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去世后过了两年，我又见到了塞巴斯蒂安。在那两年期间，我除了收到他执意寄来的支票外，只收到过他的一张带有图片的明信片。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或十二月，一个天色灰蒙蒙的下午，我正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向星形广场走去，突然间，透过一家大众餐馆的玻璃门脸，我看见了塞巴斯蒂安。我记得我最初的冲动是继续往前走，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他来到巴黎却没和我联系，感到很痛心。我想了一下，还是进了餐馆。我看见塞巴斯蒂安那光亮的深褐色的后脑勺，和坐在他对面的一个戴眼镜的姑娘的低下的脸。那姑娘正在看一封信，我走近的时候，她淡淡一笑，把信递给了塞巴斯蒂安，又摘下有角质镜架的眼镜。

“内容不丰富吗？”塞巴斯蒂安问，就在这会儿我把手搭在他削瘦的肩膀上。

“啊，V.，你好，”他抬起头来说，“这是我弟弟，这是毕晓普小姐。坐下吧，坐舒服点儿。”毕晓普小姐很好看，很文静；面庞白皙，稍有雀斑，面颊有些凹陷；眼睛蓝灰色，有点近视；嘴唇很薄。她穿着裁剪得体的灰衣服，戴着蓝围巾和一顶三角小帽。我相信她是留着短头发。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塞巴斯蒂安说。我想这恐怕不是真话。“你知道吗，我在这里只待一天，明天就要回伦敦。你想喝点什么？”

他们两人正在喝咖啡。克莱尔·毕晓普在她的手包里摸索着什么，她的眼睫毛上下颤动。她找出一块手绢，轻擦粉红色的鼻孔，先擦一个，再擦另一个。“感冒加重了，”她说，并“啪”的一声关上了手包。

“啊，很不错。”塞巴斯蒂安说，他是在回答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事实上，我刚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我选定的那家出版商给我寄来一封鼓励信，从这封信判断，他好像很喜欢这本书。看起来，他甚至对小说的标题《知更鸟反击》表示赞同，尽管克莱尔不同意。”

“我觉得这标题听着就傻，”克莱尔说，“再说一只鸟也不会反击啊。”

“这是从一首有名的童谣来的。”塞巴斯蒂安说，他是解释给我听的。

“愚蠢的典故，”克莱尔说，“你的第一个标题比这要好得多。”

“我不知道……棱镜……棱镜的……”塞巴斯蒂安低声说，“那不是我想要的标题……可惜‘知更鸟’那么不让人喜欢……”

“一个标题，”克莱尔说，“必须传达书的色彩，——而不是它的题材。”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塞巴斯蒂安在我面前讨论文学上的事。我也很少看见他如此轻松愉快。他显得干净利索，身体健康。他那轮廓优美的白皙面孔，以及面颊上的一点阴影——他是那种为了去外面吃饭不得不每天刮两次脸的不幸的人——没有显出一丝往常的不健康的灰暗颜色。他那对有点尖的大耳朵颜色火红，就像他快乐得激动时的样子。而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且有些僵硬。不知怎的，我觉得自己介入了不该介入的谈话。

“咱们去看个电影，或者干点什么，好吗？”塞巴斯蒂安问，同时把两个手指头伸进西装背心的口袋里。

“随你吧。”克莱尔说。

“Gah-song。”塞巴斯蒂安说。在这之前我就注意到，他努力像一个真正健康的英国人那样念法语词。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桌子底下和长毛绒座位底下找寻克莱尔的一只手套。她抹了一种清凉味的好香水。最后我找到了手套，是灰色仿鹿麂的，有白色衬里和带流苏的喇叭形护腕。我们通过旋转门时，她慢慢地戴上了手套。她个子很高，后背挺得很直，脚腕很漂亮，穿着平跟鞋。

“哎呀，”我说，“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去看电影了。很抱歉，我有别的事要处理。也许……可是你具体什么时间走？”

“啊。今天晚上，”塞巴斯蒂安回答，“可是我很快还要来的……我真笨，没有早点告诉你。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陪你走一小段路……”

“你熟悉巴黎吗？”我问克莱尔……

“我的包裹。”她突然停下来说。

“呃，好吧，我去拿。”塞巴斯蒂安说。他走回餐馆。

我和克莱尔两人沿着宽阔的人行道慢慢地往前走。我怯生生地重复了刚才的问题。“是的，比较熟悉，”她说，“我在这里有些朋友——我要和他们一起待一段时间，直到圣诞节。”

“塞巴斯蒂安看着身体挺好的。”我说。

“是啊，我想他的身体是不错，”克莱尔说，一边回过头张望，然后朝我眨了眨眼，“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看上去一副穷愁潦倒的样子。”

“那是什么时候？”我大概是这样问的，因为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回答：“今年春天在伦敦，在一个很糟糕的聚会上，可是那个时候他在聚会上总是显得穷愁潦倒的。”

“你的bongs-bongs在这儿，”我们背后响起了塞巴斯蒂安的声音。我告诉他们，我要去星形广场地铁站，于是我们从左边沿着广场的边缘走。我们正要穿过克莱贝尔大街时，克莱尔差点让一辆自行车撞倒。

“你这个小傻瓜，”塞巴斯蒂安说，一面拽住了她的胳膊肘。

“鸽子太多了。”克莱尔说，这时我们走到了人行道的边缘。

“是啊，太多了，它们还有一股味。”塞巴斯蒂安补充说。

“什么味？我的鼻子堵了，”她问道，同时吸吸鼻子，仔细端详着在我们脚边大摇大摆走着的一大群肥鸽子。

“鸢尾花和橡胶味。”塞巴斯蒂安说。

一辆大卡车在避让一辆运家具的小货车时发出低沉的长音，吓得那些鸽子飞了起来，在空中打转。它们落在凯旋门的珍珠灰色和黑色的雕带上。当一些鸽子扑打着翅膀再飞起来的时候，带浮雕的柱顶部有些地方似乎变活了，像雪片纷飞。几年之后，我在塞巴斯蒂安的第三本书里找到了描绘这种情景的画面：“那石头化成了翅膀。”

我们又穿过了几条大街，来到地铁站的白色扶梯前。我们在那里分了手，大家情绪都很愉快……我还记得塞巴斯蒂安的向后倾斜的雨衣和克莱尔的蓝灰色身形。她挽起他的手臂，调整了步伐，跟上他那摇摇晃晃的大步。

现在，我从普拉特小姐那里了解到很多事，这让我渴望了解得更多。她要求和我谈话的目的在于弄清楚塞巴斯蒂安的遗物里是否还有克莱尔·毕晓普写的信。她强调这不是克莱尔·毕晓普让她打听的；事实上克莱尔·毕晓普并不知道我们两人的谈话。克莱尔现在已经结婚三四年了，她过于高傲，不愿意谈论往事。普拉特小姐是在塞巴斯蒂安的死讯见报后过了约一星期才见到克莱尔的，可是这两个女人虽说是老朋友（也就是说，她们相互知道对方的很多事，多得超出对方的想象），克莱尔都没有详谈这件事。

“我希望他没有太不快活，”克莱尔平静地说，然后又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保存着我的信。”

克莱尔说这话时的姿态、她眯眼睛的样子、她改换话题前的一声叹息，使她的朋友相信，如果她知道自己的信已被销毁会大大地松一口气。我问普拉特小姐，我能不能和克莱尔取得联系，我能不能说服克莱尔给我讲塞巴斯蒂安的事。普拉特小姐回答说，她了解克莱尔，她甚至不敢把我的要求转达给克莱尔。“没希望，”这是她的回答。一刹那间我产生了一个不道德的想法，我很想暗示：那些信都在我手里，我愿意把它们交给克莱尔，条件是允许我去访问她；我是那么强烈地渴望见到她，只是为了看到我要提的那个名字的阴影怎样从她脸上掠过。可是不行——我不能用塞巴斯蒂安的往事进行敲诈。绝对不能。

“那些信都烧了，”我说。然后我继续请求，一遍又一遍地说，试一试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吧；当她告诉克莱尔我们的谈话情况时，难道不能让克莱尔相信我的访问会很短，并无恶意吗？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普拉特小姐问，“因为，你要知道，我本人就可以告诉你很多事情。”

她给我讲了很长时间，都是关于克莱尔和塞巴斯蒂安的事。她讲得非常好，尽管她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在回顾往事时总想进行道德说教。

当她的故事讲到某一点的时候，我打断了她：“你的意思是，谁都没有发现另一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吗？”

“没有，”普拉特小姐说。

“可是我怎么找她呢？”我喊道。

“你永远找不到她。”

她谈到塞巴斯蒂安的病情时，我又打断了她：“你说他是什么时候得的病？”

“哎呀，”她说，“我不大清楚。我看见他发病的那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时我们从一个饭店出来。天很冷，他找不到出租车。他很紧张，很生气。他朝着一辆停得远一点的出租车跑过去。然后他停下来，说觉得不好受。我记得他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个药丸或什么东西，包在他的白丝围巾里用力捏，好像还把它往脸上摁。那一定是一九二七年或二八年的事。”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她仍然是那么认真地逐个回答，然后继续讲她那忧伤的故事。

她走了以后，我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可那是死的故事，死的故事。我必须见到克莱尔！只要看上她一眼，和她说上一个字，只要听见她说话的声音，就足以让往事鲜活起来（而且必须这样，绝对有必要）。我为什么会这么想，自己也不明白；正如我总也弄不明白，在几个星期之前的难忘的一天，我为什么那么相信，如果能找到一个垂死的但还有意识的人，就能了解到迄今为止没有人了解的事情。

后来，在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去了克莱尔的家。

女仆把我领进一间小客厅。克莱尔在家里，我至少从那个脸色红润而且处事自然的年轻女仆那里了解到这一点。（塞巴斯蒂安在什么地方提到过，英国小说家们在描写家庭女仆的时候总是用某种一成不变的口气。）另一方面，先前我从普拉特小姐那里得知，毕晓普先生每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伦敦城里忙公务；奇怪——克莱尔·毕晓普嫁给了一个和她同姓的男人，而且还没有亲戚关系，完全是巧合。她不愿意见我吗？我应该说，他们的家境比较富裕，但不是很……也许二楼有一间L形客厅，对面有几间卧室。整条街上都是这种结构紧凑的狭窄房子。她下个决心花的时间可真够长的……我来之前是不是应该壮着胆子先打个电话呢？普拉特小姐是不是已经把那些信的事告诉她了？突然我听见有人下楼梯的轻柔脚步声，一个高大的男人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了房间，他穿着一件镶有紫色帖边的黑色晨衣。

“很抱歉，我穿着这样的衣服，”他说，“可是我得了重感冒。我叫毕晓普，我想你要见我的太太。”

我突发奇想，把感冒传染给他的是不是我十二年前见过的那个鼻子粉红、声音沙哑的克莱尔呢？

“啊，对，”我说，“如果她没忘记我的话。我们在巴黎见过一次。”

“哦，她倒是记得你的名字，”毕晓普先生说，并直视着我，“可是我很抱歉，她不能见你。”

“我晚点再来行吗？”

片刻的沉默过后，毕晓普先生问：

“我猜你的来访跟你哥哥的死有些什么关系吧，我说得对吗？”他站在我面前，两手插在晨衣口袋里看着我，他的浅黄色头发像是用一把愤怒的刷子往后刷的——一个好人，一个体面的家伙，我希望他不介意我在这里这么说。我要补充一句，最近在很悲伤的情况下我和他通了几封信，这些信消除了我们第一次谈话时可能产生的任何不好的感觉。

“她会因为这事不见我吗？”这回是我发问了。我承认，那是句蠢话。

“你无论如何不能见她，”毕晓普先生说，“对不起，”他又说，语气变得缓和了一些，因为他感觉我正在安全地退出。“我相信在别的情况下……可是你要明白，我的太太对回忆过去的友谊过于敏感，而且恕我直言，我认为你就不应该来。”

我步行回去，一路上懊悔自己把事情搞糟了。我想象着如果我发现克莱尔独自在家我会对她说什么。不知怎的，我这时竭力说服自己，如果她是独自一人的话，她会见我的：看来一个没有预见到的障碍会使你事先设想的那些障碍变得微不足道。我本来会说：“咱们不谈塞巴斯蒂安。咱们谈谈巴黎吧。你对巴黎很熟悉吗？你还记得那些鸽子吗？告诉我你最近在读什么书？……谈谈电影怎么样？你现在还丢手套、丢包裹吗？”或者我可以用一个更大胆的方法，直接发起攻击。“是啊，我知道你对这事的感受，可是请你给我讲一点他的事，我求你啦。为了他的形象。为了那些小事，如果你不让我把它们写进关于他的书里，它们就会溜走，就会消逝了。”哎，我相信她永远不会拒绝的。

两天之后，我坚定地怀着这最后的意图又做了一次努力。这一次我决心要更加慎重。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天色还早，我能肯定她不会总待在屋里。我会在她那条街的拐角处占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等着她的丈夫出发去伦敦城，等着她出来，然后上前和她搭话。可是事情并没有完全像我期待的那样发展。

我离预定的地点还有一小段距离，克莱尔·毕晓普就突然出现了。她刚刚从我这边穿过马路，到了另一边的人行道上。我马上就认出了她，尽管我是多年前见的她，而且只和她一起待了短短的半小时。她的脸现在苍白清癯，身体圆鼓鼓的，样子很怪，可我还是认出了她。她走得很慢，脚步沉重。当我过了马路朝她走去的时候才意识到，她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由于我生性好冲动（这常让我误入歧途），我不自觉地朝她走过去，脸上带着欢迎的微笑，可就是在那几分钟里，我那十分清醒的意识占了上风，我认识到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无法和她谈话，无法和她打招呼。这跟塞巴斯蒂安没有关系，跟我的书没有关系，跟我对毕晓普先生说的话也没有关系，完全是因为她庄重的聚精会神的样子。我知道我甚至不应该让她认出我来，可是正如我刚才说的，我的冲动本性驱使我过了马路，让我在走上人行道的时候差一点撞上她。她脚步沉重地往边上躲闪，并睁大了患近视的眼睛。感谢上帝，她没有认出我来。她的面孔苍白，上面有锯末似的斑点，表情肃穆，有些令人痛心。我们两个人都停下脚步。我出于一种可笑的心境从衣服口袋里拿出我摸到的第一件东西，并说：“对不起，这是你掉的吗？”

“不是，”她说，并冷漠地笑了笑。她把那东西拿到眼前看了看，“不是，”她又说，一面把它还给我，然后继续往前走。我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钥匙，好像我刚从人行道上捡起来似的。那是塞巴斯蒂安的公寓的碰簧锁钥匙，我感到一阵奇怪的心痛，我认识到，她刚才是用自己无辜的、没有知觉的手指头去触摸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