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按计划作好了安排。客厅的漆盘上放着名片，每张名片上都巧妙地标着一对客人的名字，这样每个人一看名片就知道该和谁一道进去就餐——兰帕特大夫和索尼娅·赫希；阿克谢·雷克斯和玛戈·彼德斯；波里斯·冯·伊万诺夫和奥莉加·瓦德海姆等等。一位标致的男仆（新近雇用的），生着一张英国爵爷般的脸孔（或者至少玛戈是这样认为的，她时常不无情意地拿眼睛瞟他），似乎颇有尊严地将来宾迎进公寓。每隔几分钟门铃就响一次。

客厅里除了玛戈已经到了五位客人。伊万诺夫来了——冯·伊万诺夫，他认为人们应当这样称呼他——很瘦，喜欢探头探脑，牙齿很糟，戴单片眼镜。然后作家鲍姆进来了，是个红脸膛、粗壮身材、爱大惊小怪的人，有着强烈的共产主义倾向和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鲍姆由他妻子陪伴着——那是个上了年纪的妇人，身材依然窈窕。在她不安分的青年时代，曾伴随作技巧表演的海豹在玻璃储水池中游过泳。

客人们已经谈得很融洽。奥莉加·瓦德海姆，一位臂膀雪白、胸脯饱满的歌唱家，橘酱色的头发烫成了发卷，说话的声音每一抑扬都显露出她悦耳的歌喉。她像往常一样，向人们讲述了她那六只波斯猫的有趣故事。

欧比纳斯站在那里笑着，一边越过老兰帕特（一位优秀的喉科专家、平庸的小提琴手）的一头白发望着玛戈，心想她穿的那件绣着天鹅绒大丽花胸饰的黑色薄纱衫真合身，真美。玛戈那艳红的唇边带着警觉的微笑，好像有些怀疑人家是否在哄骗她。她的眼睛露出小鹿般的神情。欧比纳斯知道，这表明她正倾听着她所理解不了的谈话——这回是兰帕特在评论辛德米斯的音乐。

他忽然看见玛戈涨红着脸站了起来。“真蠢，站起来干什么？”他想。

这时又来了几位客人——多丽安娜·卡列尼娜、阿克谢·雷克斯和两位不大出名的诗人。

多丽安娜拥抱并亲吻了玛戈。玛戈兴奋得两眼闪光，像是刚刚哭过一样。

“真傻，”欧比纳斯想，“一个二流演员，不值得这样崇拜。”

多丽安娜最出名的是她秀美的肩膀、蒙娜丽莎式的笑容和织布鸟般的沙哑嗓音。

欧比纳斯朝雷克斯走去。雷克斯不知道主人是谁，站在那里直搓手，像是抹了肥皂正在洗手。

“总算见到你了，”欧比纳斯说。“知道吗，我把你想像成了另一副样子——又矮又胖，戴一副角质眼镜。你的名字还总让我想起一把斧子。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那位给两大洲带来欢笑的人物。希望他这次回来之后永远定居德国。”

雷克斯眨着眼睛，微微鞠躬致意，一直搓着双手。他那身令人瞩目的便装使周围宾客们缝工粗劣的德国晚礼服相形见绌。

“请就坐，”欧比纳斯说。

“我好像见到过您姐姐，”多丽安娜用悦耳的女低音说。

“我姐姐在天国呢，”雷克斯板着脸说。

“噢，真对不起，”多丽安娜说。

“她从没有来到过人世，”他补充了一句，然后坐到玛戈身旁的椅子上。

欧比纳斯开心地笑着，眼睛又溜到玛戈身上。她正低头跟邻座的索尼娅·赫希讲话。这是个相貌普通，举止像慈母一般的立体派艺术家。玛戈的姿态古怪地带着几分孩子气，她耸着肩，说话很快，眼睛水汪汪的，还不停地眨巴眼睛。欧比纳斯俯视着玛戈发红的小耳朵、脖子上的青筋及双乳间隐约的阴影。她用手托着发烧的脸颊，正急急忙忙口若悬河地说傻话。

“男佣人手脚不干净的少得多，”她絮絮叨叨地说，“当然，画太大了谁也不会去偷。有一阵我挺喜欢画着男骑手的大幅画，可等你见识多了……”

“彼德斯小姐，”欧比纳斯解围地说，“这位就是给两大洲带来……”

玛戈一怔，猛地转过身来。

“噢，是吗？您好！”

雷克斯鞠了一躬，转向欧比纳斯，慢悠悠地说：

“我在船上读到了您的大作《塞巴斯蒂亚诺·德尔比翁博传》，可惜您没有引用他的十四行诗。”

“呃，不过他的诗写得很糟，”欧比纳斯说。

“说得对，”雷克斯说。“妙就妙在写得糟。”

玛戈跳起来，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朝最后进来的客人跑去。那是个长手长脚，年老色衰的妇人，像一只拔了毛的秃鹰。她是教玛戈朗诵的教师。

索尼娅·赫希换到玛戈的座位上对雷克斯说：

“您对卡明的作品有什么高见？我说的是他最近发表的那一组——《绞架与工厂》，您觉得怎么样？”

“糟透了，”雷克斯说。

餐厅的门开了，男宾们用眼睛寻找自己的女伴，雷克斯孤零零地站着。主人已经挽住多丽安娜，正东张西望地寻找玛戈，看见她就在前边，正挤在缓步走向餐厅的一对对客人中间，使劲朝前钻。

“她今晚有点失常，”他焦虑地想。他把自己的女伴交给了雷克斯。

等大家动手吃龙虾的时候，餐桌上的谈话已经进行得很热烈，尽管话题有些东拉西扯。围桌而坐的是多丽安娜、雷克斯、玛戈、欧比纳斯、索尼娅·赫希和鲍姆（最好把这些名字串成一个圆圈）。玛戈一口干下了第三杯酒，然后瞪眼直愣愣地坐着。雷克斯既没注意玛戈，也没搭理多丽安娜——这名字使他气恼。他正隔着桌子跟作家鲍姆争论艺术表现手法的问题。

“比如一个作家描写印度，”他说。“——那地方我没去过。作家不厌其烦地描述善舞的女郎、猎虎、托钵僧、槟榔果、蟒蛇，这都是神秘东方的奇观。可这种描写有什么意义呢？等于什么也没说。这一大堆东方奇观只能把我搅得头昏脑涨。印度到底是什么模样，我仍然一无所知。还有另一种表现方法。比如说，作家可以这样写：‘临睡前，我把湿靴子拿到门外晾干，第二天早晨发现靴子上覆盖着一层苍翠的森林。’（‘生了一层绿霉，太太，’他向扬起一道眉毛的多丽安娜解释道。）这样我马上对印度有了一个活生生的印象，别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瑜伽教徒挺有本事，”多丽安娜说。“他们要是运起气来……”

“不过，亲爱的先生，”鲍姆激动地说——他刚写完一本五百页的小说，背景是锡兰。他戴着硬壳遮阳帽在那儿度过了两周。“描写一定要详尽，这样每个读者都能看懂。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提出——并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写热带，我肯定会从最重要的方面来揭示主题，那就是白人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残暴统治。当你想起成千上万的……”

“我从来想不起这些，”雷克斯说。

玛戈正瞪着眼发愣，忽然格格地笑了——她发笑似乎和眼前这场谈话无关。欧比纳斯正和那位慈母模样的立体派艺术家谈论最近的一次画展。谈话中间他斜瞟着年轻的情妇。哦，她喝多了，就在他用眼睛瞟她的时候，她正从他的杯子里呷酒。“这姑娘！”他在桌下触摸她的膝头。玛戈又格格笑着，把一朵石竹花隔桌扔给了对面的老兰帕特。

“先生们，不知道各位怎样评价乌多·康拉德，”欧比纳斯也加入了这场辩论。“据我看，雷克斯先生，他那种敏锐的观察力和绝妙的文体也很合你的口味。如果他算不上一个伟大的作家，那是因为——这一点我赞成您的意见，鲍姆先生——他对社会问题不屑一顾，而在社会充满动乱的今天，藐视社会问题是一种不光彩，甚至不道德的态度。我在学生时代和康拉德很熟，因为我们一道在海德堡上学，后来还时常见面。我认为他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是《消失的魔术》，就在我这儿他朗读了小说的第一章，就在这张桌子旁边——我说的是一张类似的桌子……”

饭后他们或躺或坐，有的吸烟，有的喝烈性酒。玛戈到处跑来跑去，那位不出名的诗人像一头蓬毛狗似的跟随着玛戈。她说要用香烟烧穿他的手掌，并且果真把烟头按在了他的手掌上。他却一边冒汗，一边保持笑容硬充好汉。雷克斯刚才一直在书房的角落里缠着鲍姆无休止地争辩，这会儿走到欧比纳斯跟前，开始向他描述柏林的某些景色，好像柏林是一个遥远而美丽的城市。他讲得如此绘声绘色，欧比纳斯竟答应陪他一道去观赏那条小巷、那座桥和那道颜色古怪的墙壁……

“真遗憾，”他说，“咱们不能一道搞我设想的那部电影。我敢说，如果我们合作，你一定能大显神通。可说实话，我无法实现自己的设想——不管怎么说，目前不行。”

终于，起初只是低声絮叨的浪潮逐渐高涨起来，席卷着宾客们——一股泛着“晚安”泡沫的漩涡最后将所有的客人都卷出了门。

欧比纳斯一人孤单单地留了下来。屋里空气发蓝，弥漫着烟气。有人把菜弄洒在土耳其餐桌上，弄得桌子粘糊糊的。神色庄重，却有点步履蹒跚的男仆（“他要是又喝醉了，我一定解雇他”）打开窗户，漆黑、清新、多雾的夜涌流进来。

“看来，这次晚宴不大成功，”欧比纳斯想，一边打着呵欠脱去了晚礼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