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我亲爱的费奥多·罗伯托维奇，回头简短地说说那个无赖。我怕这样做会惹你心烦，不过，用魏玛天鹅的话说——我指的是著名的歌德——（接着是一句德语）。因此允许我再说说斯穆罗夫先生，请你尝几口心理分析的小菜……”

我停顿了一下，抬头看了看一幅画着丁香紫的高山草场的牛奶巧克力广告。这是我正式放弃刺探斯穆罗夫不朽之秘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这封信真的穿过万里关山进入下个世纪，它的称号——一个带有两三个〇的年份——美妙到了荒诞的地步，那我还在乎什么呢？一位早已作古的作者以什么样的画像，用自己恶心的说法，“款待”他不甚了了的后代，这干我什么屁事？不管三七二十一，现在难道不就是大好时机：我该放弃自己的事业，取消搜索、监视、把斯穆罗夫逼向绝境的疯狂努力了吗？哎，这是心里唱高调：我心知肚明，世上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我看这封信。

“我有这么一个印象，亲爱的朋友，我已经写信给你说过。斯穆罗夫属于我曾称之为‘性左派’的那类怪人。斯穆罗夫的整个外表，他的脆弱，他的颓唐，他的矫揉造作的姿态，他对科隆香水的喜爱，尤其是他一贯对卑微的仆人投去的偷偷摸摸、激情似火的目光——凡此种种，早就证实了我的这一推测。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在性问题上不幸的个人，尽管身体上渴望成为男性生殖力成熟的典范，却往往选择一个女人——一个他们很熟、认识或不相识的女人——作为他们的（完全柏拉图式的）爱慕对象。所以斯穆罗夫，尽管性反常，却选择瓦尔瓦拉做他的理想目标。这个漂亮但相当愚蠢的姑娘已经跟某位穆欣先生订婚了，此人是白卫军最年轻的上校之一，所以斯穆罗夫确信他不会被迫与任何女人做他既做不了又不想做的事情，即便她就是那克娄巴特拉本人。何况，‘性左派’——我承认我发现这个说法特别贴切——常常养成一种违法的倾向，这种违反在他身上可得寸进尺了，因为违背法规或违背自然已经存在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朋友斯穆罗夫决不是个例外。想想看，最近有一天，菲利普·伊诺肯季耶维奇·赫鲁晓夫给我透露斯穆罗夫是个贼，一个最丑恶意义上的贼。原来，跟我谈话的这位把一个上面有玄奥符号的银鼻烟盒——一个年代久远的物品——交给他，要他拿给一位专家鉴定一下。斯穆罗夫拿走了这个漂亮的古董，第二天却向赫鲁晓夫宣称他把东西丢了，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听着赫鲁晓夫的故事，给他解释说，有时候偷窃的冲动是一种纯粹的病理现象，甚至有个学名——盗窃癖。赫鲁晓夫，像许多讨人喜欢但见识有限的人一样，开始天真地否认在此事中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盗窃癖’而不是罪犯。我没有提出无疑会说服他的一些论据。对我来说，一切是明摆着的。我非但没有给斯穆罗夫扣上丢脸的‘贼’的帽子，而是真心替他难过，尽管这好像显得自相矛盾。

“天气变坏了，或者不如说变好了，因为这雪泥和风不就是春天，可爱的小春天的前兆吗？哪怕在上了年纪的人的心里，春天总会激起朦胧的渴望。一句格言浮上心头，它无疑会——”

我快速扫到信的末尾。再没有我感兴趣的东西。我清了清嗓子，手都不颤地把信叠得整整齐齐。

“终点站到了，先生。”一个粗野的声音在我头上说。

夜，雨，城郊……

斯穆罗夫穿一件引人注目的女式领皮大衣在楼梯台阶上坐着。突然赫鲁晓夫也穿着皮大衣走下来坐到他身边。斯穆罗夫不好开口，但没有多少时间，他只好孤注一掷了。他把一只戴着几枚亮闪闪的戒指——红宝石，一水儿的红宝石——的纤手从宽大的皮毛袖子里释放出来，抹了抹头发，说道：“有点事儿我想提醒提醒你，菲利普·伊诺肯季耶维奇。请你听仔细了。”

赫鲁晓夫点了点头。他擤了擤鼻子（由于老坐在楼梯上，得了重伤风）。他又点了一下头，肿了的鼻子抽了两下。

斯穆罗夫接着说：“我要说的是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请你听仔细了。”

“洗耳恭听呢。”赫鲁晓夫答道。

“我难以启齿，”斯穆罗夫说，“我也许会因为言词唐突而错表了本意。你听仔细了。请你听我说。你必须明白，我重提此事，心里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我甚至不会想到你竟然认为我是个贼。你自己一定同意我的意见：我不可能知道你是这么认为的——毕竟，我是不看别人的信件的。我要你明白，这个问题的出现纯属偶然……你听着没有？”

“接着说。”赫鲁晓夫说着在皮衣里蹭了蹭身子。

“好。咱们回想一下，菲利普·伊诺肯季耶维奇。咱们回想那银子的小玩艺儿。你要我拿给魏因施托克看。听仔细了。离开你的时候我是捏在手里的。别，别，请别背字母表了。不用字母表，我可以跟你交流得很好的。我发誓，我凭万尼亚发誓，我凭我爱过的所有女人发誓，我发誓我不能说出名字的那个人的每一句话——因为要不然，你会认为我能看别人的信件，那同样也能够做贼——我发誓他的话句句都是谎：我真的把它丢了。我回到家里，东西就没有了，那不是我的错。只是我太心不在焉，太爱她了。”

可赫鲁晓夫就是不相信斯穆罗夫；他只是摇头。斯穆罗夫赌咒发誓也是白搭，他把一双亮闪闪的白手拧来拧去也是枉然——没有用，能说服赫鲁晓夫的话就不存在。（到这儿我的梦原有的一点儿逻辑也耗光了：现在，人在上面谈话的楼梯独自竖立在旷野上，下面是梯田式花园和烟花迷蒙的树木；梯田向远方绵延而去，天尽头好像能隐约分辨出瀑布和山坡草地。）“是的，是的，”赫鲁晓夫先用一种生硬凶狠的声音说，“那盒子里有东西，因此是不可替代的。里面是万尼亚——是的，是的，女孩子有时候就碰上这种事儿……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但碰上了，碰上了……”

我醒了。大清早。一辆卡车驶过，震得窗玻璃瑟瑟地抖。窗玻璃已经好久不结薄薄的淡紫色霜花了，因为春天就要来了。我不再想近来发生了多少事，遇见了多少人，这种逐门逐户的搜寻，我对真正的斯穆罗夫的这种追索是多么的令人入迷，又多么的叫人无望。掩饰又有何用——我遇到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生灵，仅仅是斯穆罗夫的偶现镜而已；其中一面，尽管我认为是最重要、最明亮的，但仍然不会给我展示斯穆罗夫的映像。孔雀街五号的主与客在我眼前移动，由明到暗，不费力气，没有危险，创造出来仅仅为的是让我开心。穆欣再一次从沙发上稍稍欠了欠身，把手伸过茶几去够烟灰缸，但我既没看见他的脸，也没看见那只拿香烟的手；我只看见了他的另一只手，它（已经无意识地！）动不动就搭到万尼亚的膝盖上。脸蛋子俨然是一只红苹果的大胡子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再一次低下他充血的脸把茶吹凉，玛丽雅娜又一次坐下，跷起二郎腿，两条瘦腿穿着杏黄色的长袜。而作为一个玩笑——那是平安夜，我想——赫鲁晓夫套上他太太的皮大衣，在镜子前面摆出时装模特儿的姿势，在屋子里招摇，惹得哄堂大笑，笑声渐渐开始勉强起来，因为赫鲁晓夫总是把玩笑开过了头。叶甫盖妮亚可爱的小手，手指甲光得好像湿的一样，拿起一只乒乓球拍，于是赛璐珞小球便乒乓乒乓在绿色的网上尽心地来回跳动；又是在半明半暗之中，魏因施托克漂了过来，坐在他的三角形乩板桌前，仿佛坐在方向盘前似的；女佣——希尔达或者格蕾琴——又一次梦悠悠地从一个门向另一个门走去，突然间嘴里念念有词，并扭着身子脱出衣裙。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加速这些人的运动，或者将其减到慢得可笑的程度，也可以把这些人分成几拨儿，或者排成不同的队形，忽而从下面，忽而从侧面把他们照亮……对我而言，他们的整个存在只不过是银幕上的一片微光。

不过，且慢，生活确实做了一次最后的尝试，要给我证明那是真的——逼人又温存，挑逗性的兴奋和折磨，拥有获得幸福的炫目的可能性，和着眼泪，伴着熏风。

那天，我在中午爬上他们的套房。我发现门没有锁，每间屋子都空无一人，窗户开着。一个吸尘器正在某处全心全意、热情满怀地呼呼作响。突然间，透过客厅通往阳台的玻璃门，我看见了万尼亚低下的头。她坐在阳台上拿着一本书——奇了怪了——这是我头一次发现她一个人在家。老早以来我一直努力把我的爱压制下来，办法就是告诉自己：万尼亚，像别人一样，只不过生活在我的想象里，仅仅是水中月，镜中花，我已经养成习惯装出一副特别轻松的语气对待她，所以现在，跟她打招呼时，我毫无尴尬之态，说她“像个从高塔上欢迎春天的公主”。阳台挺小，放着几个空了的绿色花盒子，一个旮旯儿里放着一只破陶罐，在脑海里我把它比作我的心，因为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话的风格影响那个人在他面前的思维方式。天气暖和，尽管阳光不太明媚，有一丝儿雾气和潮气——冲淡了阳光，还有丝儿略带醉意又羞羞答答的微风，刚刚造访过某个公园才吹过来，那里黑沉沉的沃土上草芽儿已经茸茸的，绿绿的了。我吸了一口这样的空气，同时意识到离万尼亚的婚礼只有一个星期了。这一想法勾起了所有的渴望和痛楚，我再次忘记了有关斯穆罗夫的事，忘记了我必须用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说话。我转过身，开始俯视街道。我们好高啊，而且就我们俩。“他还要等半天呢，”万尼亚说，“他们让人在那些办公室一等就是几个钟头。”

“你这种浪漫的守望……”我开始说，迫使自己保持那种救命的轻浮，极力让自己相信春风也有点儿俗气，而且我这是自得其乐呢。

我还没有好好看一眼万尼亚呢，见了她我总需要一点儿时间适应适应，才能端详她。现在我才看见她穿着一条黑绸裙子和一件套头白毛衣，开口低的V形领，头发梳得特别光。她继续用她的长柄眼镜看着那本打开的书——一本写沙俄迫害犹太人的中篇小说，作者是一位生活在贝尔格莱德或者哈尔滨的俄国女士。我们在街道上面好高好高的地方，直插温柔纷乱的云天……里面的吸尘器停止了嗡嗡。“帕沙大伯死了，”她抬起头来说道，“就是，我们今早接到了电报。”

就算那个快乐的糊涂老头活到了头，关我什么事？但又一想，跟他一道死去的还有斯穆罗夫那最幸福、最短命的形象，新郎斯穆罗夫的形象，我感到我再也遏制不住长期以来在我心里涌动着的烦恼。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肯定有过一些准备活动——但我记得自己不知不觉地屁股担在万尼亚的椅子那宽宽的藤条扶手上，已经攥住了她的手腕——那种长期梦寐以求又遭到禁止的接触。她的脸刷地红了起来，她的眼睛突然开始闪动着泪光——我多么清楚地看见她黑沉沉的下眼皮湿了，莹莹地忽闪着。同时她又笑盈盈的——仿佛怀着意料不到的慷慨之心，她希望赐给我她那千姿百态的美。“他是个多么风趣的老人。”她说，为了解释嘴唇上的光辉，但我打断了她的话头：

“我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咕哝着说，忽而抓住她的手腕，一抓它立即紧张起来，忽而翻一下摊在她腿上的书上服帖的书页，“我必须告诉你……现在说不说都一样了——我要走了，而且再也不会见到你了。我必须告诉你。毕竟，你不了解我……可事实上我戴着一副面具——我总是藏在面具后面……”

“得啦，得啦，”万尼亚说，“我其实非常了解你，我什么都看在眼里，一切我心里都明镜儿似的。你善良、聪明。等等，我要拿我的手绢。你坐在它上面了。不，它掉下来了。谢谢。请放开我的手——你不得这样碰我。请别这样。”

她又笑了，频频地、滑稽地竖着眉毛，仿佛邀我也笑一笑似的，然而我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某种不可能的希望在我附近飘动；我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野性大发，搞得身子下面的藤椅嘎吱作响，有那么几次，万尼亚头发的分缝正好到了我的唇下，可她小心地把脑袋挪开了。

“比生命还重要，”我急促地说，“比生命还重要，而且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从一开始。而且你是第一个告诉我我善良……”

“请别这样，”万尼亚央求道，“你这只不过是伤害自己，还有我。嘿，你干吗不让我告诉你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怎么向我发表爱情宣言的。有意思极了……”

“你敢说！”我喊道，“谁在乎那个小丑呢？我知道，我知道你高兴跟我在一起。如果我有什么你不喜欢的地方，我会改——你要怎样就怎样，我会改。”

“你的一切我都喜欢，”万尼亚说，“甚至你那富有诗意的想象。甚至有时候你那言过其实的品性。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你的善良——因为你非常善良，非常爱每一个人，所以你总是又荒唐又迷人。不过，请你还是别抓我的手，要不然，我索性站起来走掉了。”

“这么说还有希望？”我问。

“绝对没有，”万尼亚说，“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再说，他随时都会来这儿的。”

“你不可能爱他，”我喊道，“你这是骗自己。他配不上你。我可以给你讲一些关于他的可怕的事情。”

“这就够啦。”万尼亚说，看样子要站起来。然而在这当口，由于想阻止她动作，我情不自禁又忐忑不安地把她抱在怀里，她的套头毛衣给人一种暖融融、毛茸茸、透亮亮的感觉，于是一种混沌恼人的欢乐开始在我心田里汩汩涌现；我做好准备，哪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但我至少得吻她一回。

“你挣扎什么呀？”我喃喃地说道，“你能吃什么亏？对于你，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善举——对于我，这就是一切。”

我相信，要是我能再把她抱几秒钟，我也许会完成一次梦幻般销魂的颤栗；然而她想办法脱开身站了起来。她走到阳台栏杆跟前，清了清嗓子，眯起眼睛看着我，天上的什么地方升起一声悠扬的竖琴般的颤音——终极音。我再没有可失去的东西了。我和盘托出了，我喊着说穆欣不爱她，也没法爱她，我用滔滔不绝的陈词滥调描绘她嫁给我后笃定的幸福美满，讲到最后，感到就要痛哭流涕了，便扔下不知怎么正好抓着的她的书，转身走了，永远把万尼亚撇在她的阳台上，让她沐着风，望着春天迷蒙的天空，听着一架看不见的飞机发出的神秘低音。

客厅里，离门不远的地方，穆欣坐着抽烟。他目随着我，平静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一个大混蛋。”我敷衍地点了一下头，算给他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

我下楼回到自己的屋子，拿了帽子，匆匆出门上了街。看见一家花店，我便走了进去，脚跟敲起了地板，嘴上吹起了口哨，一副旁若无人的做派。周围的鲜花清新芳香得叫人入魔，刺激得我的血肉躁动不安。街道伸进了毗连橱窗的侧镜里，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伸延：一辆从左向右经过的汽车会陡然消失，哪怕街道沉着地等待着它；另一辆汽车，从相反的方向开来，也会消失——其中一辆只不过是个映像。最后售货小姐出现了。我选了大大的一束铃兰，冷冷的宝石从它们富有弹性的铃形花冠上滴下来，售货小姐的无名指上缠着绷带——肯定是自己扎伤的。她走到柜台后面，好半天工夫哗啦哗啦瞎划着不少破纸。紧紧捆在一起的花梗形成了一根又粗又硬的香肠；我从来没有想到铃兰会这么沉。我一推门，就注意到侧镜中的映像：一个戴圆顶礼帽的小伙子抱着一束花，向我赶过来。那映像和我融为一体。我出去上了街。

我急如星火地赶路，步态扭捏，被一片花的湿云包围着，我极力不想任何事情，极力相信我要奔赴的那个地方的神奇疗效。去那里是消灾免难的唯一途径：生活，烦恼而沉重，充满常见的折磨，又要把我压垮，并且粗暴地证明我不是一个鬼魂。真实的生活原来就是一场梦，这真叫人毛骨悚然，但本来被认为是一场梦的生活——漂流不定，不负责任——突然一下子凝固成实体，那就更叫人魂飞魄散了！我必须结束这种局面，我知道怎样去做。

一到目的地，连气都没有顾上喘一口，我就开始按门铃；我死命按着，仿佛在抑止一种难耐的饥渴——长久地、贪婪地，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好啦，好啦，好啦。”她咕哝着把门打开。我冲过门槛，把花束塞进她的手里。

“啊，好美呀！”她说，然后有点儿迷惘，用她那双灰蓝的老眼盯着我。

“别谢我，”我喊道，狂躁地把手一举，“不过得帮我一个忙：让我看看我过去的房间。我求你了。”

“房间？”老太太说，“对不起，不巧呢，它并没有空着。不过多美啊，你多好啊——”

“你不大明白我的意思，”我说，不耐烦地哆嗦起来，“我只想瞧一眼。没有别的意思。如此而已。看在我给你的花儿的情分上。求你了。我相信房客上班去了……”

我机灵地从她身旁溜过去，在走廊上跑，她在后面追。“天哪，这间屋子租出去啦，”她一再重复着，“高根医生不想离开。我不能让你占用。”

我猛地一下拉开了门。家具的摆放变了点样儿；脸盆架上放了只新水罐；在架子后面的墙上我发现了那个洞，仔细用灰泥墁过——是的，我一发现它，心里就踏实了。我一只手按在心口上，凝神注视着我的子弹造成的那个暗印：这就是我的确死了的证据；世界立即恢复了它令人踏实的无足轻重的状态——我又身强体壮了，什么也伤害不了我。只要发挥一下想象，我动不动就可以召回我以前的生活中最可怕的幻影。

我向老太太庄严地鞠了一躬，离开了这间屋子，曾几何时，就在这儿，有个人猫着腰放开了那致命的弹簧。经过前厅时，我注意到花儿在桌子上平躺着，我装出心不在焉的样子，把它们揽进怀里，心里说，这傻老太不配领受这么金贵的礼物。其实，我可以把它送给万尼亚，再附上一张既伤感又幽默的短笺。花儿的湿润新鲜叫人心里倍觉舒畅；薄纸已经通了，指头捏住一簇凉凉的绿色花梗，心里勾起了陪我走进空无的那种汩汩与滴答。我吊儿郎当地走在人行道的边沿上，眯着眼睛，想象自己正走在悬崖边上，突然耳后一个声音招呼我。

“戈斯波金·斯穆罗夫。”那声音用一种响亮但又犹豫的语气说。听到叫我名字的声音，我一回头，一只脚身不由己地从人行道上踩空了。原来是卡什马林，玛蒂尔达的丈夫，他正往下摘一只黄手套，急如星火地要向我伸出手来。他没有拄那根有名的手杖——人也发生了一番变化——也许是发福了吧。他脸上有种尴尬的神态，一嘴没有光泽的大牙一边咬着那只叛逆的手套，一边冲着我怪笑。最后，他的手伸开满把的指头，齐刷刷地冲我而来。我感到了一种古怪的软弱；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的眼睛甚至开始扎痛起来。

“斯穆罗夫，”他说，“你想象不到我碰见你有多高兴。我找你都找疯了，可是谁也不知道你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