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有个客人。这是个上了年纪的绅士，蓄着英国式黄里带红的小胡子，一副堪可信赖的模样，他身穿礼服大衣和条纹花的裤子，非常干净利落。加宁进去时波特亚金正用美极鲜味浓汤在盛情款待他。空气因香烟的烟雾而带上了蓝色。

“加宁先生，库尼岑先生，”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喘着粗气，夹鼻眼镜闪烁着，轻轻把加宁推到扶手椅中坐下。

“列夫·格列博维奇，这位是我的老同学，从前替我写过作弊文章。”

库尼岑笑了。“没错，”他说话声音深沉圆润。“不过亲爱的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告诉我现在几点了？”

“还早呢，还有时间再坐一会儿。”

库尼岑站了起来，把背心往下拉拉直，说道：“不行，我妻子等我呢。”

“要是那样我就没有权利留你了，”安东·谢尔盖耶维奇两手一摊，透过夹鼻眼镜斜视着客人说，“请代我问候你的妻子，我未曾有幸见过她，但仍请你代我问候。”

“谢谢，”库尼岑说，“我很乐意。再见。我想我把大衣脱在门厅里了。”

“我送你出去，”波特亚金说。“对不起，列夫·格列博维奇，我马上就回来。”

加宁独自一人，便更舒服地在那张绿色旧扶手椅中坐好，沉思地微笑着。他来拜访这位老诗人，因为他可能是惟一能够理解他这时的纷乱心情的人，他想对他讲述许多事情——关于俄国一条大路上的日落，关于白桦树林。毕竟他就是诗作出现在《世界画报》和《评论画刊》这类杂志的过期合订本上、标题带小花饰的那个波特亚金呀。

安东·谢尔盖耶维奇面色阴沉，摇着头走了回来。“他侮辱了我，”他说着在桌旁坐下，手指敲击着桌子。“啊，他是怎样地侮辱了我！”

“怎么啦？”加宁问道。

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摘下夹鼻眼镜，用桌布边擦了擦镜片。

“他看不起我，就是这么回事。你知道他刚才对我说什么来着？他对我来了一个小小的讥讽的冷笑，然后说：‘你把时间都花在写蹩脚诗歌上了，我连一个字都没有读。我要是读了，就会把本可用来工作的时间浪费掉了。’这就是他对我说的话，列夫·格列博维奇。我问你——这是明智的话吗？”

“他是干什么的？”加宁问。

“天晓得。他很会赚钱。啊，咳，你知道，他是个……”

“这有什么可觉得受侮辱的？他有一种才能，你有另外一种才能。反正，我敢打赌你也看不起他。”

“可是列夫·格列博维奇，”波特亚金烦躁地说，“我看不起他不对吗？糟糕的还不是这个——糟糕的是像他这样的人竟敢要给我钱。”

他张开紧握的拳头，把一张团在一起的钞票扔在了桌子上。

“糟糕的是我拿了。你看一看，欣赏欣赏吧——二十马克，见鬼。”

老人似乎全身发抖，嘴一张一闭，下嘴唇底下小小的灰胡子一抽一抽的，胖胖的手指敲击着桌子。然后他带着痛苦的呼哧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彼得·库尼岑，是的，我还记得。他在学校时成绩很好，这坏蛋。他总是那么准时，口袋里放着一只表，上课时常常举起手指表示离下课铃响还有几分钟。中学毕业时得过金质奖章。”

“记起这些对你来说一定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加宁沉思地说，“仔细一想，连记得一些每天的琐事都很奇怪——尽管其实根本不是每天的事——也许是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

波特亚金敏锐而和善地看了他一眼。“你怎么啦，列夫·格列博维奇？你的脸看上去光艳照人，是不是又爱上谁了？是的，我们的记忆方式是有点不可思议。你笑得多让人愉快呀，见鬼。”

“我来看你是有原因的，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可我能给你的只有库尼岑。让他成为你的鉴戒吧。你在学校时过得怎么样？”

“一般，”加宁说，又笑了起来。“彼得堡的巴拉绍夫中学——听说过吗？”他继续说道，不知不觉间带上了波特亚金的口气，人们在和老人谈话时常常会这样。“我还记得学校的操场，我们常在那儿踢足球，在一个拱门下面堆放着木柴，球时不时地会碰掉一块木柴。”

“我们喜欢玩‘打了就跑’和‘哥萨克和强盗’，”波特亚金说，“而现在生活已经消失了，”他突然加了一句。

“你知道吗，安东·谢尔盖耶维奇？今天我想起了以前登你的诗的那些老杂志，还有白桦树林。”

“真的吗？”老人转向他，带着善意的嘲弄神色看了他一眼。“我多傻啊——为了那些白桦树，我浪费掉了全部的生命，我忽略了整个俄国。现在，感谢上帝，我已经不写诗了，和诗了结了，我甚至对填表时称自己是‘诗人’而感到羞耻。对了，我今天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那个官员甚至生气了，我明天还得去。”

加宁看着自己的脚，说道：“高年级的时候同学都以为我有个情人，那是什么样的情人啊——一个社交界的妇女。为此他们很尊敬我。我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是我自己散布的这个谣言。”

“哦，”波特亚金点点头，“你这人有某种精明之处，列维什卡，我喜欢这一点。”

“事实上我贞洁得可笑，而且并不因此有什么不好的感觉。这像个特殊的秘密，我感到很骄傲，但是别人全以为我经验丰富。你要知道，我绝不古板或怕难为情，我就是觉得那样生活、等待很幸福。而我的那些满嘴脏话、一听见‘女人’这个词就喘粗气的同学都是手心出汗脸上斑斑点点的肮脏家伙，他们的斑点使我看不起他们，他们关于自己在爱情奇遇上撒的谎让人恶心。”

“我必须承认，”波特亚金缺乏生气的声音说道，“我第一次是和一个侍女。她非常温柔甜美，有着一双灰色的眼睛。她的名字叫格拉莎。事情常常是这样的。”

“不，我等待过，”加宁柔声说道，“从青春期开始到十六岁，我等了大约三年。我十三岁时有一次玩捉迷藏，和一个与我年龄一样大的男孩一起躲在一个大衣柜里，在黑暗中他告诉我，有些妙极了的美人，给钱就肯脱衣服。我没听清他叫她们什么，我以为他说的是‘主女’——由‘公主’和‘有年轻女人的地方’合在一起的词，因此她们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种令人着迷的、神秘的形象。不过我当然很快就明白自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看不出那些在涅夫斯基街上走来走去、扭动着屁股、把我们这些男中学生叫做‘铅笔杆’的女人有什么吸引人之处。在我引以为豪的三年贞洁生活之后，等待结束了。那是在夏天，在我们的乡间别墅里。”

“是的，是的，”波特亚金说，“我能想象出来，不过是老掉牙的一套了：美妙的十六岁，林中的爱情。”

加宁好奇地看着他。“可是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美好呢，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啊，别问我，我也不知道，亲爱的伙计。我把应该放进自己生活的一切都放到了我的诗歌里，现在要从头开始已经太晚了。现在在我脑子里出现的惟一想法是，最终算账的时候，是个性情乐观的实干家要好一些。你如果非得喝醉不可的话，那就好好喝个醉，把那地方砸个稀烂。”

“也有这个因素，”加宁笑道。

波特亚金想了片刻。“列夫·格列博维奇，你刚才谈到俄国的乡村，我想你可能还会看到它，但我这把老骨头是要留在这里的了，如果不在这里那就在巴黎。我今天好像心情特别不好，请原谅。”

两个人都沉默了起来。一列火车驶过，在远远的地方一辆机车发出了一声凄凉而沮丧的尖鸣。在没有窗帘的玻璃窗外，夜色冷蓝，玻璃上映出灯罩和照得亮亮的桌子的一角。波特亚金躬着背坐在那里，灰色的头低垂着，手里转动着一只皮制香烟盒。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不可能知道：是关于过去的生活的沉闷；还是年老、疾病和穷困如同映照在夜窗上的阴影般，清晰地出现在他脑海中；还是关于他的护照和巴黎；还是在闷闷不乐地想，他的靴子尖正好与地毯上的图案相吻合；还是他多么想喝上一杯冷啤酒；还是客人已经待得太长了——天知道。但是当加宁看着他低垂的大脑袋、耳朵里因年老而长出的一撮毛，以及因长年伏案书写而圆拱着的双肩，他突然感到一阵悲哀，失去了谈论俄国的夏天、公园中的小径的任何愿望，更不要说昨天发生的那件令人惊奇的事情了。

“哦，我该走了。睡个好觉，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晚安，列维什卡，”波特亚金叹了口气道，“我们谈得很高兴。至少你不因为我接受了库尼岑的钱而看不起我。”

只是在最后一刻、在门口时加宁才停住脚步说：“你知道吗，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我刚开始了一段美妙的恋情，现在我要到她那儿去了，我非常幸福。”

波特亚金鼓励地点了点头。“哦，代我问候她。我未能有幸见到她，不过还是拜托代我问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