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童年，我就热爱紫罗兰和音乐。我出生在茨维考。我父亲是一个补鞋匠，母亲是一个洗衣妇。她一发火就用捷克话骂我。我的童年阴郁而寡欢。我一经成年，便开始四处流浪。我拉小提琴。我是一个左撇子。脸蛋么——椭圆形。未婚；给我介绍个为人诚挚的老婆吧。我觉得这次战争非常野蛮；不过，战争终究过去了，就像一切都消逝了一样。每个老鼠都有自己的窝……我喜欢松鼠和麻雀。捷克啤酒便宜些。啊，要是一个人能穿上铁匠打的铁鞋，该多好呀——多么节省！所有国家的部长都被贿赂了，所有的诗尽是废话。一天，在一个集市上，我见到一对双胞胎；他们答应给你一个奖，如果你能辨认他们两人，红发的弗立兹猛揍其中一个双胞胎，把他耳朵打肿了——那就是不同点！天啊，我们笑得多厉害！殴打，偷窃，屠杀，一切是好是坏，全在于处境。

只要钱到我的手里，我就用；你拿到的就是你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你的或他的钱；你在硬币上又没见什么签名写在那儿：比如，属于穆勒什么的。我喜欢金钱。我一直希冀找到一个忠诚的朋友；我们在一起玩音乐，他会将他的房子和果园遗赠给我。金钱啊，亲爱的金钱。亲爱的小钱。亲爱的大钱。我到处闲逛；到处找活儿。一天，我碰到一个穿戴潇洒的家伙，他老是说他酷似我。废话，他一点儿也不像我。但我不跟他争辩，他有钱，和有钱人做铁哥儿们也会变得有钱。他希望我替代他开车，好让他去解决一桩金钱上的麻烦事。我杀了这骗子，抢劫了他。他躺在森林里，地上覆盖着雪，乌鸦在哀鸣，松鼠在跳跃。我喜欢松鼠。那可怜的穿戴优雅的先生躺在地上，死了，离他的车不远。我能开车。我喜欢紫罗兰和音乐。我出生在茨维考。我父亲是一个秃顶的戴眼镜的补鞋匠，母亲是一个洗衣妇，双手红红的。当她愤怒时——

又重新写上一遍，加上一些新的荒唐的细节……这样，由一个映现出来的形象来申诉一切。并不是我要在异国的土地上寻求一个避难所，也不是我要蓄胡须，而是菲利克斯，杀我的人要这样做。啊，要是我了解他就好了，经过多年的亲密接触，我应该觉得躲在我继承的灵魂的寓所里是有趣的。我应该了解他灵魂里的每一条缝隙；所有通往过去的走廊；这样，我就能享用它的一切设施。但我只是非常匆忙地审视了一下菲利克斯的灵魂，我只是粗略地知道他的性格，两三件偶然知晓的脾性而已。我应该练着用左手来做事情吗？

不管这样的感觉是多么糟糕，还多多少少可以对付。但，比方说，要忘记当我让他准备好挨我的子弹时，他，一个软蛋，是如何顺从我的要求，却是非常困难的。那些冰冷的百依百顺的爪子！回忆起他是如此地听话，真让我觉得困惑。他的脚指甲是如此坚硬，我的剪子几乎不能一下子就咬住它们，修剪下来的脚指甲绕在剪子的刀口上，就像打开玉米牛肉罐头时那锯齿形金属皮将开罐的刀包住一样。一个人的意志果真这么强大，能将另一个人变成一个傀儡？我真的给他修脸了吗？简直不可思议！是的，当我回忆一切时，最让我难受的是菲利克斯的顺从，那可笑的、不假思索的、自动的顺从。但，正如我说过的，我摆脱了这种情绪。更糟糕的是我无法忍受镜子。事实上，我蓄留胡须是想将我与我自己显得不同，而不是想将我与其他人显得不同。可怕的事——过分的想像力。所以，就很容易理解像我这样异常敏感的人因为一面黑暗的镜子里的映象，或者因为他自己的影子死在他的脚旁，und so weiter这样琐碎的小事而陷入糟糕的境地。停，你们这些人——我像一个德国警察一样举起硕大的白皙的手掌，停！不要有任何怜悯的叹息，人们，不要。不要怜悯！我不接受你们的任何同情；在你们中间一定会有一些人怜悯我——怜悯一个像我这样的被误解的诗人。“雾霭，氤氲……在雾霭中有一丝琴声在颤抖。”不，那不是诗，那是从老达斯蒂伟大的作品《犯罪与堕落》里摘来的。对不起：Schuld und SŸhne德国版本）。在我这方面来说，悔恨是不可能的：即使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不被理解，不被接受，他也不会悔恨的。至于那保险费——

我知道，我知道：对小说家来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错误，即在叙述故事的整个过程中——就我记得的而言——我很少注意到我的主要动机；贪得无厌。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安排了一个与我酷似的人的死亡，在这么做的时候，我所追求的目的显得如此有所保留和含糊其辞。奇异的疑惑向我袭来：难道我真的这么、这么在意赚钱吗，难道我真的那么希冀得到那笔尚未确定数目的钱吗（就钱而言，值一条人命的数；对他的消失的合理补偿），或者，根本就是另一回事儿，仅仅是记忆而已？对于我来说，不可能写成另外的样子（始终诚实），并给与在奥洛维乌斯书房里的谈话以任何特殊的含意。（我描写那书房了吗？）

我还想说一下与我死后的情绪有关的另一件事：虽然在我的灵魂深处对于我的作品的完美性没有任何疑虑，相信在那黑白森林里躺着一个酷似我的死人，然而，作为一个新的天才，对声誉仍然非常陌生，但却充满了自我克制和自豪，我希望——简直到了令人痛苦的程度——写出一部杰作来（三月九日在一片阴霾的森林中完稿并签字），让人们赞赏，或者说，可以骗骗世人——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欺骗——而获得成功；至于说保险公司支付的稿费，暂且这么说吧，在我的心目中占据次要的位置。哦，是的，我是一位纯粹的浪漫小说艺术家。

正如诗人吟唱的，失去了，事后会觉得更为珍贵。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丽迪亚终于和我在国外见面了；我到她住的旅馆去见她。“别这么撒野，”当她正要扑到我的怀里时，我严肃地警告道。“记住，我的名字叫菲利克斯，我只是你的一个相识的朋友。”她穿着寡妇的丧服很自在，就像我的艺术蝴蝶结领带和修剪得齐整的胡须适合我一样。她开始说……是的，一切如预料的那样毫无瑕疵地进行着。当牧师在火化仪式上以职业的颤抖的腔调说起我时，她看来非常真诚地哭泣了，“……这个人，这个具有崇高心灵的人，他——”我告诉她我未来的计划，很快便开始追求她了。

现在我和我的小寡妇结婚了；我们住在一个安谧的风光旖旎地方的一座农舍里。我们在那能望见下面蓝色海湾的小巧玲珑的爱神木园子里度着漫长而慵懒的时光，经常谈起我那可怜的死了的弟弟。我不断地告诉她我弟弟生活中新的趣闻。“命运，kismet，”丽迪亚叹了口气说。“至少现在，他在天国会因为我们的幸福而感到慰藉。”

是的，丽迪亚和我在一起很幸福；她不再需要任何别人了。“我多么高兴，”她有时说，“我们终于摆脱掉阿德利安了。我总是可怜他，花很多时间和他在一起，但实际上，我真受不了这个人。我纳闷他现在在哪儿。也许喝得个半死，可怜的人儿。这也是命运！”

在上午，我阅读和写作；也许很快就要用我的新名字发表一两部小玩意儿了；一位住在附近的俄罗斯作家高度赞赏我的风格和生动的想像力。

丽迪亚偶然会收到奥洛维乌斯的短笺——比方说，新年的祝贺啦。他总是请她向她的丈夫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他没能有认识她丈夫的愉悦，很可能这时他想：“啊，这个寡妇这么容易被安慰。可怜的赫尔曼·卡洛维奇！”

你感受到结尾的味道了吗？我是按照经典的方法来炮制一个结尾的。书中的人物都描述了一番，可以结束故事了；在结束故事时，他们存在的延续性要正确地，但也是最后地，加以描写，和原先描述的他们各自的生活相吻合；同时，也允许有一点儿调侃的笔调——讽喻一番人生的保守性。

丽迪亚还是像原先一样易忘，不利索……

留给结尾的最后部分，pourl a bonne bouche，是一件令人好笑的东西，很可能和在小说的最初部分中一闪而过的一件很不起眼的物品有关：

你仍然可以在他们卧房的墙上看到那幅彩色粉笔肖像画，和往常一样，赫尔曼每瞧它一眼，就会哈哈大笑，就会诅咒。

完。再见，老屠格涅夫！再见，达斯蒂！

梦幻，梦幻……相当陈腐的梦幻。不过，谁在意？……

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故事吧。让我们更好地控制自己吧。让我们省略掉旅程中某些细节吧。我记得当我抵达匹格南，几乎快到西班牙边境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找一份德国报纸；我确实找到了一些报纸，但都还没有报道这次事件。

我在一家二流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一个偌大的房间，石头地，墙像硬纸板，墙上似乎画着赭褐色的通向隔壁的门，一面穿衣镜，穿衣镜只反射一个映象。寒冷极了；也算是壁炉的那玩意儿，压根儿不供热，比舞台的布景装置好不了多少，当女仆抱来的柴片烧完了，房间似乎更冷冽了。我在那儿度过的夜晚充斥了最荒唐最让人精疲力竭的幻景；清晨，我浑身感到黏糊糊的，像针刺一样，我走进了狭窄的街道，呼吸那令人恶心的浓烈的气味，完全淹没在南方市场拥挤的人群中了，看来很清楚，我不能再待在那镇上了。

我浑身不停地打颤，脑袋发涨，前往syndicat dÕinitiative，在那儿一个能说会道的人给我介绍了附近几个避暑胜地：我喜欢既舒适而又偏僻的，薄暮，当一辆公共汽车将我放在一个我选择的地址时，我感到很惊讶一切都如我想要的一样。

在栓皮槠树丛中立着一栋看上去相当不错的旅馆，与世隔绝，孤零零的，大部分的百叶窗关闭着（只有在夏季才是旺季）。从西班牙吹来的强劲的风吹拂着含羞草的绒球。在一个让人想起小教堂的楼里，一个有治疗效益的喷泉在喷着泉水，在它红色的阴暗的窗户角上挂着蛛网。

几乎没人住在那儿。那儿有一个医生，他是旅馆的灵魂和公共餐桌的主管：他坐在公共餐桌的上方，净他一个人说着话儿；一个穿着羊驼毛大衣、嘴像鹦鹉喙一样的老头儿，不断地哼唧着，当他的脚轻轻地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时，机灵的女佣便送上他在邻近溪里钓的鳟鱼来；一对庸俗的年轻夫妇从马达加斯加来到这里；一个矮小的穿细纹棉布gorgerette的老女人，她是学校老师；一个带着一大家子的珠宝商；一个过于讲究的年轻人，开始时自称为子爵夫人，后来为伯爵夫人，最后（到我写此书的时候）为侯爵夫人——全在于医生的怂恿（他竭其所能增加旅馆的名声）。让我们也别忘了那个从巴黎来的一脸悲哀的掮客，一个享有专利的火腿肉的代理商；也别忘了那粗壮的神父，他不断地嚼舌头，唠叨附近一家修道院的美；说得更文雅一点，他会噘起他肥肥的嘴唇，像是要给情人一个吻似的。我想，这就是旅馆全部的住客。眉毛浓重的经理反背着手站在门旁，带着阴险的眼神注视着按礼节程序进行的晚餐。屋外狂风怒号。

这些新的印象对我颇有好处。菜肴很好。我的房间向阳，从窗户可以远眺有趣的景色，风狂吹着它刮倒的橄榄树的几件衬裙。在远处，在蓝湛湛的天际，呈现红紫色的宝塔糖似的山影，极像富士山。我很少到外面去：那使我害怕，我脑中的轰鸣，永远不停的撞击声，让人睁不开眼的三月的风，那要人命的山间的气流。但，不管怎么样，我第二天还是进了城去买报纸，报纸上仍然没有报道这件事，由于这种延宕让我觉得简直受不了，我决定过几天再说。

在公共餐桌上我虽然尽力回答所有的提问，我给人的印象恐怕还是粗鲁的，不善交际的；医生劝我在饭后到沙龙去，我没去，那沙龙既窄小又闷热，有一架变了调儿的竖式小钢琴，丝绒手扶椅和一张圆桌子，上面胡乱放满了旅游广告。医生蓄山羊须，一对水灵灵的蓝眼睛，一个圆圆的小肚子。他吃饭的样子既冷漠而又令人生厌。吃水煮荷包蛋时，他用面包皮对着蛋黄偷偷地那么一转，蛋黄便整个儿地落在面包皮上了，就着满满一口唾液，塞进了他那潮湿的粉红的嘴里。在一道荤菜后，他用他那沾满卤汁的手指从别人的盘子里将骨头都收集起来，包好，塞进他鼓鼓囊囊的大衣口袋里；他这样做，显然希望人们把他当作一个怪癖的人看待：“CÕest pour lespauvres chiens，”他会说（现在仍然这么说），“畜牲比人要好”——这一说法引起了（还在引起）激烈的辩论，神父变得格外激动。医生得知我是一个德国人和音乐家后，似乎相当高兴；从他望我的眼神中，我看得出来不是我的脸（我的脸正由于缺乏修刮而开始长出胡子来）引起兴趣，而是我的国籍和职业，医生从我的国籍和职业看到对旅馆声誉有利的东西。他会在楼梯上，在长长的雪白的过道上，强拉我跟他聊天，他会没完没了地饶舌，一会儿说销售火腿的经纪人怎么差劲，一会儿说神父不能容忍别人怎么让他感到痛心。虽然这多少让我分了一点儿心，但还是让我的神经受不了。

当夜幕降临，院子里惟一的一盏灯将树枝的影子投进我的房间，我广袤空洞的灵魂里充斥了令人乏味的可怖的困惑。哦，不，我从来没有惧怕过尸体，就像破损的摔坏的玩物不会让我感到惊骇一样。在挥之不去的回忆中，我惧怕的是我会精神崩溃，不能坚持到我必须达到的那不同凡响的、十分幸福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的时刻；艺术家胜利的时刻；那令人骄傲的、拯救人的、祝福的时刻：我画的肖像画是一个极大的成功，抑或是一个可怜的彻底的失败？

我待在那儿的第六天，大风狂号，旅馆简直像是一只暴风雨中在海上飘摇的船：窗户乒乒乓乓地响，墙体吱吱嘎嘎；浓密的绿色树丛被刮弯向一边，树叶发出飒飒的响声，陡然间，又折回向前，鞭打着房子。我曾试图到花园里去，但不得不马上弓下身来，帽子还能被抓住真是奇迹，我只好又回到了房间里。站在窗前，在这一切的混乱和乒乓作响之中，我没有听见开饭的锣声，当我下楼去吃午饭，坐上我的座位时，已经是第三道菜了——番茄酱杂碎，口味很一般——但是医生喜欢的菜肴。开始我并没在意他们谈论什么，由医生在驾轻就熟地引导着话题，但突然间我注意到所有的人在望着我。

“Et vous——你，”医生对我说，“你对这件事是什么看法？”

“什么事？”

“我们在谈论，”医生说，“一起谋杀事件，chez vous，在德国。这个人简直是畜牲，”他继续说下去，希冀会有一个有趣的谈话，“保了寿险，却要了另一个人的命——”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突然举起手，说：“喂，够了，”放下手，捏紧了拳头，我往桌子砰一下砸去，桌上的银制餐巾套环跳将了起来，我大声吼道，我自己也认不得我的声音了：“住嘴！住嘴！你们怎么敢这样，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说？这么侮辱人——不，我受不了！你们怎么敢侮辱——我的国家，我的人民……闭嘴！闭嘴，”我更加大声地喊道：“你们！……敢于当着我的面说德国——闭嘴！”

他们全沉默不语了好长时间——自从我的拳头砸了桌子起，银制餐巾套环便开始滚动起来了。它一直滚到桌子的一端；珠宝商最小的儿子小心翼翼地抓住了它。绝对美妙的静寂。我相信甚至风也停止砰然作响了。医生拿着刀叉，凝然不动了：一只苍蝇停栖在他的前额。我感到喉咙一阵抽搐；我扔下餐巾，走出了餐厅，每一张脸都自然而然地凝望着我离去。

我在大步走时，在大厅停也没停便随手抓了一份摊放在桌上的报纸，一回到房间便爬到床上去。我浑身颤抖，越来越厉害的抽噎让我感到窒息，愤懑使我痉挛不已；我的手指关节上不知怎么沾上了番茄酱。当我读报时，我仍然有余暇告诉自己这全是胡说八道，只是偶然的巧合而已——法国人怎么可能听说这事儿呢，但在一瞥之中，我的名字，我以前的名字映入了眼帘……

我已不很清晰地记得我从这份报纸上了解了什么：从那之后，我阅读了成堆的报纸，它们杂乱地堆积在我的心田上；它们现在躺在什么地方，我也没时间去整理它们。不过，我清晰地记得我立刻抓住了两个事实：首先，谋杀者的身份已经知道了，第二，受害者的身份不明。报道并不是一位特派记者写的，而是可能根据德国报纸的报道摘编的，有些事实报道得不仅粗枝大叶，而且非常傲慢，介于政治性争论和鹦鹉学舌之间。报道的语气使我难以形容地震惊：关于我的报道是如此地不合适，如此地不可思议，以至于有一阵我甚至想它提到的人也许和我仅仅同名而已；因为在报道一个笨蛋将整个一家子宰了的消息里用的也是这样的笔调。我猜想这可能是国际警察使用的一种策略；一种愚笨的想吓唬我的企图，让我狼狈；但是，在我还没明白这个道理时，我最初处于一种疯狂的惊骇之中，眼前净跳动着火星，总是在幻想中见到那专栏的文字——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将报纸塞进床底下，说：“请进。”

是医生。他嘴里正在咀嚼什么。

“Ecoutez，”他说，几乎没有跨过门槛，“有一点儿误会。你错误地理解了我的意思。我想——”

“出去！”我吼道，“滚出去！”

他脸色顿时变了，没有关门便走了。我跳将起来，砰然猛一下子将门关上。我从床底下将报纸拖了出来，但我再也找不到我刚才读的东西了。我从头到尾找了一遍：什么也没有！我有否可能幻想读了它呢？我开始再在一页一页报纸中寻找；当一样东西掉了，无法寻找回来，也没有任何自然的规律为这种寻觅提供一种逻辑，而且一切又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地无形无踪而任意，这无疑是一场噩梦。是的，在报纸里没有任何关于我的报道。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我一定是处于十分可怕的盲目激动的状态中，几秒钟后，我发现那是一份德文的旧报纸，而不是我刚才读的巴黎出的报纸。我又钻进床底下，把那份报纸拿出来，重读了这则措词繁琐的，甚至是诽谤性的报道。现在我明白了我为什么那么震惊——因为我觉得受到了侮辱：报道没一个字提到我们的相像性；不仅对我们的相像性没有任何评说（比方，它们至少可以这样说：“是的，一种绝妙的相像性，然而什么什么标志显示那不是他的尸体。”），而且压根儿没有提相像性——这就造成一种印象，那是一个流浪汉，他的外表和我的完全不一样。他的尸体一个晚上也不可能腐烂；他的面容反而会具有一种大理石般的神色，使我们之间的相像性更为突出；即使尸体几天之后发现，让快乐的死亡之神腐蚀它，那它的各个腐烂的阶段也会和我的合拍——该死，恐怕我这么说太轻率了，但我的心情现在也顾不上去寻找文雅的字句了。这故意的对我来说最宝贵和最重要的一切的无知使我觉得是一种极端胆怯的伎俩，在事情一开始，所有的人完全知晓这不是我，根本没有人错认为那尸体是我。这么粗糙草率地讲这个故事本身似乎在显示一种我永远、永远不可能犯的疏忽；不过，总是有恶棍隐藏起嘴来，将猪样的鼻子移开，沉默着，浑身颤抖，在暗暗地乐，是的，一种复仇的快乐；是的，复仇的，在嘲笑着，真叫人受不了——

又有人来敲门了；我猛一下弹跳起来，喘着气。医生和经理出现了。“Voil^，”医生用一种深深受伤的口吻对经理说，手指着我。“那儿——这位先生不仅为我从未说的话而生气，而且还侮辱我，不听我的解释，非常粗鲁。请你跟他谈一谈。对这种脾气我真不习惯。”

“Ilfaut sÕexplique——你必须说清楚，”经理恶毒地凝视着我说。“我可以肯定那位先生——”

“滚蛋！”我吼道，蹬着脚。“你们对我做的这一切——真叫我受不了——你们敢这么侮辱我，对我报仇——我要求，听见了吗，我要求——”医生和经理两人都举起了手心，脚伸得直直的，在我周围顺时针方向昂视阔步转起圈来，嘴里嘟嘟囔囔对我说着话，越来越近地向我盛气凌人地走来；我再也受不了了，激愤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却是想哭，突然（让想要打赢的人去打赢吧）我扑在床上，剧烈地抽泣起来。

“神经，神经问题，”医生说，神奇般地缓和了下来。

经理微微一笑，离开了房间，非常轻地关上了门。医生给我倒了一杯水，说要给我拿镇静剂来，抚摸着我的肩头；我还在抽泣，但对自己的状况非常清醒，怀着冷冷的嘲弄明白这会给我带来的羞耻，同时，我又感受到这种达斯蒂-达斯蒂的神经质的魅力，隐隐约约感受到某种对我有利的东西，我便继续捶胸顿足，当我用医生给我的带着肉味儿的偌大的肮脏的手帕擦腮帮时，他轻轻地拍拍我，安慰地喃喃地说：

“只是一个误会！Moi，qui dis toujour…我经常说我们受够了战争……你有你的缺陷，我们有我们的缺陷。把政治忘了吧。你根本没有理解我们说的话。我只是问你怎么看那件谋杀案的……”

“什么谋杀案？”我一面抽泣一面问。

“哦，une sale affaire——一件糟透了的案子：和一个人换了衣服，杀了他。但请宽心，我的朋友，不仅在德国有谋杀，我们也有我们的兰德罗斯，感谢老天，所以，不光是你们国家有谋杀。Calmezvous，都是神经问题，当地的水对神经特别有益处——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对胃有益处，ce qui revient au m me，dÕailleurs。”

他又继续拍了我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我把手帕还给了他，并谢谢他。

“知道吗？”当他站在门道里时，他说。“那小伯爵夫人对你着迷了。所以，你今晚应该给我们演奏钢琴。”（他用手指模仿颤音的样子）“我相信，你会让她跟你上床的。”

他实际上已经在过道上了，但突然改变了主意，走了回来。

“在我青春嬉闹的岁月里，”他说，“我们学生想寻欢作乐，我们中最冒渎的家伙喝得特别醉，当他神志无知时，我们给他穿上牧师的黑衣法袍，将他脑袋剃上一圈，半夜去敲一个修道院的门，一个修女来开门，我们中一人对她说：‘Ah，ma sÏur，voyez dans quel triste Žtat sÕest mis ce pauvre abbŽ——瞧这个可怜的牧师的样子！收下他吧，在你们的房中让他从醉酒中睡醒过来吧。’想想看，修女们收下了他。我们笑得个半死！”医生蹲下点儿大腿，拍拍它们。我突然想到，天晓得也许他说所有这些（伪装他自己……使别人以为他是另一个人）是怀着一个秘密的企图，也许有人派他来监视……我重又充满了愤懑，但一瞧他那傻乎乎因微笑而显现出来的皱纹，我便控制住了自己，假装大笑；他非常满足地挥挥手，终于，终于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了。

尽管和拉斯柯尔尼科夫奇异地相像——不，那是错误的。删去。下面该写什么呢？是的，我决定我该做的第一件事是获得尽可能多的报纸。我奔下楼去。在一级楼梯上，我遇到了肥胖的牧师，他以怜悯的眼光瞧我：从他油光光的微笑中，我可以看出医生已经将我们的和解告诉了所有人。

一走进院子，我立刻被风震慑了；但我没有后退，而是急切地往大门走去，公共汽车出现了，我打手势，爬了上去，我们从坡上冲将下去，屁股后面卷起一溜疯狂飞扬的白色尘土。在城里，我买了几份德国日报，并利用这个机会到邮电局去了一次。没有我的信，同时我发现报纸上充斥了新闻，太多的新闻，唉……今天，在一整个星期的文学写作之后，我平静了下来，心中只感到一种轻蔑，但那时，报纸那种冰冷的嘲弄口气简直要让我发疯。

这是我读报后最后摘编的总的情景的描述：三月十日星期日中午，在一座森林里，一位来自科尼格斯道夫的理发师发现了一具尸体。他怎么到那座森林的，那儿甚至在夏天也少有人去，为什么他在夜里才将他的发现告诉世人，仍然是没有解答的谜。接着是那滑稽极了的我想我已经提到过的故事：那辆我故意停在森林边的汽车不见了。地上一系列印着T字形的车辙表明了车牌，而科尼格斯道夫具有惊人记忆力的居民记得看见过一辆蓝色的小型号的钢丝网轮胎的伊卡勒斯，我家附近修车场里那些聪明而可爱的人还加上了有关车的马力和汽缸的信息，他们不仅知道汽车的牌号，而且还知道制造发动机和底盘的厂家。

一般人认为，就在那一刻，我仍然在什么地方开着伊卡勒斯——这当然是相当可笑的了。现在，在我看来，很明显有人从公路上看见了我的车，没有费多大事儿就私占了它，匆匆忙忙中也没有去注意躺在附近的尸体。

与此相反，那注意到尸体的理发师却说附近压根儿没有什么汽车。他是一个可疑的人，那家伙！警察抓他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人们为了小得多的事情而受到斩首的惩罚，但你可以放心这类事儿没有发生，人们根本就没有去怀疑他可能是谋杀者；没有，他们马上毫无保留地、以冷酷无情的果断就说是我了，仿佛他们快乐地急切地要判我的罪，仿佛那是一种复仇，仿佛我早就得罪了他们，他们早就急于想惩罚我了。他们不仅奇怪地、草率地、想当然地判断死者不可能是我；他们不仅看不到我们的相像性，而且，他们预先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人们不愿看见他们讨厌看见的东西），警方感到十分惊讶，并且作出了一个出色的逻辑推理：我竟然给一个跟我毫不相像的人穿上我的衣服来欺瞒世人。这种推理的愚蠢性和悍然的不公正性真是可笑得很。他们下一步便是推测我可能心理上弱智；甚至于推想我可能是疯子，有几个认识我的人肯定了这一推想——其中就有那笨蛋奥洛维乌斯（我纳闷其他人是谁呢），他的证词就说我经常给自己写信（真想不到）。

警察感到绝对迷惑不解的是受害者（报界特别喜欢用“受害者”这个词）怎么会穿上我的衣服，或者说得更完美一点，我是怎么强迫一个活人不仅穿上我的西服，而且穿上我的袜子和鞋，那鞋对他来说太小了，理应感到很疼的——（嗯，关于给他穿鞋，我可以在事后给他穿上，聪明的家伙！）

他们认为这不是我的尸体的做法跟一位文学评论家的做法一样，他一见一本书的作者不是他所喜欢的，他就下结论这本书没有价值，于是，就在这最初的假设下构筑他想构筑的评论。他们面对菲利克斯跟我酷似的奇迹，却只注意那些细小的相当无关紧要的缺陷，如果人们抱着一种更为深刻的、更为专业的态度来评论我的杰作，就会忽略这些瑕疵，就像一本描写美丽的书是不会因为一个错排或写作时的疏漏而受损一样。他们提到手的粗糙，甚至找到具有巨大意义的老茧，注意到所有四肢的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有人——就我所信而言，此人就是那发现尸体的理发师——请侦探注意，指甲是由一位非常职业的专家修剪的，这对一个专业人员（太可爱了）来说是重要的细节——这应该归咎于他，而不是我！

虽然我竭力想了解丽迪亚在审问时的态度，但还是不能。由于没有人怀疑被谋杀者不是我，她当然成为牵连的对象：这肯定是她的错——她应该懂得既然现在保险赔偿金早已成泡影，用寡妇的眼泪和号哭来顶撞已无济于事。从长远来说，她会精神崩溃的，她永不会对我的无辜产生疑问，总是想拯救我的脑袋，会说出我弟弟的悲剧性故事的；但这也没有用处，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查出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弟弟；而那关于自杀的说法，得，不可能想象官方会相信那扳机牵线技巧的细节。

对于我安全目前最具重要意义的是被谋杀者的身份不明，也不可能知晓。同时，我一直以他的名义在生活，我到处留下了踪迹，所以，一旦发现我——用一下公认的一个名词——将谁的脑袋打开了花，我可能很快便会被追查出来。但要发现也很难，一切都对我够合适的了，我太困顿了，不想再重新筹划一次，再重新行动一次。事实上，我已经以极大的技巧将这一名字变成了我的，他们怎么可能将它从我这儿剥夺去呢？我看上去就像我的名字，先生们，它适合我就像它曾经适合他一样。你们要是再不理解，就是傻瓜了。

至于汽车，它迟早会被发现的——那也帮不了他们多少忙；因为我本来就打算让人们发现它的。多好笑！他们以为我乖乖地坐在驾驶盘前，但事实上，他们将发现一个非常普通、受到极大惊吓的贼。

我还没有提到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的作家、炮制侦探小说的行家和开鲜血淋漓的诊所的歹徒般的江湖医生认为有必要赏给我的那些恐怖的形容词；我也不会去记述精神分析的那号人的正儿八经的争论，这只有写捧场文章的作家才会感兴趣。所有这些胡说八道在一开始就让我感到生气，特别是将我和这个或那个吸血鬼白痴联系在一起，他们曾经帮助提高了书的销售量。比方说，有一个家伙自作聪明地将受害者的脚锯掉一些，因为尸体的长度超过了车主的高度，他最终把汽车连同受害者一起烧了。让他们见鬼去吧！我和他们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另一点让我气极了的是报纸登载了我的护照照片（在这照片中，我真的看上去像一个犯罪分子，跟我压根儿不像，他们如此阴险地将照片修饰了），而不是其他的一张什么照片，比方说，某张我在专心地读一本书的照片——照片是牛奶巧克力色彩的，相当昂贵；还是同一个摄影家，他拍了我另一个姿势的照片，手指放在脑门上，严峻的眼睛从微皱着的眉宇下往上瞧着你：这是德国小说家喜欢采用的姿势。真的，他们本有许多选择的。有许多很好的快照——譬如说，那张拍我在阿德利安地皮上穿着游泳裤的快照。

哦，顺便说一句——几乎忘了这事儿了，警察在仔细调查过程中，察看了每一丛树丛，甚至于挖土搜查，什么也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件明显的东西，那就是：一只酒瓶——盛放家酿的伏特加酒的酒瓶。酒瓶自六月一直躺在那儿了：据我记得，我曾经描写过丽迪亚怎么将酒瓶藏起来……真遗憾，我没有也在哪儿埋藏一把俄国巴拉拉伊卡三弦琴，这样可以让他们在碰杯痛饮，在吟唱“Pazhal‡yzhemen-‡h，dara-g測-ah…”“请怜悯我吧，亲爱的……”时去想象一场斯拉夫式的谋杀。

但，够了，够了。所有这一切的混乱都是由于人的惰性、顽固和偏见，不能在与我酷似的人的尸体上认出我来。怀着酸楚与轻蔑的心情，我接受这赤裸裸、未被承认的事实（难道对事实的把握不会由此而受损吗？），但我坚信与我酷似的人是无懈可击的。我没有任何可自责的。我的批评者们在事后将错误——虚假的错误——强加在我的头上，贸然而毫无根据地得出结论，我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并由此而找出细微的漏洞来，其实我自己对这些漏洞早就意识到了，它们对一个艺术家的总的成就是无伤大雅的。我认为，在筹划和执行整个计划的过程中，已经达到技巧潜力的极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完美的结局是定然的；一切都会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而以创造性的本能圆满地完成。正是为了取得认可，拯救我的思想的产物，给它以合法的地位，向全世界解释我的杰作的深刻性，我创作了这个故事。

在细读了最后一张报纸，对一切都有所了解，揉皱并扔掉了它后，我心里充满了一种热烈的冲动，一种紧迫的愿望，去采取一些只有我才能欣赏的步骤；这时，也只是在这种心境下，我坐到桌前，开始写作。假如我对我的文学才能毫无把握，对出色的文学技巧毫无所知——那么起先就是一场如同爬山的艰苦劳作。我喘息，打住，又继续写下去。我的苦功让我精疲力竭，但给我一种奇异的快乐。是的，一种激烈的补赎，一种非人道的中世纪式的清洗；但它证明是有效的。

自从我开始的那一天已经过去一整个星期了；我的工作快接近尾声了。我很平静。旅馆里每一个人都对我非常友善；友善的甜蜜。眼下，我在一个靠近窗户的小桌子上单独用膳。医生赞赏我与别人的分离，他在不顾我能听见的情况下对人们解释说，一个神经质的人需要安静，按一般的规律，音乐家总是神经质的人。在用餐时，他经常从公共餐桌的一端越过整个房间跟我说话，推荐一样菜肴，或者开玩笑地问我是否愿意就今天和大伙儿在一起吃饭，而他们都以非常友善的眼神望着我。

但我是多么疲倦，多么困顿。一天接着一天，比方说就前天吧——除了两次短暂的间断之外，我一口气写了十九个小时；难道你以为我在那以后就睡觉吗？不，我不能睡着，我整个身子绷得紧紧的，快要折断了，仿佛我被压在轮子底下一样。现在，当我快要写完我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东西可加的时候，要与这些旧稿纸分手却是极大的痛苦；但我必须与它们分手；在重新审读一遍，修改了之后，我将稿件封进信封，勇敢地寄走了，我想，我随后必须旅行到非洲去，到亚洲去——到哪儿都无所谓——虽然我并不想动，我多么希冀安静。让读者去想象一个生活在别人名下的人的处境吧，这并不是因为他不能获得另一本护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