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们，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位，我都没有料到会光临寒舍，”公爵开口道，“昨天我还在生病，您那件事（他对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说道），还在一个月以前我就拜托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去办，而且这事我当时就通知了您。不过，我也不回避向您作当面解释，不过，你们也得承认，时间不早了，如果花费的时间不多的话，我建议你们跟我到另一间屋子去……我的朋友们现在在这里，请诸位相信……”

“朋友……来多少都不怕，不过，对不起……”列别杰夫的外甥虽然还没特别提高嗓门，但却突然用一种十足教训人的口吻打断了公爵的话，“也让我们郑重申明，您对我们的做法不妨礼貌一点，不应当让我们坐在您的下人的房间里，足足等了两小时……”

“还有，当然，还有我……这是摆公爵的臭架子！还有这个……看得出来您是将军！我不是你们家的佣人！而且我，我……”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突然非常激动地、结结巴巴地说道，说话时嘴唇发抖，声音哆嗦，一副受了老大委屈的模样，而且说起话来唾沫四溅，好像整个人破裂了或者决了口，又猛地越说越快，说到后来，简直不知所云。

“这是摆公爵的臭架子！”伊波利特用发抖的声音尖叫。

“如果这事落到我头上，”那位拳师狺狺然嘟囔道，“如果冲我这样一个具有侠义心肠的人这么干，我要是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的话……我……”

“先生们，上帝做证，我得知诸位光临，总共才不到一分钟。”公爵再次申明。

“公爵，不管您的朋友是谁，我们都不怕，因为我们有权向您兴师问罪。”列别杰夫的外甥又申明道。

“不过，我倒要请问，”伊波利特又尖声叫道，但是神情已经十分激昂，“您有什么权利，把布尔多夫斯基的事让您的朋友们来说三道四？我们也许根本就不愿意听您的朋友们放屁呢。明摆着，您的朋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但是，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说到底，如果您不愿意在这里谈，”公爵好不容易才插嘴说道，他对事情竟会这样开场感到很吃惊，“我已经跟您说过，我们可以马上到另一间屋子去，至于诸位大驾光临，我再说一遍，我是刚刚才听说的……”

“但是您没有权利，没有权利，没有权利！……让您的朋友……就这么回事！……”布尔多夫斯基忽然又嘟嘟囔囔地说道，他腼腆而又胆怯地环顾四周，他越生疑，越怕见生人，心里就越急，“您没有权利！”他说完这句话后又猛地打住，好像一下子把话扯断了似的，他无言地瞪大了两只近视的、向外凸出得很厉害的、充满血丝的眼睛，全身前探，疑惑地盯着公爵。这一回倒弄得公爵也很惊讶，他也闭上了嘴，瞪大两只眼睛望着他，一言不发。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叫他道，“快来看看这篇文章，快来看呀，就谈的你那事儿。”

她把一份属于幽默刊物的周报匆匆递给他，并用手指了指其中的一篇文章。当客人们刚刚进屋的时候，列别杰夫就从一旁跑到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身边（他一直在讨好她），一句话不说，就从口袋里掏出这份报纸，一直塞到她的眼皮底下，指了指一栏圈出来的文章。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读了这篇文章后，大吃一惊，激动极了。

“最好不要念，”公爵十分尴尬，他喃喃道，“让我自己看……一个人……以后……”

“还是你来念好，快念，念出声来！念出声来！”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不耐烦地从公爵手里夺过报纸（其实公爵的手才刚刚碰到报纸），对科利亚说，“你给大伙儿念念，大声点，让每个人都听得见。”

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是个急性子的、容易冲动的女人，因此有时候常常心血来潮、不假思索地拔锚开航，也不问天气好坏，驶进公海。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不安地在座位上动了动身子。但是当大家起初不由自主地停下来，莫名其妙地等待下文的时候，科利亚已经打开报纸，从列别杰夫跑过来指给他看的那个地方开始念道：

贫民与贵胄，司空见惯的白昼行劫之一！

进步！改革！公理！

在我们所谓神圣的俄罗斯，在我们这个改革和创办各种公司风起云涌的时代，在民族问题突然时髦和货币外溢每年达数亿卢布的时代，在鼓励发展工业和劳工纷纷失业的时代等等，等等，难以一一列举，居然怪事迭出。读者诸君，让我们言归正传。在我国已成过去的地主老爷de prufundis！的一位后裔出了一件咄咄怪事。这类贵胄的祖辈，在轮盘赌中输了个精光，他们的父辈不得不外出谋职，当名士官生和陆军中尉，后来因有亏欠公款之嫌（其实不过是小小的账目失误而已），照例在吃官司时一命呜呼，于是他们的子弟便像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一样，或者长成个白痴，或者甚至在某个刑事案中锒铛入狱，不过他们最后还是会被陪审员们宣告无罪，以示教育，使他们得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或者有些人闹到后来，闹出了这样一些贻笑大方的事，使公众为之侧目，使我们这个本来就遭人非议的时代蒙受更大的耻辱。我们这位贵胄，大约半年前，脚上罩着老外的鞋罩，身上披着没有皮里的斗篷，冻得发抖，大冬天从瑞士回到了俄国。他在瑞士治疗白痴病（sic！）。应当承认，此人时来运转，姑且不论他在瑞士治疗的那个有趣的疾病（试想，白痴病能治疗吗？！），但是他却能够以他自身的经历证明俄国的一句成语“痴人自有痴福！”是正确的。请诸位考虑一下：父亲死后，他还是个吃奶的孩子。据说，他父亲是个陆军中尉，由于赌牌输了个精光，全连的公款不翼而飞，因此吃了官司，也可能因为苛责下属，鞭打过度（读者诸君，请记住这是在旧时代！），锒铛入狱，一命呜呼。可是我们这位男爵却被一位十分富有的俄国地主，慈悲为怀，收养了下来。这位俄国地主（我们姑且称他为Π.），在从前那个黄金时代，拥有四千名农奴（农奴！读者诸君，你们懂得这一名词吗？我可不懂。应当去查查俄语详解辞典。真是“传说记忆犹新，然而令人难以置信”），他大概是一个俄国的懒汉和寄生虫，居然在国外无所事事，悠闲度日，夏天在矿泉疗养，冬天在巴黎的花宫作乐，在这些地方，他这辈子花钱无算。可以肯定，他以前搜括来的农奴的租子，有三分之一都落进了巴黎花宫老板的腰包（瞧这人多好的运气！）。不管怎么说，这位无忧无虑的Π.总算把这位父母双亡的小少爷抚养长大了，让他过上了公爵般的生活，还为他雇用了男女家庭教师各数名（女教师，无疑是花容月貌），而且还是他亲自从巴黎请来的。但是这族中最后一位小少爷却是一名白痴。花宫来的家庭女教师爱莫能助，以致这位学生一直到二十岁还没有学会任何一种语言，俄语也不例外。不过最后这点倒还情有可原。最后，在Π.这位农奴主的脑子里忽发奇想，可以请人在瑞士教这个白痴学会点聪明嘛——话又说回来，这一幻想还是符合逻辑的：一个寄生虫和财主自然会以为，只要有钱，连聪明也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何况又在瑞士呢。

这位小少爷在瑞士一位名教授那里就医，五年过去了，花掉的钱数以万计：不用说，白痴并没有变成聪明人，但是听说，他毕竟变得开始有个人样了，无疑也只是凑合着有个人样儿罢了。蓦地，Π.得急病死了。不用说，没留下任何遗嘱。他的产业照例一团糟，贪婪的继承人多得成堆，他们毫不理会那个由于他人慈悲为怀，让他在瑞士治疗先天性白痴病的本族中最后一位苗裔。这位贵族子弟虽然是白痴，但却对自己恩人业已死亡这一消息讳莫如深，企图骗过那位教授，据说，他还在那位教授那里一钱不花，白白治疗了两年。但是这位教授也是很厉害的江湖骗子，他终于看到这个二十五岁的寄生虫既没有钱，饭量又很大，心里一害怕，就让他戴上自己的旧鞋罩，还送给他一件破破烂烂的旧斗篷，出于行善，让他坐上了火车的三等车厢，打发他nach Rиssland，——如释重负地让他离开了瑞士。看来，幸福女神转过身去，把屁股对着我们这位主人公了。然而满不是那么回事：命运女神宁可使我国的许多省份饿殍遍地，却将自己的所有恩惠一股脑儿地统统倾泻到这位贵胄头上去了，就像克雷洛夫寓言中的乌云，越过干旱的田野，在大海上下起了倾盆大雨。几乎就在他从瑞士到达彼得堡的同一时候，他母亲（不用说，是个商人的女儿）的一个亲戚在莫斯科病危。这老头孤苦伶仃，无儿无女，是个商人，大胡子，分裂派教徒，居然留下了几百万遗产，这遗产全是无可争议的、相当可观的净值现金（读者，这给咱们俩该多好啊！），可是这一切都留给了我们这位贵胄，这一切都留给了我们这位在瑞士治疗白痴病的男爵！于是行情顿时改观，他抖起来了。我们这位男爵本来在拼命追求一位有名的大美人和某富翁的外室。这时便在这位脚戴鞋罩的男爵周围，顿时聚集起了一大帮亲朋好友，甚至出现了一大帮亲戚和大群大群待字闺中、渴望出嫁的名门闺秀，真是最好不过了：又是贵族，又是百万富翁，又是白痴——所有品德一应俱全，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样的好丈夫呀，哪怕定做也做不来呀！……

“这……这我就不明白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非常气愤地叫道。

“别念了，科利亚！”公爵用央求的声音叫道。四面八方发出一片感叹。

“念！无论如何要念！”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断然道，显然费了老大的劲在克制心头的怒火，“公爵！如果不让念，我们会吵架的。”

没有办法，科利亚情绪激动、满脸通红，焦躁地提高了嗓门，继续念道：

然而，就在我们这位暴发户百万富翁处在所谓极乐世界的时候，竟发生了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一天上午，有一位客人前去拜访他。此人脸色平和而严峻，说话很有礼貌，但是谈吐不俗，而且理直气壮，穿着朴素而又大方，思想有明显的进步倾向。他三言两语地说明了来意：他是一位有名的律师，受一位年轻人之托办理一件民事纠纷，他这次就是以他的名义前来登门拜访的。这位年轻人无独有偶，恰好是那位已故的Π.先生的公子，虽然他用的是另一个名字。生性好色的Π.在青年时代曾经勾引过一位清白而又贫穷，但是受过欧洲式教育（不用说，这里掺杂有过去农奴制时代大地主认为有权要这样做的理由）的仆人的姑娘。当这位Π.先生发现他俩的这种关系不久将发生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后，就急忙把她嫁给了一位靠手艺为生，甚至还在衙门里当过差的年轻人。这人性格高尚，而且早就爱上了这位姑娘。起初，他曾经资助过这对新婚夫妇，但是由于她丈夫光明正大的性格，很快也就拒绝了他的帮助。过了若干时候，慢慢地，Π.也就把这位姑娘以及与她同居时生下的那个儿子给忘了，后来，大家知道，他死了，对后事未作任何安排。当时，也就是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已与别人合法地结了婚，所以他是姓别人的姓长大的，由于他母亲的丈夫性格高尚，把他完全视同己出，然而不幸的是，到后来，他养父也死了，留下他一个人，只好外出独立谋生，还要赡养一个家住边远省份、病病歪歪、十分痛苦、卧床不起的母亲，他自己则在我们的首善之区靠光明正大的劳动每天在一个商人家里教书，挣钱糊口。先是在一所中学里半工半读，后来考虑到自己的前程，又去大学旁听了一些对自己有用的课程。但是在一个俄国商人家里教书，教一节课才给十戈比，又能挣多少钱呢？何况他又有一个卧病在床的母亲，即使到后来，他母亲在边远的外省一命呜呼，也完全不能使他因此而略微轻松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位贵胄应该怎样扪心自问，来判断这个是非呢？读者诸君，你们一定以为他会对自己说：“我整个一生都受惠于Π.，为了教育我，为了聘请家庭教师，为了治疗白痴病，在瑞士花去的钱数以万计，而现在我有数百万家产而Π.的性格高尚的儿子却在给人家教课，苦度岁月。他父亲纵然是个花花太岁，把他给忘了，但是他对于他父亲所犯的过失是完全无辜的。在我身上花费的这一切，照道理都应该花在他身上。在我身上花费的这一笔笔巨款，其实都不是我的。这不过是命运女神瞎了眼犯的错误，这些钱应归Π.的儿子所有。应该用在他身上，而不应该花在花天酒地和善忘的Π.一时心血来潮、恣意妄为的产物——我身上。如果我心胸高尚、为人公道，又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话，那我就应该把我整个遗产的一半奉送给他的儿子。但是因为我这人算盘很精，我很清楚，这件事并不犯法，大可不必把我的百万家私的一半轻率给人。但是，如果我现在不把Π.为了医治我的白痴病花去的数万卢布归还给他的儿子，那我这人起码也太低级、太无耻了（这位贵胄忘了，这样做也是不划算的）。这里只有良心和公理能够判断一切！因为如果Π.当时不抚养我，而是弃我于不顾，去关心自己的儿子的话，那我又将如何呢？”但是不，读者诸君！我们这些贵胄们是不会这样考虑问题的。受那位年轻人之托的这位律师肯替他出面奔走，纯粹是出于交情，几乎是强人所难。可是这位律师无论怎样苦口婆心地劝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指出他应该顾全名誉、为人高尚、处事公道，甚至粗粗一算，他也吃不了亏，可是我们这位曾经侨居瑞士的Π.的养子却心如铁石，不为所动，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一切倒还没什么，确实无法宽恕、用任何有趣的疾病都无法为之开脱的事是：这位刚刚摘下教授送给他的那双鞋罩的百万富翁，居然死不开窍，他不明白那位靠教书苦度岁月的、性格高尚的年轻人，并不是乞求他的恩赐和资助，而是索还他自己应有的权利，虽然不是依法应得的，却也是受之无愧的权利，这甚至不是他提出的要求，而是他的朋友们替他出面仗义执言的。我们这位贵胄居然神气活现，自以为得计，竟以为可以利用自己的数百万家私不受惩罚地欺侮老百姓，他居然从兜里掏出一张五十卢布的钞票，以无耻的施舍的形式派人送给这位高尚的年轻人。读者诸君，你们不信？你们感到气愤，你们感到受了侮辱，你们情不自禁地发出愤怒的呼喊，但是他就这么做了嘛，瞧，竟有这样的事！不用说，这钱很快就退还给了他，即所谓当面掷还。那么这事究竟应当怎样解决呢？这事并不是法律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公之于众！我们把这段奇闻奉告诸公，保证信实可靠。据说，我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幽默作家，曾经对此顺口编了一首绝妙的打油诗，这诗不仅应该在外省的我国风情散记，甚至在我国首善之区的风情录中占有一席之地：

宋廖瓦在五年之中，把施奈德的外套玩弄，

用单调无聊的把戏，

来填补时间的空虚。

戴着窄窄的鞋罩回国，

继承祖先的百万家当，

按照俄国人的方式祷告上苍，

却干出欺诈学生的勾当。

科利亚念完后，一言不发，急忙把报纸递给公爵，然后跑到墙角，一头钻进去，用两手捂住了脸。他感到羞愧无地，他那孩子般的、尚未习惯于人间污浊的敏感的心，感到非常气愤。他感到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猛然破坏了一切，仅就他公然向人们念了这东西，他感到他自己就是这事的罪魁祸首。

而且所有的人似乎也都有类似的感觉。

小姐们觉得很尴尬、很可耻。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强忍住心头的满腔怒火，也许在痛悔她不该介入到这件事情中来，现在她痛定思痛，一言不发。公爵心头也跟那些过分腼腆的人在类似情况下常常发生的情形一样：他对别人的行为感到羞耻，他为自己的客人感到羞愧，以致最初一刹那，他都不敢抬起头来看他们。普季岑、瓦里娅、加尼亚，甚至列别杰夫——所有的人都似乎面有愧色。最奇怪的是，连伊波利特和“帕夫利谢夫的公子”也似乎吃了一惊，列别杰夫的外甥也明显地表示不满。只有那位拳师镇定自若地端坐不动，捻着嘴上的小胡子，略微低垂了眼睛，正襟危坐，但是这并不是由于不好意思，而是恰好相反，似乎是出于一种高尚的谦虚和露骨的得意。从各方面看，他非常欣赏这篇大作。

“鬼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低声咆哮道，“好像五十名奴才凑到了一块儿，七拼八凑，凑成了这篇文章。”

“先生，我倒要请问，您怎么能用这样的假设侮辱他人呢？”伊波利特申明道，说时他全身发抖。

“这，这，这对于一位具有侠义心肠的人……您得承认，将军，如果是一位具有侠义心肠的人，这简直是侮辱！”那位拳师狺狺然咆哮道，他捻着嘴上的胡须，耸着肩膀，全身扭来扭去，不知道为什么也蓦地打了个冷战。

“第一，我不是您的什么‘先生’；第二，我无意对您作任何解释。”显得异常焦躁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不客气地回答道，他站起身来，一言不发地走向凉台出口，然后在最上面的一级台阶上站住，背对公众，——他对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非常生气，因为她直到现在都没有想到该离座回家了。

“诸位，诸位，请允许我也说几句，诸位女士们先生们，”公爵伤心而又激动地大声说道，“有劳诸位大驾，让我们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以便互相了解。关于这篇文章，诸位，我无话可说，随它去。不过，诸位，文章里写的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所以说这话，是因为你们自己也很清楚，甚至觉得很可耻。因此，如果这是你们中间的什么人写的，我将感到十分惊奇。”

“在此以前，我对这篇文章一无所知，”伊波利特申明，“我并不赞成这篇文章的做法和观点。”

“我虽然知道有人写了这篇文章，但是……我也不主张发表，因为为时尚早。”列别杰夫的外甥加了一句。

“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有权……我……”那位“帕夫利谢夫的公子”嘟囔道。

“怎么！难道这一切都是您编出来的？”公爵问，好奇地望着布尔多夫斯基，“这不可能！”

“不过，也可以根本不承认您有提这类问题的权利。”列别杰夫的外甥在打边鼓助威。

“我只是感到惊奇，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居然能够……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们既然已经把事情公之于众，那方才我当着朋友们的面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又要如此生气呢？”

“简直岂有此理！”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愤怒地嘟囔道。

“我说，公爵，您老健忘，”列别杰夫忍不下去了，突然从椅子中间钻出来，几乎像打摆子似的叫道，“您老健忘，您接见他们，听任他们来无理取闹，完全出于您的自愿和您那无比的善心，他们根本没有这样要求的权利，何况您已经把这事委托给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去办了，这样做，也完全是因为您的心肠太好了，再说，公爵大人，您现在正在招待亲朋好友，决不能因为这些先生而置亲朋好友于不顾，因此您可以请这几位先生，立刻从这里滚出去，因为我作为本宅的主人，甚至非常乐意助您一臂之力，您哪……”

“完全正确！”房间深处突然爆发出伊沃尔金将军的雷鸣般的喊声。

“行了，列别杰夫，行了行了……”公爵刚要开口，但是一连串愤怒的呐喊盖过了他说话的声音。

“不，对不起，公爵，对不起，现在这事不能就这么行了……”列别杰夫的外甥大叫，几乎压过了所有人的声音，“现在必须把这事清清楚楚和坚定不移地提出来，因为大家显然不明白这事的关键所在。这里掺杂了一些吹毛求疵的法律问题，由于这些吹毛求疵的问题，有人威胁说要把我们轰出去！我说公爵，难道您当真认为我们都是些傻瓜和笨蛋吗？难道我们自己就不明白我们这事远非法律问题，如果依法办事，我们无权问您索要一个卢布吗？但是我们偏偏懂得，这里固然没有法权，但却有人权，自然的人权，保持健全的理智权和良心的呼声，哪怕我们这一权利并没有写在任何陈腐的人类法典上，但是一个正人君子，也就是理智健全的人，即使法典上没有明文规定，也应当始终是一个正人君子。因此我们才冒着被人家轰出去的危险（您刚才就是这么威胁我们的），冒昧前来。就因为我们不是来请求，而是来要求，而且还因为这么晚了我们还来登门拜访（其实我们来得并不晚，而是你们硬要我们在下房里等候的），有失礼貌，你们就要把我们轰出去。因此我说，我们这次前来是无所畏惧的，因为我们假定您是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也就是说，是个顾全名誉和多少有点良心的人。是的，这没错，我们不是诚惶诚恐地走进来的，不是像您的一帮食客和有求于您的人，而是像自由人那样昂首挺胸地走进来的，我们不是来向您请求什么，而是来自由而又自豪地提出要求（听见了吗，我们不是来向您请求，而是来向您要求，您要牢牢记住这一点！），我们充满自尊而又直截了当地向您提出一个问题：在布尔多夫斯基的这件事情中，您承认您是对还是不对？您是否承认帕夫利谢夫先生有恩于您，甚至可以说救了您的命？如果您承认（这是显而易见的），那您是否打算，或者扪心自问，您是否应该，在您接受了数百万遗产之后，多少拿点钱出来贴补贴补穷愁潦倒的帕夫利谢夫的公子，虽然他现在姓布尔多夫斯基呢？您说您应该还是不应该？如果应该，换句话说，如果您还有一点用你们的语言称之为荣誉和良心，我们则更准确地用健全的理智这一称谓来表示这层意思的话，那您就应该满足我们的要求，事情也就算了了。满足我们的要求，而不是要我们来央求您，对您千恩万谢，您别指望我们会这么做，因为您这样做不是为了我们，而是分内应做的事。如果您不想满足我们的要求，也就是您回答不，那我们马上走，事情也算完了。但是我们要当着您的面，并且当着您的所有见证人的面，说您是个死不开窍和修养极差的人，而且从今以后您休想，也无权自命为一个有荣誉感和有良心的人，您想花几个臭钱就买下这一权利，也太便宜了吧。我的话完了。我提出了问题。如果您有这个胆量，现在就可以把我们轰出去。您可以这样做，有权有势嘛。但是请您记住，我们不是来请求您，而是来向您提出要求的。是要求，而不是请求！……”

列别杰夫的慷慨激昂的外甥，说到这里停了下来。

“我们不是来请求，而是来要求，要求，要求！……”布尔多夫斯基嘟嘟囔囔地说，脸红得像只大虾米。

列别杰夫的外甥说完后，接着是全场一阵骚动，甚至七嘴八舌地掀起一片嗡嗡嘤嘤的声音，虽然除列别杰夫一人以外，在座诸公显然都不想介入这场是非之争。可是列别杰夫却像打摆子似的忽冷忽热。（奇怪的是：显然站在公爵一边的列别杰夫，听了他外甥的一席讲演后，现在却似乎感到几分家族的自豪和愉悦，起码带着几分特别的、颇为自得的神态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全体听众。）

“多克托连科先生，”公爵声音颇低地开口道，“依照愚见，您刚才的一席话，有一半是完全对的，我甚至认为有多于一半是对的，如果您不是在您的话里忽略了一些东西的话，我本来是可以完全同意足下的高见的。您究竟忽略了什么呢，我也说不清，但是为了使您的话无懈可击，当然还缺少点什么。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诸位，请你们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要知道这里没有一句话不是诽谤，因此，诸位，依我看，你们是干了一件卑劣的事。”

“对不起！……”

“先生！……”

“这……这……这……”激动的来宾同时发出了七嘴八舌的声音。

“关于这篇文章，”伊波利特尖声叫道，“关于这篇文章，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和其他人都不赞成！这篇东西是他写的，”他指了指坐在他身边的那位拳师，“我同意，写得很不像话，非但文理不通，而且文体，也是像他这种退伍军人所常用的笔法。他非但愚蠢，而且是个骗子手，这我同意，我每天都要当着他的面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话，但是话又说回来，他毕竟有一半是对的，他有权这样做：因为将自己的看法公之于众是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因此，也是布尔多夫斯基的合法权利。至于他的话很荒唐，应由他自己负责。至于说我方才曾经代表大家反对您的朋友在场，那我认为有必要向诸君解释清楚，我之所以反对，唯一的原因是要表明我们有这样做的权利，其实我们甚至希望有人在场，方才，也就是在我们没有进来之前，我们四人就一起商量好了。不管您的见证人是谁，哪怕是您的朋友，他们也不能不同意布尔多夫斯基有这样做的权利（因为这权利显然跟数学一样精确无误），所以这些见证人如果是您的朋友的话，只会更好，真理将会变得更加显而易见。”

“没错，我们是商量好了的。”列别杰夫的外甥证实道。

“既然你们愿意这样，那方才刚一开口，为什么要大吵大嚷，吵得不亦乐乎呢！”公爵表示诧异道。

“关于这篇文章，公爵，”拳师插进来说道，他非常想发表一下自己的高见，他神情愉快、笑容可掬（不难看出，女士们的在场对他发生了明显的、强烈的影响），“关于这篇文章，我承认，作者的确是我，虽然我这位多病的朋友刚才对它多所诟病，但是，因为他体弱多病，我已经习惯了不跟他计较。但是我之所以写它，并在一家好友的杂志上发表，仅仅是作为一种通讯报道。只有其中的那首诗，的确不是我写的，它的确出于一位著名的幽默作家的手笔。这篇文章我只念给布尔多夫斯基一个人听过，而且还没念全，就立刻取得他的同意拿去发表了，但是你们也应当承认，即使没有取得他的同意，我也可以拿去发表。说话、写文章、把事情公之于众，乃是普天下人都应享有的、光明正大的、并能产生良好的效果的权利。公爵，我希望您能够开通一点，不至于否认我有这样做的权利吧……”

“我什么也不否认，但是您也得承认，在您的大作里……”

“措辞尖锐，您想说这话吗？但是这样做也是为了对社会有益，再说，您也得承认，怎么可以放过能够产生轰动效应的机会呢？这对行为有失检点的人固然不利，但是它首先有益于社会。至于说有某些不尽属实之处，即所谓夸张，那您也得承认，动机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目的和用意，最重要的是能够产生良好效果的实例，然后再来分析个别事实，最后谈谈文体，可以说，这里需要的是幽默效应，说到底，您也得承认，大家全都这样写嘛！哈哈！”

“你们走的是一条完全错误的路！我敢肯定，诸位，”公爵大声说道，“你们发表这篇文章是出于这样的设想，满以为我说什么也不会同意满足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要求，因此你们想吓唬我一下，想个办法报复一下。但是你们又怎么知道：我也许决定满足布尔多夫斯基的要求呢。现在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向你们公开声明，我一定满足……”

“这才是一个聪明而又极其光明磊落的人所说的一句聪明而又光明磊落的话！”拳师庄严宣告。

“主啊！”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脱口惊呼。

“真叫人受不了！”将军嘟囔道。

“劳驾，劳诸位大驾，让我来把事情的经过讲一讲，”公爵恳求道，“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大概在五星期前，您的全权代表和辩护人，一位名叫切巴罗夫的先生到З.城来找我。凯勒尔先生，您在您的那篇文章里曾经十分赞扬地描写过他，”公爵忽然笑起来，对拳师说，“但是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人。不过他第一次来访，我就全明白了：主要的问题全在这个切巴罗夫身上，坦白说，也许，正是他利用了您的单纯，唆使您这么干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

“您没有权利这样说……我……不单纯……这……”布尔多夫斯基激动地、吐字不清地说道。

“您没有任何权利作这样的假设！”列别杰夫的外甥又以教训人的口吻帮腔道。

“这太气人了，”伊波利特尖声说道，“这种假设是气人的、错误的、与事无关的。”

“对不起，诸位，对不起，”公爵急忙赔罪，“请诸位原谅。这是因为我想，咱们不如把心里想说的话完全摊开来说好，但是随你们便，悉听尊便。我当时对切巴罗夫说，因为我不在彼得堡，但是我可以立刻委托一位朋友全权处理这件事，后来我也把这个情况通知了您，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我要直截了当地对你们说，诸位，我觉得这事其中有诈，因为这里切巴罗夫在捣鬼……噢，诸位，请勿见怪！看在上帝分上，请千万不要见怪！”公爵看到布尔多夫斯基脸有愠色，在他的朋友中也出现了骚动和抗议，便害怕地叫起来，“我说这事其中有诈，这跟你们本人无关，也不可能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时候你们中的任何一位我都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连你们的尊姓大名我都不知道。我说这话是冲切巴罗夫一个人说的，只是泛泛而论，因为……你们倘若知道自从我接受遗产以来受了多大的骗，你们也许就不会怪我了！”

“公爵，您太天真了。”列别杰夫的外甥嘲弄地说。

“更何况您是公爵，又是百万富翁！尽管您的心肠也许的确很善良、很单纯，但是您终究逃脱不了一条普遍的规律。”伊波利特庄严宣告。

“可能是这样，很可能是这样，诸位，”公爵急忙说道，“虽然我不懂你们说的是什么普遍规律，不过还是让我说下去吧，然而，请诸位不要见怪，我起誓，我毫无侮辱诸位的意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诸位：我竟不能说句真心话，一说真心话，你们就要生气！但是，第一，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世上竟存在‘帕夫利谢夫的公子’，而且还处在这样可怕的境况之中，就像切巴罗夫向我说明的那样，帕夫利谢夫是我的恩人和我父亲的朋友。（唉，凯勒尔先生，您在您的大作里干吗对家父写了这么多不真实的情况呢？他既没有挥霍连队的公款，也没有苛责下属——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您怎么抬得起手来写这种无中生有的事呢？）至于您写的关于帕夫利谢夫的话，更叫人完全无法容忍了：您居然称这位最高尚的人是贪淫好色的花花太岁，而且说得那么大胆，那么肯定，好像言之凿凿、千真万确似的，其实这是一位世上少有的最最洁身自好的人！他甚至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与科学界的许多可敬的人有通信关系，而且花过很多钱资助过科学。至于说他心肠好，做过许多好事，噢，当然，您写得很对，我当时几乎是白痴，什么也不懂（虽然俄语我还是会说的，也听得懂），但是我还是能够对我现在想得起来的一切，作出自己的评价的……”

“对不起，”伊波利特尖声叫道，“这是不是太多愁善感了？我们不是小孩。您说要开门见山、言归正传，九点多了，请记住这点。”

“好吧，好吧，诸位，”公爵立刻表示同意，“在最初的不信任之后，我终于认为我也可能弄错，也许帕夫利谢夫的确有个儿子也说不定。但是使我感到十分吃惊的是，这儿子居然会这么轻易地，我是想说，居然会这么公开地把自己的出生秘密和盘托出，主要是，竟至于不惜玷污自己生母的名声，因为切巴罗夫还在当时就曾用公开这一秘密吓唬过我……”

“真蠢！”列别杰夫的外甥叫道。

“您没有权利……没有权利！”布尔多夫斯基叫起来。

“儿子不能对老子的放荡行为负责，而母亲是无罪的！”伊波利特热烈地尖叫道。

“那就似乎更应该体谅她呀……”公爵怯怯地说。

“公爵，您不只是天真，恐怕是天真得过了头。”列别杰夫的外甥冷笑道。

“您有什么权利！……”伊波利特用听起来极不自然的声音尖叫道。

“我没有任何权利，我没有任何权利！”公爵急忙打断道，“我承认，你们在这点上是对的，不过，这是情不自禁，而且我当时就马上对自己说，我的个人好恶决不应该影响事情的发展，因为即使出于感念帕夫利谢夫对我的恩情，我已经认为自己理应满足布尔多夫斯基的要求，那么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即不管我尊敬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与否，我都应该给予满足。我所以开头说这样的话，诸位，那是因为我看到做儿子的居然这样公开地揭露自己母亲的秘密，总觉得有悖常理……一句话，主要是因为我深信切巴罗夫一定是骗子，一定是他怂恿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设置骗局来进行这样的讹诈的。”

“简直岂有此理！”他的客人发出一片喧哗，有几个人甚至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诸位！所以我才认定，这位不幸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一定是个单纯的、无依无靠的人，容易上骗子们的当，因此我更应该帮助他，就像帮助‘帕夫利谢夫的公子’一样，——第一，反其道而行之，使切巴罗夫的阴谋不能得逞；第二，用我的忠实和友情开导他；第三嘛，我决定给他一万卢布，也就是按我的算法，帕夫利谢夫在我身上可能花掉的钱……”

“怎么，才一万！”伊波利特叫起来。

“好了，公爵，您的算术也太不高明了，或者说，您的算术也太高明了，虽然装出一副傻头傻脑的模样！”列别杰夫的外甥叫起来。

“一万卢布我不同意。”布尔多夫斯基说。

“安季普！你就同意了吧！”那位拳师趴在伊波利特的椅背上，探过头去，用快速而又清晰的低语提醒他道，“你就同意了吧，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我说梅什金先生，”伊波利特尖叫道，“您要明白，我们不是傻瓜，更不是浑蛋，您的所有的客人们和这些女士们，大概就是这么想我们的，瞧，这些女士们正在十分愤怒地冲我们冷笑，特别是这位上流社会的先生（他指了指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对于这位先生，当然，我还无缘相识，但是也多少听说了点……”

“对不起，对不起，诸位，你们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公爵激动地对他们说道，“第一，凯勒尔先生，您在您的大作里对我的财产估算得非常不准确：我根本没有得到几百万，也许我只有您假定我拥有的财产数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第二，我在瑞士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在我身上花掉数以万计的卢布：施奈德每年才收到六百卢布，而且总共也只是最初的三年；帕夫利谢夫从来没有到巴黎去请过漂亮的家庭女教师，这又是诽谤。我看，花在我身上的钱还远远不到一万卢布，但是我却拿出了一万卢布，你们自己也看到，我还要还债，因此我无论如何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了，虽然我非常爱他，也爱莫能助，之所以爱莫能助，还因为出于一种礼貌感，我是还他的债，而不是给他的施舍。诸位，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但是我希望今后能用我的友谊来补偿这一切，用积极关心不幸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命运这一办法来补偿。他肯定上了人家的当，因为倘若不是人家骗他上当，他自己是决不会出此下策，比如今天在凯勒尔先生的这篇大作里公然诋毁自己的母亲……诸位，你们到底怎么啦，怎么又冒起火来了呢！这样下去，我们会永远无法互相了解的。你们看，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我现在亲眼看到并且深信我的猜测是对的。”公爵着急地想说服他们，想平息他们心头的焦躁，但是他没有发现，他反而使他们的情绪更加激昂了。

“怎么？您深信什么？”大家几乎暴怒地对他群起而攻之。

“非常抱歉，第一，我已经亲眼看清了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为人，我现在已经亲眼看到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是一个涉世未深的人，但是大家都在欺骗他！他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因此我才应该体谅他。第二，我曾经把这事委托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去办，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他的消息了，因为我在来彼得堡的路上，后来又在彼得堡病了三天，可是现在，也就是一小时前，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突然通知我，切巴罗夫意欲何为他已经全部弄清楚了，并且有真凭实据，至于切巴罗夫的为人，恰如我所推想的那样。诸位，许多人都认为我是白痴，这，我是知道的，由于我名声在外，说我会把钱随随便便地送给别人，因此切巴罗夫就以为我会很容易上当，而他指望加以利用的也正是我对帕夫利谢夫的感情。但是现在主要是，——请听我说完嘛，诸位，请听我说完嘛，——主要是，现在忽然弄清楚了，原来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根本就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公子！这事是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刚才告诉我的，而且他向我保证，他已经弄到了确凿可靠的证据。好了，诸位对此有何高见，要知道，在发生这一场轩然大波之后，简直使人没法相信！听着：证据确凿！不过，我还是不信，奉告诸位，我自己也不信，我还在怀疑，因为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还没有来得及把一切详情细节原原本本告诉我，但是，至于说切巴罗夫是个骗子，对此现在已经毫无疑问了！他把你们所有的人都骗了，既骗了不幸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又骗了你们这些为朋友仗义执言的所有先生（因为他显然需要支持，这点我是明白的！），他非但骗了你们所有的人，而且把你们所有的人都裹挟进了这件诈骗行为，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坑蒙拐骗。”

“怎么是坑蒙拐骗！……怎么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公子’？……这怎么可能呢！……”发出一片感叹和大呼小叫，布尔多夫斯基那群人处在一种难以形容的骚乱中。

“这自然是坑蒙拐骗！如果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其实并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公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布尔多夫斯基提出的要求，就是一种彰明较著的诈骗行为（当然，这是假定说他知道事实真相的话！），但现在的问题是人家骗了他，所以我才坚持必须替他说句公道话，因此我才说他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太单纯了，不能没有人替他出来说话，否则，就这件事本身来说，他也就成了骗子了。要知道，我自己早就深信不疑，他对个中内情的确一无所知！到瑞士去以前，我自己的情况也与他相仿，说起话来也咿咿唔唔，前言不对后语，——想说又说不出来……这我明白。请恕我直言，因为我自己的情况也庶几近之，所以我非常同情他！最后，尽管现在已经没有了‘帕夫利谢夫的公子’，这一切不过是一场骗局，我仍旧，我仍旧不改初衷，情愿奉还一万卢布，作为对帕夫利谢夫的纪念。要知道，我在遇到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这件事以前，就曾想拿出一万卢布来资助办学，作为对帕夫利谢夫的纪念，但是现在资助办学或者给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反正都一样，因为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即使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公子’，也跟是他的公子差不多：因为他本人上了人家的大当，他自己曾经当真以为自己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现在，请诸位先听听加夫里拉·阿尔利达翁诺维奇的情况说明，咱们就此结束此事，请诸位别生气，也别激动，请诸位先坐下！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马上就会给我们说明一切，我承认，我也非常想知道全部内情。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他说他甚至亲自到普斯科夫去找过您的母亲，她根本就没有像你们硬要在文章中写的那样，卧病在床、奄奄一息……请坐，诸位，请坐！”

公爵先坐了下来，又让座位上一个个跳将起来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那一群人也一一就座。在最后这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内，他说话很激动，声音很大，说得跟连珠炮似的，很不耐烦，有点冲动，嗓门也比所有的人都高，喊得也比所有的人都响，以致后来他对现在脱口而出的有些话和假设深感后悔。如果不是别人刺痛了他，使他忍无可忍，他是不会允许自己这么露骨、这么匆忙地公然说出自己的某些猜测和过于开诚布公的话的。但是他刚一坐下，一阵炽烈的后悔就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除了他公然假定布尔多夫斯基也患有他自己在瑞士治疗的那种病，因而“得罪”了布尔多夫斯基以外，——此外，他又作出了提供一万卢布，但不是资助办学的许诺，照他看来，这样做既失礼，又不慎重，好像是给别人施舍似的，而且还当着众人的面公然说出来。“应当等一等，等到明天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再提出来嘛，”公爵立刻想道，“现在看来，已经无可挽回了！我真是白痴，地地道道的白痴！”他暗自认定，突然感到一阵羞愧和非常痛心。

在此以前，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一直置身事外，一言不发，这时便应公爵之请，走上前来，站在公爵身旁，镇静而又口齿清晰地开始作公爵委托他办的那件事的调查报告。本来大家在议论纷纷，霎时间便鸦雀无声。大家都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洗耳恭听，特别是布尔多夫斯基的那帮人。