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还不到九点——我便前往中央地铁车站，在那儿，站在楼梯顶端一个战略性的位置上。在相同的间隙里，从那洞穴般的深处奔出一群拎着手提箱的人——沿楼梯往上迈步，往上迈步，推搡着，跺着脚，时不时的，有人的鞋尖会砰然一声踢到金属广告牌上，不知是哪家公司觉得将广告牌放在楼梯前方是明智之举。在顶端倒数第二级楼梯上站着一个年迈的乞丐，他背对着墙，手中拿着帽子（谁是第一个天才的乞丐，将帽子和他的职业需要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尽可能谦卑地佝偻着身子。更上面一点儿，是一排卖报纸的小贩，戴着鸡冠帽，身上挂着海报。那是一个阴郁的日子；虽然我穿着鞋罩，我的双脚还是冻得麻木了。我不禁纳闷，要是我不把我的黑皮鞋擦得锃亮，我的脚也许不会冻得这么糟糕：我不断地思索这个问题。最后，正如我猜想的那样，奥洛维乌斯于八点五十五分准时出现在深处。我立刻转过身去，走开了；奥洛维乌斯追上了我，回过头来，露出他极好的一口假牙。我们的相见有一种偶然的味道，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是的，我挡了你的路，”我回答他说。“我必须赶紧到银行去。”

“这鬼天气，”奥洛维乌斯说，在我的身边扭来扭去。“你妻子怎么样？挺好吧？”

“谢谢，她挺好。”

“你怎么样呀？不太好吗？”他继续有礼貌地问。

“是，不太好。神经紧张，失眠。这种小病以前让我感到挺逗，现在可让我烦了。”

“吃柠檬，”奥洛维乌斯插嘴说。

“……以前让我感到挺逗，现在可让我烦了。这儿，比方说——”

我干笑了一声，拿出我的袖珍笔记本。“我收到这封傻极了的讹诈信，它让我心事重重。如果你愿意的话，读一下它吧，这是一件奇怪的事。”

奥洛维乌斯停下脚步，仔细地读信。在他读信的当儿，我审视我们站的地方附近的商店橱窗：在那儿，两个澡盆和其他的厕所用品发出雪白的光，显得豪华而又空洞；隔壁的橱窗里放着棺木，而那也显得豪华且愚蠢。

“啧，啧，”奥洛维乌斯哼道。“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我将信塞进钱包里，窃笑一声，答道：

“当然知道啦。一个流氓。他曾经在我一位远亲那儿干过。如果不是个疯子，也是个不正常的家伙。他琢磨我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了一个固定的想法，任什么也别想改变了。”

奥洛维乌斯向我详细解释疯子对一个社区的危害性，并询问我是否准备报警。

我耸了耸肩膀：“胡说……不值得讨论……告诉我，你怎么看总理讲话——读了吗？”

我们继续肩并肩走下去，随意地讨论国外和国内政治。在他办公室的门口，我开始脱去——如俄罗斯礼貌所需要的——手套，手伸了出去。

“你这么神经质，这不好，”奥洛维乌斯说。“我请求你代为问候你妻子。”

“我会的。只是你知道，我非常妒忌你的单身生活。”

“为什么？”

“是这样的。说起它让我痛苦，但，你知道，我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我妻子有一颗轻浮的心——嗯，她对别人感兴趣。是的，冷漠而吹毛求疵，我就是这么说她的，如果我碰巧……呃……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她不会哭很长久的。请原谅我，说了这些私人的痛苦。”

“我早就注意到了，”奥洛维乌斯说，悲哀地点点头，显出一副智慧过人的样子。

我握了握他毛茸茸的爪子，分手了。一切进行得都非常顺利。像奥洛维乌斯那样的老鸟是极容易用食饵来引诱的，因为一本正经加上多愁善感无疑就会使人变成一个完美的傻瓜蛋。当他急于要表示同情所有的人时，当我污蔑我的堪称楷模的妻子时，他不仅站在高贵的可爱的丈夫这一边，而且还私下里表示他已经“注意到了”一两件事（正如他说的）。我本来还会讲得更多，看看那个半瞎的鹰在我们婚姻的万里无云的天际还能观察到什么。是的，一切进行得都挺顺利。我很满意。要不是那意大利签证没拿到，我还会更满意的。

阿德利安在丽迪亚的帮助下填了申请表，此后，他被告知半个月后拿签证（三月九日前我大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我还可以写信给菲利克斯改变日期）。最终，在二月底，阿德利安拿到了签证，买了车票。何况，我给了他一千马克——我指望这能维持他两到三个月。他安排三月一日动身，但不料他把所有的钱借给一个处于困境的朋友，正等着那人还钱。这真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事儿。阿德利安坚持说这是有关“信誉的事儿”。而我总是怀疑这种模棱两可的事儿有什么信誉可言——同时，请注意，这还没牵涉到借贷者本人的信誉，而总是第三、第四者的信誉，这些第三、第四者的名字从不披露。阿德利安必须借贷那钱（总是按照他的说法），而那人发誓三天内归还；这是封建伯爵后代一般借贷的时间期限。当那时间到期，阿德利安去找那个借钱的人，极自然的，他却已经无影无踪了。我气得要命，问阿德利安要那人的名字。阿德利安企图避开这个问题，说：“啊，你记得吗——那个曾经拜访过你的人。”那让我简直暴跳如雷。

我重又沉静之后，要不是因为我缺钱而使事情复杂化，我也许会帮他的，看来身上放一点儿钱是十分必要的。我告诉他兜里揣着那张车票和几马克的钱尽管按计划出发。我说，我会给他寄余下需要的钱。他回答说，他就这么做，但要推迟几天出发，也许钱还能收回来。三月三日，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想他是相当不经意地这样说的，他已收到了还款，第二天晚上便会出发。不知什么理由，阿德利安将车票给了丽迪亚保管，而丽迪亚在四日记不起来她把车票放哪儿了。阴郁的阿德利安蹲在客厅的长凳上：“没办法了，”他不断地嘟嘟囔囔道。“命运不让去。”从隔壁房间里传来推拉抽屉的砰砰声和纸的疯狂的窸窣声：丽迪亚在找车票呢。一小时以后，阿德利安放弃了，回了家。丽迪亚坐在床上痛苦地啼哭。五日她发现车票夹在准备洗涤的脏衣服里；六日她去给阿德利安送行。

火车十点十分出发。钟的分针指着，就像一只特种猎犬，一旦扑到了垂涎已久的时刻，就立刻冲向下一个目标。不见阿德利安。我们站在标着“米兰”字样的车厢外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丽迪亚担心着。“为什么他不来？我真担忧。”

与阿德利安出行有关的这一切可笑的事情使我如此生气，我生怕我会松开咬紧的牙齿，在车站月台上抽起风来。有两个脏兮兮的人，一个穿一件蓝胶布雨衣，另一个穿一件看上去像俄罗斯式的大衣，羔皮领子已虫蛀了，走过来，避开了我，热情地向丽迪亚打招呼。

“为什么他没来？你们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丽迪亚问，用担惊受怕的神色望着他们，手中拿着那一小束紫罗兰，她是特地为那畜生买的。穿蓝雨衣的那个人伸开双手，而那羔皮领子却以一种浑重的声音说：

“Nescimus.我们不知道。”

我感到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猛地一转身，往出口走去。丽迪亚在后面追我：“你到哪儿去，再等一会儿，我肯定他会——”

正在此时，阿德利安出现在远处。一个一脸严肃的衣衫褴褛的人用胳膊肘扶着他，手中拿着他的旅行提包。阿德利安酩酊大醉，简直无法站稳；这一脸严肃的家伙嘴中也喷出股股酒气。

“啊，亲爱的，他不能就这样走，”丽迪亚喊道。

阿德利安一脸通红，一身湿兮兮的，恍恍惚惚，踉踉跄跄，没有穿大衣（模模糊糊盼望着南方的温暖），开始摇摇晃晃地跟人拥抱，口中淌着口水。我只是想法躲开他。

“我叫佩莱勃洛道夫，职业艺术家，”他的一脸严肃的同伴脱口而出，神秘兮兮地伸出一只不宜相握的手，仿佛那手拿着一张肮脏的明信片，往我这儿握来。“有幸在开罗的赌场遇见你。”

“赫尔曼，做点儿什么事吧！不能让他这样下去，”丽迪亚扯着我的袖口，哭喊着说。

这时，车厢门在一扇扇砰然关上。阿德利安高喊着，蹒蹒跚跚跟着一辆卖三明治和白兰地的小贩的车子，但是被一双友好的手拉住了。他突然一把紧紧抱住了丽迪亚，狂热地吻她。

“哦，宝贝，”他温情脉脉地说，“再见，宝贝，谢谢，宝贝……”

“喂，先生们，”我非常镇静地说，“能帮一下手把他抬进车厢去吗？”

火车开始滑行。阿德利安一会儿咧嘴笑着，一会儿咆哮着，把身子探出窗外。丽迪亚，一个穿着豹皮的绵羊，和车厢同时小跑着，仿佛会一直跟着它跑到瑞士去似的。当最后一辆车厢飞驰过去后，她还躬下身子去看那迅速逝去的车轮（一种民族的迷信），然后在身上划十字。她手中仍然紧紧握住那束紫罗兰。

啊，这是怎样的宽释……我深深地大声地唏嘘了一声。一整天丽迪亚都有点闷闷不乐，担心着，后来，来了一封电报，一行字：“旅行愉快”——那安慰了她。我必须做一件最冗长的事：跟她谈话，劝说她。

我已不记得我是怎么开始的了：当我一回忆，谈话便在热烈地进行之中了。我看见丽迪亚坐在长沙发椅里，用一种茫然的惊愕瞧着我。我看见自己坐在她对面的椅子边上，时不时像医生一样摸一摸她的手腕。我听见我的平稳的声音不断地说着说着。首先，我告诉她一些事儿，我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告诉她关于我弟弟的事儿。当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德国学习；在那儿被征入伍，和俄国人打仗。我总记得他是一个安静而忧郁的人。我父母惯常打我而宠他；他对他们没有多少爱，但对我却有一种简直难以置信的远远超出兄弟情谊的爱，到处跟随我，瞧着我的眼睛，喜爱我的一切，爱闻我的手帕，喜欢穿还存有我体温的衬衣，用我的牙刷刷牙。开始，我们共睡一张床，床的两端各有一只枕头，后来发现他不吮吸我的大脚趾睡不着，于是我被驱逐到一间杂物房的垫子上去睡，由于他坚持要半夜换着睡，我们不知道，亲爱的妈妈也不知道谁睡在哪儿。这不是反常——哦，绝对不是——这是他表述我们的相像性的最好的方式，我们是如此相像，连至亲也往往错认我们俩，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之间的相像性变得越来越完美。我记得当他前往德国，我给他送行时（那发生在普林西普暗杀的枪声之前不久），这可怜的人儿哭得那么伤心，仿佛他预见到一个漫长而残酷的分离。月台上的人们瞧着我俩，瞧着这两个完全一样的青年人，两人的手互相扣住，以一种悲哀的激情互相注视……

然后发生了战争。当我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监禁中痛苦地度着岁月时，我没有任何关于我弟弟的消息，只是有点肯定他被杀了。阴郁的岁月，黑暗的岁月。我告诫自己不要再去想他；即使后来我结婚了，也没有对丽迪亚说过哪怕一个字——这一切太悲伤了。

在我将妻子带到德国之后，一个表弟（他是一个只有很少戏的角色，只要说一句道白）告诉我菲利克斯虽然活着，但道德上完蛋了。我从来没有得知他的灵魂是如何堕落的……想当然，大概他脆弱的心理结构无法承受战争的痛苦，同时想到我已经不在世了（奇怪得很，他也肯定他哥哥死了），他将永远见不到他爱慕的与他完全相像的人了，或者说得更文雅一点，永远见不到他自己人格的最佳版本了，这一思想摧残了他的心灵，他感到他失去了支撑和勃勃雄心，从此便得过且过了。于是，他堕落了。那个像乐器一样可以演奏出甜蜜音乐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偷和伪造者，染上了毒瘾，最后犯了谋杀罪：他毒死了那个养他的女人。我是从他自己嘴里知晓这事儿的；甚至没任何人怀疑他——他把这整个罪恶掩盖得非常狡猾。至于我和他重新相见……得，那是极偶然的，一个在布拉格咖啡馆里非常出乎意料的痛苦的会面（其后果之一就是我改变了，我得了抑郁症，即使丽迪亚都注意到了）：我记得一看见我，他站起来，伸开双手，却往后一倒深深地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十八分钟。

是的，太痛苦了。我发现他不再是那个懒散的喜欢做梦的温柔男孩了，已然变成一个唠唠叨叨的疯子，不断地扭动，心神不定。与我——这亲爱的老赫尔曼，穿着漂亮的灰西服，突然从死人堆里活过来了——重逢所带来的欢乐不仅没有使他的良知安静下来，而且反使他坚信在心中和一个谋杀者共处是完全不允许的。我们的谈话是可怕的；他不断地吻我的手，说再见。甚至侍者也哭泣了。

我很快意识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他做出自杀的决定；即使我也无能为力，我以前总是对他具有有效的影响力的。我所生活的那几分钟是愉悦的。我设身处地想一下，我完全能想象他的记忆所给他带来的细微的折磨；啊，我看出他所面对的惟一的问题便是死亡。让任何人经历这样的考验是上帝不允的——也就是说，眼看一个人的弟弟委顿下去，却没有道德的权利使他免于这最后的毁灭。

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他的神秘的灵魂希冀得到赎罪，希冀牺牲：往脑袋上开上一枪对他来说似乎并不够。

“我希望将我的死亡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一个人，”他突然说，眼睛里充满了疯狂的宝石般的光。“使我的死亡成为一种礼物。我们两人仍然像从前一样相像。在我们的相像性中我看到一种神圣的愿望。将手按放在钢琴上并不意味着音乐，我需要的是音乐。请告诉我，如果用某种方式从地球上消失，你是否会得到好处？”

起先，我没有注意他的问题：我琢磨菲利克斯也许谵妄；咖啡馆一支吉卜赛乐队的音乐压过了他说的有些话；不管怎样，他后来的话表明他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原来这样！一方面，灵魂在深渊中受苦，另一方面，美好的商务前景。在他悲剧性命运的暗淡微光中和他迟到的英雄行为中，也就是说与我的利润、我的幸福有关的计划那部分，看上去愚蠢至极，就像，比方说，在一次地震中举行火车的通车典礼一样。

写我的故事的这一部分，我停了下来，双手交叉在胸前，靠在椅背上，定目凝视着丽迪亚。她似乎从沙发上滑到地毯上，跪着爬到我跟前，将脑袋贴在我的大腿上，细声细语地安慰我：“哦，可怜，可怜的人儿，”她咕噜咕噜地说。“我为你，为你的弟弟感到遗憾……天啊，这世界上多么不幸的人们啊！他一定不能死，拯救一个人永远是可能的。”

“救不了他，”我说，我相信我脸上带着一种所谓的苦笑。“他下决心在生日那天去死；三月九日——也就是说后天；国家总统也无法阻止他。自杀是自我放纵的最糟糕的形式。人们所能做的就是顺应这殉道者的任性，把事情光明的一面说出来，让他知道他的自杀实际上是做了一件有用的好事——也许属于一种残酷的物质的性质，但不管怎么样，是有用的。”

丽迪亚抱住我的腿，抬头瞧我。

“他的计划是，”我继续用一种平淡的口气说，“我的生命，比方说，保了五十万的险。在一座森林的什么地方，发现了我的尸体。我的遗孀，那就是你——”

“哦，别说这些可怕的话，”丽迪亚哭喊道，从地毯上爬起来。“我刚读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请别说了——”

“……我的遗孀，也就是你，拿这钱。然后她退居到国外一个偏僻的地方。过了一阵，我以一个假名和她会合，如果她好的话，甚至娶她。你瞧，我的真名将和我的弟弟一样死亡。我们相互很像，互不干扰，就像两滴血，他死了之后，将会更加像我。”

“请别说了，请别说了！我不相信没有拯救他的办法……哦，赫尔曼，多么狡猾！……他真正在哪儿？——在柏林这儿吗？”

“不，在德国的别处。你像个傻瓜似的不断地说：救他，救他……你忘了他是一个谋杀者、一个神秘的人。至于我，我不会拒绝能减轻和粉饰他死亡的哪怕一点点小事。你必须懂得我们在这里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当我对你说：‘喂，老娘儿们，我的买卖糟透了，我要破产了，我已经厌烦一切，希冀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在那儿沉思，养鸡，让我们利用这少有的机会吧！’这是一回事儿。但我不会说这种话，虽然我在破产的边缘，且一直梦想，你知道，在大自然怀抱中生活。我真正会说的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真正会说：不管多么艰难，多么可怕，一个人是不可能拒绝他弟弟临死时的要求的，人是不能阻止他做好事的——即使是死后的好事。”

丽迪亚的眼皮颤跳起来——我对她总是很不敬——尽管我滔滔不绝，她仍然趴在我身上，将我抱得紧紧的。我们两人都在沙发上了，我继续说：

“拒绝那样的事儿将是一种罪恶。我不想犯这种罪恶。我不想将这种罪恶的重担压在我的良知上。难道你认为我没有反对他，和他说理吗？难道你认为接受他的好处我好受吗？难道你认为这些夜晚我睡得踏实吗？我最好告诉你，我亲爱的，自从去年以来，我很痛苦——我不愿我最好的朋友这么痛苦。我也是很在意那笔保险金的！但是请告诉我，我怎么能剥夺他最后的快乐呢——够了，谈这个有什么用！”

我将她推向一边，几乎将她推下长沙发，开始踱来踱去。我喘不过气来，我哭泣。血淋淋的情节剧的魔影在我周围旋转。

“你比我聪明一百万倍，”丽迪亚细声地说，双手互相绞扭着（是的，读者，dixi，双手互相绞扭着），“但这一切是多么令人恶心，多么意想不到，我想这只能发生在书中……啊，这意味着……哦，一切都会改变——整个儿地改变。我们的整个人生！啊……比如，阿德利安怎么办？”

“去他的，去他的！我们在这儿讨论最伟大的人类悲剧，而你却插进来说——”

“不，我只是问问而已。你几乎让我昏眩，我脑袋里只觉得怪怪的。我琢磨——不是现在，而是将来——有可能见到他，跟他解释……赫尔曼，你以为如何？”

“别为芝麻小事儿担心。将来会解决一切的。真的，真的，真的，”（我的嗓音突然变成了一种尖厉的呐喊）“你是一个多么愚蠢的人！”

她哭泣起来，立刻变成了一个完全顺从的人，在我的胸口颤抖：“请，”她结结巴巴地说，“请原谅我。哦，我是一个笨蛋，你是对的，请原谅我！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只有今天上午，一切才显得这么美好，这么亲切，这么随意。哦，亲爱的，我真为你感到遗憾。我将做任何你想要我做的。”

“我想要的是咖啡——我想咖啡想得要死。”

“到厨房来，”她说，将眼泪擦去。“我将做任什么事。不过，请跟我待在一起，我害怕死了。”

在厨房里。虽然她还时不时抽咽，但安静下来了，她将咖啡豆倒进碾碎器的盛器里，将碾碎器夹在两腿中间，开始摇把柄。起先把柄有点涩滞，发出嘎嘎的响声，然后突然一切顺当起来。

“想象一下，丽迪亚，”我说，坐在桌上，两腿荡空吊着，“想象一下，我告诉你的全是胡编的。你知道，我一直很严肃地设法使自己相信这纯粹是我胡编的一个插曲，或者一个在什么地方读过的故事而已；这是惟一可以不使自己因害怕而发疯的办法。所以，听着；这两个人物是：一个有事业心的自暴自弃的人和得到保险的与他相像的人。由于保险公司在自杀的情况下可以不予支付——”

“咖啡很浓，”丽迪亚说。“你会喜欢的。是的，亲爱的，我在听着呢。”

“——这一廉价的神秘故事的主人公要求：故事应该这样来展开，以至于看上去这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谋杀事件。我并不想细述技术方面的细节，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一把枪绑在一棵树干上，扳机上拴一根绳，自杀者走开，拉绳，子弹就击中他的后背。这就是故事的大概。”

“哦，等一等，”丽迪亚喊道，“我记起来了：他似乎将左轮手枪绑在一座桥上……不，不是那样：他起先在石头上绑着一根绳……让我想想，怎么来着？哦，想起来了：他在一端绑上石头，另一端绑上左轮手枪，向自己开枪。石头掉进水里，绳子越过栏杆，然后左轮手枪也越过栏杆——所有的一切全砰然掉进水里。我只是不记得为什么他必须要自杀。”

“很快水面就平静了；桥上留下了死者。咖啡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东西！我头疼得要死；现在好多了。所以，现在你多多少少明白了——我说的那一切就必然会那么发生的。”

我呷了一口滚烫的咖啡，沉思了一会儿。奇怪，她毫无想像力。在几天之中，生活便改变了——兜底翻了个个儿……一场地震……而她在这儿，惬意地和我一块儿喝着咖啡，回忆着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一些冒险故事。

但我错了：丽迪亚开始说，缓慢地放下她的咖啡杯：

“我在想，赫尔曼，既然一切会那么快就发生，我们不如赶紧打包。哦，亲爱的，所有的衣服都在洗衣房。你的小夜礼服在洗衣房。”

“首先，我亲爱的，我并不想穿着夜礼服火化；其次，赶紧并永远地把那些想法从你的脑袋中赶出去，例如你应该做些什么啦，准备些什么啦等等。你不应该做任何事，道理很简单，你什么都不知道，都不知道——请记住这个。所以，在你的朋友面前不要作任何神秘的暗示，不要纷纷扬扬，不要去买东西——忘掉这一切，我的好女人——否则我们都会缠上麻烦事儿。我重复一遍：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明天以后，你的丈夫开车出去，不再回来。在那时，只有在那时，你才开始行动。虽然简单，但要非常负责。我希望你以最大的注意力听我说话。在十日早晨，你给奥洛维乌斯打电话，告诉他我出门了，没有在家睡，也还没回家。你问他怎么办。你按他说的去做。让他了解整个事件的情况，让他去做一切，例如通知警方什么的。尸体很快就会出现。你必须让人相信我是真的死了。其实，这离事实也不远，我弟弟就是我灵魂的一部分。”

“为了他和你的缘故，我将做任何事，”她说，“任何事。只是我怕得要死，我脑子里一片胡涂。”

“别胡涂。主要的事情是要让痛苦自然地流露出来。它当然不会一下子让你的头发变白，但要自然。为了使你的任务轻松一些，我给了奥洛维乌斯一点暗示，说你已经不爱我多年了。所以，将你的悲哀静静地压抑在那儿。叹口气，便沉默着。当你见到我的尸体，也就是说一个无法与我区分的人的尸体时，你将会得到一次真正的震惊。”

“啊唷，我做不到，赫尔曼！我会吓死的。”

“如果在停尸所你就开始哭鼻子，那就更糟了。不管怎么样，控制你自己。别哭喊，哭喊了，你就会提高悲伤的水平，你知道那样的话，你将会是一个多么糟糕的演员。现在让我们说下去。我的保单和遗嘱在我书桌的中间抽屉里。在我的尸体火化后，按照我的遗嘱，在完成所有的手续，从奥洛维乌斯那儿获得你的钱，并按他说的用了你的钱之后，你出国去巴黎。在巴黎你将住在哪儿？”

“我不知道，赫尔曼。”

“记得当我们一起在巴黎时住的地方吗？嗯？”

“是的，想起来了。旅馆。”

“哪个旅馆？”

“你那么瞧着我，我什么也不记得了，赫尔曼。我告诉你我有点儿想起来了。反正是个什么旅馆。”

“我给你一点启示：与草有关的。法语中草怎么说？”

“等一等——herbe。哦，知道啦；马勒布。”

“对啦，以防你再忘掉，你可以瞧一下你的黑箱子。上面仍然留着那旅馆的名字。”

“瞧，赫尔曼，我并不是一个笨蛋呀。我想我还是拿上那只箱子。黑色的那只。”

“那就是你要住的地方。然后将发生极其重要的事。不过，我还是要你再说一遍刚才我说的一切。”

“我要悲伤。我不要哭得太厉害。奥洛维乌斯。两件黑衣服和面纱。”

“别说得这么快。当你见到那尸体，你做什么？”

“跪下来，别哭喊。”

“对啦。你瞧一切筹划得多么棒。嗯，然后呢？”

“然后我将埋了他。”

“首先，不是他，而是我。请不要搞混了。其次：不是埋葬，而是火化。没人喜欢被从地下挖出来。奥洛维乌斯将把我的优点告诉牧师；道德的、礼节上的、婚姻上的优点。牧师将在火葬场教堂作一个感人肺腑的布道。随着风琴音乐的伴奏，我的棺木将缓缓地沉入地狱。就这样。然后呢？”

“然后——巴黎。不，等一等！首先，各种各样保险的表格。你知道，奥洛维乌斯恐怕会让我无聊得要死。然后，巴黎，我将去旅馆——我知道会这样的，我想我会忘掉的，果然忘了。你真有点儿让我难受。旅馆……旅馆……哦——马勒布！为了可靠起见——箱子。”

“黑的。现在到了重要的部分啦：你一到巴黎，就让我知道。我有什么办法让你记住地址呢？”

“最好写下来，赫尔曼。我的脑袋现在不管用。我真害怕我会将这一切搞得一塌胡涂。”

“不，我亲爱的，我不会写下任何东西。你准会将写的东西掉了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必须将地址背下来。绝无别的办法。我禁止你在任何情况下写下任何东西。清楚吗？”

“清楚了，赫尔曼，但如果我记不住呢？”

“废话。地址挺简单。法国匹格南邮电局。”

“那是爱丽莎姨以前居住的地方吗？哦，是的，那不难记。但她现在住在尼斯。最好到尼斯去。”

“好主意，但我不会那么做。现在是关于名字的问题。为了简单起见，我建议你这么写：马勒布先生。”

“她也许还像从前那样肥胖，那样活跃。你知道吗，阿德利安给她写信要钱，但当然啦——”

“有趣极了，是这样的，但我们现在在谈论正事儿。你将在地址上写什么名字呢？”

“你还没有告诉我，赫尔曼！”

“不，我告诉你了。我建议写马勒布先生。”

“但……那是旅馆，赫尔曼，是吗？”

“正是。那就是为什么我要这么建议。你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好记。”

“哦，天啊，我肯定要忘记它们之间的联系，赫尔曼。我真是无可救药。拜托啦，我们不要任何联系。而且——现在很晚了，我乏死了。”

“那你自己想一个名字吧。想一个你肯定能记住的名字。写阿德利安行吧？”

“好极了，赫尔曼。”

“那就这么定了。阿德利安先生。匹格南邮电局。现在谈谈内容。你开始这么写：‘亲爱的朋友，你肯定听说了我的不幸’——等等类似的玩意儿。几行字就行。你将亲自去寄信。你将亲自去寄信。明白吗？”

“明白，赫尔曼。”

“现在请重复一遍。”

“你知道这让我太紧张了，我快崩溃了。天啊，一点半啦。我们能明天谈吗？”

“明天你照样要重复一遍。来，让我们将它做完。我听着……”

“马勒布旅馆。我到达。我寄信。我自己。阿德利安。法国匹格南邮电局。我写完后，干什么呢？”

“那不关你的事。我们将瞧着办。嗯，你能让我放心你会将一切做得十分妥帖的吧？”

“是的，赫尔曼。只是别让我重复说一遍。我疲倦极了。”

她站在厨房中央，伸一伸她的肩膀，将脑袋望后一甩，猛然摇一下头，手抚摸着头发，连续说了好几次：“啊，我多么困呀，啊——”说“啊”的时候便打个哈欠。我们终于回到卧室。她脱去衣服，将长衣、长统袜，以及其他女人用的玩意儿撒得满房间都是；上了床，很快便打起呼噜来。我也上床，关了灯，但睡不着。我记得她突然醒来，摸我的肩膀。

“你想要什么？”我故意装出睡意蒙眬的样子。

“赫尔曼，”她喃喃地说，“赫尔曼，告诉我，我纳闷……难道你不认为……这是诈骗吗？”

“睡觉吧，”我回答说。“你的头脑干不了这活。深沉的悲剧……而你却来这套废话……睡觉吧！”

她快乐地叹息了一声，转过身去，马上又打起呼噜来了。

真奇怪，虽然关于我妻子的能力我一点儿也没有欺骗自己，我知道她是多么愚蠢，多么易忘，多么笨拙，但我没有疑惑，我绝对相信她的忠诚将使她本能地做对一切事儿，不让她自己失误，最重要的是，迫使她为我保密。在幻想中，我清晰地看到奥洛维乌斯会怎么瞧着她假装悲伤的样子，痛苦而严肃地摇摇他的头，（天晓得）也许纳闷这位女子的情人杀了她可怜的丈夫的可能性；但那不知名字的疯子寄来的恐吓信将及时地提醒他。

第二天一整天我们待在家里，我再一次小心翼翼地费劲地指导我妻子，向她灌输我的遗嘱，就像强力往鹅肚子里塞填玉米撑大它的肝一样。到晚上，她几乎走不动了；我对她的这种状况非常满意。那也正是我准备好的时候。我记得我怎么花好几个小时伤透脑筋盘算我带多少钱，留给丽迪亚多少钱；现金并不多，压根儿没多少……我一想最好拿上点儿值钱的东西，于是我对丽迪亚说：

“喂，把你的莫斯科胸针给我。”

“啊，是的，胸针，”她闷闷地说；诡秘地跑出房间，很快就回来了，躺在长沙发上，开始哭号起来，她还从来没有这么哭喊过。

“你这糟糕的女人，怎么回事？”

她好长时间没回答，然后，在傻乎乎的抽噎中，眼睛闪避着，说那宝石胸针，一位皇后赠与她曾祖母的礼物，为了阿德利安的旅行当掉了，因为他的朋友没有还他钱。

“行了，行了，别号了，”我说，将当票塞进口袋里。“这该死的狡猾家伙。感谢上帝他走了，溜走了——这才是重要的事。”

她很快就重新平静下来，见我并没生气，她脸上甚至还挂起灿烂的笑容。她走到卧室去，在那儿找了好长时间，终于给我带来原是她妈妈的一只廉价的小戒指，一对耳坠，一只老式的香烟盒……我没拿任何一件东西。

“听着，”我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咬着大拇指。“听着，丽迪亚。当他们问你我是否有仇家，当他们审问你谁有可能杀我，回答：‘我不知道。’还有：我要拿走一只手提箱，但那是绝对保密的。我不应该看起来像是准备去旅行的样子——那会引起怀疑的。事实上——”

在那时，我记得我突然止住了。多么奇怪，当你将一切都完美地筹划、预见好了，却节外生枝，也就是说，当你打包时，你猛然注意到你忘了放进去一件细小的但却累赘的小玩意儿——是的，就是有这种烦人的玩意儿。公正地说，我惟一想改变的正是手提箱：所有其他仍按我早就筹划的做——也许好几个月之前就筹划好了，也许就在我看见一个像我的尸体的流浪汉睡在草地上那一瞬间筹划的。不，我想，我最好别拿这手提箱；这有风险，总会有人注意到我拎着手提箱走出屋子的。

“我不拿手提箱了，”我大声说，继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我怎么可能忘掉三月九日的早晨呢？随着清晨消逝，天空苍白而冷冽；昨夜下了雪，每家的看门人在扫门前的那段人行道，人行道上堆出一溜矮矮的雪脊，而柏油路面已经变得干净，露出黑色的本色来——只是还有点泥泞。丽迪亚仍然安静地睡着。一切静悄悄的。我开始穿衣服。是这样的：两件衬衣，一件套一件：昨天的那件穿在外面，那是给他的。衬裤——也是两条；外面的那条是给他的。我打了一个小包，里面放了一套修指甲的工具，一套刮胡子的工具，一把鞋拔。为了不会忘记，我马上将小包塞进挂在客厅里的大衣口袋里。我穿上两双袜子（外面的那双有一个洞眼），黑袜子，鼠灰色的鞋罩；我这么穿着，也就是说，我还是这么漂漂亮亮地穿着内衣，站在房间中间，在心里检查我的行动，看看它们是否在按计划进行着。我想起我必须带上一副多余的袜带，找到几副旧的，塞进了小包里，这就使我必须走进客厅里。最后，我选了我最喜欢的紫色领带和一件近来我常常穿的厚厚的深灰色西服。下面诸物件分别塞在口袋里：钱包（里面放了大约一千五百马克），护照，各种各样写着地址和账目的纸片。

等一等，错了，我对自己说，难道我没有决定不带护照吗？这是非常微妙的一步：这些随意的纸片更能不失体面地确定一个人的身份。我还拿了钥匙，香烟盒，打火机。戴上手表。我现在穿戴好了。我拍拍口袋，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在我的双层茧中我感到相当温暖。现在轮到最重要的物件了。一个仪式；缓缓地拉开抽屉，它就待在那儿，仔细地检查一番，当然不是第一次了。是的，它令人羡慕地上了油；它塞满了好玩意儿……它是一九二○年在雷瓦尔一个不认识的军官给我的；或者精确地说，他把它留给了我，便消失了。我不知道那位可爱的中尉后来怎么样了。

当我在这么做的时候，丽迪亚醒来了。她给自己披上了一件令人作呕的粉红色长袍，坐下喝早晨咖啡。当女佣离开房间时：

“嗯，”我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马上就走。”

现在来上一次细小的文学性质的离题；节奏对现代语言来说是陌生的，但它却特别成功地使我的史诗具有一种宁静的氛围，使它突出了紧张情景的戏剧性成分。

“赫尔曼，请留下，哪儿也别去……”丽迪亚低声地说（我想，她甚至双手紧握）。

“你把所有的都记住了，是吗？”我毫无所动地继续说。

“赫尔曼，”她重复说，“别走。让他去做任何想做的事吧，那是他的命运，你不要去干预。”

“我很高兴你记住一切了，”我微笑着说。“好姑娘。让我再吃一只面包卷，然后就走。”

她哭了。她大声地擤鼻涕，想说什么，又哭泣起来。这真是一场奇怪的情景：我镇静地在给一个羊角面包卷涂黄油，而她坐在对面，整个身子因为抽噎而颤抖。我嘴里塞满了面包，说：

“不管怎么样，你将在世人面前，”（这当儿，我咀嚼，咽了一口）“回忆说你有不祥的预感，虽然我经常外出，从不说到哪儿去。‘夫人，你知道他有什么仇家吗？’‘我不知道，法医先生。’”

“然后呢？”丽迪亚微微地哼唧了一下，缓慢而无望地将手松了开来。

“够了，我亲爱的，”我用另一种口吻说。“你已经哭了一小阵子，够了。顺便说一下，今天你别在埃尔西的面前号哭。”

她用一条皱巴巴的手绢轻轻拭了几下眼睛，悲伤地哼了一声，又一次做了一个无望的困惑的手势，只是这次是默默的，没有眼泪。

“你把一切都记住了？”我最后问，逼视着她。

“是的，赫尔曼，一切。但我非常，非常害怕……”

我站起来，她也站起来。我说：

“再见。后会有期。我该去见我的病人了。”

“赫尔曼，告诉我——你不会在场吧，是吗？”

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在场？在哪儿？”

“哦，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当他——哦，你知道……那拉扳机的事儿。”

“傻瓜蛋，”我说，“你期望什么？事后必须有人在那儿打扫现场。我请求你别再去想这事儿了。今晚去看电影。再见，傻瓜蛋。”

我从没吻过她的嘴：我腻味吻嘴唇时的口水。据说，古代的斯拉夫人，也是这样——甚至在性高潮时也从不吻他们的女人——他们觉得将一个人裸露的嘴唇去接触另一个人的上皮细胞是很奇怪的，甚至有点儿令人厌恶。但在那时，我有一种冲动，要去那样吻我的妻子；但她毫无准备，因此，没吻上，只是用嘴唇掠过了一下她的头发；我控制自己没有再试一次，而只是蹬一下后跟，握了一下她那无精打采的手。在客厅，我穿上大衣，拿上我的手套，瞧一下我带上那小包了没有，正要往门口走，听见她从厨房用一种低低的呜咽的声音喊我，但我没去管它，我正匆匆忙忙急着赶紧离开那儿。

我穿过后院走向一座停满了汽车的停车场。令人愉悦的微笑在那儿向我打招呼。我坐进了车，将车发动了起来。这院子的柏油路面比街面略高，一驶进那窄窄的倾斜的将院子和街面联系起来的地道，我刹了车，车轻轻地无声地滑将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