个紫色的缎带结？”

“您注意到了？”我问道，然后揪着一串葡萄吃。

“从你们一走进房间我就注意到了。”

“您觉得，彼得会注意到吗？”

“您要小心，”他严肃地说道，“您在做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

我们像两个密谋者一样一起朝彼得看去。在这个大厅里，在闪动的烛光中，在低沉的交谈中，在交谈的内容中，甚至在交谈的气氛中，都存在着某些幽灵般诡异的东西。我僵直地坐着，一动不动地、呆板地看着我的前方。然后我微笑，就好像旁边的人用一些非常卓越的笑话、有趣的故事让我开心一样。毫无疑问，我听到的内容非常有趣。在我生命中，无论是那一晚之前，还是之后，我再也没听到比拉扎尔的那番话更能真正引起我兴趣的了。

当我们从桌子旁起身，彼得朝我们这边走来。

“我看到吃饭时你一直在笑，”他说，“你有些苍白，想去花园里透透气吗？”

“不，”我说，“我很好，只是屋里光线不好。”

“走吧，”拉扎尔说，“我们去冬季花房吧，去喝一杯黑咖啡。”

“你们把我也带上吧，”彼得开着玩笑，带着不安说，“我也想要笑一笑。”

“不。”我说。拉扎尔也接着说：“不，今天和上一次不一样，我们玩别的，和上次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两个人玩，不带你。你去找你的那些女伯爵吧。”

这时我丈夫注意到了紫色的缎带结。他像近视一样眯着眼睛，就像他习惯的那样，不情愿地朝我弯下腰，好像充满困惑地检查什么一样。这时，拉扎尔搀着我的手臂把我带走了。

站在冬日花房的门口，我转头看我的丈夫。他一直站在餐厅的门口，在曲终人散的人流中，像个近视眼似的眯着眼睛凝视我们的背影。他显得那么悲伤和无助，是的，脸上带着绝望的神情，使我必须停下脚步，转身回头看着他。我感到我的心被撕裂开来，也许我从没有像这一刻那样爱过他。

然后我和拉扎尔就坐在了冬日花房里……或许这个故事让你觉得很累吧？如果你厌烦了，请告诉我，但我不会让你厌烦太久的。你知道，在那个夜晚之后，一切发生得太快，就像做梦一样。冬季花房里弥漫着一种潮湿、芳香、令人窒息的热气，就像身处在热带丛林里一样。我们坐在一棵棕榈树下，透过敞开的门看着灯光闪烁的大厅。远处，从第三间大厅的角落里，传来温和、充满情欲的音乐，客人们跳着舞；另一个房间里人们在玩着纸牌。这是一场盛大的聚会，奢华且毫无情感，就像这幢房子里的一切。

拉扎尔抽着烟，沉默不语，看着跳舞的人们。我已经几年没有见他了，现在觉得格外陌生……在他身边我感到了一种孤独，就像这个人生活在北极一样。孤独和平静，一种充满哀伤的平静。突然间我感到，这个人已经无欲无求了。他不想要幸福，也不想要成功，是的，也许根本不想写作了，他只想认知、理解这个世界，只想知道真相……他谢顶了，而且有时以一种彬彬有礼的方式表现出似乎有些无聊的神情，但是他也像个佛教徒一样，用斜视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对所有的这一切他是怎么想的？

当我们喝完黑咖啡后，他说：“您不害怕诚实吗？”

“我什么事情都不怕。”我说。

“您听我说，”他生硬、坚决地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干涉别人的生活，我也没有，但是彼得是我的朋友……并不是人们习惯说的那种廉价的朋友。我很少跟人保持这种朋友关系。这个人，您的丈夫，保存着我们年轻时的秘密和那些魔幻般的回忆。那么现在我告诉您件事。我要说的事情听起来有些戏剧性。”

我僵直地坐着，面色苍白，就像一尊雕塑，就像一个白色大理石雕成的小国仁慈王后的半身塑像。

“尽管说吧。”我请求道。

“用比较粗鲁的方式，我可以一句话笼统地表达出来：请放手！”

“确实很粗鲁，”我说，“但是我不明白，把手从什么地方放下呢？”

“从彼得身上，从紫色缎带以及那个戴着这条缎带的人那里放手。您明白了吗？我的话说得就像电影里的那样粗鲁，放手、别干涉……您不知道应该把手伸向何处。触摸之处，伤口逐渐痊愈，已经凝结、结痂了，在它上面形成了一层薄膜。我已经关注你们的生活五年了，我注意观察这个抽枝发芽再生的过程。您现在想要去触探这个伤疤，但是我提醒您，如果您撕开这个伤口，如果用指甲尖碰伤了它，那么整个躯体就会流血……也许某种东西会被毁灭，或者某个人会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有这么危险吗？”我问道，同时看着那些跳舞的人们。

“我相信是的。”他斟酌着，谨慎地说，“的确有这么危险。”

“那么就有必要做。”我说。

我的声音清脆，带着某种嘶哑，还有一丝颤抖……他抓住我的手。

“您要忍耐。”他用非常炽热、乞求的口气说道。

“不，”我说，“我不想再忍耐。我已经被骗了五年了。我的命运比那些丈夫不忠、轻浮、拈花惹草的女人还要糟糕。五年以来，我一直同一个没有面孔的人对抗，她像个幽灵一样存在于我们之间，在我们的家里。现在我受够了。我不能和一种感觉斗争，我宁愿和一个有血有肉的对手交锋，而不是和一个狂热的幻影……就像您以前说的，真相总是更简单。”

“是更简单，”他以平和的口吻说道，“同时也是无止境的危险。”

“那就尽管危险吧，”我说，“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吗？我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而他的心不属于我。而且这个人还保留着记忆，想通过我从这段回忆和感情中解脱出来，仅仅因为这段回忆和感情，这个欲望对他来说是不相称的……您刚才是这样说的，对吧？那么他要对这个不相称的欲望负责，放下他的地位和尊严。”

“不可能的，”他颤抖着，激动地说，“他会就此毁灭的。”

“现在这样下去，我们也将被毁灭。”我平静地说道，“我们的孩子已经毁在其中了。现在我就像一个梦游者。我肯定是朝着某个方向走去，走在生与死的边缘。不要打扰我，不要对我喊叫，因为我会跌入深渊……如果您有能力，就帮助我吧。我嫁给一个人，因为我爱他。我当时以为，他也爱我……我跟这个人一起生活了五年，但他没有把心完全交给我。为了让他成为我的，我尽了一切努力。我尽力去理解他。我用荒谬的理由安慰自己。他是男人，我对自己说，男人是骄傲的。我还对自己说，他是中产阶级，是孤独的。但是这一切都是谎言。之后，我就用最强的人类关系纽带——孩子把他绑在我的身边。我没有成功。为什么？您知道吗？……这是宿命吗……或者还是别的什么？您是作家，是有智慧的人，是他的同盟者，是彼得人生的见证人……现在您为什么沉默了？有时我相信，发生的所有事情当中您也是一份子，您有一种凌驾于彼得灵魂之上的力量。”

“以前是有的。”他说，“我必须要把这个力量分让出去，您也要学会共享，这样也许每个人都能逃脱出来。”他腼腆、慌乱地说道。

我从没有见过这个孤独、自信的人像此时这样的踌躇，一位佛教长老现在变成了一个凡胎俗子。他也许最想溜之大吉，以避免回答这样令人窘迫的和危险的问题。但是我现在不会放过他。

“爱情是不能分享的，这点您知道得最清楚。”

“陈词滥调，”他沮丧地说，然后点燃一支烟，“一切均可分享，特别是爱情中可以分享一切。”

“如果我与人分享爱情，那我的生命中还剩下什么呢？”我非常激动地问道，以至于我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还剩一座房子？社会地位？我和那个人共同分享午餐和晚餐，他也时不时温柔地送礼物给我，就像一个给爱发牢骚的头疼病人喂服一汤匙溶解在水里的止痛药一样？……您怎么想的？是否有比和某人度过这样的半辈子更让人屈辱，更不人道的境遇？我需要的是一个人，一个完全属于我的人！”我几乎要喊了出来。

我这样说着，这样由于绝望而不顾一切地表达着，我说话的样子就像是在舞台上，有点夸张，具有戏剧性。激情总是有些戏剧化的。

就在这一刻，有一个人正好穿过花房，那是一名军官……他站住了，警觉地回头看了看，然后急匆匆离开了，摇着头。

我感到很羞愧，用一种歉疚的口气，压低声音说：“拥有一个不和任何人分享的人，就这么不可能？”

“不，可能。”他认真地凝望着棕榈树，“只是很危险。”

“那么这种生活，我们现在过的生活，以这种方式存在就不危险吗？……您怎么认为？我想存在生命危险。”我坚定地说道，当我说出这个词的时候，我的脸色变得苍白，因为我知道我说出了真相。

“这就是人生的独特之处。”他现在的语气冷淡、客套，就好像一个人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天地，就像从激情四射的世界重新回到了有着准确概念和想法的宁静、平和的环境中，在那里他又找到了熟悉和适当的语言。“这种独特之处就是具有生命危险的。在危险之中有很多种生存方式，有的人手上拿着拐杖，永远走在平坦的路面上；有的人似乎要永远埋头跳入大西洋。在危险之中人必须存活下来，”他严肃地说，“这才是最困难的，有时这是最伟大的英雄行为。”

冬季花房的小喷泉水声潺潺，我们听着流水发出的温润、生动的旋律以及外边大厅里传来的世界音乐声，伴随着野蛮、摩登的人类喧嚣声。

“我也不知道，”我打破我们之间的沉默说道，“我要同谁或什么东西去分享呢？同一个人吗？还是一段回忆？”

“没有差别，”他耸耸肩，“那个人与其说是个活着的人，不如说也已经变成了一段回忆，她已没有任何奢望。只是……”

“但是她是存在的。”我说。

“是的。”他回答。

我站了起来。

“那就是说，必须要跟她了结。”我边说边找着手套。

“和她？那个人？……”他问道，同时也慢慢地，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同那个人，同那段回忆，同这种生活。”我说，“您能带我去找那个女人吗？”

“我不会带您去的。”他说，然后我们慢慢地朝跳舞的人群走去。

“那我自己去找她。”我说，“在这个城市里居住着一百万人，全国也有几百万人，我手里没有别的证据，仅仅有一条紫色破布，我没有见过她的照片，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仍然确定地知道，就像一个水源勘探者，即使在看不到尽头的平原上，也能感受到地下水源所在，或者像一个矿藏勘探者，在散步时突然站住，因为他感到了在地下深处有隐藏的金属矿藏……我是如此地确定我会找到她，找到这个人、这段回忆，找到这个有血有肉的人，因为她我不可能幸福。您不相信我？”

他耸耸肩，长时间打量着我，用一种审视和悲伤的目光。

“也许吧，”他说，“我基本上相信，如果人类激发出自己的本能，什么都有可能。我相信所有的不幸和奇迹……我相信您能在千百万人中找到那个人，那个会像短波发射机向其他电台报告一样地回应您召唤的人。这里面没有任何神秘的成分，当强烈的情感碰撞到一起时就会发生……但是您想过吗，之后怎么办？”

“之后？”我犹疑地问道，“之后情势就会明朗。我要看看她，进行检查……如果真的是她……”

“她？她是谁？”拉扎尔不耐烦地反问。

“就是她啊，”我也同样不耐烦地回答，“另一个人，我的对手……如果真的是她，如果是因为她我丈夫才不快乐，如果由于她阻碍了我丈夫不能完全属于我，导致他被一个愿望、一段回忆、一个多愁善感的错误想法所绑缚，鬼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我就会对他们放手，把他们交给命运。”

“即使这对彼得来说是致命的，您也要这么做？”

“他会承受得住，”我愤怒地说，“这是他的命。”

这时，我们已经站到了大厅的门槛处。

他还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承受一切。您不知道，在过去几年里他要用多大的力量来生活。他竭尽所能否定这段回忆，这种力量几乎可以使山脉移动。我相信对此我了解一切。有时我感到惊讶。他已经尝试过一个人在生命中可以承受的最艰难的部分了。您知道他做过些什么吗？他想用理智来消除情感。这就好像我说的那样，有人企图用言语和论据来说服一枚炸弹，让它不再爆炸。”

“不，”我慌乱地说，“这不可能。”

“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平静而严肃地说道，“但这个人还是尝试这样做了。为什么？……因为他要救赎他的灵魂，去拯救他的自尊。一个男人没有自尊是无法活下来的。他也是为了您，还有孩子，用尽了一切残存的力量……因为他也爱您，我希望您是知道的吧？”

“我知道，”我说，“否则我也不会如此争论不休……但他不是完全地爱我，不是毫无条件地爱我。有个人站在我们俩中间。我要把这个人赶走，要不然就是我走。这个戴着紫色缎带的女人真的那么强大，那么可怕吗……”

“如果您找到了她的话，”他说，眨着眼睛，用一种疲惫的眼神望向远方，“您会感到吃惊。您会惊讶于真相远比想象的更简单、更粗野、更庸俗，同时又是多么的扭曲和危险。”

“那么您无论如何也不会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吗？”他沉默了。在他的目光和声调中可以感到不安和犹豫。

“您喜欢去您婆婆家吗？”他突然问道。

“我婆婆家？”我深深地感到吃惊，“当然，我很喜欢去，但是她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他妈妈那里无论如何都是他的家。”他困扰地说道，“如果一个人要找什么东西，那么首先是到家里去找寻蛛丝马迹……生活有时恰恰就像侦探小说一样平庸又居高临下地安排着一切……您知道，警察会满世界紧张地寻找犯罪线索，他们用帽针刺破墙壁，而他们找寻的信件，就在他们面前闲置着，在被害人的书桌上，但是任何人都没想到这一点。”

“为解决这个关于紫色缎带女主人的事，我要向彼得的妈妈请求忠告和建议吗？”我越来越无助地问道。

“我只是说，”他谨慎地回答，并且避开了我的目光，“在您满世界地寻找彼得的秘密之前，先去彼得的另一个家里看一看，您婆婆那里看一看，您肯定会在那里找到些能够指引您方向的东西。父母的家里总是犯罪现场的一部分，集中着属于一个人的全部证据。”

“谢谢。”我说，“明天早上我就去我婆婆那里看看……但我就是不明白，我要去找什么，或者去找谁？”

“是您自己想要这样做的。”他就像一个要推卸掉一切责任的人。这时音乐喧闹起来。我们走进大厅，来到了跳舞的人群中，有男士们过来和我说话。过了一段时间，我丈夫拉着我的手臂，带我离开。我们直接回了家。这一切发生在四月十五号，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发生在我们结婚后的第五个年头。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就好像有一股强大的电流穿过了我的身体，电路中正负极的铅已经融化，我的灵魂变得黑暗了。我醒来之后，走进花园——那是一个吹着西洛可风的温暖的早春清晨，人们在铺着桌布，准备早餐，我们在花园里吃早餐已经有好几天了——我丈夫已经外出。我一个人吃了早餐，毫无食欲，只是一口一口地喝着苦涩、无糖的茶水。

早餐桌上放着报纸，我漫不经心地看了其中一张报纸的大字标题。那天，恰好一个小国家从世界地图上消失。我努力想象那个陌生国家人民的感受，当他们清晨醒来，得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有他们所信奉并为之宣誓的东西，一天一天地消失了，无效了，现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事情发生了——也许更好，也许更糟，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是如此真实、如此彻底的变化，就像这个国家，他们曾经的家园，深深地沉入大海，而他们现在必须要在那里生存下来，在一种全新的生活条件下，在水面下，生存下来……我想到了这些，我也想到，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得到了怎样的命令？上天给我什么讯息？在我心中，这一直难以平息的充满我内心的不安意义何在？和这千百万人的不幸和痛苦比起来，我的不幸是什么？我的伤痛，我的愁闷是什么？他们在早上醒来，迎接他们的是失去生活赐予他们的最珍贵的东西，他们的家园，那种具有神秘而甜美的亲密感和秩序的就是家园吗？……我只是漫不经心地翻阅报纸，不能全神贯注地关注震惊世界的消息。我问自己，在这样的世界中，我是否有权利这样顽固地、鬼迷心窍地关心我将会怎样，我是否有权利关心我自己的人生？……面对千百万人的不幸和苦难，我是否有权利关心我丈夫并不真正、完全地属于我？跟世界的秘密与苦难相比，什么算作是我丈夫生命的秘密，什么又是我个人的不幸？我是否有权利在这个大体上同样可怕和莫测的野蛮世界里侦破这些秘密？但这些是伪命题，你知道……一个女人不能代替世界去感受。然后我想，那个听我忏悔的老神父是对的。也许我真的是信仰不够深，不够谦卑……也许我有些目空一切，想从千丝万缕的世界中扒出我丈夫的人生秘密，找到那条紫色缎带的主人，而这一丧失理智的侦探任务，一个人，一名基督教徒，一个女人，是不适合完成的。也许……那时我内心有很多这样的“也许”在脑中盘旋，我不知如何准确地向你表达出来。

我坐在花园里，茶已经凉了，阳光普照。鸟儿躁动不宁，叽喳鸣叫。春天来了。我想到拉扎尔不喜欢春天。他说这个发酵、湿气腾腾的季节加重了胃酸，破坏了理智和情感的平衡……他就是这样说的。然后，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几个小时前的那个夜晚我们所说的话，在音乐声中，在喷泉旁边，在那个傲慢、奢华却冰冷的房子里，在冬季花房闷热的森林气味里，我想起了一切。

你知道那种感受吗？了解那种当一个人在生活最悲剧的阶段，已经超越了痛苦和绝望，一下子变得特别清醒、无所谓，甚至几乎是心情愉悦了？比如，当人们要埋葬一个最亲近的人时，突然想起忘记关上冰箱门，狗因此可能会吃掉为葬礼酒宴准备的冷肉……在下葬时，当人们围着棺椁歌唱，你已经开始下着指示，悄声而平静地处理冰箱这件事……因为在本质上，我们生活在这样没有尽头的彼岸和永无止境的距离之间。我坐着，沐浴在阳光下，就好像我绞尽脑汁想的是不相干之人的厄运一样，我冷静地、平心静气地想着所发生的一切。拉扎尔所说的每一句话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脑海中，但是现在这些话开始发光。前一天内心的紧张感已经消退。我回想着那个宴会，就好像不是我和那个作家坐在花园里一样，而那条紫色缎带，就像是我听到的交际圈的一则流言。最后，别人也可以这样在茶余饭后去编排消遣我的生活内容和我的命运结局：“你们认识某某夫妇吗？……认识啊，那位工厂主和他的妻子。他们住在玫瑰山丘。日子过得不太好。妻子发现她丈夫爱着别人。你知道吗，她在丈夫的钱包里发现了一条紫色的缎带，于是，她就知道了一切……是的，他们正准备离婚呢。”我在宴会上听了很多次这样的事情，在社交场合，每次都是用一只耳朵随便听听，从没有留意过……也许，某一天我们也将成为社交场合的话题，我的丈夫，我，还有那条紫色缎带的女主人？……

我闭上眼睛，靠向椅背，沉浸在阳光中，就像一个能与鬼魂对话的乡下灵姑一样，努力想象着那条紫色缎带女主人的面孔。

因为这张面孔存在于某个地方，存在于隔壁街道或宇宙空间之中。对此我又知道些什么？对这么一个陌生人，我能知道什么？我跟我丈夫共同生活了五年，我当时认为我完全了解他，了解他的每个习惯，每个手势，知道他在饭前如何洗手，他总是急匆匆的，甚至连镜子都不看一眼，只用一只手随随便便、烦躁地整理头发，有时脸上会浮现出笑容，但从来不透露，他想到些什么……我还知道很多其他的事情，知道所有的一切，知道一个人灵魂和肉体的所有可怕而庸俗、感人又绝望、美妙又乏味的秘密。我知道这所有的一切，我也认为，我了解他的全部，然而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对他一无所知……是的，我所知道的要比拉扎尔少得多。这个陌生的、令人扫兴而又尖酸刻薄的人，有一种凌驾于我丈夫灵魂之上的力量。他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呢？……人类的力量，和我的不一样的力量。他的力量更为优秀，比我的女人的力量更加强大。这一点我无法解释，但是当我看到他们在一起时，我总是这样感觉。但是这个人前一天也说过，现在必须要同那条紫色缎带的女主人分享这种力量……我知道，虽然世界上发生着那些惊天动地的可怕事件，虽然我以自私自利和真正的自我信仰与谦卑精神的欠缺来谴责自己，虽然我把自己的烦恼和世界的问题、民族和千万人命运所受的打击加以比较，但每一种比较都毫无意义，我仍然别无选择，只能出发上路，到这个城市里，狭隘又自私、盲目且鬼迷心窍地找寻那个人，那个本身在生命中与我有关的人，我必须要和她谈点什么。我必须要见到那个人，必须听到她的声音，和她对视，必须看看她的皮肤、额头、手长什么样子。拉扎尔说——现在我闭上眼睛，在阳光的沐浴中再一次听到了拉扎尔的声音，就仿佛他坐在我对面，宴会、音乐、那场对话令人眩晕的，不真实的气氛再一次包裹了我——这个真相是危险的，但同时也比我想象的更庸俗、更平淡。这个“平淡”的真相，有可能是什么样？他想借此说明什么呢？

不管怎么说，他给我指明了道路，告诉我要朝什么方向走，去哪里找寻。我决定，就在那天上午去我婆婆家，然后严肃地和她讨论这个话题。

我感到燥热，仿佛再一次置身于干燥、闷热的气流中。

我力图用一些清醒的、强词夺理、虚假的想法来冷却这一灵魂的热度。因为我有了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这种感觉就跟当时在打开——很久以前，前一天这个时候——我丈夫钱包的秘密夹层时一样。拉扎尔说，不要碰任何东西，要等待……难道我所看到的不可能是幻影吗？也许，那件罪证，那条紫色缎带，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也许，拉扎尔又一次用一种特别的、令人费解的方式在演戏，就像几年前的那个夜晚？也许对于这个人来说，人生不过是一场可怕、离奇的游戏，是实验材料，可以借此激发他的灵感，使他能够不断地进行表演，就像化学家使用那些危险的化学物质一样，即使有一天炸毁了整个世界，他们也毫不后悔……当他建议我去我婆婆家里的“犯罪现场”找寻彼得的秘密时，他的眼中闪过一股寒光，他的目光冷酷客观、平静如水、漠不关心同时又充满极度好奇……我知道，昨天晚上他说的是事实，这个人没有演戏。我知道我生活在真正的危险当中……你知道，有些日子，我根本不想走出家门。当天空、星星、周遭环境都同你说话时，所有一切都与你有关系，并似乎在向你诉说什么。不，紫色缎带和隐藏在它后面的东西就是真相，它藏在我婆婆的宅子里，或别的什么地方。

这时厨娘走进花园里，递给我家庭管理账簿，我们一起核算，并且安排了午餐和晚餐。

那段时间，我丈夫赚很多钱，并且连算都不算就直接给我。我有一本支票簿，可以根据我的喜好填写。当然我非常注意，尤其在这段时间，只购买我最需要的东西。但是这个“最需要的东西”是那么宽泛的概念……我应该注意到，对我来说现在“最需要的东西”已经是一切，在几年前，这还是不可能达到的奢华。最贵的市中心食品店把鱼和禽肉送到我们家里，都是我们闭着眼睛，通过电话订购的。我已经几年不去市场了，既没跟厨娘一起去过，也没有单独去过。我对于春季水果、第一批新鲜蔬菜的价格没有精确的概念，我只是要求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最贵的。这些年我对真实世界的感觉变得有些错乱。我的手里拿着家庭管理账簿，厨娘，那只贪婪的喜鹊，那个小偷，把她想写的数目写进本子里。长久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现在令我难过和绝望的一切，也许只是通过金钱的恶劣和可怕的魔力而变得头等重要……如果我很贫穷，也许会疏于关注我的丈夫、我自己和那条到处飘荡着的紫色缎带？……贫穷和疾病能够不可思议地改变人的感受和心灵复杂性的价值判断。但我既不贫穷，也没有患病，至少按照家庭医生的标准来看……因此我对厨娘说：“今晚请准备蛋黄酱冷鸡肉，但是请使用鸡胸肉，配圆白菜沙拉。”

我走进屋里梳妆打扮，准备启程去寻找那条紫色缎带的女主人。这是我那时的使命，我没有计划，不想得到任何东西，只是听从这个旨意的安排。

我走在街上，阳光灿烂，当然，对自己去哪里，去找谁，我没有任何概念。我要去我婆婆那里，我仅仅知道这一点。不过与此同时，我并不怀疑，我会找到那个人。我只知道，拉扎尔用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已经为一切指明了方向。我马上将发现，用第一个手势即可从错综复杂的世界中扯出这个秘密。

当我找到她时，我也不奇怪。“找到”这个词多么廉价……在那些日子里，我本身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一个已经降临的终极宿命中的角色和工具。如今回想，我会感到晕眩和深深的自卑，因为那些天一切井然有序，每个细节快速、准确地相继发生，所有的一切那样紧密地镶嵌在一起，仿佛有人操纵着，那样有节奏，那样让人无法理解，那样平静地发生了……是的，那些天我真的学会相信。你知道，就像那些漂浮在海上、在暴风雨中，信念微薄的人一样……那时我知道，在纷乱的外部世界的背后存在着合理、神奇的内部秩序，就像在音乐之中。这个局面的内涵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三个人的命运和结局，一下子变得明朗。所有包含于其中的一切，一下子打开了，展现出来，就像一个成熟的、有毒的水果所拥有的令人窒息的美丽。我只是目睹了这个过程。

但那时我相信，我要行动起来。我坐上一辆公车，前往拉扎尔指引我的地方，我婆婆的家。

我心里想，我去她那里只是做一次现场勘察，一次谨慎的造访。我在这种纯净生活的空气中稍稍休息一下，从积压在我生活中的令人窒息的拥挤感受中重拾自我，也许我会讲述我知道的，会痛哭流涕，请求她让我强大起来并且安慰我……如果她了解彼得的过去，她会告诉我的，我这样想着。我坐在公车上，把我婆婆的家想象成了高地上的疗养院，仿佛我从一个雾气缭绕，沼泽密布的地方到达这所疗养院，就这样我按了门铃。

我婆婆租住在市中心一座百年老房子的二层。就连楼梯井里都弥漫着英国薰衣草的香味，就像放内衣的橱柜那样。当我按门铃并等待电梯时，我感受到了这种清凉的香味，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对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更加凉爽、纯净、不被激情所左右的人生的怀念。电梯把我带到楼上，我眼里充满了泪水。我还不知道，那个操纵着这一切的力量也在主宰着我。我按响门铃，女管家为我开了门。

“非常遗憾，”她说，同时也认出我来，“夫人不在家。”

突然，她以熟练的女佣的动作拉起我的手，并且亲吻了它。

“用不着这样，”我说，但已经迟了，“没关系。我可以等她。”

我微笑地看着她那张开朗、平静、骄傲的脸。这个女人，尤迪特，我婆婆的女管家，已经在这座宅子里工作了十五年。她原来是多瑙河西部地区一个农民家的女儿，还在住原来的大房子时，她就已经开始在我婆婆那里帮佣。那时她还是个年轻女佣。她很小的时候，也许才十五岁时就来到这个家。我公公去世后，婆婆卖掉了大房子，这个女孩就跟着我婆婆一起搬到了市中心的公寓。尤迪特也变成了一个老姑娘——如今也已经三十多岁了——她也升级为女管家。

我们站在幽暗的前厅里，尤迪特打开了灯。那一刻我开始发抖。我的脚颤抖着，好像突然脑缺血。但我仍能直挺挺地站在那里。那天早上，女管家穿着廉价的工作服，是颜色鲜艳的印花布做的、大开领的收腰宽裙，头上绑着头巾，我到的时候，她还在打扫卫生。在这个白色、粗壮的农村妇女的脖子上，垂挂着一个由紫色缎带系着的护身符：那种集市上售卖的廉价钱币状颈饰。

我伸出手去，毫不犹豫，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只一个动作就从她的脖子上把缎带和护身符扯了下来。圆形颈饰滚落到地上，自然打开来。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尤迪特没有弯腰去捡，她只是挺直站立着——双臂交叉抱在前胸。当我弯下腰，拾起颈饰时，她就这样看着，居高临下，一动不动，我认出里面的两张照片是我丈夫的照片。一张是很早的照片，十六年前照的，那时我丈夫二十九岁，尤迪特十五岁，另一张是去年照的，可能是当作圣诞礼物送给母亲而找人拍摄的，我们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

“拜托您，”她终于说，以一种几乎优雅、客气的语调，“我们不要站在这里，请您到我的房间里来。”

她打开门，用一个客套的手势指引着通向她房间的路。我沉默地走进她的房间。她站在门口，关上房门，然后以一种坚决果断的动作将钥匙在门锁里转了两下。

我以前从未进过她的房间。在这里我又能找到什么呢？……不管你是否相信，我此前从未认真地、带着任何推断地看过这个女人的脸。

那么现在我终于看到了她。

房间的中央放着一张漆成白色的桌子和两把椅子。我感到虚弱无力，我担心我会晕倒，因此我慢慢地走向其中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尤迪特没有坐，她站在用钥匙锁好的房门旁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平静而又坚定，就像要阻止任何人进入房间打扰我们一样。

我仔仔细细地环视四周，就像一个人非常有时间并且知道，这里的每一件物品，每一个细碎的垃圾都非常重要，在这个“犯罪现场”（恍惚中我想起这个词，拉扎尔曾经这样称呼的，每天早上我都在报上读到，警局在抓到罪犯后会把他带到事发地指认现场）……我用这种眼光审视着房间，仿佛在这里，或在类似的地方发生过什么一样，在很久以前，在生命的远古时代……现在，我一下子成了法院侦查员、证人，可能同时也是受害者。我就这样环视四周。尤迪特一直沉默着，一言不发，没有打扰我；她确切地理解，这个房间里的每个细节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

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出人意料的东西。房间的布置既不贫乏，也不舒适，在修道院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客房，为某些高贵的世俗宾客准备的休息场所。你知道，这个房间里，在那张铜床上，在白色家具和白色窗帘之间，在印有条纹图案的农家地毯上，在挂在床头的镶有玫瑰花饰的圣母像上，在小床头柜上的花盆里，在洗脸池玻璃架子上摆放的非常寒酸但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梳妆用品上，可以感觉到什么吗？放弃。在这个房间里可以嗅到一种自愿放弃的气氛……那一刻，当我感受到这点时，我的心中不再有愤怒，代之而来的是悲伤和巨大无边的恐惧。

在那漫长的几分钟里，我感受、体验到了所有的滋味。我感知到了存在、隐藏在这些物品背后的一切，一种命运，一种人生。说真的，我突然开始感到恐惧。这是我再一次清晰、强烈地听到拉扎尔的嘶哑而又悲伤的声音，就像他预言的那样，我会感到惊讶，现实比我想象的更加简单、平常，同时又更加可怕。是的，所有这一切都相当平常，同时也相当可怕。你等一下，我想我还是按照顺序向你讲述吧。

我刚才说到，我在房间里感受到了放弃的气氛，但同时我也感受到阴谋、作恶的味道。你不要认为那是一个穷人的窝铺，是那种可怜的用人低声下气凑合栖身的小窝。那是一间舒适、干净的房间。我婆婆房子里的用人房间也不可能是其他样子的。我刚才还说，在修道院里有这样的客房：有些像修道院的密室，在那里客人不仅生活、睡觉、洗漱，而且被迫面对自己的灵魂。这个房间里的每件物品和这里的气氛也提醒着人们至高而又严格的戒律……那里也没有香水、古龙水或者香皂的味道。洗脸池的边缘放着一块普通的油脂香皂、漱口水、牙刷、梳子和发刷。我还看到一盒白色脂粉，一小块鹿皮做的擦脸巾，这是这个女人需要的一切用品。我仔仔细细地观察着这一切，就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

床头柜上立着一张框起来的家庭照片，一个小姑娘，两个狡黠的少年——其中一个穿着军人的服装——和两张受惊的老年男女的脸庞。总而言之，这是张全家福，来自多瑙河西部地区的某个地方。在一个装满水的杯子里插着几枝新鲜的柔荑花。

桌子上的针线筐里放着几双没有任何缝补的丝袜和一本过期的旅游杂志，彩色封面上海面微波荡漾，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玩耍。杂志已经破旧卷角，看得出来被多次翻阅过。门上的一个衣架上挂着一套白色围裙、黑色上衣的工作服。这就是我在房间里看到的所有东西。

但是在这些平凡的物品里有着一种刻意的自律，让人可以感受到，这里居住着一个不需要被制度驯化的人：生活在这个房间里的人严于律己，并且自我教育。你知道，通常用人的房间会塞满什么东西？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是那些他们能够从自己的世界里获得的所有东西，心形蜜饼、彩色明信片、破烂的沙发靠垫、几菲列就能买到的廉价仿真艺术品，所有从另一个世界，从其主人的世界里搜刮到的废弃物……我有一个女佣，她搜集我的空粉盒，还保存我丢弃的空香水瓶；她用富人们搜集鼻烟壶、哥特式雕刻或者法国印象派画作的方式搜集那些无用的垃圾。在他们的世界里，这些东西代替、意味着所有那些对我们来说是美丽和艺术的东西。因为人不能仅仅只为现实的东西而活着，也要有所追求……他们的生活也需要一些多余的东西，某种悦目、闪亮、美丽的东西，即使是非常廉价的美丽。大部分人无法生活在没有美丽、眩感的世界里，总是需要一些东西。如果没有更好的，甚至一张价值六菲列的明信片就够了，带着暗红和金色色调的黄昏，或者是森林里黎明的一道阳光。我们天生如此，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连穷人也一样。

不过我所面对的这个人，在她锁起来的房间里的这个人，却不是这样的。

生活在这个房间里的女人以刻意、自觉的方式放弃每一种细微的舒适，每一种低劣的奢华，每一种廉价的闪烁。可以感受到，她以严苛的方式对待自己，而且残酷无情地否定这个世界给予她的一切多余的东西。是的，这个房间是严谨的。这里没有幻想，没有慵懒，没有悠闲自得。一个女人生活在这里，就像生活在一个概念里，但是这个概念，这个女人，这个房间并不讨人喜欢。为此我感到害怕。

这不是年轻风骚的女佣的房间，那些女佣穿着女主人的丝袜和丢弃的衣服，偷偷使用小姐的法国香水，和男主人打情骂俏。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不是乔装成女佣的魔鬼，不是秘密的地下情人，也不是传播瘟疫、摧毁有钱人家的女妖。不，这个女人不是我丈夫的情人，即使她以紫色缎带挂在脖子上的颈饰里保存着我丈夫的照片。你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告诉你我当时的感觉：她让人讨厌，但是我感觉她和我很像。她是一个热情、多愁善感、有力、有个性、敏感和苦难的女人，就像我一样，就像每个维持自身名望的人一样。我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用紫色缎带系着的颈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也没有说话，没有激动或者不安。她像我一样挺直脊背，站在那里。她肩膀很宽，并不苗条，但也并不肥胖，而且比例很好。如果前一晚她进入那个宅院，那些名仕和美女们将会注视她的背影猜测，这个女人是谁……每个人都会察觉到，她是某个人物……她的那种轮廓和身材，人们常说，是公爵夫人的。我曾经见过多位公爵夫人，但是没有一个拥有公爵夫人的身形，这个女人反而有。在她的目光中、在她的脸上、在她的周遭、在物品里、在其房间的装饰以及气氛里，还有些其他的物品中，有着某种让我感到恐惧的东西。刚才我说，自愿的放弃……但是在这种放弃的背后，有一种令人痛苦而顽固的等待，并为此做好准备。她要拥有一切或者什么都不要。蛰伏着的本能，历经数十载也没有消退。关注的目光从未感到倦怠。放弃，不是无私的，不是卑微的，而是骄傲和自负的。为什么人们人云亦云，贵族很傲慢吗？……我认识的伯爵、公爵夫人，没有一个骄傲自大，反倒缺乏自信，甚至有些犯罪感，就像所有真正的贵族一样……

但是这个来自多瑙河西部雇农的女儿，现在用眼睛直盯着我，既不谦卑，也不感到罪过。她的目光如此冰冷又闪闪发光……如同猎刀的寒光在闪耀。除此之外是完全地遵守纪律又充满敬意。她既不说话，也不走动，甚至连眼睫毛都没有颤动一下。她是个女人，现在正经历她人生最重大的时刻。她用全部的肉体、灵魂、命运来经历这个时刻。

修道院的一个客房，我是这样说的？……正是如此，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兽笼，一个关着凶猛野兽的笼子。她在这样或与之相似的兽笼里生活了十六年，盘旋绕圈，来回走动。这只精致的野兽，它的名字叫狂热和等待。我现在走近它，靠近这个兽笼，我们彼此注视。不，这个女人不需要任何廉价的小装饰来补偿她，来腐化她。这个女人想要一切，整个人生、命运，冒着所有的风险，并且她知道需要等待下去。她很能等待——我钦佩地想，同时感到一阵寒意掠过我的脊背。

颈饰和紫色缎带仍然在我的手里，我坐在那里就像中风瘫痪了似的。

“请您，”她终于开口，“把照片还给我。”

之后，看到我还是没有反应，她说：“两张中有一张，如果您想要的话，去年拍的那张我可以还给您，但另外一张是我的。”

她以物品主人的口吻说，好像是一个判决。是的，另一张照片是十六年前拍的，那时我还不认识彼得，但是她已经认识他了，也许，甚至比我更了解他。我再次看了一眼照片，然后一声不吭地把颈饰递过去交还给她。

她也仔细地看着照片，那样仔细和小心翼翼，就像要确信，照片没有任何损坏一样。她朝窗前走去，从床底下拉出一只破旧的、寒酸的旅行箱，从床头柜里找到一把小钥匙，打开了皮箱盖，然后把颈饰锁到了箱子里。她非常缓慢地做着所有的动作，没有任何紧张和匆忙，就像一个人有足够的时间做着一切一样。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每个动作。我疑惑地想到，刚才她要求我把照片归还给她时，并没有称呼我“太太”。

那一瞬间我还觉察到其他的事情。如今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可以准确地看清这一切。那种感觉充满了我的内心，告诉我，我们所过的生活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就像我已经事先知晓了一切。如果前一天拉扎尔坦率地对我说，我当然会感到惊讶，我出生入死地寻找的这条紫色缎带的女主人，就住在我家附近，只隔了几条街，在我婆婆的公寓里，我常常见到她，和她说话。某一天，我就像一个着了魔的人，出发去找寻我生命中唯一的一个对手时，第一条要去追捕的道路竟然会立刻指向她……如果前天有人向我预言这一切，预言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我将非常温和地请求，谈论别的话题，因为我不喜欢在生活中严肃的事情上开玩笑，但是现在当一切如此简单地发生，我不再感到惊讶，事件的导演一点也不让我意外，甚至连人物也不。这些年来，关于尤迪特，我知道她存在并且“很能干”，是我婆婆的支柱，几乎就像个家人，是一个完美的顺从又遵守纪律的奇迹。但是在那一瞬间，我感觉我连这期间有关她的其他事情都了解了：所有的一切。不是通过言语表达，也不是用理性分析，而是我的感觉，我的命运告诉了我一切，关于她，关于我自己。那些年间，除了“您好”“夫人她们在家吗”或者“请给我一杯水”之外我没有对她说过其他任何话。我明白了一切，也许可能正因如此，我从没注意看过她的脸。或许我害怕那张脸。一个女人生活在我人生的对岸，尽她的义务，在等待中日渐衰老，就像我一样……我生活在此岸，犹疑着为什么我的生活如此不完美以及无法忍受，不明白“某种事情不对劲”意味着什么，就像一道神秘、恶劣的光束，影响着我的日日夜夜……我既不了解我的丈夫，也不了解尤迪特。但生命中存在那样的时刻，让我们认识到荒谬、不可能以及不可思议事实上是最普通和最简单的。忽然间我们洞察了生命的结构：我们认为重要的人物退出舞台，不再演出，而我们根本不了解的幕后人物登场，我们马上意识到我们在等待着他们，而同时他们也正在等待我们，在登场的时刻，以全部的命运……

而事件的全部就像拉扎尔所说的那样：平庸、粗俗。

一个乡下姑娘脖子上的颈饰里保存着我丈夫的照片。十五岁时，她从出生的乡村来到都市，来到一个贵族家里。在那里，很自然地，爱上了年轻的少爷。年轻的少爷长大成人，结婚了，有时他们能遇见彼此，但是已经没有任何瓜葛。女孩和男子之间的阶层差别出现越来越深的鸿沟。随着岁月流逝，男人逐渐老去，而女孩也几乎成了老姑娘。她没有结婚，为什么没有嫁人？……

仿佛我已经高声地说出了我的思考一样，她回答道：“我会离开这里。我对年迈的夫人感到歉意，但是我会离开的。”

“你去哪儿？我的小尤迪特？”我问道。对我来说，使用这个亲热的称呼没有感到任何困难。

“我去其他地方打工，”她说，“去外地。”

“你不回家吗？”——我看着那张家庭照片问道。她耸了耸肩膀。

“他们都很穷。”她低沉地答道，没有任何强调的语气。

这句话在房间里回响了好一段时间，就像这才是我们所谈的一切最深层的东西。我们几乎要用目光追寻那句话，它就像一个从窗户飞进来的东西：我满怀好奇，她客观且冷漠。她非常清楚这句话的含义。

“我不认为你该走，”之后我说，“我不信这对你有帮助。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没有任何人对你不好；另外，这么多年你一直留在这里是为什么呢？你看，”我说，就像要和她辩论一样，就像我找到了可以说服她的强大论据，“既然你在这个家里一直待到了现在，那么现在也可以继续留下来。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不。”她说，“我会离开的。”

我们低声地说着话，两个女人，说着半句话。

“为什么？”

“因为他将会知道这件事。”

“谁？”

“就是他啊。”

“我丈夫？”

“是啊。”

“到现在为止，他还不知道？”

“他知道，”她说，“但是已经忘记了。”

“你确定？”

“是的。”

“那么，”我问道，“如果他已经忘记了，谁还会告诉他？”

“您啊，太太。”她简单地说。

我把手握紧放到了我的心口上，“我的孩子，”我说，“你在说什么呢？这是发烧时的呓语。你为什么认为我会告诉他？我又能跟他说些什么呢……”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困惑，毫不掩饰、带着好奇地看着对方的脸，那样贪婪和狂热。多年以来见到彼此时都不好意思而垂下眼睛，而现在我们尽情欣赏所能看到的，现在我们真的觉悟到，那些年我们不敢真正地、勇敢地注视彼此的眼睛。我们避开彼此的视线，谈起别的事情。我们都活着，每个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只是我们两人的心中共同拥有了一个秘密——那个秘密是我们两个人生命的意义。现在我们说破了这个秘密。

她的脸长得如何？或许我可以向你形容它。

不过我要先喝一杯水，可以吗？……我的喉咙有些干。小姐，请给我一杯水。谢谢！哦，就要熄灯了……我马上喝完，我还要抽一支烟，你要吗？

那么，她有一个宽宽的额头，白皙、宽阔的脸庞，蓝黑色的头发，发线中分向后梳成发髻，有着斯拉夫人的扁平鼻子。她的脸很光滑，线条开放，就像某幅出自无名的流浪乡村画家之手的祭坛画上跪在牲口槽前的圣母玛利亚的脸庞。蓝黑色的头发就那样映衬着白皙的面孔，就像……我不了解如何来比拟。怎么说呢？这是拉扎尔的事情，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因为他不屑比喻，只喜欢真相，只爱简明的句子。

我也只说真相，假如这不会让你觉得无聊的话。

她有一张骄傲的、漂亮的乡下女人的脸。为什么说是乡下女人的脸？……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在她的面容里，并没有市民阶层脸上明显的那种典型的复杂痕迹，那种充满苦涩与受伤感的紧张。这是一张平静、不需抚慰的脸，不会因为廉价的赞美和恭维而露出微笑。这张脸上布满回忆，久远的回忆所留下的印记。也许，甚至是不涉及个人的回忆……在那张脸上呈现的是一个家族的回忆。嘴巴和眼睛就像分别活在两个生命里一样。她的眼睛是蓝黑色的，和她头发的颜色一样。有一次我在德累斯顿动物园里看到一只美洲狮，就长有一双这样的眼睛。

现在，这双眼睛僵直地注视着我，就像一个溺水者濒死的眼睛，盯着岸上站着的那个人，那个人也许可以杀死她，也许可以拯救她。我也有猫一样的眼睛，有着浅棕色的热烈光芒……我知道，在那一刻，我的双眼闪烁、探寻，就像准备向家园进攻时的日光灯那样照亮夜空。我们就这样注视着彼此，但是令我感到最恐惧的是她的嘴，柔软又受伤。那是一张已不再吃肉了的高贵野兽的嘴巴。她的牙齿洁白，骨质坚硬。这是一个强壮的女人，比例匀称，肌肉结实。现在，阴影遮住了她白皙的脸庞，但是她并没有抱怨，同样低声回答，用信任的语调，这语调不是用人的，而是来自另一个女人。

“这些，”她说，“这些照片。他会知道的。”她重复着，以一种顽固的、近乎癫狂的神情。

“直到如今他一点都不知道，这可能吗？”

“哦，”她说，“他已经很久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了。”

“你一直戴着这个颈饰吗？”

“没有一直戴着，”她说，“只有独自一人的时候戴。”

“当你在餐桌上服务，而他在这里的时候，”我以信任的语气问道，“你也戴着吗？”

“不，”她说，以同样令人信任的语气，“因为我不想让他回想起什么。”

“为什么？”我问。

“不为什么，就是这样。”她说，并且睁大了蓝黑色的眼睛，仿佛正在看着一口深井，一段久远的过去。“如果他已经忘记，为什么还要让他回想起来？”

我以非常低沉、请求、满怀信任的声音问道：“是什么事情，尤迪特，是什么事必须忘记？”

“没什么。”她严肃、生硬地回答。

“你是他的情人吗？告诉我。”

“我不是他的情人。”她高声又清晰地答道，就像在提出控诉一样。

我们都沉默了。那种声调让人无法反驳：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你鄙视我，斥责我吧，同时我感到如释重负，一个内心深处隐秘的、忧虑的声音告诉我：“很遗憾，这是真的。一切都变得多么简单……”

“那么对他来说，你是个什么人？”

她耸了耸肩，陷入困惑之中，然后她的脸上燃起愤怒、狂躁、绝望的火焰，就像一片死气沉沉的大地上空不断闪烁的雷电。

“太太，您会保持沉默吗？”她以威胁的声调，生硬而嘶哑地问道。

“对什么事情？”

“如果我把事情告诉您，您会保持沉默吗？”

我直视着她。我知道，我必须遵守我将做出的承诺，如果我在那一刻撒谎，这个女人会杀了我。

“如果你对我说出真相，”我最终答道，“我将保持沉默。”

“您要发誓。”她脸色阴沉地说，充满了不信任。

她走到了床前，拿下挂在墙上的念珠，递到我的手里：“您准备好要发誓了吗？”

“我发誓。”我说。

“请您说，您将永远不会向您先生说出从阿尔多佐·尤迪特那里听到的这些话。”

“永远不，”我说，“我发誓。”

我看出来了，你对这一切并不理解。如果回想这些事，也许我也不理解，但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一切是那样自然，那么简单……我站在我婆婆女佣的房间里，向一个女佣发誓，永远不对我丈夫透露从她那里听来的事。这很简单吗？我想，是的。

我发了誓。

“好吧，”她说，就像已经安下心来，“那我就向您讲述这件事。”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她把念珠重新挂回墙上。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趟，步子很大，脚步很轻……是的，她就像一只被困在兽笼中的美洲狮。她靠在衣橱上。现在她很高，比我高出很多。她仰起头来，眼睛盯着天花板，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您从哪里知道的，是谁？”她疑惑地问道，带着轻蔑，以那种女佣的粗俗的乡下口音。

“我就这么，”我也以同样的语气回答她，“知道了。”

“是他跟您说的吗？”

在这个“他”里可以感到强烈的亲密的同谋感，也有着极大的尊敬。能看出来，她仍然心存疑问，猜测在一切背后有着某种复杂的阴谋诡计，担心我会欺骗她。那是被告面对大侦探或者法院侦查员时表现出的踌躇不决，那是在最后时刻“迫于证据的压力”几近崩溃并准备承认一切时的再次畏缩不前……他们担心法院侦查员欺骗他们，也许他们并不了解真相，只是佯装了解……使用某种计谋、虚假的好意从他们口中哄骗出证词以及终极的真相……但同时他们知道，已经不能再沉默了。在他们灵魂深处一个无法停止的进程业已启动，现在是他们自己想要招认。

“好吧，”她说，并且把眼睛闭了一会儿，“我相信您。”

“那么，事情是这样的，我告诉您，”然后她说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想和我结婚。”

“是的，”我说，就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那是什么时候？”

“十二年前的十二月份，之后也是，因为持续了两年。”

“那时你多大？”

“刚满十八岁。”

那么我的丈夫三十二岁，我毫无停顿且友善地问道：“你有没有那时期的照片？”

“他的吗？”她惊讶地问，“有，刚才您看到的那一张。”

“不，”我说，“我指的是你的，尤迪特。”

“啊，”她以一种无精打采的、用人的粗俗语调不安地回答，“我刚好有一张。”

她拉开床头柜的抽屉，从中拿出一本花格子学校练习本，你知道，就是那种在学校里面我们把拉·封丹寓言故事的法语生词写在上面的会话、语义练习本……她在这个本子里翻找着。那里有圣人像、报纸剪报……当她翻找的时候，我站了起来，靠近她，以便从她的肩膀上方看清楚。

圣像描绘的是帕多瓦的圣安多尼和圣约瑟夫。此外，笔记本里的其他东西，直接或者间接地和我的丈夫有关。有我丈夫工厂广告的剪报，有从市中心某些店里寄来的大圆礼帽的账单，然后是我公公去世的消息，以及印在一种精美手工纸上的我们结婚的消息。

她几乎漠不关心地浏览着，有点疲惫，就像一个人多次翻看无用的东西一样，或许早已生厌，但无法从中解脱出来。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手：强壮、骨节突出而且修长，指甲被精心修剪过，但不是那种被专业修剪的指甲。她的指头修长，骨节分明。她用两根手指挑出一张照片来。

“就是这张。”她带着苦涩、轻蔑的微笑，撇着嘴角说。

那是一张阿尔多佐·尤迪特十八岁时的照片，那时我丈夫想娶她为妻。

照片是在市中心的平民摄影师那里照的，照片背后印有金色字体的广告文字：准确传递每一个愉快的家庭事件。照片是一件循规蹈矩的作品，矫揉造作并且被安排好：看不见的铁栏杆固定住女孩的头部让她朝向某个方向，以惊恐而呆滞的目光注视某个看不见的点。在那张照片上阿尔多佐·尤迪特把两条辫子盘在了头上，就像伊丽莎白王后一样。骄傲和不安的脸庞求救一般看着前方。

“请放在这里。”她生硬地说，然后从我手里拿走照片，把它重新插进笔记本里，仿佛想在世界面前藏匿隐私。

“是的，我曾经是那个样子。”她说，“那时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年了，他从来没和我说过话，有一次他问我是否会看书，我说我会看书。他说，好的。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书，从来没有，也没说过话。”

“那么，那是怎么回事？”我问。

“没有怎么回事，”她说，同时耸了耸肩，“就是这样。”

“你自己知道这一点吗？”

“是个人都会知道。”

“是的，”我叹了口气，“那么后来呢？”

“在第三年年底，”她说，她现在开始放缓语速，而且不时停下来，头向后仰着，身体靠在衣柜上，用和旧照片里一样呆滞、略带不安的眼神凝视着前方，凝视着过去，凝视着生命，“圣诞节那天他过来和我说话，下午在大厅里。他说了很多话，非常紧张，而我一言不发。”

“是的。”我说，同时咽了一口气。

“是的，”她接着说，也同样咽了一口气，“他说他知道，这对我来说非常困难，他不希望我成为他的情人，他想让我跟他一起离开，到国外去，去意大利。”她说着，突然间僵硬、紧张至痉挛的面孔柔和了下来，眼睛放着光芒，开始微笑起来，就像理解了那些神奇字眼的全部含义一样，就像那是生命中可以讲述的或者期待的最大或者全部的幸福。

我们两个人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桌子上破旧卷角的旅游杂志。在杂志的封面上海面微波荡漾，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玩耍……这是她所获得的关于意大利的全部信息。

“你不愿意吗？”

“不愿意。”她说，同时脸色阴郁了下来。

“为什么？”

“不为什么，”她严肃地说，然后，迟疑地说道，“我害怕。”

“怕什么？”

“怕所有的一切。”她说，同时耸了耸肩膀。

“怕他是主人，而你是女佣？”

“也怕这个。”她温顺地说，而且几乎是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我，仿佛要感谢我替她说出了她不敢坦白的话并且使用了那些字眼。“我总是害怕，也害怕其他的一切。我感觉，这一切都不对头，他的地位要比我的高出很多。”她摇着头。

“你怕夫人吗？”

“怕她？……不。”她说，再一次微笑起来。看起来她把我当成头脑迟钝的人，就像对待一个对生命中真实的秘密完全不明了的人那样，她以简单的方式，就像对孩子解释某事一样开始对我说话。“我不怕太太，因为她知道。”

“太太知道这件事？”

“是的。”

“还有谁知道？”

“只有他和他的朋友，那个作家。”

“拉扎尔？”

“是的。”

“他和你谈论过这件事吗？”

“那个作家吗？……是的，我去过他的家。”

“为什么？”

“因为是他想这样的……也就是太太您的先生。”

支吾搪塞的答复，同时听起来有些讽刺和难以饶恕的味道。她还说：“对我来说，这个人是我的那个‘他’。我知道。对您来说，是您的丈夫。”

“是的，”我说，“总之，有两个人知道，我婆婆和那个作家。那么作家说了什么？”她再一次耸了耸肩。“他没有说话，”她说，“只是让我坐下来，然后看着我，一言不发。”

“看了很久吗？”

“足够久。他，”她再一次用那种特别语气说出“他”这个字眼，“希望我和这个人说话，让他看看我，说服我，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他房间里有很多书，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书……他没有坐下来，一直站着，靠在壁炉上。他只是看着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一直看着我，直到天色暗了下来。那个时候他开口和我说话。”

“他说了什么？”我问道，我清楚地看到那幕场景，看到他们，拉扎尔和阿尔多佐·尤迪特，一言不发地站在逐渐暗下来的房间里，置身于“很多书”当中，静静地争夺我丈夫的灵魂。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问我，我们有多少土地。”

“而你们有多少呢？”

“八霍尔特。”

“在哪里？”

“在佐洛州。”

“就这些……”

“他说，很少，因为我们有四个人。”

“是的。”我仓促、慌乱地说。我不了解这些，但是我也明白这的确很少。

“然后呢？”

“然后他拉了铃，对我说，您可以离开了，阿尔多佐·尤迪特。”再也没说任何一句其他的话。但是那时我已经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

“因为他不允许？”

“他，这整个的世界，也还有别的原因。因为我不愿意，这就像一种疾病。”她说，然后用手击打着桌面。那一刻我认不出她来，就像身体要爆炸一样，她的肢体触电般颤抖着。在她体内有一股瀑布般的力量。虽然她低声说着，但就像在大叫。“一切就像患了一场病……然后我就不再吃东西，整整一年，只喝茶，但是请你不要认为我为了他而禁食。”她快速地说，把手放到了胸口上。

“那么是什么？”我深深地感到惊讶，“为了某个人而禁食是什么意思？”

“很早以前，乡下人都这样做，”她说，低垂下目光，就像不完全确定是否向一个外人透露部落的秘密一样，“某人开始沉默和禁食，直到另一个人不做某事为止。”

“不做什么事？”

“其他人希望的那件事。”

“这值得吗？”

她耸了耸肩，“值得，但这是罪过。”

“是的。”我说。她知道，无论她现在说什么，可能都无法改变阿尔多佐·尤迪特默默地为我的丈夫禁食这件事——“但是你知道你并没有犯下这个罪过吗？”

“不，我没有。”她急促地说道，摇着头，脸红了，就像是承认了一样，“因为我那时已经不想要任何东西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病态的。我不睡觉，还起了疹子，脸上和腿上都是，一直在发烧，很长时间，夫人在照料我。”

“那么他怎么说？”

“他什么也没说。”她平静地说着，神情迷惘，以一种事态平息后的语气。“他哭了，但是什么也没说。我发烧的时候，他给我水和糖，放在汤匙里喂我。一次他亲吻了我。”她说着，目光温柔地凝视着前方，仿佛那是她生命中发生过的最美好的事情。

“什么时候？”我问道。

“当先生要去远行时。”她说。

“去哪儿？”

“国外。”她简单地说，“他去了四年。”

我愣住了。正是这段时间，我丈夫去了伦敦、巴黎、意大利。他在国外度过了四年光阴，那时他三十六岁。回来后，他接管了工厂。有时他会讲述那段时光，他说：“那是段流浪的岁月……”只是他没提到，是因为阿尔多佐·尤迪特而远离家园四年，因为她而浪迹天涯。

“那么在动身之前，你们交谈过吗？”

“没有，”她说，“因为那时我已经痊愈了。事实上我们只交谈过一次。第一次，在圣诞节前夕。他给我带有照片和紫色缎带的圆形颈饰，但是缎带被剪掉了一块，装在一个盒子里。”她解释着，带着严肃的声调，就像这种语调能够某种程度上改变礼物的性质，或者就像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要，比如说那个送给阿尔多佐·尤迪特的硬币形颈饰，是装在一个盒子里……以至于那时我也感到，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要。

“另一张照片也是他送给你的吗？”

“年纪大些的那张？不，”她垂下眼帘，“那张是我自己买的。”

“哪里买的？”

“从摄影师那里买的。价格是一个潘戈。”她答道。

“我知道了，”我说，“你还收到过他送的其他东西吗？”

“其他东西……”她惊讶地问，“哦，是的，有一次，他送过我橘皮蜜饯。”

“你喜欢吗？”

她再一次低垂目光，可以看出她对这个弱点感到难为情。

“是的，”她说，“但是我没有吃。”她补充说，好像在为自己找借口开脱一样。“我给您看看吗？……还在那儿，在纸包里。”

然后她转过身朝柜子走去，热心得就像要证明不在犯罪现场一样。我马上朝她伸出手去。

“不必了，算了，尤迪特，”我说，“我相信你。此后还发生了什么事？”

“没再发生任何事，”她以漫不经心的语气简洁地说道，“他离开了，而我痊愈了。太太让我回家待了三个月。那是一个夏天，我们在收割，但我还是得到了全额薪金。”她满怀赞许地说，“之后我回到这里，他在外面待了很长时间，有四个年头。我内心也恢复了平静，他也回来了，但是不再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再没有讲过话。没有写过信，从来没有。是的，这是一种病态。”她以明智、认真的语气说道，就像在和自己争辩一般，好像很久以来，不停地、固执地证明这一点。

“这之后就结束了？”我问道。

“都结束了。他结婚了，然后生了小孩，之后孩子死了。那时我也为此痛苦，为太太深感遗憾。”

“是的，是的，别提了。”我心神不安并且漫不经心地说，似乎要拒绝她的哀悼之词。“请告诉我，尤迪特，你们之后不再讲话了？真的从不曾讲过话？”

“不曾。”她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甚至连那件事也不曾提起？”

“那件事没有提过，其他事也没有。”她表情严肃地说。

我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像石头上刻的字一样。那两个人没有撒谎。由于恐惧和惊吓以及不适我开始感到恶心欲呕，她无法说出比这更糟糕的消息了：他们从此不再交谈。缄默了十二年，这就是全部。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在脖子上的护身符里装着另一个的照片，另一个钱包的隐秘夹层里保存着从圆形颈饰的缎带上剪下来的紫色缎带。一个结了婚，娶我为妻，他每次回到我这里时并没有真正回家，因为有另一个人在等他。我手脚冰凉，感到阵阵发冷。

“现在请再回答我一个问题，”我请求道，“你看，我不要求别人发誓，但是我发誓，我会遵守诺言，不会对我的丈夫透露任何事情。但是现在，尤迪特，请对我说实话，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当初没有嫁给他。”

她的双臂一直交叉抱在胸前，走近窗户，凝望着市中心大楼幽暗的庭院。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透过她的肩膀，这样回答道：“是的。”

这句话就像一枚投掷到房间的炸弹，一枚尚未爆炸的定时炸弹，落到了我俩之间。我静静地听着自己的心跳声和看不见的炸弹已经定时了的滴答声。滴答声持续了很长时间……还需要两年时间，它才会爆炸。客厅传出摸索声，我婆婆回来了。尤迪特踮着脚尖，悄无声息地走向门口，小心翼翼地、以一个偷窃者的熟练手法转动了插在门上的钥匙。门开了，我婆婆站在门边，穿着皮草，戴着帽子，一副刚从城里回来的样子。

“你，在这里。”她说。我看到，她脸色苍白。

“我们聊了会天，妈妈。”我边说边站了起来。

三个人就那样站在仆人房间里，我婆婆、尤迪特和我——三个被命运牵系在一起的女人——就像雕塑中活生生的命运三女神，这正是我当时所想到的，而且在极大的痛苦和尴尬中，我紧张地笑了出来，但是我想笑的意愿马上消失了，因为我看到我婆婆的脸色苍白极了，她走进房间，坐在尤迪特床的边缘，把脸埋在戴着手套的双手之间，开始无声地啜泣，同时肩膀还晃动着。

“请您别哭，太太，”尤迪特说，“她已经发过誓了，不会对他说。”

我婆婆缓慢地、仔细地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然后走出了房间。

午饭以后我打电话给拉扎尔，他不在家，是仆人接的电话。大约下午四点半的时候，电话响了，拉扎尔从外边打电话过来，从城市的某个地方。他长时间缄默着，就像在很远的地方，在外星球。他认真审视我的请求，事实上我的请求非常简单——我想和他谈一谈，马上。

“我去你们那儿吗？”他问道，以一种不快的语调。

但这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因为我先生随时可能回家，我也不能把约会定在咖啡馆或者甜品店。最后他很不情愿地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回家去，在我的公寓里等您。”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有想到。在那些日子里，特别是上午那段交谈后的几个小时里，我的心灵处于一种特别的状态，就像我不断地移动在一个充满生命危险的监狱和医院之间的外部区域，就像我处于另一个世界，在那里，生命的规则与那些沙龙或者市中心的宅邸里的截然不同。我去拉扎尔家，就像一个人面对一生中的特殊时刻，去急诊室或者警察局一样……只是，当我按大门的门铃时，双手的颤抖提醒我，我正行走在一条非同寻常，也许是完全不正确的道路上。

他来开门，一言不发地亲吻了我的手，并且把我领到一个大房间里。

他住在多瑙河边一座新落成建筑的五层，这座建筑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崭新的，舒适又摩登。只是公寓的内部装饰过时、老式、土气，我环视四周，深感惊讶。

我拘谨又紧张，但同时开始观察室内装饰的细节。人有的时候非常奇怪，你知道，即使被送去绞刑，我也能感受到某种局部细节，比如一只鸟儿停落在树上或者宣读死亡判决书的检察官下巴上的粉刺……所以，这就是他的家。我以为自己按错了门铃。私下说，我很久以前已经在内心深处揣测拉扎尔的家是什么样子。我也知道，也许我期待发现印度式家具，某种北美印第安人的活动棚屋，拥有很多书籍、漂亮女人和伙伴的战利品，比如从敌人头上割下来的带发头皮，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东西。只有规则的、带白色金属钉饰的上个世纪樱桃木家具，那种乡下大厅里用来接待客人的家具，你知道，那种摆明不舒服，诗琴形状靠背的椅子。玻璃柜里摆满了各种小市民的杂乱物件，比如玛丽安巴德玻璃杯，霍利奇瓷器……这个会客厅就像一个中等收入，从外地搬到首都的律师的起居室，家具是女主人的嫁妆，目前他们还没有办法置换新的……但是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任何出自女人之手的痕迹，据我所知，拉扎尔是非常富有的。

他并没有把我带到当年他接见阿尔多佐·尤迪特的那个“有很多书”的房间里。他对待我很客气，又带着些窘迫的殷勤，就像医生第一次出诊时对待病人的态度。他让我坐下，当然没有招待任何东西。他始终保持着细心、谨慎的态度，就像已经经历很多这样的情况，所有这类谈话根本是无望的，就像医生知道无药可救，但面对病人时还是倾听他们的主诉，频频点头，可能的情况下开些药粉或者糖浆……他知道什么？只知道，感情问题无法给出任何忠告，我也隐约猜到这点。当我和他面对面坐在一起时，我感到惆怅，就好像这条路是完全无用的。根本没有“忠告”对人生有用。事情发生了，这就是全部。

“您发现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没有任何过渡。

“是的。”我说，因为对这个人无需过多的解释。

“现在安心了？”

“还不能这样说，我正是来请教您这之后怎么办。”

“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平静地说，“也许，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如果您还记得，我曾经对您说过，最好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伤口已经逐渐愈合，就像医生所说的，结痂了，现在被碰触，又撕裂开来。”

他使用了这样一种医生的比喻。我也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位医生的诊室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处于医生诊所里。你知道，这里一点也不“文学”，没有任何东西与人们想象的一个著名作家的住宅相似……这里的一切都是市民阶层所使用的东西，或者说是平民阶层的，整齐、朴素。他抓住了我的目光——与他面对面我总是感到不自在，因为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让人感觉到，所有的事情和所有在他面前做的错事有朝一日将会成为他的“猎物”，被他写上几笔……他平静地说道：“我需要一种市民阶层的秩序。人们的内心恰恰是非常爱冒险的，对外最好如同一位邮局总顾问一样生活。维持秩序是生命的需求，否则我无法安心……”

他没有解释使他无法安心的东西是什么，也许是所有的一切，也许是整个人生……也许是外部世界以及紫色缎带飘荡的隐秘世界。

“我必须发誓，”我说，“我不对我的丈夫说起任何事。”

“是的，”他说，“反正他也一样会知道。”

“从谁那里知道？”

“从您那里。对于这些事情是无法保持沉默的，人并不是只靠嘴巴保持缄默或者说起某件事，还可以用心灵感受。您的丈夫很快会知道一切的。”

他沉默了，然后以无力的，生硬的口气问道：“您想我怎样做，夫人？”

“我想要一个清楚又明确的答案。”我说，他对我同样清楚又明确的话感到惊讶，“您是对的，某种东西爆发了，是我引爆的或只是偶然事件？……现在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事实上没有任何偶然事件。我的婚姻失败了。我像一个疯子一样战斗，为此牺牲了我的整个人生。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吗？……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痕迹，一个信号，我和那个自认为比我与我的丈夫拥有更近关系的人谈话。”

他弯身靠向桌子，默默不语，抽着烟。

“您真的认为，这个女人在我丈夫的心里、神经中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回忆？这种回忆是否存在过？什么是爱情？”

“我请求您，”他客气又有些挖苦地说，“我只是个作家和一个男人，我无法回答这么难的问题。”

“您认为，”我问道，“一段爱情可以支配一个人的灵魂到那种程度，以至于他无法再爱上其他人吗？”

“也许。”他小心翼翼地、认真地回答，恰如一名杰出的医生已经了解了一切，只是不想草率地做出判断，“我是否听到过类似的事情？是的。经常吗？……不是。”

“当一个人陷入爱河时，他的灵魂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像一个小学生一样问道。

“灵魂中没有任何变化。”他说，“感情不是在灵魂里展现的，它们循着其他的轨道行进，但是也会灌注进心灵，就像洪水经过泛洪区。”

“一个聪明、理性的人能够控制洪水吗？”我问。

“这个问题很有趣，”他轻快地说，“对此我花了很多功夫。我必须回答，在某种限定的范围内是可以的。我感觉……理性无法让感情流出，也无法堵住感情，但是可以规范它们。感情，如果危害一切，应当被关在笼子里。”

“就像一只美洲狮？”我无意识地说道。

“就像一只美洲狮。”他说，并且耸了耸肩，“在那里，可怜的感情来回走动，咆哮，咬牙切齿，撕扯着栏杆……但是到了最后，它精疲力竭，毛发和牙齿脱落，变得温顺又忧伤。这是可能的……我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例子。这就是理性的作品。感情可以被征服、驯服。当然，”他谨慎地说道，“提前打开兽笼是不明智的，因为美洲狮将会跑出来，如果它还不够听话的话，会引起很多麻烦。”

“请说得更清楚些。”我请求道。

“我无法说得更清楚了。”他耐心地说，“您期盼从我这里知道是否能够通过理性的帮助剔除感情？……关于这点，我坦率地回答，不可能，但是值得安慰的一点是，感情，在幸运的情况下，可以被驯服，并且逐渐凋萎。您看看我，我就活过来了。”我无法对你说清楚我的感觉；但是在那一刻我无法直视他的眼睛。我忽然间想起我认识他的那天晚上，我的脸红了。我想起了那个奇怪的游戏……我不知所措，就像一个少女。他也没有看我，他站在我面前，靠着桌子，双臂交叉抱在前胸，看着窗外，似乎在研究对面的建筑。这种窘境持续了很久，这是我生命中最难堪的一刻。

“您在那期间，”然后，我慌乱而且快速地继续问道，就像一个人想快速转移话题一样，“您没有建议彼得娶那个女孩吗？”

“我尽了全力，”他说，“阻止彼得和她结婚，那时我对他还有影响力。”

“现在没有了吗？”

“是的。”

“现在那个女人对他的影响更大？”

“那个女人？”他问，把头向后转去，嘴唇无声地动着，就像一个人心中在计算，评判着力量的对比。“我认为是的。”

“我婆婆那时帮助您了吗？”

他严肃地摇摇头，就像想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她没有尽过太大的努力。”

“可是您有没有想过，”我暴躁地说，“这个骄傲、高贵、上流的太太会支持这种疯狂行为？”

“我什么也没想。”他小心地说，“我只知道，这个骄傲、高贵、上流的太太在漫长的一生里生活在冰冷之中，好像不是在家里，而是在一个冰库里，而这种被冻得麻木的人很容易理解某人想要寻找温暖。”

“那么您为什么不允许彼得……就像您说的……允许他的空气中存在这种特别的爱情？”

“因为我不喜欢那种热度，”他耐心地说，重新以那种教导者的口吻，“因为在过程中烤肉铁叉会烫到人。”

“您认为阿尔多佐·尤迪特这么危险吗？”

“那个人吗？……这点很难回答。也许危险的是当时可能形成的局面吧，是的。”

“那么后来真正形成的局面会少些危险吗？”我问道，并且非常注意，使用平静且规规矩矩的方式讲话。

“不管怎么说，她更守规矩了。”他说。

这点我不理解。我不做声，惊讶地注视着他。

“夫人，”他说，“您也不相信我是一个多么保守、古板又忠于规则的人。也许我们，作家是真正的守法者。市民阶层要更为大胆，是的，比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都要具有革命精神。所以每个伟大革命的旗手都是误入歧途的市民阶层也绝非偶然。但是我们作家不能允许这种过分的反抗要求。我们是守护者。守护要比获得或者摧毁某种东西困难得多。我不允许人们去反抗业已存在于书中和人们心中的律法。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想去反抗、破坏旧的，建立新东西的世界里，我要警惕，我必须看护住没有明文写下的规矩，那是人类世界深层的秩序与和谐的终极意义。我生活在被偷猎者包围的环境中，我是森林的守望者。我身处危险的境况之中……新的世界！”他说，带着失望和痛苦的不屑口吻，我睁大眼睛凝视着他，“就好像人类也变得焕然一新一样！”

“就因为这个，您不允许彼得娶阿尔多佐·尤迪特？”

“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我不允许，彼得属于市民阶层。一个很可贵的市民阶层的绅士……这样的人已经很稀有了。他是一种文化的看守者，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一次他开玩笑说，我对他而言是一个目击证人……我也以诙谐的口吻回答他，也许初次听起来不是那么认真，出于商业价值的目的，我要看护住他，因此我要拯救他，也就是读者。我现在考虑的当然不是我作品的发行量问题，而是关注在为数不多的几个灵魂中尚存的、属于我的世界的责任感。我是为他们而写作的……否则我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彼得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位。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这里没有，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没有……其他的我毫无兴趣。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理由，确切地说也不是这个理由。我只是让他警惕这个女人，因为我爱他。我不愿意向感情投降……但是这种感情、友情，比爱情要细腻和复杂得多。这是最强烈的人类情感……真正的无价之宝。这点女人并不懂。”

“您为什么要让彼得警惕这个女人？”我坚持地问道。我专心地聆听他说的每个词，同时也感觉到，他在回避直接的答复，而谈论其他的问题。

“因为我不喜欢感情用事的英雄。”他终于无可奈何地顺从地说道，就像一个人不得不说出真话而变得心平气和，“首先，我喜欢看到生活中所有的事物和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不仅仅用阶级的差别提醒他。女人们成长很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补上几个世纪的缺失……我不怀疑，这个女人在彼得的身边会以闪电速度补上这些课程，她完全可以表现出那种规范和完美的举止，就像昨天晚上在那个贵族的宅邸里，您和我一样……通常情况下，在品位和举止方面，女人要远远超出同阶层的男人。尽管如此，彼得仍然会觉得自己是个英雄，从早到晚都是英雄，因为他承担了与他的世界作对的责任，而且是非常人道的，在上帝和世界面前绝对合法，但也一直处于他必须承担责任的局面中……但是这里面还包含其他的东西，这个女人永远不会谅解彼得属于市民阶层。”

“我想不是这样的。”我犹豫不决地说。

“我确定如此，”他严肃地说，“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决定事物本身，起决定作用的是一段感情的命运。这段感情对彼得意味着什么？是哪种欲望，哪种激情……我无从知晓。但是我历经了这场地震中最危险的时刻。人的灵魂中的所有东西都在动摇：他所属的阶级、那些维系着他人生以及生活方式的基础。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仅是私人事件。如果这样一个保护和传达一种文化全部意义的人崩溃了，不只是他被毁灭了，和他一起消亡的还有值得存在于世界的一部分……我对那个女人看得很清楚。问题不是她来自不同的阶级，如果来自不同阶级的后代能在激情的漩涡中融合在一起，对世界而言也许是最幸运的事情……不，在那个女人的个体中我强烈地感到某些东西，这使我无法平静，让我不敢交出彼得。某种野性的意愿，野蛮的力量，您没有感觉到吗？”

他那双困倦的眼睛突然闪出一道光芒，当他转向我的时候，仿佛在寻找着合适的字眼，他不确定地说：“有些人能够以一种野性、原始的力量从围绕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吸取象征生命的东西，就像原始森林中的藤蔓植物，从几百米的区域内吸收大树下土壤的水分、养分和酸性物质。这就是他们的法则，他们的特性，并不是他们很恶劣，而是生来如此……和一个邪恶的人争辩，也许会让人怒火平息，也许能够化解心灵所遭受的苦难，可以化解将要向他人和人生所实施的报复。这些是比较幸运的人……但是也有另外一些类型的人，具有藤蔓类的攀缘天性，本性不坏，只是以致命、顽固的饥渴，紧紧地缠绕它周围的一切，吸取他们的生命力。这样的人是野蛮的、原始的。男人中很少有这样的人……女人中很常见。那种迸发出的力量可以消灭与其截然不同的灵魂，比如彼得。您和她说话时感觉到这种力量了吗？就像来自撒哈拉和阿拉伯沙漠地带的干热风或一股激流。”

“我只是和一个女人在说话，”我说，叹了口气，“和一个女人，一个内心拥有强大力量的女人。”

“是的，女人是以另一种方式感知彼此的。”他从容地说，“我尊重这种力量，而且惧怕它。我现在开始钦佩彼得。您试想一下，十数年来他要以多大的力量去对抗，需要怎样做才能从这种看不见的危险力量的缠绕之中解脱。因为这个女人想要一切，这您是知道的。她不要住在后街，住在小巷子里两个房间的小公寓里，穿着银狐大衣和不时三个星期的度假，秘密地和她的情人在一起……这个女人要的是全部，因为这不是一个虚假的女人，她是个真正的女人。您没发现？”

“是的，”我说，“这个女人，还宁愿戒斋。”

“她做了什么？”他问，这次他感到惊讶了。

“她这样说的？”他拉长了声音说，“在东方有这样的事情，这是意愿传达的一种形式。”他爆发出一阵焦躁又沮丧的笑声，“当然，阿尔多佐·尤迪特是更危险的一类。因为有些女人可以带着出去吃晚饭，带到奢华的地方去，在那里吃龙虾，喝香槟，这些女人是无害的。同时有另外一种类型，她们宁愿禁食……这些女人是危险的。我担心，任何干涉都是多余的。她已经开始疲惫了……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几年前，我感到，你们命运的星象图已经改变，一切变得平淡和腐朽……因为生命中不仅仅有洪流，不仅仅有野性力量……还存在其他。惯性定律仍然占主导地位。要尊重这个定律。”

“我无法尊重，”我说，“因为我不想这样生活。我不了解阿尔多佐·尤迪特，我也无法评价我的丈夫过去和现在对她意味着什么，此刻有多么危险我一无所知……我无法相信，有某种激情，被压抑着的火焰和烟雾，终其一生在一个人的灵魂中持续燃烧，就像地下之火，就像矿下之火……也许，存在这种东西；但是我相信，生活最终会熄灭这些火焰。您不这样认为吗？”

“是的，是的。”他说，分外地快速和从容，同时凝视着他的香烟的火花。

“我看出来您不相信。”我继续说，“好吧，也许我错了。也许某些激情比生命、理想、事件更为强烈。它们会烧焦一切，燃尽一切？……可能吧……那么就让它们更强悍吧。不要隐匿起来，而是爆发吧。我不想把我的家建立在斯特龙博利火山脚下。我想要和平、宁静。我不后悔所发生的一切。我的一生彻底失败了，这样下去让人无法忍受。我的内心也有力量，我也能等待和渴望，不仅仅阿尔多佐·尤迪特能做到。我不会为任何人、任何事禁食，而且晚餐吃着蛋黄酱拌冷鸡肉，配着沙拉……这种无声的对决必须结束。您是他的一个帮手，因此我和您交谈。您认为彼得还和这个女人有关联吗？”

“是的。”他简短地回答。

“那么他不是真正和我有关系。”我大声、镇静地说，“那么让他做些事情吧，和她结婚吧，或者不和她结婚，和她一起毁掉一切或者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从此心平气和。我无法这样生活下去……我对那个女人发誓，在彼得面前保持沉默，我要遵守诺言。但是我不会生气，如果您什么时候……不久，在最近几天里……谨慎地，或者不那么谨慎地，和他谈一谈。您能做到吗？”

“如果您要求这样的话。”他不情愿地说。

“非常麻烦您了。”我说，然后站了起来，拿出手套，“我感觉，您想问，我将会怎样……我回答您的问题。我承担抉择的后果。我不喜欢这延续数十年的哑剧，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进行一场不流血、苍白无力的斗争。如果是一出戏，那么就让它喧闹起来，充满战斗、死亡、掌声和口哨声。我想知道在这出戏里我的价值是什么。如果我失败了，我退出。然后事情该怎样就怎样，我对彼得和阿尔多佐·尤迪特的命运再也没有任何兴趣。”

“这不是真的。”他以平静的语气说。

“这是真的，”我说，“而且我将要这样去做。如果他在十二年里都无法做出决定，那么由我来决定，而且用短得多的时间。如果他不能找到那个对的女人，那么我来替他找。”

“那么是谁呢，请告诉我？”这时他眼里闪着热切的光芒，带着谈话中从没有过的兴趣突然问道，就像听到了某种特别让人震惊和可笑的公告一样，“您想找到谁？”

“我已经说过了，”我回答道，同时感到些许困惑，“您为什么以如此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还带着微笑？……我婆婆有一次对我说，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一定存在一个真爱的人，或许是阿尔多佐·尤迪特，或许是我，或者是其他人。那么让我替他找到她。”

“是的。”他说。

他低垂目光看着地毯，看上去不想争辩了。

他无声地陪我走向门口，吻了我的手，一直带着那种奇怪的微笑，以缓慢的动作打开我面前的大门，同时深深地向我弯下腰来。

好吧，现在让我付钱吧，这里真的要关门了。小姐，我们点了两杯茶和两份阿月浑子冰激凌。不，亲爱的，今天你是客人。你不要再争了，也别遗憾。已经到月底了，一笔小小的花费不会让我破产。我过着独立和无忧的生活，准时获得抚养费，每个月的月初，比我需要的要多得多。你看，我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

只是，不再有任何意义，你这样想的，对吧？……也不是这样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今天当我从市中心赶到这里和你见面时，开始下雪了。这是多么纯净又幸福的喜悦啊。这是第一场雪……此前我不能以如此的方式对世界感到欢欣。我有其他的事情，有其他的事情要关注。我专注于一个人，我没时间关注世界。然后我失去了这个人，而我换得了全世界。你认为这是一项不利的交换？……我不知道，也许，你是对的吧。

我已经没有更多可说的了。其余的你都知道了。我和我的丈夫离婚，并且独自生活。他也独自生活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和阿尔多佐·尤迪特结了婚。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所有这一切当然不像我在拉扎尔家里所想的那样很快发生。那段交谈之后，我和我的丈夫又在一起生活了两年。生命中的一切就像按照某种看不见的钟表指针在发生：早一刻都不可能“决定”任何事情，只能由事情以及情境自行决定……所有其他的方式都是暴力的、轻率的、非人道的，或者也许是不道德的，是生命自行决定，以出人意料又神奇的方式……然后一切都变得既简单又自然。

我从拉扎尔那里回来之后，没有向我丈夫说任何关于阿尔多佐·尤迪特的事。他那时候已经知道了一切，可怜的人。他不知道的只是更重要的事，而我不能对他说起，因为在当时和之后的很长时间连我也无从知晓……只有拉扎尔知道，是的，在即将告别的时刻，他格外沉默，他思索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无法对任何人道明的，必须要独自学习。

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吧，我不想让你难受。你现在有些爱上了那个瑞典语老师吧，是这样吧？……是吗？……你什么都不要对我透露，但是请允许我也保持沉默，我不想破坏一份如此美丽又伟大的感情，我不想使你受伤。

我不知道拉扎尔什么时候和我丈夫谈话的，在第二天，还是几周以后，我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不过一切正如拉扎尔所说的那样进行。我丈夫知道了一切，知道我发现了紫色缎带，找到了那个佩戴它的人。他知道我和阿尔多佐·尤迪特交谈过，那个人真的在接下来的那个月离开了我婆婆家。有两年的时光她杳无音讯。我的丈夫聘请私家侦探找寻她，但是之后他疲惫不堪，病倒了。他中断了找寻。你知道，我丈夫在阿尔多佐·尤迪特失踪的这两年内做了什么？

他在等待。

我从不知道一个人可以用那样的方式等待，就像被强制劳役，在矿井里凿开石头一样。他以同样的力量、同样的规律性、同样的毅力以及同样的绝望等待着。那时我也无法帮助他……如果临死躺在床上时，我必须说真话，我得承认，我并不想帮他。我的内心充满苦涩和无望。那两年的时间，我看着这种可怕的努力。这个人微笑着、沉默寡言、彬彬有礼且日渐苍白，在无言的抗争中对抗着某个人或者某件事……他的举动就像每天早上习惯性地查看邮箱，就像麻醉药品的奴隶，把手伸向小药瓶，然后看到里面什么也没有，他的手停在半空中，药瓶是空的……电话铃声响起时，他头部的转动，大门被叩响时，他肩膀的耸动，在饭店里或者剧院的大厅里，他环顾四周的方式，就像永远在宇宙空间内寻找某个东西。我们就这样生活了两年。但是阿尔多佐·尤迪特音讯全无。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知道，她去了国外，在一个英国医生家里做女佣，在利物浦。那段时期，英国对匈牙利用人的需求量很大。

无论是她的家人，还是我婆婆，都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那两年，我常常去我婆婆那里，在她那里度过整个下午时光。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可怜的人，她得了血栓症，被迫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我陪在她的床前，我非常爱她。我们坐在一起，看书，聊天。几乎可以说，我们就像以前的女人那样制作绷带，以备他们所爱的人上战场使用。我知道，在路途中我的丈夫被分配到非常危险的岗位上……每时每刻都可能阵亡。我的婆婆也知道这种情形，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人的一生中总有那样的时刻需要独自面对，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上忙。那一刻降临到我丈夫身上……他独自一人，某种程度上，甚至也许是很大程度上，他处于有生命危险的状态中，而且他等待着。

我们两个人，我婆婆和我，踮着脚尖在他的周围行走、生活，同时织着毛衣，就像在护理一个病人。我们谈论其他的事情，有的时候开心，冷静。出于特别的谨慎或者害羞，我婆婆从不提起发生过的事情。那天中午，当我们面对面坐下时，当她在用人房间开始哭泣时，我们已经无声地签署了一项彼此帮助的协定，这项协定只有在我们不再无谓和无望地谈论已经发生的一切时才可能生效。我们只是以那种方式谈论我的丈夫，就像对待一个亲切又讨人喜欢的病人，他的状况堪忧，但是不必担心直接的危险……你知道，似乎那个人在这种状况下还会活很久……我们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调整他头部下方的枕头，或者为他打开水果罐头盖子，抑或是给他讲述世界新闻来使他心神愉悦。真的，在那两年里我们在家里就那样平和又安静地生活着，我先生和我，我们很少出门。我的先生开始割裂与世界、社交圈的一切联系，巧妙而又谨慎地从他的世界里游离出来，不过是以一种不伤害任何人的方式来完成的。慢慢地我们与所有人脱离联系，离群索居。这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一周有五个晚上我们在家度过，听音乐或者阅读。拉扎尔从没来过我们家。在那些年里他也去了国外，在罗马生活了很长时间。

我们就这样生活着。我们三个人都在等待某件事：我婆婆等待死亡，我的先生等待阿尔多佐·尤迪特的归来，而我等待着死亡或者阿尔多佐·尤迪特，或者其他的事情，或者某个被迫的转折点有一天到达我的生活中，使我最终知道，我的命运是什么，而我属于谁……你问，我为什么不离开我的丈夫？怎么能够和一个等待别人的人生活在一起？与那个每一次大门开启时总是竖起耳朵，那个面色苍白、避开人群，隔断和世界的一切联系，因一段感情而生病，因为痴狂的等待而着魔的人生活在一起？当然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毫无疑问。这真的不是令人愉快的情况，但我是他的妻子，我不能抛弃他，因为他处于麻烦和危险之中。我是他的妻子，我在神坛前发过誓，要和他在一起，并且无论是好是坏，只要他需要我，只要他想要，我都要坚守在他的身旁。那个时候他需要我。如果那两年他独自一人，他会自我毁灭。我们生活着并且等待来自天上和人间的某种启示，等待阿尔多佐·尤迪特的归来。

从他知道那个女人离开这座城市前往英国的那一刻开始——只是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在英国的地址，他的家人和亲属都不知道——我的丈夫彻底病倒了，也许人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痛苦了。我深知这种感受……后来，我们离婚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也这样等待他，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你知道，在夜里惊醒，感到无法呼吸，就像渴望空气的哮喘病患者，在黑暗中伸出一只手找寻另一只手。他无法理解另一只手已经不在了，不在附近，不在邻居家里或者街道上。他出去走在街上也是徒劳无功的，另一只手也不可能来与他相遇。电话再也没有任何意义，报纸上充斥着毫无价值的新闻、冷淡无趣的消息，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或者摧毁了拥有百万人口的首都几个街区……人们礼貌地倾听着这类消息，一只耳朵注意着，然后说：“是吗？……真的吗？……真有趣。”或者是：“真令人悲伤。”但在这过程中，他什么也没有感受到。我在一本优美、充满智慧和忧伤的西班牙书里——我已经忘记作者的名字，他有一个斗牛士那样的名字，很长，由若干个教名组成——读到这一类的魔法，在这类使人陷入幻境、迷离双眼的魔法状态中，等待者与缺席的被爱者的灵魂就像进入催眠状态而失去知觉，他们失去知觉、疲惫不堪的目光，就像正在费力地抬起眼皮，从昏迷中苏醒的病人的目光。在这世界上，他们看不到其他的，只看到一张脸，听不到其他的，只有一个名字。

但是有一天他们苏醒了。

就像我。

他们环顾四周，揉揉双眼。如今他们看到的不只是那张脸……准确地说，他们也看到那张脸，但是更模糊了。他们看到了教堂的钟楼，看到了森林，看到图画，一本书，还有其他人的脸，他们发现世界是多么的无边无际。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那些在前一天还无法忍受的事，那么痛苦和灼烧内心的事，如今已经疼痛不再了。你坐在一张板凳上，变得心平气和。你想到的是“炖鸡肉”或者“纽伦堡的歌唱大师”，或者“应该为台灯买个新灯泡了”。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并且每一件都同样重要。昨天所有这一切尚无可能，起伏不定，而且缺乏意义，真相却是截然不同的。昨天你还想报复或者救赎，你还在期盼他打电话，或者需要求助于你，或者他被关进监狱、被处决。你知道吗，当你感觉到这一切时，另一个人却远远地幸灾乐祸。直到那一刻他还对你有影响力。你尖叫着要报复，另一个人得意地搓搓手，因为报复也是种欲望，报复就是种臣服。但是到了那一天，当你醒来，揉揉双眼，打个哈欠，你忽然意识到你已经不再想要任何东西了。甚至在街上面对面走过来你也无所谓。如果他打来电话，你就回答该说的事。如果他想见你，不得不碰面时，没问题，请坐。所有这一切，发自内心，轻松又充满真诚，你知道的……所有这一切再也没有任何痉挛，没有任何疼痛，没有任何失去知觉的症状。发生了什么事？你不了解的。就是你不想报复了，不……而且你发现这才是真正的报复，唯一的，最完美的，你对他不再期盼任何东西，你既不诅咒他过得糟糕，也不祝福他美满，他已经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旧时的男人这时候给他们的恋人写信，总是以此类词语开头：“尊敬的太太”，这个称谓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你知道吗……就像在说“你已经不能再使我痛苦了”。聪明的女人会痛哭流泪，或者不会。聪明的男子会寄送一件很大的礼物，一束玫瑰花或者养老金……为什么不？现在完全可以做到，因为已经疼痛不再。

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我知道。一天早上，我醒来而且开始生活，开始向前走。

但是我的丈夫，可怜的人，他还没有醒来。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会痊愈。有时我为他祈祷。

就这样过了两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活着，我的丈夫和世界告别，和他的社交圈，和人群，无声地告别，就像一个偷偷逃到国外的贪污犯，但是直到那一刻还在积极地完成他每日的工作。是她在国外，是另一个人，那个“真爱”。我们等待着。我们过得不坏，那两年我们关系很好，真的……有时在餐桌上或者在阅读期间，我偷偷地看他的脸，就像亲戚朋友观察病人的脸一样，在脸上已经能看到疾病的症状。内心受到惊吓的同时，还要和蔼地对他微笑，并且高兴地说：“你的脸色好多了。”我们等待着阿尔多佐·尤迪特，她从城市消失，没留下任何踪迹，这个狠心、自私的畜生……因为她知道，这是她能做的最坏的事情……你不信？或者她不自私、狠心？最终她也付出了代价，她也参加了决斗。她也是一个女人，也许她也会感受到一些东西，不是吗？……安慰我吧，因为我也宁愿相信就是这样的。她等待了十二年，然后去了英国。学会了英文，掌握了餐桌礼仪，看到了大海，然后有一天她回来了，带着七十英镑，就如同我所知，穿着苏格兰裙子，喷着安特金森香水。就这样，我们离了婚。

我难过极了，有一年的时间我相信我会心碎而死，但是某个早晨我醒来，发现了一件事情……是的，那是只有独自一个人才可能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我告诉你吗？

你不会因此感到难过吗？

你能承受吗？

是的，我做到了，但是我不愿意对任何人说，我不想剥夺人们的信仰，那些导致他们谬误的信仰，从中能产生那么多痛苦，同时也产生那么多伟大的东西：英雄行为、艺术作品、神奇的人类努力。我知道你现在处于那样的状态中，尽管如此，你还是想让我告诉你？

好吧，如果你想知道，但是之后请你别生我的气。你看，亲爱的，上帝惩罚了我，但是同时也给了我一份礼物，让我知道这个真相，并且能够承受它，没有因此而死去。我发现了什么真相？……我发现，亲爱的，真爱根本不存在。

有一天我醒来，坐在床上，展露微笑，我已不再感到任何痛苦了。我突然发现没有一个对的人。不存在于地上，也不存在于天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存在，那个确切的人。只存在一些人，每个人当中有那么一丁点部分是对的，我们从另一个人身上期待、盼望。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根本不存在那个确切的人，那个唯一的、神奇的、独特的，可以使我们幸福的人。只存在一些人，身上拥有所有的元素、渣滓和光芒，以及一切……拉扎尔知道这点。在他家的门口告别时，他一言不发地微笑着，因为我说，我要去为我的丈夫找到对的女人。他知道，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样一个人……但是他什么也没说，然后他到罗马撰写他的书。作家在结尾处总是这样做的。

我的丈夫，可怜的人，他不是作家；他是一位市民和艺术家，但是没有任何作品，他因此感到难过。当某一天阿尔多佐·尤迪特出现时，他以为，她就是那个真爱，而且她使用安特金森香水，再打电话时带着英国腔调说：“Hello！”——那时我们离了婚。那是场艰难的分手，说真的，我甚至把钢琴也搬走了。

他没有很快娶她，而是在一年之后。他们过得怎么样？……我相信很好。你之前也看到，他为她买橘皮蜜饯。

只是他老了，没有很老，但是以令人非常悲伤的方式衰老。你说什么，他已经知道了？……我担心，等他将来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在这期间，人生已经过去了。

哦，这里真的要关门了。

什么？……你想知道什么？我开始时为什么看见他会哭泣？如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人，一切结局已定，人也完全康复，为什么一开始当我听到他还在使用那个棕色的鳄鱼钱包时，会往鼻子上擦粉？请等一下，让我想想。我想，我可以回答你。我之所以在尴尬中往鼻子上扑粉，因为真爱并不存在，因为谬误已经过去了，但是我爱他，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日后听到他或者看到他时总会心跳加速。要知道，我想一切都过去了，但是爱没有。可这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亲亲你，亲爱的，下周二，我们再来这里碰面，你愿意吗？……我们谈得非常愉快，如果你也没问题，大约六点一刻见。你不要迟到太多。我六点一刻一定会在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