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十二章
我们在巴黎的最后那个冬季临近结束的时候,在某个神秘时刻,我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转机。新的温暖、新的亲密、新的温柔,潮涌般增强并扫除了所有距离的错觉——争吵,沉默,猜疑,退入自爱的城堡,诸如此类——这一切阻碍了我们的爱,而错都在我自己身上。我无法想象一个伴侣会比她更加亲切、更加快活。亲昵的举动,充满爱意的称呼(对我是用俄语的形式)又重新进入我们的日常交流。我打破了写作诗体中篇故事《望月》时的清规戒律,和她一起在树林里骑马,或者尽心尽职地陪她去看时装表演和先锋派赝品画展。我克服了对“严肃”电影(用政治上的牵强附会来诠释令人伤心的问题)的鄙夷,她却偏爱这类电影,而不喜欢美国电影的插科打诨和德国恐怖电影的特技摄影。我甚至还去她所在的一个相当差劲的英国女士俱乐部作了一场报告,谈了我在剑桥大学的情形。最后,我向她透露了下一部小说(《投影描绘器》)的情节。
一九三○年三月底或四月初的一天下午,她偷偷朝我房间里张望,我让她进来,她递给我一页打印稿的复印件,标号444。她说这是她那部冗长故事里某个片段的初稿,她将不再对那个故事作任何增加,而要删削。她说,她感到很为难。戴安娜·凡内,一个配角,总的说来是个相当不错的姑娘,逗留巴黎期间在一所马术学校里邂逅一个行为怪异的法国人,科西嘉裔,或者是阿尔及利亚裔吧,热情,冷酷,狂躁。他误以为戴安娜是他以前的恋人——尽管她打趣地抗议,可他还是坚持这么认为——也是一个英国姑娘,他已经有很多年没见到她了。这里有一种幻象,作者说,一种挥之不去的幻想,戴安娜活泼轻佻,聪敏幽默,在二十来节马术课中接受了朱尔斯的感情;但随后他对她的关注越来越真实,而她却不再和他见面。他们之间什么也不曾发生,但他就是无法接受劝告,仍然错将她当作自己曾经拥有或自以为曾经拥有的那个姑娘,因为那个姑娘也极有可能只是此前某一段恋情所残留的幻象,或是记忆中的呓语。这是一个极为怪异的情境。
而手里的这一页应该是那个法国人给戴安娜的最后一封信,是外国人说英语的口气,预示着悲剧即将发生。我要把它当作一封真实的信来读,而且作为一名经验老到的作家,我要对接下来的情节或者悲剧提出建议。
亲爱的!
我无法使自己相信你真的想要和我中断一切联系。上帝作证,我爱你胜过爱生命——就算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加在一起,也抵不过我对你的爱。你不会病了吧?或者你已经另有他人?另有所爱,是不是?又有人成了你魅力的牺牲品?不,不,这念头太可怕,太丢人了,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
我的祈祷并不过分,也是正当。再给我一次见面的机会吧!一次就够!我已经准备好和你见面,在什么地方无所谓——大街上、咖啡馆里、布洛涅的森林,都行——但我必须得见你,必须和你说话,并向你坦白许多秘密,在我临死之前。噢,这绝不是威胁!我发誓如果我们见面有积极结果,换言之,如果你能给我希望,仅仅是希望,那么,噢,那么,我将同意等一等。但你必须马上给我回信,一刻也不要迟缓,我的残忍、愚蠢、可爱的小女孩!
你的朱尔斯
“有一件事,”我说着,将这页纸仔细折好装进衣袋,以备今后研究之用,“有一件事这个小姑娘应该知道。这不是一个浪漫的科西嘉岛人写的狱中情书;这是一个对英语一知半解的俄国人在敲诈勒索,把俄语里的陈词滥调翻译成英语了事。令我迷惑的是你不过知道三四个俄语词汇——kak pozhivaete,do svidaniya——但是作为作者,你是如何设计出那些微妙的措辞,模仿出只有俄国人才会犯的英语错误?我知道,模仿能在家族成员中遗传,但我还是——”
艾丽斯答道(以她那种古怪有趣而non sequitur的推理方法,四十年后我将这用在《阿迪斯》的女主人公身上),是的,确实如此,我说得很对,肯定是她俄语课上得太多太杂乱,要纠正这种不同寻常的印象,只需全信用法语就行了——顺便提一下,她听说俄语的确从法语借了不少陈词滥调的表达。
“但那是不相干的,”她继续说道,“你不知道——关键是接下来的情节该怎样——我是说,怎样才合乎逻辑?我那位可怜的姑娘该怎样对付那个混蛋,那个野兽?她不安,她迷惑,她恐惧。最后的结果应该是闹剧,还是悲剧?”
“应该是废纸篓,”我咕哝道,放下手中的笔,将她娇小的身躯抱在我的腿上,在这年春天,我经常这样抱她——一九三○年,感谢上帝,这个致命的春天。
“把那东西还给我,”她柔声乞求道,想把手塞进我的睡袍口袋,但我摇摇头,把她搂得更紧了。
潜伏在我心底的嫉妒本应被煽动成怒火,因为我猜测我妻子其实是抄录了一封确实存在的信——给她写信的,说不定是一个肮脏、可怜的流亡诗人,头发溜光,眼睛亮晶晶的会说话,常常在流亡者沙龙和她见面。但是研究再三,我认为那恐怕还是她自己写的,其中插了几处法语里来的语病(supplications, sans tarder),还有的则可能是下意识里沃拉卜克语的流露,毕竟她在跟着那些俄语老师上课时一直用这种语言,又在花里胡哨的练习本上做了许多两种语言、三种语言的练习。因此,我并没有让自己迷失在恶意猜测的丛林里,而只是将那页薄薄的纸片,那一行行高高低低、显然是她自己打的文字,保存在我面前那个褪了色、裂了口的公文包里,连同其他纪念品,其他死者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